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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結果 第二次去监狱管理局沟通结婚申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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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去监狱管理局沟通结婚申请程序# 2026年11月3日,我和张磊律师第二次前往山东省监狱管理局。狱政管理处上次见过的那位高姓女工作人员和我们进行了沟通。 我再三询问在5月份时,高姓工作人员口中的“北京相关部门”——到底是哪个部门?依据什么规定要由北京告知?“去年已经处理”——具体是什么处理?有没有书面文件?高姓工作人员解释当时误会了,以为我有和北京的民政部门沟通过,其余内容记不清楚了。 第二件事,是请求依法督促鲁南监狱,尽快对结婚申请出具书面意见。我们认为,8月25日在监狱大门外的沟通,不能算是正式的答复程序。四个拒绝表明身份但自称是监狱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话是否代表监狱的正式意见?监狱也从未书面回应过。 接着,我们拿出了打印好的案例。边出示边强调,对比山东省监狱积极协助服刑人员办理结婚登记,我们明显是被区别对待的,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应当书面明示。 监狱从3月份便一直说以“没有得到管理局的回复”为由没法提供协助。那如果没有书面意见限制结婚权利行使,就请督促监狱尽快办理。 听到我提及监狱管理局自己在行政复议答复书中写明的职责,高姓工作人员由5月份的“结婚事项不是监狱管理局的业务范畴”改说“结婚事项不归该业务部门管”。那应该是哪个部门负责?没有答复。 最后我又提及了之前的投诉事项,越讲越琐碎,逻辑有些乱,让高姓工作人员也听的很懵。张律师在旁帮我总结道:“这些繁琐的程序之所以会产生,归根结底就是,结婚权利一直没有落实,但又不表明为什么不落实。便只能通过不同的法律渠道不停地去问:到底能不能办?是谁阻碍了进度?阻碍的原因是什么?” 是啊,如果有任何一个部门能够履行职责,谁会想把日常生活过成一摞摞法律材料呢?每一扇门前,都不愿意给我一个白纸黑字的答案,我就只能一扇一扇地去敲,又始终被设置各种路障挡在门外。 离开接待室后,我把写给山东省委巡视组的反映信投进了门口的信箱。11月13日上午又给巡视组打了电话,对方核实了我的姓名,确认收到材料,我诚恳的表示,希望能够重视我反映的困难,督促山东省监狱管理局依法履行职责。 我们只是希望能被同样依法对待。或者,起码明确告诉我们——许志永的情况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的结婚申请程序为什么不能被同样依法对待、积极协助?我们的基本民事权利到底存不存在? 哪怕白纸黑字的写上“剥夺结婚权利”、“不允许办理结婚”,让我们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努力。一年四个月了,不作为、不拒绝、不批准、不回复……准备让时间把我们耗走吗?那在爱面前,时间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具体过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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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孙小果被绳之以法,当时云南省第一监狱原纪委书记的何绍平居功至伟,如果没有他,大家根本不可能看到事情的真相,十几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坚持原则,最终孙小果调到了别的监狱,才可以减刑。   孙小果1998年因强奸、强制侮辱妇女等多项罪名一审被判处死刑,1999年二审改判死缓,之后进入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他的母亲孙鹤予和继父李桥忠一直四处托关系,想帮他违规减刑早点出狱。   李桥忠找到时任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政委罗正云,两人既是老乡又是战友,罗正云答应帮忙,直接给第一监狱相关负责人打招呼,授意监狱方面配合给孙小果办理减刑手续。   当时第一监狱不少管理人员都顺着领导的意思操作,给孙小果特殊待遇,每个月考核都打满分,连续七年评上劳动改造积极分子,接连申请减刑,到了纪委审核环节,何绍平直接提出了反对意见。   何绍平的理由很明确,孙小果的减刑不符合司法部和最高法、最高检的相关规定,说白了就是,正常服刑的犯人根本拿不到这么多连续满分考核,这里面明显有人为操作的空间,流程不合规就不能通过。   罗正云知道后,专门给何绍平打了电话过问这件事,话里话外都是让他通融一下,换成别人可能就顺着上级的意思办了,但何绍平挂了电话之后,再开减刑讨论会还是坚持不同意。   何绍平后来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不图什么,就是要依法办事,领导觉得他不行可以把他换了,但纪委书记的职责就是要监督这件事,就因为他一个人死扛,孙小果在第一监狱的减刑彻底推进不下去了。   眼看在第一监狱卡了壳,罗正云和李桥忠等人想了个绕开的办法——把孙小果转到云南省第二监狱,2009年1月,孙小果正式转监,换了个地方之后没人再拦着,减刑流程走得异常顺利。   算下来,孙小果在第一监狱一共减刑3次,转到第二监狱之后又减刑2次,2010年4月就出狱了,原本死缓的刑期,他实际只坐了12年5个月的牢,出来之后换了身份在昆明经营夜店、混社会。   这里面还有个离谱的操作,就是所谓的“发明专利立功”。孙小果家人从外面找了防盗窨井盖的设计图纸,通过监狱干警带进去,找同监懂技术的犯人做模型、代写材料,算成孙小果的发明。   按照规定,服刑人员有重大发明创造可以认定为立功,能申请减刑,但这个专利从设计到制作全是别人代劳的,孙小果自己连图纸都画不出来,本质就是为了减刑造假的材料。   2019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孙小果涉黑团伙被打掉,他的真实身份曝光,背后的保护伞也被连根拔起,最终19名涉事公职人员被判处两年到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孙小果也在2020年2月被依法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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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皮发麻!