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過我們學校的那個覺醒女牧師，我還有和她交手過一次，更確定她是個左派激進份子。美國的私立學校分兩種，有錢的和沒錢的。有錢的學校，通常發獎學金是看需要，而不是看成績。每一個能唸長春藤等級學校的學生，程度當然都很好，學校除了少數特別捐贈的獎學金外，多半不看成績發獎，另一方面，為了強化「社會階層流動」，所以好的私校，通常窮人唸書不用錢，有錢人則要付全額。敝校是沒有錢的那種，所以發獎學金，反而看成績，想用錢去收買一些程度好一點的學生。有的獎學金很大方，學費、住宿費全免，所謂的full ride(或稱free ride)。 有一年我給找去當多元化獎學金的評審，這獎的頭一名獲獎，就是full ride。我們由教職員和校友三人主持的這個小委員會，就可以給一個頭獎，再加幾個小一點的獎，這些獎，是給還沒來唸的新生，因為是full ride，幾乎給出去，就會來唸，所以學校和學生都很慎重，還會付飛機票錢讓學生來面試。我們三人小組，非常仔細地看資料，問學生，並且認真討論，看到一個個高中生的不同背景，為了獎學金寫的小論文介紹他們自己，有點開眼界的感覺，算是有趣的一個差事。 面試了幾個人之後，下一個就要輪到一個德州來的的黑人學生，在面試前，牧師進來和我們聊了一下，說接下來的這個學生的經歷很感人，是一個德州校友發現的，很有資格拿這個多元化獎學金。這黑人沒有爸爸，媽媽也因為吸毒，所以沒有養育小孩，小孩住過流浪漢的庇護之家，也在寄養家庭之間流轉，學上得不好，但很認真，沒有變壞，有打美式足球，教練說資質不錯。牧師意思是，如果可以，給他full ride，讓他人生有一個翻身的機會。我們就一個勁地點頭，但我們一看資料，一問學生，就知道不妙。學生的ACT只有14分，這是非常低的分數，ACT是和SAT同等地位的標準考試，全國平均是19，沒有考個 33、34以上，藤校不用想。再問學生一些基礎的數學問題，完全答不出來。沒辦法，因為選拔標準裡，有一項就是學業成績，這項算下去，就把他的分數拉下來。我們最後把頭獎給了個亞裔，被白人領養的那種，而把二獎給了黑人學生，兩個成績實在差太多。 審核結束的時候，牧師衝了進來，「你們怎麼沒有給德州學生頭獎」？吵了很久，原來她和校友，應該已經承諾了全獎給他，因為這學生在她眼裡，就是那種DEI最合格的學生，我們怎麼會無視他的黑人膚色？我們小委員會沒有讓步，你有本事去改審核標準，只要標準在那裡，我們就按規章來。她怒氣沖沖地走了，好像去幫學生又要了一些錢，但學生最後去了別的學校。我想也是，在那個「瘋狂的覺醒1.0」時代，多的是學校要表態挺黑人學生。 我後來就沒再被邀請去審核這種獎學金，我們專門打壞人家好事的，當然要列入黑名單。奇妙的是，牧師可能覺得我們學校還不夠覺醒，她也走人了。

中國的洪澇看起來越來越嚴重，有時候我都懷疑，是因為我們這些反共的人，內心巴不得看到天災人禍不斷，希望中國人終於受不了起義革命，所以把這些洪水的新聞，不斷地放大，自己在內心想像共產中國的天災頻率加大，但事實並不是如此？也許中國這麼大，中國本來就是到處可能有洪澇，我不知道，因為所有中國的數據都不可靠，也許連共產黨高層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天災有沒有變多。 但我們知道的是最近幾年的夏天溫度不斷地升高(誰可以去把輪船用油的硫加回去嗎？)，溫度高，下雨多，那也是一個科學上可以支持的事實，所以我們先把人禍放一旁，也許中國的洪澇問題，是天氣的責任。但這個雨下大的問題，全世界都在發生，連紐約地鐵這幾年也都一直淹，中國的鄰居，也有這個下雨的問題，但怎麼對付這個頻率變多的天災，就變成了人禍的問題。治水是一個問題，救災是另一個問題，災後重建則又是另一個問題，在完全不透明的共產黨黨國體制下，三個問題有解嗎？誰在負責？進度如何？不知道，通通不知道。中國人，你們為什麼不生氣？ 也許救災考驗的是領導的能力，領導的能力在僵化的中央集權下，變得極為關鍵，但習近平碰什麼，什麼就失敗，足球？雄安？經濟？股市？房市？