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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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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莫大於生命,善行何罪之有?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对广西洪灾及体制性救灾危机的严正声明 ​当前,广西多地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强烈洪涝灾害。从一线辗转传出的灾情显示:无数同胞正处於水深火热之中,有学校学生在缺乏后续支援下紧急撤离,更有成百上千的基层村民受困於高山、断粮超过30个小时,生命危在旦夕。 ​然而,更令人痛心与愤慨的是,在同胞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当局却将政治维稳与权力垄断凌驾於人道救援之上。灾区实行严酷的交通管制,将满载救命物资的民间志愿组织拒之门外,强令其接受繁琐的「官僚审纰」;在网络空间,当局更是疯狂删帖封号,令民眾不敢转发灾情视频,试图将这场比郑州水灾更為惨烈的灾难掩盖於黑箱之中。甚至有志士悲愤直言:「在中国,救灾和救人已经成了谋反罪证。」 ​对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发表深切关注与严正声明:天灾面前,生命至上!任何以「维稳」為名阻碍民间救援、封锁灾情真相的行径,都是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是对全体国民的犯罪! ​一、 救灾「霸权化」:集权体制对民间社会的制度性扼杀 ​在一个拥有现代宪政与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必然依赖政府与民间的双轨协同。政府进行宏观调动,而灵活、高效的民间NGO与志愿者网络则深入毛细血管,填补官方救助的死角。 ​然而,在中共一党抟政的畸形逻辑下,国家权力试图垄断社会的一切资源与道德话语权。当局将民间自发的组织能力与人道互助视為对其极权统治的潜在威胁。在他们眼中,未经党委纰准的善举即是「僭越」,超越官方掌控的救援就是「颠覆」。 ​这种将救灾「霸权化」、「政治化」的作法,将原本高尚的民间互助污名化為「寻衅滋事」甚至「煽动颠覆」。这不仅仅是对民间善意的粗暴打击,更是集权政体在面临社会自组织能力时,所表现出的深度政治恐惧。 ​二、 官僚审纰与生命倒计时:程序正义的彻底扭曲 ​生命流逝是以分秒计算的,横州云表镇断粮的村民与前线撤离的学生,其生存希望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逝。在此危急关头,多阻挡一辆民间救援车、多耽搁一小时的「行政审纰」,就是在对灾民进行变相的谋杀。 ​本委员会强烈谴责这种将「程序合规」和「免责第一」置於「救人第一」之上的冷血官僚主义。当前灾区的所谓交通管制与审纰制度,绝非為了科学调配,而是為了实施政治管控。中共体制内的基层官员往往「对上负责」而非「对选民负责」,他们寧可看着灾民在山上挨饿,也不愿承担「民间力量失控」的政治风险。这种体制性的僵化与无能,是导致天灾迅速演变為人祸的直接根源。 ​三、 资讯封锁与黑箱维稳:被强制消音的集体苦难 ​我们注意到,海内外民眾对广西洪灾的关注正遭到当局网信部门的严厉压制。社交媒体上风声鹤唳,真实的惨烈画面被成纰删除。 ​资讯自由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更是灾难发生时的重要救命通道。中共政权之所以恐惧真相的传播,是因為真实的灾情会刺破其「治理神话」,暴露其基层官员救灾不力的无能本质。他们為了营造「形势大好」与「抗洪胜利」的政治景观,不惜阉割整个社会的共情能力,将受灾同胞的痛苦呼救强制静音。这种以维稳布幕遮掩苦难的行径,是对人类文明与基本良知的公然挑衅。 ​我们的呼吁与宪政愿景 ​「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能不能先把救命的物资送进去?」这声来自民间的吶喊,是全中国人民最卑微也最正义的控诉。 ​為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郑重呼吁: ​立即解禁民间救援: 中共当局必须立即取消针对民间合法救援组织的所有政治性审纰与无理限制,开放绿色通道,允许民间物资与志愿者自由、安全地进入广西灾区。 ​停止封锁灾情资讯: 停止对广西洪灾相关言论和视频的审查与删除,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呼救权,让真实的灾情获得全社会的关注与驰援。 ​落实官员责任追究: 对於在此次洪灾中瞒报灾情、救灾不力、阻挠民间救援导致严重后果的各级官员,必须进行公开、公正的法律与行政追责。 ​同胞们,公民们! 广西洪灾的悲剧再次向我们证明:没有民主宪政,就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没有真正的民意代表机构(议会)来监督行政权力,政府就会沦為凌驾於人民生命之上的冷酷机器。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将始终与受灾同胞站在一起,為恢復民间社会的自主性、争取言论与资讯自由、建立一个真正「生命至上、主权在民」的宪政中国而奋斗不懈! ​愿广西同胞平安!愿天佑中国人民!