孙小果案子最吓人的根本不是他行凶有多狠,他妈孙鹤予早就被开除公职,继父李桥忠就只是五华区城管局局长,就这点家底,硬生生打通整条司法链路,从立案一路操作到减刑,一环一环全给撬开了 孙小果被执行死刑,已经是六年前的事。这几年,司法系统一直在给这个案子补课:2021 年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把过去 30 年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全部倒查了一遍,一共 1524 万件。 回头看,最让人放不下的,是一对身份普通的父母,没权没势,却把整条司法链一节一节撬开了。 案子本身大家都熟。1998 年,孙小果因为强奸、故意伤害等罪名,被昆明中院一审判了死刑。第二年二审,云南高院改判死缓。 按正常规矩,这种恶性案件的犯人,进了监狱以后减刑空间很小。 可他妈妈孙鹤予,早年当民警时包庇过儿子的案子,被开除公职,还坐了五年牢;继父李桥忠,从五华公安分局副局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去城管局当局长。就这点家底,谁也想不到能撼动省一级的司法。 两人用的办法很笨,也很管用,就是分头找关系。省高院两名专职委员收了财物,帮忙推动申诉再审,2007 年,死缓改判成二十年有期徒刑。 进了监狱,又有人帮忙炮制了一份实用新型专利,叫 "联动锁紧式防盗窨井盖",拿去认定重大立功。 审判长明知专利不是孙小果的,还是签字认可。监狱里从管教到省监狱管理局,一路配合。二十年刑期,孙小果实际只服了 12 年 5 个月,2010 年 4 月出狱。 这案子最值得琢磨的,是撬动整条链的这些人,权限都不大。省高院的专职委员、审判长、监狱里的干警,单独拎出来,谁的权力都有限。 但一个接一个松手,链条就通了。司法监督本该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在独立把关,结果每一环都被单独买通,整套防线就这么垮掉。 更没法回避的是,孙小果不是独一份。同一时期,内蒙古巴图孟和故意杀人被判 15 年,一天监狱没进,靠保外就医在外面过了十五年,还当了村主任,选上了旗人大代表。 北京郭文思,杀人判了无期,一路减刑,2020 年出狱没几天,又打死一名老人。内蒙古王韵虹,保外就医批了 6 个月,一次次续批,在外面待了七年,后来查下来有 65 名公职人员涉案。 这些案子逼着制度改了。最高法收紧了 "专利减刑" 的认定,这类操作以前一度是违法减刑的捷径。 检察机关推行巡回检察,减刑假释从批量审批转向实质化审理,保外就医的病情鉴定也严格起来。2021 年那场倒查,把 30 年的旧账翻出来,一件一件对。 但说句实在话,制度补得再密,最后坐在桌前签字的还是人。孙小果案从第一个环节到最后一个环节,但凡有一个人说句 "不行",这条链就断了。 问题恰恰在于,每个人都觉得前面都放行了,自己这一环跟着过不算什么。一个人这么想没事,一串人都这么想,规则就成了摆设。 这些年写这类案子,我最大的感受是,司法公信力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毁起来却往往只是几个签字的事。 孙小果已经伏法,涉案的 19 名公职人员也都受到了处理。这个案子留下的东西,比惩戒本身更值得想。 权力越是分散在基层岗位,越要靠每个具体的人守住自己那一份。 制度当然要越定越严,但比制度更根本的,是让每个手握审核权的人明白,自己签下的名字,对应的是别人的一生。 这一点想透了,很多案子才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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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自爆美国本年度最大丑闻 8月23日,CNN发了一篇深度报道,称美国现在供应了全球约70%的商业血浆,而中国市场60%以上人血白蛋白高度依赖进口,用的全是美国采集的血浆。 它还渲染道,一旦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美国完全可以拿这当武器,对东大来一波断供。 一个大国炫耀武力,通常秀的都是航母舰队、隐形战机,或者高端芯片、光刻机,把本国底层百姓的血抽出来,包装成“战略武器”,这操作挺小众的,也多少带点邪门。 不过CNN觉得这是件很光彩的事。 没等中方有什么回应,报道一发出来,美国网民率先破防了。 有美国老哥直接开喷,“所以CNN是在庆祝我们向中国出口穷人的血吗?那我们算什么超级大国,血包大国吗?” 有的嘲讽,拿底层的生存挣扎当做卡脖子的筹码,这种反人类的操作,也只有华盛顿那帮精英,才能面不改色端上台面了。 有一说一,抛开道德底线不谈,美国的血液经济确实超模了。 占据全世界血浆市场7成的份额,并提供全球94%的付费血浆,常年出口额在400亿美元以上,比大豆、小麦、棉花加起来的总额还要多。 可美国人口也才3.4亿,不到世界人口比例5%,这是怎么做到的? 要知道献全血对身体是有消耗的,红细胞恢复得慢,所以各国一般规定献血间隔期至少得好几个月。 但在美国,资本的玩法早就脱离碳基生物的范畴。 首先说明一点,大部分美国人献的是血浆,就是把血抽出来后,再通过离心机把淡黄色血浆过滤走,接着把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顺着管子打回体内。 按照医学理论,血浆里九成是水,失去的容量多喝点水,一两天能补回来,蛋白质几天内也能靠肝脏再生。 基于这套理论,世卫组织给出比较宽松的建议,一年最多采24到26次。欧盟基本是照着安全线在走,比如规定每两周最多采一次,一年上限24次。 但美国药监局(FDA)表示,太保守了,影响资本捞钱,于是大手一挥,规定两次供浆间隔只需48小时,每周可以采2次,一年最多可以抽104次。 说献血都保守了,严格来说就是卖血。 不仅频率拉满,单次抽取的量也算计到了极致。FDA贴心地把采血上限和体重挂钩,50到68公斤的人每次上限690毫升,69到79公斤的抽825毫升,80公斤以上壮汉直接抽满880毫升。 为了庞大的吸血机器满负荷运转,全美设置了1200多家商业血站,数量甚至超过了开市客超市(Costco),而且血站选址极其考究,精准避开富人区,扎堆在底层社区与大学城。 他们很清楚,谁最缺那几十美元。 在拉新促活这块,美国采血中心把营销套路玩出了花。 