現在他又去碰AI，看起來又要完蛋了。所以水患的問題，中國人要自求多福，但我不解的是，如果共產黨可以在2008年，把錢灑出去，搞鐵路基建，搞房地產投資，硬是把景氣拉了起來，為什麼現在景氣困難，同時治水基建如此缺乏，共產黨怎麼不灑錢搞城市治水工程？蓋新水庫、疏通河道、廣建下水道、開闢蓄水池，不都是像蓋鐵路基建一樣，既可以提高就業，又可以解決水患問題，為什麼不大搞特搞一下？ 無能可能是一個原因，但很可能共產黨真沒錢了。 在習近平打房前，房地產的投資是一個老鼠會騙局，我一直很不可思議中國人買預售屋是要先供房貸的。產權都沒拿到，房子都還沒開始蓋，中國人就在繳錢，這是什麼瘋狂的制度？最後開發商倒了，房子爛尾了，買家還要繼續付錢給銀行，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坑買家的。然後成千上萬的爛尾樓，政府也沒有出來解決，難以計數的房奴，沒拿到房，還欠銀行錢，公道討都討不回來，真是豈有此理。但這也表示了，當初房市旺的時候，出錢的是銀行，不是開發商，甚至也不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賣地拿一次錢，就沒了，錢到哪裡去了，不知道，但不是進了房市。中央政府管利率，但不管貸款實質，現在四大銀行的呆帳率只有1.2%，我信都不敢信，爛尾樓跳樓的那些屋主，銀行都不敢打成呆帳，大概還繼續掛在帳上。 中央沒有出錢刺激房市，只是靠銀行借貸的管道，把中國人的儲蓄轉成房地產放貸，恆大和一大堆的地產商倒了，爛尾樓的屋主停供了，銀行的爛帳，公開看到的就已經是2012年的4~5倍，更何況還有藏起來了，銀行嚇都嚇死，本都快保不住了，怎麼敢投資治水基建？ 但共產黨當初不是花大錢蓋高鐵？不是有錢嗎？為什麼現在不花了？一樣，共產黨靠的是銀行和地方政府，不是用借的，就是用股權投資在高鐵的建設，這些和爛尾樓的房子也差不多，投資都像打水漂，因為高鐵入不敷出。銀行現在沒錢，地方政府沒地可賣，找誰來投資比高鐵更沒有收益的治水建設？ 共產黨只剩一條路可以搞治水基建，那就是中央政府編列預算。但中國政府稅收就這麼多，你是要花在軍隊，還是要花在醫保，花在幹部退休金，還是要花在習近平的好大喜功？不知道，但治水基建，既看不到，又吃不到，別浪費了。不是可以印鈔票嗎？這一點共產黨倒是挺機靈，搞通膨來害自己嗎？不如好好地管好輿論、刪除貼文、封鎖消息，歲月靜好，速度比較快，效果比較好。

不像許多有名的總統，詹森沒有名牌大學的學歷，他是真正窮苦出身。他大學唸德州的一個鄉下師範學院，學費已經很低廉，但他還是得休學一年，先去賺點錢才能完成學業。師範學院常有一些德州各地學區的督學、校長來進修，詹森結交了一個德州南部學區的督學，督學承諾詹森一個教職，詹森就這樣在1928學年，在Cotulla這個地方，教了一年書。 Cotulla在一百年前的人口，和現在差不多，都只有三千多人。德州在一百年間，發達不知多少倍，但Cotulla卻一點都沒長進，你就可以知道這是多麼鄉下的一個地方。它離墨西哥邊界只有六十英哩，離大城聖安尼奧九十英哩，看起來不遠，但一百年前，柏油路沒有舖到Cotulla，交通不便，所以是真正偏鄉。小地方近八成是墨西哥裔，務農為主，學童經常一曠課就是幾個月，因為家長把小孩帶去甜菜園或是棉花田工作了，沒有人管這些墨裔小孩功課怎麼樣，甚至沒有人管這些小孩會不會說英文，直到詹森來了Cotulla小學，才有改變。 小學原來有五個老師，都是主婦不情不願地來上班，每天都是上課前才到，一打鐘下課就趕緊走人，一刻也不停留。小學很久沒有男老師了，大家都很高興有新血，詹森一到，督學立刻指派他當校長。這是詹森的第一份領薪水的正式工作，他的所作所為，完全反應了詹森的整個人生態度，甚至他的人生野望。詹森從來不把他的工作當小事，他一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早早到學校檢查環境、備課，下班後繼續忙到很晚，小朋友功課一定要教到會才放他們走。他認為小朋友會講正確的英文很重要，不厭其煩地要求他們發音正確。