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 同仁 2026年7月15日 执笔:杨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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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6月初率团访美,9日前往华府,并在周三(10日)展开与美国国会议员会面的行程,包含拜会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Steve Daines)、共和党众议员罗斯(John Rose)、弗莱施曼(Chuck Fleischmann)、众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民主党议员苏奥齐(Tom Suozzi)等人。她也见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马斯特(Brian Mast)。 此外,据《自由时报》台媒等消息,郑丽文原本预计10日下午赴白宫西侧的艾森豪行政大楼拜会美国国安会官员,但此行程在未知原因下遭取消;中央社亦指,当天下午在该处并未见到郑丽文访团。郑丽文先前被问及是否将会晤美国国安会人士,对此她回应,“这个我们从来不能够对外表态”。 郑丽文被视为可能角逐2028年台湾总统的人选之一。她此次赴美两周,希望争取华府对国民党的支持;但在此行之前,她也曾于4月到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抵达华府前,郑丽文在纽约接受《金融时报》专访。谈到面对中国的态度,她称“改善两岸关系,不代表台湾要放弃自身的吓阻力”;她也表示,美国在维护和平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希望在特习会后,华府能在东亚及台海和平事务上发挥更积极与建设性的领导作用。她还呼吁美国和中国不应把台湾当作大国博弈的“棋子”。 郑丽文此行访美与4月访中期间,皆多次强调“和平”。然而,国民党主张与中国接触、交流的立场,受到华府部分人士质疑。此外,台湾立法院在在野党的推动下,于5月通过了用于对美军购的国防特别预算,金额约新台币7800亿元,远低于民进党政府原先提出的1.25兆元方案,有台媒消息称部分美国官员对此感到失望。 针对美方疑虑,郑丽文表示她与国会议员会晤时表达了国民党的立场“并不是反对军购”,而是希望维护“立法的程序正义”和“财政纪律”,并避免可能的贪腐。她还称,美国议员相当关心能源安全议题。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则表示,“九二共识”没有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也不符台湾主流民意,指郑丽文在美国以“九二共识”前提推动合作,恐误导国际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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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赖清德要好好珍惜韩国瑜善意” 民进党:2100亿军用无人机预算呢?“全世界只有北京和国民党反对” 在经历了数月延宕后,由在野党控制的台湾立法院周五批准了本年度政府预算,无人机项目相关的634亿预算也过关。 尽管赖清德在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中胜出,但他所属的民进党失去了对立法院的控制权。两大主要在野党(国民党、民众党)利用多数席位优势,推动自身主张的法案,并以需要制止浪费性支出为理由,阻挠包括预算案在内的政府计划。 因此,该预算案本应在行政部门去年8月提出后由立法委员在去年年底前完成审查与批准。然而,朝野之间的反复冲突导致了通过过程的延宕。 本周五(8月14日),立法委员投票决定将原拟的略高于3万亿新台币支出削减480亿新台币,削减额约占预算总额的1.6%。针对无人机项目编列的634亿新台币预算未受削减而获得通过。 赖清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立法院对政府的监督及对预算的审查,是宪法赋予的重要职责。 “但预算的审议,应该回到专业、合理与比例原则,不能因为政治上的分歧,影响到国家的正常运作”。他强调,“令人遗憾的是,审议结果中,仍有许多不合理的删除与冻结”。 台湾行政部门将于周四正式提出下一年度预算案,其中包含国防支出同比增长16%的计划。 国民党:“赖清德要好好珍惜立法院长韩国瑜善意” 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崐萁称,在野党在批准总预算案的额度时展现了“高度善意”,展现了不分朝野力挺国防的决心。“希望总统府不要再践踏立法院的尊严,赖清德要好好珍惜立法院长韩国瑜善意。” 国民党团也宣布,全力支持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与强化国防,让台湾无人机产业能够蓬勃发展,“期望能够打造第二座世界级的护国神山”(第一座“护国神山”通常指台积电)。 民进党:2100亿的军用无人机预算“全世界只有北京和国民党反对” 不过民进党方面表示,立法院周五放行的是商用、民用无人机,而“更关键的2100亿军用无人机预算仍卡关”。 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立委赖瑞隆在接受受访时更称,2100亿的军用无人机预算,“全世界只有北京反对,国民党竟然跟着反对”。 (消息来源:路透社,中央社,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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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关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藏人自焚事件的声明 2026年7月3日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怀着沉痛的心情,获悉旅居美国的藏人洛嘉朗增(Lobga Rangzen)于7月2日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以自焚方式表达抗议,经抢救无效离世。我们向逝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他的家人、亲友以及全球藏人同胞致以诚挚慰问。 十多年来,已有一百五十多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一次次悲剧说明,西藏的人权、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和基本自由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过去而消失,而是在不断累积,并持续向世界发出警讯。 中国民联一贯反对中共长期实行的民族高压政策。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在所谓“稳定”“团结”的名义下不断受到限制和同化。真正的民族团结,不可能建立在恐惧和压制之上。 我们注意到,达赖喇嘛多年来始终坚持“中间道路”,主张在和平、非暴力的基础上寻求真正自治,强调藏汉两个民族未来应当和平共处、相互尊重。这种克制与理性的努力,不仅有助于避免民族仇恨不断延续,也为未来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后的民族和解提供了一条值得珍惜的道路。中国民联对此表示尊重,也认为这是符合西藏人民利益、符合中国未来利益的现实选择。 生命是宝贵的。我们不希望任何人以牺牲生命作为表达诉求的方式。在开放社会的公共空间,这样的行动也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社会后果。但当一个人认为,只有燃烧自己的生命,世界才会听见他的声音时,我们更不能忽视把人逼向绝望的现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后,藏人社会及国际人权组织随即表达了广泛忧虑,认为这部法律可能进一步强化国家对民族事务的控制,为文化同化和跨境打压提供新的法律依据。洛嘉朗增的悲剧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无论其个人动机为何,都再次向世界发出了警讯:任何以牺牲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基本人权为代价的所谓“民族团结”,都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和解,只会不断加深压迫、对立与伤痛。 今天,我们哀悼洛嘉朗增,不是赞美自焚,而是不愿让一条生命的逝去被遗忘。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西藏的人权处境,关注所有仍然遭受政治压迫、宗教限制和文化同化的人们。西藏的问题,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也不会因为压制而解决。 只有结束极权统治,结束以恐惧维系统治的民族政策,让每一个民族都能够自由地保存自己的语言、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尊严,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西藏的命运,从来不是一个民族自己的命运,而是整个中国能否走向自由、民主与法治的试金石。 只要极权统治一天没有结束,西藏的悲剧就不会真正结束;而这,也终将成为整个中国必须面对的共同命运。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 主席 陈立群 2026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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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朋友之邀出席了在纽约举办的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第48届年会。听取了台湾资深外交官夏立言先生等专家教授关于美中台以及2028台湾大选的一些演讲看法。第一次知道曾经做过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国防部副部长陆委会主委和国民党副主席的夏立言先生是2015年马习会的重要促成者。第一次知道有国民党人希望2028年卢秀燕代表国民党竞选中华民国台湾总统。有国民党人提出2028年民进党再执政有可能引发中国中共政权发动武统台湾战争以及对美国川普政府对台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当然最重要的是又认识了很多海内外台湾各界精英朋友。我希望2300万台湾朋友始终坚守中华民国台湾的民主自由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保持繁荣稳定和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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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 #每日一推# #良心犯# 第386期:今天(2026年7月2日)“中国民复党”创始人;南京残障异见人士邵明亮在狱中度过其59岁生日。