新用户有“新手大礼包”,前几次每次能拿75到150美元,首月要是拉满能赚上千美元; 老用户也有阶梯奖励,比如每周第一次去给35美元,要是48小时后再去第二次,就能拿55美元,且还有优惠券赠送; 为了冲刺KPI,有的机构甚至搞出打卡积分换礼品卡,连续抽血满8次参与千元大抽奖的骚操作。 在连环套路的诱惑下,底层民众根本把持不住,有的甚至把自己逼成,一个月卖血十几次的“超级人类”。 问题是,人终究是肉长的。 就算红细胞打回去了,长期高频次被抽走白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身体免疫系统迟早得崩盘,器官受损、血管硬化、隐性贫血都是家常便饭。 只是血站绝对不会做温馨提醒,他们只会笑着递给用户一张预付借记卡,告诉他一切正常,欢迎下次光临。 其实FDA早期有规定,采血站是有义务告知献血潜在风险的,可由于资本阻挠,他们索性摆烂,任由采血站肆意妄为。 为了扩大血库来源,美国还把主意打到邻国身上。 在美墨边境线上,曾设有四十多个采血站。 美国政府给愿意卖血的外籍人员发放B1、B2短期签证,结果就是世界各地移民蜂拥而至,每天采集到的血浆是其它地区的2到3倍。 据德媒调查显示,数量最多的是墨西哥人,占比超过60%。 在墨西哥华雷斯城,一个杂工累死累活,一天只能挣4到9美元,而在河对岸的美国,卖一次血能拿30美元。 有段时期,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墨西哥公民,坐着血浆公司免费提供的大巴,合法跨过边境来到美国,伸出胳膊换取30美元和一瓶饮料,然后拖着疲惫身躯回国。 更离谱的是,资本觉得光靠正常人献血,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缺口,于是把采血门槛一降再降,就算病菌携带者、吸毒群体,甚至患有传染病,只要能正常行动,献血一律照收。 很多人纳闷,这么荤素不忌,不怕出事吗?有没可能早就出事了,还是惊天大案。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生物制药界爆发了人类医学史上最黑暗的灾难。 当时的血浆公司为了追求极致的利润,把采血站开进了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的监狱。 囚犯们为了几美元的代金券踊跃卖血,大家都知道,美国监狱静脉吸毒以及“滥交”泛滥,根本就是肝炎和HIV病毒的温床。 更要命一点,当时制药企业采用的是“万人血浆大联混”技术,把几万人的血浆倒进一个巨型储罐里,混合提炼凝血因子。 这意味着,只要里面有一个携带了病毒,那一整罐提炼出来的数万支救命药,瞬间就变成毒药。 到了1984年前后,HIV病毒的风险已被明确证实,美国药企也研发出了经过热处理灭活的安全产品。 按理说,这批带毒的旧库存,应立刻就地销毁了吧? 结果是,制药巨头为了避免数百万美元的账面亏损,居然将未经加热灭活的高危库存,倾销到亚洲、欧洲和拉美等海外市场。 这波操作坑惨了全世界。 2024年5月,英国爆发毒血丑闻,超过30000人感染艾滋或丙肝病毒,死亡人数至少有3000人,几乎毁掉了英国整整一代血友病患者。 时任英国首相苏纳克滑跪道歉,称这是英国政府的耻辱日,承诺赔偿上百亿英镑。 受美国污染血制品影响的可不止英国。 日本“药害”事件导致近两千名血友病患者感染;加拿大至少有42000人中招,直接导致红十字会被剥夺血液管理权;法国更是引发政坛大地震,多名内阁高官被起诉。 面对惨绝人寰的全球公共卫生浩劫,始作俑者付出了什么代价? 答案是几乎没有。 面对全美集体诉讼,四大医药巨头通过法律天团和管辖权壁垒,打包支付了约6.4亿美元,就达成庭外和解,分到每个患者手里,只有区区十万美元。 至于被坑的海外受害者,想去美国法院告状?直接被以“不方便管辖原则”踢回本国。 最后,这起牵连近百万患者的惊天大案,没有一家涉案的美国药企被提起刑事指控,也没有一个高管进大牢蹲过一天。 虽然毒血事件弄得全世界洪水滔天,可回归到美国本土,卖血日常丝毫没有改变。 单亲母亲为了支付残障孩子高昂的托儿费,只能定期去血站报到;大学生为了攒学费,会把胳膊伸向抽血机;父亲为了给儿子攒生活费用,每周固定献两次血浆; 连正经的联邦政府员工,在部门停摆期间,因为领不到工资,交不起油钱,也被迫睡在车里,靠卖血浆维持生计。 而这种卖血求生的戏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吞噬美国的中产社区。 《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几个典型案例。 59岁的布里塞尼奥,在休斯敦做起重机主管,年薪6万美元,有房有家庭,标准工薪中产,但他每周必须去两次采血站,躺一个小时换70美元,就为了付油钱、买菜钱、填补医保涨价后的窟窿; 以前做生物科学的贝克,为了给家里多买点圣诞礼物,被脸书“首献500美元”的广告勾了进去; 还有原本在大集团当律师助理,年薪七万多美元的米歇尔,为了支付儿子每月700美元的幼儿园学费,不得不一周卖两次血来填补信用卡账单。 这就是美国的福利陷阱,收入太高拿不到政府救济,又太低又扛不住通胀,于是,卖血成为最快,也最稳定的“副业”。 跨国资本爱死了这些中产阶级。 与健康堪忧的底层相比,中产的身体是更优质的“血包”,他们按时赴约,血液蛋白含量高,通过率极佳。 于是资本一边在郊区大肆开店,一边换上更高效的分离机,把每个人的采血量拉到FDA规定的极限,支付的报酬却纹丝不动,中间挤出来的利润,全进了大股东的口袋。 要是没有去年的中美大对账,美国网友也许不会对CNN的言论,有如此大的反应,毕竟美利坚土地发生的一切,他们早已习以为常,因为很符合社会达尔文的价值观。 可一番对账下来,美国网友三观被颠覆。 东大长期被美国媒体和学校渲染百姓民不聊生,真实情况不提军工科技发展有多迅猛,光是民生这块,老百姓起码解决了温饱,以及基础医疗昂贵的问题。 反倒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西大,底层人民除了流浪汉外,双兼职是标配,一周干满80-100小时,有的人一天只吃得起一顿饭,平时轻易不敢进医院,读个书倒欠几十万美元,一周还得卖两次血。 这种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居然还能维持在高水平线,感情美国人能活这么久,真的全凭钢铁般的意志。 现在总算领悟,当年公知们常说的,“加入WTO是美国给中国输血”是什么意思了,原来不是经济学层面的比喻,真是字面意思。 对了,虽说美国现在仍是全球最大血液制品生产国,但未来真不一定了。 中国根本没打算在“人肉血矿”这条赛道上,跟美国卷到底。目前,国内重组人血白蛋白不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甚至已有产品开始上市过审。 一条是微生物源的酵母菌发酵表达,像通化东宝这些企业,利用改造过的酵母菌,在工业不锈钢发酵罐里高密度合成白蛋白,并且已经过了NDA。 