小朋友下課時間沒有遊戲場地，原來的老師也不管，他一來就弄出場地，找到排球和壘球的設備，要求老師輪流在下課時間看顧小朋友。鄉下小孩從來不知道體育比賽，也沒有錢去外地參賽，詹森自己找家長帶隊去比賽。Cotulla的小朋友一輩子都記得這個，不乖時教訓他們，對他們有要求、有期待的詹森老師。唯一的校工不識字，詹森有空就教他識字，但詹森嚴格要求他把學校打掃乾淨。 在一個偏鄉遙遠而無人知的小學，做著誰也不知道有什麼用的工作，但詹森不因為事小而輕乎，什麼事都全力以赴，他相信，「只要你每個方法都試了，你就會成功。」詹森的志向當然不是當一個成功的小學老師，有一次小朋友學他講話傷了他的心，他很生氣地打了那個冒犯他的小朋友，然後對全班罵，「你們怎麼能這樣笑我，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人，是未來的美國總統。」 二十歲的詹森在Cotulla流露的不只是他過人的努力和非凡的野心。詹森的白宮任期以民權法案、社福法案和越戰泥淖聞名。六零年代前的德州，和南方各州都一樣，政治和社會是充滿種族主義偏見的白人所主導，政客全都是民主黨。詹森為了民權法案，把這個南方的民主黨板塊打破，可以說是背叛了一直力挺他出頭的南方白人，但詹森不是為了權術而虛情假義地通過民權法案，他是真心地想要為弱勢的少數民族說話，想為他們做事，他在Cotulla的學生，幾乎都是墨裔，他沒有少盡一分力來幫助這些學童，也許他還多出了力，因為他自己也是窮苦出身，他內心還是有一股俠氣，不忍見人間的不公不義。但詹森的俠氣，還是家父式的，他在德州，但他不想學西班牙語，他在Cotulla教墨裔小孩要怎麼擁抱英語、美國文化、美國歷史，因為那是他認為對小朋友最重要的教育。結合了俠氣和家父心態，轉換到全國的政策，那就是美國史所未見的社福擴張：食物券、老人及窮人健保、窮人免費學校午餐、窮人住房補助等等，都是詹森任期內搞出來的，每一個政策都立意良善，都是「為你好」，但最後都把這些窮苦、弱勢族群，養成伸手牌，失去自立的能力，還造成了政府永遠的財政問題，美國現在的社會問題，很大的部份都可以溯源到詹森的總統任期。 有錯誤理念的人，你寧願他笨一點、懶一點，造成的禍害會少一點。

無韻的離騷：一葉武夷茶的跨洋、宿命與主權啟示錄 楊純華 1.從大西洋底撈起的一抹閩南音節 歷史的伏筆，往往埋藏在人類最習以為常的日常消費品中。 當我們翻開西方近代民主憲政的宏大史詩，1773年12月16日的那個深夜，永遠是不可磨滅的經典場景。在波士頓港那凜冽的寒風中，一群憤怒的殖民地居民喬裝改扮，登上了東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在徹夜的喧囂中，他們將整整342箱茶葉，一箱接一箱地傾倒進冰冷的大西洋海水中。這場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的抗稅行動，以「無代表，不納稅」的決絕姿態，徹底激化了英美之間的宗主國與殖民地矛盾，進而拉開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 然而，在宏大的歷史教科書中，有一個極具社會學異化色彩的細節卻鮮少被提及：那342箱改變了人類政治文明走向的茶葉，並非產自新大陸，亦非產自大英帝國的歐洲本土，而是全部來自大洋彼岸那個正處於封閉、專制落後的盛清中國。 英國國家檔案館至今仍完好地保存著當年的索賠清單，那是帝國官僚用羽毛筆記錄下的經濟損失。在這份決定了美利堅命運的清單上，赫然寫著五種茶名：Bohea、Singlo、Hyson、Congou、Souchong。這五個詞彙在英文詞典裡找不到任何字根，它們全是不折不扣的中文閩南方言音節。其中，Bohea 正是「武夷」二字在閩南語中的發音。在被傾倒的342箱茶葉中，光是武夷紅茶就佔了240箱，比例高達七成以上。 換言之，西方自由憲政體制誕生的第一聲啼哭，竟是由福建武夷山深谷裡的幾片黑色葉片所催化的。這是一場全球化早期最深刻的社會學奇觀：在專制與封建壓迫最深重的土地上，由最底層的中國農民用血汗勞作生產出來的商品，跨越重洋之後，竟變成了西方世界砸向專制王權、爭取「人民主權」與「自由憲政」的政治導火線。 