其高调反共,长期遭监禁,在南京闹市举牌宣传宪政、民主、人权,期间遭政府默许的车辆辗压全身,导致住院两年,成终身残疾。2025年4月14日被浦口区法院以寻衅滋事、袭警罪重判5年半 #邵明亮:1967年7月2日出生,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华光小区响堂村19-1号居民,残疾异见人士,“中国民复党”创始人。因反对马列主义而一直高调反共,横遭中共当局的极端打压逼迫,长期被囚禁在响塘村家中,禁止外出购物、就医等;# 2013年,邵明亮曾因在南京市审计学院门口、浦口区闹市区、浦口区政府前举牌宣传宪政、民主、自由、人权遭警方殴打,后又多次被警方强制送精神病院关押;2014年1月25日,曾在南京浦口区政府门前遭政府默许的车辆辗压全身,导致住院两年,落下终身残疾(盆骨、骶骨、耻骨、肋骨、脊椎、颈椎、胸骨骨折、头、肺、脊骨损伤),只能靠轮椅生活; 2016年3月、6月,邵明亮又因反党言论两次被刑拘,其后一直遭家中囚禁; 2017年10月17日, 邵明亮曾因被搜查住处时,发现室内有“推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三座大山”,“审判毛邓江胡习及其罪犯统治集团首恶分子”等文字,屋外正面墙上写有“民复党纪念八九六四”、“民复党是中国自己的政党”等标语,被南京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天; 2018年3月14日,中共两会期间,邵明亮因发反党及嘲讽修宪言论被南京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4天,期间又遭警方暴力殴打; 2019年3月16日,邵明亮再次被南京市浦口区警方抓捕,自此失联;2019年4月22日,其被浦口区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批捕,并被关押在南京市浦口区看守所,指控因其在网上发涉及民主宪政要求的微信和几十条推特内容,所以属于违法行为; 2019年7月24日,其案在南京市浦口区法院开庭受审,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其不服,表示上诉; 2020年1月,经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决,依然维持原判,刑期至2023年3月15日。邵明亮服刑期间其一只手被打残废。出狱后仍遭严密监控,无法看病。 2023年6月17日凌晨,邵明亮遭浦口分局珠江派岀所非法抓捕关押,期间遭到酷刑折磨虐待,后一直没有给他书面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邵明亮在被送回家后依旧被软禁围困在家,不允许任何人去探望他。 2023年7月6日下午,邵明亮因肢体残疾无法自己做饭吃,于是在网上点了外卖,但当外卖人员将食物送上门时,却被派出所警察强行带走,家里的门框也被他们砸烂,最终导致邵明亮无食可进。 2023年9月22日,邵明亮再次被南京警方抓捕,羁押至今,目前被关押在南京市第二看守所(原鼓楼区、建邺区看守所合并),地址:南京市建邺区下圩村19号。而家属一直没有收到通知,连衣服都送不进去。 2025年4月14日上午九点,江苏南京邵明亮控寻衅滋事、袭警罪一案在南京浦口区法院开庭。当日法庭里旁听席上坐满了占坑旁听人员,辩护人为邵明亮坚持做无罪辩护。合议庭宣判邵明亮寻衅滋事、袭警罪名成立,合并共执行5年6个月刑期,刑期至:2029年3月21日。 本推祝邵明亮先生狱中一切平安顺利,生日快乐! #HRIC# #关注在押良心犯# #邵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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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许田波(Victoria Hui):为什么暴力鼓吹者不看好非暴力抗争❓为什么社会普遍有一种错觉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下载: ------ 我借鉴已故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及其他学者和实践者的著作,在世界各地教授了近二十年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每一次运动都始于和平行动。那些转向暴力的人总是得出“非暴力已经让我们失望”的结论。让我简要阐述一下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的看法。 人们经常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比如对抗英国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抵制吉姆·克劳法(Jim Crowlaw)的美国民权运动。然而,经历过1919年阿姆利则(Amritsar)大屠杀和1930年达拉萨纳(Dharasana)盐场的残酷殴打的印度人,以及在美国南方目睹种族私刑的黑人们,不会理解这种言论。值得注意的是,莫迪今天尊崇的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而不是甘地(Ghandi)。鲍斯坚信“英国人永远不会和平地离开印度,必须通过武力驱逐他们”。他寻求德国和日本的帮助,招募原英属军队里的印度人战俘,组成了印度国民军。