另一条路线更科幻,是植物源的水稻胚乳生物反应器,由禾元生物的团队主导,直接把人血白蛋白基因定向整合到水稻里,一亩优质水稻提取出的白蛋白,等于几千毫升人血浆的提纯量。 5公斤稻米,能稳定产出相当于1升血浆的白蛋白。 一旦中国靠着发酵罐和水稻田,实现了白蛋白的自给自足,西方药企囤积的几十万吨白蛋白就会立刻变成滞销品。 所以美国是想要通过疯狂榨取国民“血汗”的方式,跟东大的发酵罐和水稻田比产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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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看完 CZ 的新书,我买了 100 枚 BNB|真正穿越周期的不是聪明,而是操作系统! 今天早餐起来读完了最后这篇关于 CZ 的 72 条原则; 我很喜欢这篇作为结尾,其实我个人也一直有这个习惯, 我会有一个自己的栏目来记录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资料库会长期更新,一旦我有任何我想记录的长期原则,我就会放在这里面; 标准就是,如果这句话,值得我长期反复思考,并且愿意留给我的孩子作为指导他们的原则,那么我就写在我的原则资料库里。 继续说下 CZ 书里最后的原则板块: 最后 72 条原则推荐大家自己一定读下,我最大的感受不是“学到了什么管理方法”,而是更清楚地看到: 一个人真正的价值观,往往不是他说自己相信什么,而是他在长期压力、诱惑、冲突、失败和高波动环境里,反复选择了什么。 CZ 的这些原则,看得出来不是书房里想出来的,更像是在混乱、增长、危机、争议和无数次决策之后,被现实一刀一刀削出来的。 就比如像我本人目前对风险的认知、对投资系统的把握、对人性的认识,都是前面十年不断的面临各种风险,出现各种问题后,形成的系统。 看得出来 CZ 属于那种极度重视效率、产出、边界、责任、选择权的超级个体, 他72原则某种程度,看起来不浪漫,甚至有点冷,读完后我其实也问过自己是否有必要。 但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里,很多所谓的温情,如果没有边界,最后会变成消耗;很多所谓的机会,如果没有退出机制,最后会变成牢笼;很多所谓的合作,如果说不清楚权责,最后大概率会变成互相埋怨。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经历一些事情,可能无法去理解其中深意,我只选了对我个人最有帮助的十条,推荐大家看看他的72条,更推荐大家也建立好自己的系统和原则知识库。 1️⃣有问题就上桌,不在背后消耗关系。 背后抱怨只能制造情绪,当面沟通才可能解决问题。 2️⃣不要试图点燃一个没有自燃能力的人。 帮助别人可以,但不要把自己变成别人的发动机。 3️⃣以身作则,是最有力量的表达。 别人最终相信你怎么做,而不是你怎么说。 4️⃣长期看人,看成果,不看姿态。 忙碌、表达、资历都只是参考,稳定产出才是真相。 5️⃣复杂合作要警惕。 好的合作应该简单、清楚、可退出。 6️⃣要么快速推进,要么尽早放下。 最贵的不是失败,而是长期占用心智的拖延。 7️⃣不要轻易锁死未来。 拒绝不必要的独家,保留选择权。 8️⃣任何合作和关系,都要有退出机制。 没有退出权的机会,可能会变成牢笼。 9️⃣说“不”,是保护人生带宽。 不会拒绝的人,最后会把生命交给别人的优先级。 🔟冷静是一种杠杆。 在高波动世界里,情绪稳定的人,才有资格谈长期复利。 下面是之前的几篇感悟: 《币安人生》读书笔记第三篇|人会变,关系会变,叙事会变;只有结构和利益,会在关键时刻露出真相。 读 CZ 的《币安人生》监狱生活这几页,让我这个“过来人”看得很沉默! 红杉资本和币安收购篇:《人很难判断一件事到底是“坏事”,还是命运正在帮你保留控制权》 一本书,表面上是在讲一个人的经历,但更深一层,它其实是在暴露一个人的操作系统,特别是类似于这种传记类的书,看完后我们应该去学习下: 他怎么判断人? 怎么处理冲突? 怎么面对失败? 怎么分配注意力? 怎么理解责任? 怎么在混乱中保留选择权? 我们可以从本书看懂 CZ 来时的路,也能看到他的价值观和所思所想,所以看完这本书后会对整个币安的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 CZ 自己和CZ带领下的 Binance 的原则会有更丰富的理解。 所以我们会知道为什么 @heyibinance 一直直强调责任担当、问题面前绝不逃避、以及把用户利益放在首位的那种文化基因。 这些东西如果只是口号,是很轻的。 但如果它们在一次次危机、增长、监管、误解和压力中被反复执行过,是深刻印在创始人骨子里的东西,安么它就会慢慢变成一个组织真正的文化基因。 所以看完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其中一些原则写进自己的原则资料库。 第二件事,是买入了 100 枚 binancecoin:native 这不是投资建议,也不是因为某个短期价格信号。 更像是读完一本书后,对一个人、一家公司、一个组织文化和一个长期资产背后“操作系统”的一次重新确认。 刚好今天 binancecoin:native 拉到了 666 附近。 当然这个数字本身当然不重要,只不过我感觉这是上天对我判断给出的一个很好的认可! 谢谢 @cz_binance @heyibinance 谢谢 @binance @binance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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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慧入狱后,李淑一曾经去看过她。探监时,李淑一劝杨开慧:你这么年轻,才29岁,还有三个孩子,你就暂时答应何健的要求吧。发个和润之发表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以后再寻找机会复合。 1930年夏,湖南军阀何键趁工农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后撤离的间隙,在全省发动大规模“清乡”,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还开出1000大洋的悬赏缉拿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同年10月24日深夜,六十余名清乡队员在密探带领下闯入长沙县板仓的杨宅,将杨开慧与年仅8岁的长子毛岸英、保姆陈玉英一同押往长沙司禁湾陆军监狱署。这天恰好是毛岸英的8岁生日。 入狱之后,敌人对杨开慧接连提审,用皮鞭抽打、压杠子等酷刑折磨她,逼她供出毛主席的去向和湖南地下党组织的名单。