我的故乡在绵延百里的武夷山脉西南麓。在这里我说的是在地球兩端、跨越兩百五十年的与我故乡的武夷茶有关的事与感慨。我从中看到了勞動者的身體與血汗如何被編織進全球資本主義的壓迫網絡，我更感叹命運的荒誕悖論——生產了「自由催化劑」的土地，至今仍未長出自由的果實。 2.全球商品鏈中的勞動、身體與權力壓迫 從社會學的視角審視，那一箱箱沉入波士頓港的 Bohea 武夷茶，並非天然的造物，而是近代早期全球商品鏈與國際勞動分工體制下，對個體身體進行極致壓榨的產物。 閩南的舌尖吐出 Bohea 的嘆息 那是武夷山的雲霧 與採茶人馱駝的脊梁 他們在封建的泥土裡躬身 在季風裡揉捻 將血汗与叶子的清香封入木箱 經由東印度公司的巨輪 編織進全球資本最初的網 那時的東方，麻木的帝國正陷入沉睡 並不知道這黑色的葉片 已成為跨洋流轉的商品權力 兩百多年前的武夷山，茶農與採茶工的生活是一部無聲的血汗史。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曾提出過「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概念，指的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被掩蓋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當倫敦的貴婦人在沙龍裡優雅地端起瓷杯，當波士頓的紳士在港口討論大英帝國的稅收政策時，隱匿在茶香背後的，是武夷山茶農在專制官僚與買辦商人雙重剝削下、近乎窒息的生存狀態。 茶農們必須在季風來臨前的短短數週內，赤腳在濕滑的岩壁與山谷間攀爬。他們的十指因長時間揉捻茶葉而磨出鮮血與厚繭，他們的脊梁因長年背負沈重的茶簍而變得駝背畸形。在清代中央集權的極權政治與行商制度（十三行）的壟斷結構下，這些底層勞動者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自由言論的空間，更沒有對自身勞動成果的定價權。 這是一種極致的社會學諷刺：武夷山的茶工們是在完全被剝奪了自由、完全缺乏權利保障的體制下進行生產的。然而，他們所生產的茶葉，卻具備了一種超乎尋常的「商品權力」。當這些茶葉被裝進木箱、貼上海關的標籤，經由跨國壟斷的東印度公司的巨輪運往西方時，它們就從封建專制的泥土，躍升為全球資本流動與帝國稅收的核心支柱。大英帝國依靠這些茶葉的進口稅來維持其全球擴張的財政結構，而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則在這片葉子上看到了母國對他們經濟自主權的瘋狂蠶食。 那時的盛清帝國，正在文字獄與高度中央集權的麻木中逐漸走向腐朽。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陷入了一種歷史的盲目與沉睡中。他們一邊享受著茶葉貿易帶來的白銀流入，一邊對外部世界正風起雲湧的啟蒙運動、社會契約論與權力分立學說一無所知。中國人以極致的隱忍與身體的勞奉，供養了西方的消費社會，也無意中為西方的制度變革準備了火種。 3.歷史的斷裂與悖論——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歷史在1773年的波士頓港口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斷裂。 當這批來自中國福建的 Bohea 紅茶在寒風中被一箱箱倒入海中，大西洋的海水被染成了苦澀的深褐色。這一歷史事件在政治社會學上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是一場反抗「無代表納稅」的階級與政治結構抗爭。波士頓的傾茶者們，並不是在簡單地毀壞財物，他們是在摧毀大英帝國強加於他們的、未經同意的權力枷鎖。 