麦尔坎·艾克斯(Malcom X)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之间的路线之争更是广为人知。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最能说明以非暴力和暴力对抗非常残酷的政权的逻辑。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漫漫自由路》中声明:“只要非暴力抗议有效,我就呼吁使用它。”1960年的夏普维尔(Sharpeville)大屠杀,突显了非暴力手段是“一种无效的战略”,因此,暴力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摧毁种族隔离的武器”,从而催生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MK)”。曼德拉宣称:“如果现有的破坏未能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游击战和恐怖主义。”曼德拉因此迅速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MK在流亡中幸存下来,但面对着“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在南非国内,它最终被彻底根除了。而且,MK几乎没有机会从外部进行入侵。与此同时,在1980年代,一批新一代的领导人在黑人为主的郊区或城市中成长起来,他们组织了持续的消费者抵制运动。这一运动赢得了白人企业主对黑人诉求的支持,这些企业主后来为更具自由思想的德克勒克(de Klerk)的当选做出了贡献。 我来自香港,我认为将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与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进行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2019年7月1日,抗议者闯入立法会后,他们有个口号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是你们(特首/当局)教育了我们认识到和平游行无济于事。”香港人对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了解不足,这是不幸的。香港人将非暴力等同于几十年来一直实践的半日游行。库尔特·肖克(Kurt Schock)在《非暴力行动及其误解》中指出,非暴力并非“被动抵抗”,而是积极主动的行动;它也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而是战略性的选择,其成功的几率更高;非暴力行动也不是自发的人民力量,而是需要计划和战略化的。 埃里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玛丽亚·斯特潘(Maria Stepan)、基恩·夏普(Gene Sharp)等倡导者指出,大规模示威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它往往是最具自毁性的方法,容易导致像1989年北京一样的大屠杀。相比之下,分散的方法,特别是抵制和罢工,既不容易立即被逮捕和殴打,又更有可能给政权带来损失。事实上,当局似乎更担心抵制和罢工。2019年8月,在第一批汽油弹被投向警察阵线之前,北京的港澳办谴责8月5日的总罢工是“对公共秩序和法律的激进违规行为,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和国家尊严。”另一位发言人抨击了抵制活动,称其意图是“瘫痪香港政府,夺取城市治理权,并使‘一国两制’成为空洞的概念。”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后来嘲讽称,2020年1月医护人员的罢工是一种“政治性的冠状病毒”。 中国当局懂得暴力和非暴力的战略逻辑,并早就制定好了一套证明有效的应对战略,这就越发不利了。如果非暴力行动具有很高的成功机会,政权就会煽动暴力来削弱反对运动的影响力。仅仅通过拒绝让步,就很容易让抗议者普遍得出“非暴力已经失败了”的结论。于是,激起反抗者的暴力也相对容易。抗议者最终能于2019年7月1日闯入立法会大楼,部分原因是警方神秘地消失了。此外,如果政权的暴力行为始终意在激怒并导致反对派激进化,那么香港警方在当地和国际媒体直播的情况下对抗议者的残酷殴打,则收到了挑起抗议者的暴力反应、削弱了抗议者抵抗能力的效果。 令人真正感到悲伤的事实是,抵抗政权的各种尝试变得越来越无效。这个世界上的活动人士们相信是政权的镇压行为正当化了反对派的暴力。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们则认为,政权的镇压并不改变非暴力抵抗是有效的这一事实。最削弱反对派的,是政权的能力。即使在天安门事件的残酷镇压之后,党国体制也无法完全控制每个人的行动,因此许多在通缉名单上的人都能够逃脱。随后,中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复杂的监控国家。任何形式的抵抗都需要有组织的计划和执行,但在当前中国的情况下,抵抗者的活动几乎无法实现这种组织化。然而,如果抗议再次爆发,抗议者最好坚持非暴力的纪律,拒绝被诱使转向暴力。正如曼德拉最终认同的那样,“国家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任何暴力行为都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使得非暴力“成为了一种实际上的必要”。中国官员对罢工和抵制的谴责以及煽动暴力表明,他们最担心的是非暴力抵抗。 ------ 针对中国民间的暴力幻想,《中国民主季刊》专门策划了一期笔谈:《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兴起》,下载全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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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前正遭受激进意识形态、身份政治、校园极端化和反传统叙事的强烈冲击。这些思潮不仅削弱了国民的共同身份认同,更将“美国制度有缺陷”扭曲为“美国本身即邪恶”,从而严重侵蚀了宪政、法治、家庭、宗教自由及爱国主义传统。 然而,绝大多数移民正是为了追求自由、法治与发展机会才选择来到美国。盖洛普(Gallup)2025年的调查便印证了这一点:7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移民总体上对国家有益,且主张减少移民的人数已从2024年的55%大幅降至30%。 由此可见,美国的核心挑战绝非“移民本身”,而是以下三个深层问题: 第一,非法移民与边境失控。 一个没有明确边界的国家,将无法维持其公民共同体的根基。 第二,同化机制的失效。 移民应当尊重美国的英语语言、宪法法治、个人责任、宗教自由以及历史传统;而不是将原籍国的仇恨、部落政治、社会主义的失败经验,乃至具有反基督倾向的激进信仰大规模引入美国。 第三,社会精英的自我否定。 最危险的“反美”情绪并非源自外部移民,而是源自本土大学、媒体、文化产业和政治组织中,由激进左翼不断灌输的“美国原罪论”。 美国当然需要移民,但必须是守法、有筛选、能同化,且高度认同美国宪政与核心价值的移民。美国人享有言论自由,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自然可以公开批评;但当这种批评演变成摧毁美国文明的激进力量时,国家纠错的代价将极其沉重。 简而言之,美国应当张开双臂,欢迎那些真正热爱美国、渴望成为美国人的人;同时必须坚定地对非法入境、福利套利、文化分裂以及抱持反美意识形态的人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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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的法国左翼民粹政客,再次宣布参选总统的梅朗雄在最新采访中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如果武力攻打台湾,他要是总统,绝不干涉: 记者: 那么,您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梅朗雄: 是。 记者: 但他们有自己的货币、政府……但对您来说,台湾就是中国。那是历史性的。那么,如果中国接管台湾,您会支持吗? 梅朗雄: 听着,我曾在国民议会的讲台上明确表达过:这确实是个问题。 而且,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人,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 加拿大总理在与川普先生发生争执后刚刚访问了中国,一到那里他就声明:“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中国。” 随后,西班牙首相也在与川普先生争执后访问了中国,他也表示:“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中国。” 所以你看,我有很好的同伴——一位加拿大自由派和一位西班牙社会民主党人。 因此,我可以很自然地在演讲开头说“只有一个中国”。 至于剩下的问题,那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 我们应该希望并采取行动,以礼貌和尊重的方式进行干预,使事情能够和平、冷静地解决。 记者: 但难道不去阻止他们吗? 梅朗雄: 阻止什么? 记者: 阻止他们接管台湾。对您来说,我们不该阻止他们,不该反对,也不该试图拖住中国的后腿? 梅朗雄: 你在这一句话里用了三个词:拖后腿、阻止……这些词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所谓“拖后腿”,我们可以讨论,可以谈。 我们可以和中国人对话,没必要去威胁他们,我们可以带着尊重和友好去交流。 但如果他们真的介入(武力行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记者: 那我们会怎么做? 梅朗雄: 我们不会干涉。 就这样。如果我是共和国总统,我们绝不会对中国开战。 记者: 如果您是总统,您必须发表一份声明。那会是什么样的声明? 梅朗雄: 到时候看吧,因为我不打算现在就把所有底牌都亮出来。 面对那种情况,必须比非黑即白的态度更加机敏、更有策略。 我们绝不会对中国开战。 女士,我用稍微粗鲁点的话告诉你原因:要想击败中国,至少需要 20 到 30 枚核弹。 而法国只要挨上一枚,就彻底消失了。 因此,如果我们想发动战争,我们根本没有那样实力。 19 世纪那种我们和英国朋友联手摧毁园林艺术奇迹:圆明园,以此强迫中国人购买鸦片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我们不能再以殖民心态去对待中国,因为即使我们想,我们也已经没有那个能力了。 所以,我们必须与中国达成谅解。 你看,中国人比我在美国那边听到的一些言论要聪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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