杨开慧被打得遍体鳞伤,数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却始终只以“不晓得”回应,没有泄露半点党的机密。见严刑拷打无法让她屈服,何键又改用利诱手段,托人向她传话:只要她公开发表声明,与毛主席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立刻获释,家人也不会受牵连。 杨开慧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杨家、向家的亲属立刻多方奔走设法营救,杨昌济先生生前的挚友蔡元培、章士钊等社会名流也纷纷致电何键为杨开慧作保。在监狱外,亲友们想方设法争取探监机会,杨开慧的六舅妈严嘉便是常来探视的人。她每次都借着送衣物、吃食的名义,悄悄给杨开慧传递外面营救的消息,也把狱中杨开慧的情况带出去给家人。 有一次探监时,严嘉隔着铁栏看着杨开慧憔悴却依旧挺拔的身影,想到她才29岁,家中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8岁的岸英、6岁的岸青,还有尚在襁褓的小儿子岸龙,心里像针扎一样疼。她忍着泪压低声音劝道:“开慧,你听我一句劝。你还这么年轻,才29岁,三个孩子不能没有母亲。不如就先顺着何键的意思,登个声明暂时和润之脱离夫妻关系。先保住性命出去,以后世道变了,总有机会再团聚的。” 杨开慧听完,轻轻握住六舅妈的手,眼神平静却异常坚定。她摇了摇头说:“六舅妈,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和润之不只是夫妻,更是一起走革命路的战友。要是登报脱离关系,不光是背弃了我们的感情,更是背叛了我认准的道理和信仰。这样的事,我绝不能做。”她顿了顿,又轻声补充道:“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孩子们就托付给你们多照看了。” 任凭亲友如何劝说,杨开慧始终没有动摇。她知道敌人不会善罢甘休,特意托严嘉帮自己带来一块镜子和一些胭脂,打算干干净净地走完最后一程。敌人见劝降彻底无望,又担心夜长梦多,最终决定对杨开慧下毒手。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从容走向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 杨开慧有一位相交深厚的中学同窗李淑一,当年正是杨开慧做媒,让她与毛主席的战友柳直荀结为革命伴侣。杨开慧牺牲后,李淑一始终惦念着这位老友,还经常去看望杨开慧的母亲。1957年,李淑一致信毛主席,附上自己悼念丈夫柳直荀所作的《菩萨蛮·惊梦》,同时请求抄录毛主席早年写给杨开慧的诗词。毛主席读信后百感交集,挥笔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以“我失骄杨君失柳”的千古名句,深切缅怀杨开慧与柳直荀两位为革命献身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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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万平访谈录:为了理想坐牢,我无悔无怨 作者中国公民运动网撰写 编者:四川民主党人许万平,自1989年开始,因理想先后三次被重判入狱,累计刑期长达23年之久,在监狱中度过了20余年没有自由的岁月。出狱后,虽面对生活的种种艰难和严密的监控,但民主理念初衷不改,“结束专制统治”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让中国早日步入民主自由的社会,他依然行走在充满荆棘的抗争之路上。 交谈中,“无悔无怨”这个词反复从他的口中平淡地说出来。30年来,许万平有20余年在监牢里,这是大多数自由战士必然要历经的苦痛,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过程中,不知还有多少像许万平一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勇毅和执着,支撑着苦难民族最后的一点希望。在当下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许万平们的坚守或许会让我们继续坚定地前行。以下是对许万平的访谈。 问:大家都知道您坐过大牢,累计刑期有20多年,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走出小监狱回到社会这个大监狱中,您一直都在为自由民主事业抗争,请您谈一谈曾经的坐牢经历和这么多年的抗争史。 许万平(以下简称许):这要追溯到1989年的那场学生民主运动。当时参加八九运动时我27岁,我在重钢印刷厂工作,惊闻六四血腥镇压天安门大屠杀的当晚,我义愤填膺写下一首诗,其中有“惊闻屠刀举,山河化悲哀”的句子,我当即决定成立“中国行动党”,称邓为秦始皇第二,提出铲除中共暴政,推翻独裁统治,一个月后被抓捕。 坐牢虽然痛苦,但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献身,为了所做的一切最终达成愿望――那就是独裁政权早日被推翻,坐牢就不算什么了,既然选择了就没什么可逃避的,就要坦然去面对。对个人而言也就不会留有遗憾,无悔无怨。在看守所期间我被带着反铐,睡觉也戴着,这是非常严重的酷刑。这时候想家庭,想亲人都没用,并不是我无情无义,而是必须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政权,就是死也要坦坦荡荡的。 我在1989年7月被抓捕后,当局指控我六四后组建中国行动党,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当时是反革命罪)判刑7年,参与六四社会运动判刑2年,合并执行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权权利5年。1990年3月我被送往重庆第三监狱(川东监狱)服刑。在监狱里我被刑事犯打掉两颗门牙,可能是20年的牢狱生活,营养不良、睡眠不好加上身心被摧残,我的牙齿已经掉了13颗,我想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环境下,我的牙齿不应该掉这么多。 问:真敬佩您当时的勇气和担当,谢谢您给我们讲述了这么多,您最近一次出狱是哪一年? 许:我一共被判三次刑,第一次就是刚刚讲到的89年,第二次是98年被劳教3年,第三次是2005年被判刑12年。我是2014年获判刑出狱。89年坐牢的时候,监狱方也曾希望为我判刑,但我表示敢作敢为,不要求减刑。但第三次坐牢时,我的母亲年事已高,我想早一点自己回家照顾年迈的母亲,当时我的心态就是能减就减,不减也没关系。