波士頓的冬夜，寒風如刀 “無代表，不納稅”的怒吼撕裂了海港 三百四十二箱中國茶 在反抗殖民的巨浪中 化作大西洋泛起的一夜苦澀 七成是武夷的紅—— 它用在專制土地上長出的血肉， 點燃了西方自由憲政的導火索 一葉落而帝國傾 美利堅在茶香的餘燼中誕生 這場由武夷茶引爆的烈火，最終焚毀了舊帝國的殖民枷鎖。僅僅三年後，《獨立宣言》發表；幾年後，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在美利堅誕生。美國人建立了基於人民主權、權力制衡、言論自由與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憲政屏障。 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學的目光從繁華、自由的西半球，重新投向那片長出茶樹的東方土地時，我們會被一場巨大的荒誕感與悲劇性所震懾。這是一道跨越兩百五十年的歷史傷口，至今仍在流血。 歷史在此處 卻割開了一道荒誕的社會學傷口 兩百五十年的煙塵散盡 那片催生了西方自由 催化了現代民主的茶葉 它的母體 卻至今仍在專制的陰影裡掙扎 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而採茶人的子孫 卻依舊沒有“代表” 依舊在替不曾同意的權力納稅 這何其可悲！那片用自己的血肉與勞動，為西方現代憲政與民主制度點燃了導火索的中國茶葉，它的母體與子孫，卻在往後的兩百五十年間，不斷在專制、極權、動盪與思想禁錮的泥潭中輪迴。 直至今日，中國人是否真正獲得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憲政保障？兩百多年前美國人高喊的「無代表不納稅」，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句無法公開談論的政治禁忌。十四億人民在高度精密的現代國家機器下，承擔著沉重的直接稅與間接稅，但他們在決定國家前途、監督權力運行的公共場域中，卻依然缺乏實質性的、合法的「政治代表」。採茶人的子孫換上了現代的服裝，走進了科技化的工廠與高樓，但在政治身份上，他們與兩百年前在武夷山躬身勞作的祖先，並沒有本質上的結構性跨越——他們依然是權力體制下的「客體」，而非國家主權的「主體」。 中國用集體主義的自我犧牲與勞動紅利，為世界的現代化與西方的自由繁榮作了無聲的嫁衣。而中國人自己，卻被永遠隔絕在現代憲政民主的制度紅利之外。這是一首獨屬於中國人的、綿延數百年的當代《離騷》。 4.茶館裡的當代反思——精緻的麻醉與消逝的自由空間 歷史的指針來到了當代。今天，武夷茶不再需要通過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的木箱遠涉重洋，它換上了極盡奢華的包裝，變成了中國本土政治與經濟精英生態中不可或缺的社交貨幣。 時至今日，武夷的茶香依然氤氳 它是高官案頭的雅趣 也是平民市井的慰藉 然而，在當下中國那些精緻的茶館裡， 在朋友之間隔牆有耳的淺酌低吟裡 究竟還容得下幾多思想的自由 那裊裊升起的青煙 究竟是點燃思辨的火星 還是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茶館」在中國歷史上曾具有特殊的公共領域屬性。它是市民階層交換資訊、評議時政、甚至調解地方矛盾的半制度化空間。然而，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中，茶館的公共性已經被高度的政治恐懼與精緻的消費主義徹底解構。 在那些裝潢典雅、古風古色的當代茶館包廂裡，武夷岩茶大紅袍、肉桂的香氣四溢。端坐在茶桌旁的，有手握重權的官員，有依附體制的商人，也有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茶香氤氳中，人們談論著佛學、周易、文玩、甚至全球金融的波動，但每當話題觸及這片土地的體制弊端、權力腐敗、或是公民權利的缺失時，空氣便會瞬間凝固。 「隔牆有耳」、「莫談國事」的集體無意識，像一隻看不見的政治幽靈，籠罩在每一張精緻的茶桌上方。