我出狱后重庆国保总队队长对我说:我不知道你减刑了,不然我一天也不会给你减。 问:您萌生这样的理念是在什么时候,这些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许:萌生这种想法是因为长期在社会环境中看到的不公,感觉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记得1981年厂里播元旦社论,社论中提出去年有哪些伟大成就,今年要做什么,空话一大堆。但是成就在哪里不知道,也看不到,明显在骗人。还有就是社会自79年就提出改期开放,民主选举,当时我在单位当团书记和厂工会委员,推动厂里的民主选举,推动厂长和工会由民主选举产生,最后虽然厂长是通过民主选举上来的,但上面很不高兴。另一点是我在选举中被选上厂工会主席却不被承认,工会主席最后由上面直接任命。 问:您怎么看待制度与人的关系? 许:它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制度不好,每个人生活的就不会,人无法获得自由。比如现在大家在一起聚一聚,谈一谈时局,都可能会指控“寻衅滋事”,这个制度让人压抑,所以为了自由只有抗争。 问:您的梦想与现状有什么差距? 许:差距很大。我的梦想是每个人都要生活的开心,有真正的自由,人权有充分的保障。现实却是中共政权对你的生活进行种种限制,如薛仁义做绿叶行动,是民间自发的环保行动也不被允许,被抓捕至今未放。 问: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的生活吗 许:诚实做人,平凡一生。 问:您最难忘的记忆和最痛苦的感受是什么? 许:母亲。母亲走的时候我没能为她送行,在母亲的晚年,我们陆陆续续分别20年之久,她孤孤零零的,我知道她的痛苦和辛酸。还有就是杨天水的离去,天水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没料想就在他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狱的时候却患了脑廇猝然离世,他在中共的监狱里坐了23年黑牢。 问: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许:做任何事情不应该有什么后悔的,错了就错了,好与不好只要在做就行了。如果说有什么后悔,那就是89时候我再勇敢一点,勇敢的力量也许能带动更多的人。 问:哪件事对您的生活或命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许:八九六四。 问:您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 许:89年6月5日成立中国行动党,宣称铲除中共暴政。 问:您对谁最怀感激之情?最敬佩的人是谁? 许:我要感激的人很多,在监狱的时候有很多朋友给我的家人写慰问信,打电话,经济上帮助。我出狱后朋友们说我坐了这么多年牢,不要再冲在前面了,我对所有关心我的人都心怀感激。最敬佩的人也有很多,老秦,天水,新公民运动的许志永等等。 问:您认为谁最值得效仿? 许:荆轲。 问:您有没有伤害过他人,用语言或者行动? 许:语言上可能会有。但是,我们没有仇恨,没有矛盾,有的只是观点的不同,大家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哪怕打破头都是兄弟。 问:您有没有一直无法释怀的人? 许:我的妻子,她为了我受了很多苦。 问:如果有一个人需要您牺牲自己换取他活下去的机会,这个人会是谁? 许:天水。我会义无反顾。 问:假如您最多还能活一年,您会把这个消息告诉谁,这个消息会给您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许: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告诉我的对手,这一年我会继续和你们战斗,继续做我该做的事。对我生活的最大影响就是要加倍努力了,把时间一分一秒都用起来,直到闭眼的那一刻。 问:如果您失去了自由,您最担心会发生什么?您希望别人能做什么? 许:这时候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牵挂肯定会有,但想什么都是多余,只有坦然面对。如果外面的人能够轻轻触动一下屏幕和键盘给予关注,就很满足了。 问:如果能实现的话,您愿意从头开始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吗? 许:只有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了,我才可以和家人一起过平淡的、开心的生活。 问:如果能重返生命的某一刻,您愿意回到哪个时间点? 许:青春热血时代,有充沛的精力和时间和制度斗争。 问:您认为最完美的生活是什么? 许: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民主人权保障,还有干净的空气,健康的食品,享受蓝天开开心心过自己的生活。 问:您最满意自己的哪一点,最想改变自己的哪一点? 许:满意的是做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无悔无怨,自己想做的事都去做了。最想改变的是,从现在起在生活中有更多的生活元素,除了现在一天为了民主奋不顾身,还应该在其他方面有多种表现。 问:别人的评价与您的自我评价一致吗? 许:估计很多人会认为我性格倔强,应该和自我评价一致。我这个人有话就说,要做的事谁也阻挡不了。 问:对于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您有没有解决的方案?您希望怎么去实施? 许:有方案,但却要一步一步去实施,但愿好的愿望能有好的结果。从事民运的人不仅要脚踏实地,还必须要有担当。虽然控制言论,但网络的便捷可以让更多的人快速了解真相。一个是要有团队总的意识,不管什么观点,但大的目标都是为了推动民主制度早日实现,所以不能互相切割。另外,行动不仅是口头上的表达,还需要多种形式的努力,推动社会进步需要多元,只要我们不懈去努力,制度总有一天会改变。 问:您有没有曾经深信不疑如今却深感怀疑的东西如观念、信仰、认识等等? 许:有。我05年第三次被抓捕的时候,我认为大的框架已经完成,全国性联运已经形成,但是我2014年出狱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很满意,很多人和事都已经面目全非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对社会有了更深层的思考和认识。 问:您感到过孤独吗? 许:在监狱里经常会有,但是挺过去就行了,告诉自己要坚持、坚持。 问:您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许:做自己该做的事,对得起自己、家人、社会。 问:您最近一次的哭泣在什么时候? 许:不久前看到了一篇我在监狱里写给家人的信,无限感怀。 问:您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是因为什么? 许:是89年5月26号,当时我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广场上搞了一个形为艺术,就是将写有“李鹏强奸民意”的牌子挂在胸前,头上戴着尖纸帽,手里拿着“镇压”的牌子,周围挤满围观的民众,大家热烈鼓掌,人群中照相机也不停地捺下快门。 问:您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如果现在就死去,您觉得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没有做或还有什么重要的话没有说? 许:我对死亡的态度是坦然。没有实现我的理想,没有看到这一天的曙光。 问:您现在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要采用什么方式去实现? 许:我们的民运朋友们都能够把自己的素质再提高,增加彼此的交流,加强大家的紧密联系。 问:您愿意与他人分享生活中的哪些内容? 许:监狱和爱情传奇,对家庭的责任感。 问:您生活的动力是什么? 许:天就要亮了! 问:在上述问题中,只能选择一个的话,您以为哪个问题最重要? 许:我们的天,明天就会亮!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感谢您愿意与大家分享您的不凡人生经历。 以上文字根据对许万平先生的访谈视频整理,相关视频将酌时发布。 附:许万平简介 许万平,1961年4月11日出生,重庆异议人士。1980年代开始从事民间选举等推动中国实现民主的事业,1989年六四镇压后,因组建“中国行动党”及参与六四运动,被重庆市中级法院指控“反革命宣传罪”和“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处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权权利5年;1998年10月14日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行政拘留,获释后12月被重庆市政府判处劳教3年;2005年4月30日再被刑事拘留,2005年12月21日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判决书中罗列了许万平的诸多“罪状”,包括救助良心犯家属,筹建中国民主党的通信及许万平撰写的文章等等。在累计服刑20年后,许万平于2014年4月29日第三次走出监狱的铁门,目前依然战斗在推动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一线。 1 月 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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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眼目睹,一位伸冤者竟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前被活活气死。 5月25日,我再次前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院”)为蒙冤入狱的儿子牛腾宇申诉维权。进入高院时,我看到一位五十出头的男子正气愤地诉说着什么,右手从袋子里掏出一叠材料,手抖得厉害。 当我从高院出来时,却发现他已经倒在地上。我想上前查看情况,却被一群保安拦住。一个年轻保安撑起黑伞挡住视线。救护车很快赶到,医护人员下车后,医生只看了一眼便连连摆手,示意已经无力回天。护士们随即收起担架,登上救护车离去。 我试图拍照记录,却遭到高院工作人员的强行阻拦,最终只拍到了一张照片。 这位伸冤者,很可能因在广东遭遇司法不公或其他权益侵害,向高院申诉却被无视,在极度绝望与愤怒中倒在了高院门口。 中国司法制度曾讲“人命关天”,但在广东省政法委和广东高院这里,这句话早已失效。他们长期作威作福,制造或纵容了大量冤假错案,将无数民众推入水深火热之中。 我长期在广东维权,曾多次前往巡视组驻地等地,看到前来申诉的伸冤者排起长龙、人山人海。在高院门口,我结识了许多遭受广东当局构陷、冤判的受害者:有的已是癌症晚期,拖着病体前来,却被保安暴力驱赶;有的原本就是广东当地的法官,自己也遭遇不公判决,只能无奈向高院申诉。 而高院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他们从未认真纠正冤假错案,而是选择一味无视、拖延和驱赶。因为这些冤案大多正是他们自己制造,或在其默许下由下级部门炮制的。自己查自己、自己审自己,又怎可能还受害者公道? 在漫长的申诉过程中,许多伸冤者被活活气出重病,倒在了维权路上。对高院而言,这无疑是“好消息”——伸冤者一死,他们制造的冤案就成了无人再吵的“铁案”。 这次在高院门口离世的那位伸冤者,他的正义再也无法到来,冤屈将被永远埋没在由广东政法委与高院共同编织的黑暗之中。他的家人一定悲痛欲绝,而那些制造冤案的办案人员,或许正在暗自庆幸。 我本人也是广东政法委和高院司法黑暗的直接受害者。 2019年,广东当局为邀功请赏,非法抓捕了一批无辜青少年,并对其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随后,某高级权贵的仆从杨晔(上海)向广东省政法委下达指令,要求重判这批青年。广东政法委、高院及茂名市公检法等部门为完成这一政治任务,采用逼供、诱供、篡改供词、伪造证据等手段,将24人冤判,其中9人还是未成年人,却未能逃脱魔爪。 我的儿子牛腾宇就是这24人之一。他遭受了坐电椅、坐老虎凳、注射生理盐水致皮肤溃烂、双手吊起脚离地一天一夜、每天殴打一小时以上等酷刑。更令人发指的是,广东当局指派一名叫陈权辉的警察,对腾宇实施性侮辱,包括拍摄裸照、言语羞辱、用打火机烧灼私处等。 得知儿子的遭遇后,我开始为他奔走维权。广东政法委和高院却使尽各种阴招,试图拖垮我、耗死我。 他们先是指示四会监狱剥夺我和腾宇的会见权,并威胁我:再闹下去,就永远别想见到儿子。我没有屈服,与他们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抗争。 高院院长张海波的代言人曾对我说:“关于你和你儿子的案子,你可以去茂名中院申诉,我们高院会依法依规监督。”结果,我到茂名中院申诉后,却被长时间拖延,最终驳回。