朋友們之間的交流變成了相互試探與淺酌低吟，真正的思想在審查與自我審查中被閹割。茶館不再是孕育公共理性的搖籃，反而變成了逃避現實政治、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知識分子在茶香中找到了犬儒式的安寧，官員在茶湯中體會著權力的運籌帷幄，而普通人在茶餘飯後的八卦中消解了對自身權利受損的痛苦。 這正是現代極權統治最可怕的社會學景觀：它用物質的極大豐富與精緻的文化消費，消解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那裊裊升起的茶煙，原本應當是點燃批判性思辨的火星，如今卻成了遮蔽雙眼、掩蓋社會矛盾的迷霧。 5.主權覺醒與中國人的天命破曉 「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這是無數流亡者與民主鬥士在經歷了制度性壓迫後，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吶喊。但對於留在那片土地上的十幾億人民而言，更深重的歷史使命在於：如何讓自由在自己的祖國生根發芽，如何讓那片長出了武夷茶的土地，真正建立起庇護每一個個體尊嚴的憲政屏障。 這需要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一場深刻的、斷奶式的歷史自省。 這裊裊茶香 正苦苦等待一場真正的醍醐灌頂 當代的知識分子啊 是否聽見了歷史在茶盞底部的沉吟？ 我們不能永遠只在杯中品嚐順從的甘甜 是時候用針砭時弊的鋒芒，去喚醒自己 去喚醒那群被霧氣遮蔽雙眼的人民 让主权意识像沸水中的茶叶一样舒展开 唯有當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那遲到的憲政破曉 才會真正落進中國人的茶杯裡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指出，知識分子的天職在於「清明」與「責任」。面對歷史的悖論與當下的思想困局，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再沉溺於茶館裡的淺酌低吟，不能再用犬儒主義的姿態去配合權力的敘事。 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最清晰的啟示：250年前，中國茶葉以商品的形式，在西方世界完成了一場關於自由與主權的啟動。250年後，中國人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完成這場未竟的民運與天命。 這場覺醒，必須是「主權意識」的徹底復甦。我們要像沸水沖淋茶葉那般，用啟蒙的思想、理性的批判與無畏的行動，去沖刷那層積澱在人民心中長達數千年的臣民心態與奴化思想。要讓每一個普通的採茶人、工薪族、農民工和知識分子都明白——我們不是體制的耗材，不是高官案頭的順民，我們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我們有權利要求屬於自己的「政治代表」，有權利對未經同意的權力說不，有權利要求憲法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以不可剝奪的形式確立為國家運行的根本基石。 唯有到了那一天，當主權的意識在十四億人的心中如茶葉般在沸水中舒展，那片長出了 Bohea 的武夷山，才不再只是全球商品鏈上流血的邊緣地帶；那座精緻的當代茶館，才不會是思想的停屍間。 這是一篇無韻的離騷，它發軔於苦澀的歷史，流轉於跨洋的波濤，但它的終點，必然是中國人自主握住自身命運的憲政破曉。當自由的陽光終於照進那隻古老的茶杯，這首延續了數百年的歷史悲歌，才算真正迎來了它的落幕與新生。 2026.7.6 作者/楊純華，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