所谓“依法依规”,不过是把人推入漫长的法律程序,耗尽伸冤者的时间与生命。 广东方面前后两次驳回我的申诉,第一次通知书在元旦当天送到我手中,第二次则选在母亲节当天送达。他们不仅想拖死我,更像是在刻意气死我。 腾宇的父亲也曾到高院维权,遭遇更严重的打压。他在高院门口呼喊张海波院长名字后,高院保安队队长带领大批保安冲出大门,对其推搡拉扯,导致他浑身多处受伤。 在广东当局的拖延战术和暴力驱赶下,我儿牛腾宇的冤案已拖延近7年,正义仍遥遥无期。与我们一家遭遇相同的无数广东伸冤者,也同样求告无门。而那些倒在维权路上的伸冤者,他们的正义恐怕永远不会到来了。 但无论广东当局如何耍赖、拖延、打压,我都将抗争到底,只为还儿子一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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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茅台酒能喝两瓶 在秦城监狱,关押是各关各的,但有两年时间,刘庆棠和王洪文、迟群是合在一块儿看电视的。 1984年国庆阅兵,刘庆棠几个人是当天晚上看的,第二天监狱方面来征求意见,大家说:“没看够,还想看。”王洪文说:“对对,我们还想再看。”监狱负责审查的人同意了。重播时,王洪文讲话 讽刺邓小平等台上的人。他这样说时,屋里人很多,他也不管,自顾自说。 有一次,王洪文跟大家去看菜地,就当散步锻炼。走着走着他突然摔倒了,迟群和刘庆棠赶紧伸手搀扶他,但没抓住。卫兵不让动他,说:“他已经犯过好几次了,你们千万不要搀他,你们要搀他,十分钟才缓过来;不搀他,五分钟就缓过来了……”大家就坐在马扎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钟后他的手脚能动了,卫兵就上前扶他坐起来,拍他身上的土,他脸色还是煞白的,眼睛睁不开。等他坐了两三分钟后,想站起来,大家和卫兵搀他走了一圈,脸色就正常了。他问刘庆棠:“刚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看你们的神态,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 王洪文说,他已经摔过一二十次了,大夫说是植物性神经紊乱,脸都摔破了几次。 他后来悄声跟刘庆棠说:“过去曾有一个星期摔过两次,现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个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来身体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两瓶,酒量接近周总理。刘庆棠还记得,当年在京西宾馆开会,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用花生米下酒。这时,许世友来了,一进门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有酒,喝喝……”喝到兴致处,许司令就跟王洪文、刘庆棠几个人扳手腕。 后来,迟群有病先离开了秦城,国庆阅兵后又查出刘庆棠得了肝炎,送去住院,就剩下王洪文还呆在里面。 ---陈徒手:刘庆棠眼中的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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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19日,我被从锦州监狱直接送到北京机场,开始了流亡生活。至今,整整28年了。这28年中,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因为太多,很多事情反而记不太清楚了——经历过太多事情的人,一定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历史专业出身的人,我觉得我还是有职业冲动和某种责任感,要把我的流亡生活写出来,当作纪念和参考。 我的流亡生活还在继续,按理说还不到回忆的时候,但我知道,很多事不现在写下来,以后材料越积累越多,就更难动笔了。这项工作,其实已经开始了,书名还没想好,暂且先叫《流亡回忆录》吧。毕竟,最简单的,或许就是最好的。我不着急,会慢慢写,没有给自己定截稿时间,一切随缘。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本《流亡回忆录》的开篇,作为对自己流亡28年的一个纪念吧: “1998年4月18日,是我人生中一个重大转折的时间坐标。 这一天上午,我正在辽宁省锦州监狱的住所看书。管教干部把我叫到办公室,监狱长和其他几个官员模样的人坐在桌子后面,面带笑容地让我坐下。监狱长开门见山:“你和你的家人不是一直向政府提出保外就医吗?上级决定接受你们的申请,允许你去美国保外就医。我们办理一下相关手续,今天就出监。哦,对了,我们已经把你父母从北京接来锦州,等下会安排你和他们见面,他们会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送你到北京机场。” 自由的时刻到来了,但我没有非常激动。因为第一,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突然被叫进办公室,告诉我今天就会获释。1993年2月,我第一次被捕之后的三年半,在北京的第二监狱,我也是这样被突然宣布释放的。作为“二进宫”的“资深”政治犯,我已经习惯了“无产阶级铁拳”的各种突然袭击。第二,同样是因为“资深”,我已经具备了一种狱中的直觉能力。其实在此之前的一周,我已经多少感觉到了“可能会有什么事”,因为出现了一些迹象,例如我被叫去办公室,莫名其妙地说要给我拍照片。我早已经习惯了面对任何事都不问为什么(因为问了也没用),但还是觉得有点不同寻常。事后回想我才知道,那是在为我赴美的护照做准备。 不过,在冷静的表面下,我的内心多少还是有一些波动。我原先猜测和预期的,是把我调回北京的监狱。毕竟,我和家人多次提出希望调回北京关押,以方便家人探视和寻求更好的医疗条件。流亡去美国,是我各种预备方案中的一个,但是比较遥远、模糊。如今,这件事竟然变得如此真实,如此紧迫。我的即时反应,还不是想去美国的事情,对于一辈子没有出过国的我来说,那根本就是无从想象的。我内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下子,爸妈可以放心了。” 那一年,我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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