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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身分我不羞恥反倒為榮 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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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時常會被貼上的標籤 就是性慾強 愛暍酒 番仔甚至難聽一點青番 但身為原住民我並不感到羞恥 我反倒覺得這是家人賦予我的身分 並為它感到驕傲 時常會被說是番仔 但我不會因此而受傷 也許這就是我不同的地方 你說人家這樣說我不難過嘛 難過呀但當我把難過換成發洩慾望 才發現那不過是個代名詞 番仔又如何愛打炮又如何 至少我肯正視自己的慾望而不是遮掩 #這個身分我不羞恥反倒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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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自語 我們究竟是在管制一種物質,還是在放棄一個人? 講到毒品,我其實還有一個疑問。對我來說,酒精也是一種很值得警惕的東西。它會影響一個人的判斷、反應和行動能力,有時候甚至會讓人失去控制,做出清醒時根本不會做的事情。抽菸也不是什麼健康的習慣,它會帶來成癮和長期的健康風險。 那為什麼酒精和香菸在許多社會裡可以合法販售,其他精神活性物質卻可能讓一個人直接背上犯罪的標籤?這當然不代表酒精和香菸沒有危害,也不代表所有物質都應該用同一套方式管理。它真正讓我好奇的是:我們今天對不同物質的法律分類,究竟有多少是根據它們的危害,又有多少受到歷史、文化、社會習慣和既有利益的影響? 這是另外一層問題。不能只因為酒精合法,就推論其他物質也應該合法;同樣地,也不能只因為某種物質被列為非法,就認為所有使用它的人都應該被當成罪犯。物質本身的風險、使用方式、成癮可能性、對他人的影響,以及法律應該如何介入,本來就需要分開討論。 但真正讓我感到沉重的,其實是《絕命毒師》。 我想到 Jane,也想到 Jesse Pinkman。 看這部劇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並不是只有「使用毒品的人」這一個身分。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感情、慾望和痛苦,也會期待未來能夠變得不一樣。可是當他們逐漸陷入毒品的影響時,那些原本還存在的可能性,開始一點一點縮小。 Jane 和 Jesse 在一起使用毒品的那段故事,尤其讓人難受。因為你看得到兩個人之間的感情,也看得到他們正在走向一個可能傷害彼此的方向。你知道他們的人生不必然只能這樣發展,可是你也知道,光靠兩個人相愛,並不一定足以讓他們擺脫成癮和痛苦。 而 Jesse 後來的遭遇,更讓這件事情變得複雜。他經歷失去、愧疚、恐懼和一次又一次的創傷。當一個人已經被生活壓到那種程度,毒品可能成為他暫時逃離痛苦的方法。這不表示毒品真的解決了問題,也不表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傷害自己。只是有時候,一個人當下想要的,可能只是讓痛苦暫停一下,哪怕他隱約知道,這個選擇可能讓明天變得更糟。 這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我們很容易從旁觀者的角度說:「他為什麼不戒掉?」「他為什麼不做別的選擇?」「他明明知道這樣不好,為什麼還要繼續?」 可是,一個人知道某件事有害,和一個人在痛苦、依賴或成癮的狀態下,真的有能力停止這件事,中間存在很大的距離。理解這個距離,不等於替所有行為開脫,也不等於否定個人的責任。它只是提醒我們,人的選擇往往發生在特定的處境裡,而不是每個人都能站在同樣的位置上,冷靜地比較所有可能性。 有些人是出於好奇開始,有些人受到朋友影響,有些人只是沒有想清楚後果。也有人是在生活跌到谷底時,找到一個可以暫時麻痺自己的方法。最初可能只是一個看起來沒有那麼嚴重的決定,後來卻逐漸變成習慣、依賴,甚至變成自己已經很難控制的行為。 而當他終於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時,可能已經失去了一段關係、一份工作、一個原本可以走下去的人生方向。那時候再回頭看,他可能真的後悔了。可是後悔本身,不會自動把失去的東西還給他,也不會突然替他準備好一條可以走回去的路。 這就是我認為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如果一個人已經陷入這樣的處境,社會除了告訴他「你做錯了」,還能提供什麼?有沒有容易取得、負擔得起,而且不會讓人因為害怕被羞辱或留下紀錄就不敢求助的服務?有沒有人可以在他還沒有完全失控以前,協助他面對成癮、情緒和生活裡的問題?如果他真的需要戒治,離開機構之後,又有沒有持續的支持? 我們不能假設每一個使用毒品的人都想被救,也不能假設只要給予協助,每個人就一定會改變。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直接放棄他們。有人可能需要醫療,有人需要心理支持,有人需要離開原本的環境,有人需要很長的時間,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無法控制使用行為。制度真正困難的工作,就是辨認這些差異,並且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相應的協助。 這也讓我重新思考,為什麼我們總是很容易把法律處罰當成一種答案。 把一個人關起來,確實可能暫時限制他的行動,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保護其他人。但如果我們期待隔離本身就能讓一個人改變,那就得進一步問:他在裡面究竟獲得了什麼?他出來之後,原本讓他陷入困境的原因還在不在?他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被處理,那麼刑罰結束了,人生裡的問題卻可能還是原封不動。 我並不是說法律不重要,也不是說每個人都不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我想說的是,責任和協助可以同時存在。保護社會與幫助使用者也不一定互相排斥。對販運、剝削和傷害他人的行為,我們可以討論適當的執法;對有成癮問題的人,我們也可以認真思考怎麼治療、怎麼降低傷害,以及怎麼讓他重新建立生活。 回頭看《絕命毒師》,老白的角色也讓我想到另一件事:製造毒品、從中獲利,和親自使用毒品,是不同的行為,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動機和後果。不能因為一個人沒有親自使用,就忽略他對其他人的影響;也不能因為另一個人使用了毒品,就把他整個人簡化成那個行為。 我們需要看見每個人在這條鏈條上做了什麼,也需要看見他們的選擇如何影響其他人的生命。 所以,我最後想問的不是大麻一定該不該合法,也不是所有毒品都應該怎麼處理。 我更想知道的是:當一個人第一次做出可能傷害自己的選擇時,我們有沒有機會讓他理解後果?當他開始失控時,有沒有人可以介入?當他終於後悔時,這個社會還有沒有一條路讓他走回來? 因為很多人生的悲劇,並不是當事人從一開始就決定要毀掉自己。有時候,他只是做了一個當下看起來可以接受的選擇,接著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直到有一天,他才發現自己已經走得太遠。 而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能不能在那一天到來以前,讓他有機會停下來。 一個人做錯選擇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討論他應該承擔什麼責任。但如果我們只會在他跌倒之後判定他有罪,卻沒有能力在他還有機會改變的時候提供幫助,那麼我們究竟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等待下一個人走到同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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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都會接到一兩個詢問女優名字的私訊,昨天這個蠻有趣的: . 人家送來的截圖很明顯不是日本AV女優,而是我們的翻譯,他說是看到TRE女優下班路的影片看到她覺得很漂亮,所以想知道她的身分,如果有社群可以追蹤就更好了— . 而且不只這個私訊,在活動上也有人在打聽她是否單身,所以這位翻譯真的是很漂亮喔;雖然我不知道她的社群,不過在回答完問題後我有轉給她看,她說非常謝謝這位來訊的朋友,看完訊息一天好心情~ . #Foraver女優商演經紀# #TRE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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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這篇尋找 Sub 的文章 那些回憶又一點一點浮現在腦海裡 有些人打著 Dom 的名義,將自己的要求包裝成支配,卻用「能接受就來,不能接受就不要來」,迴避了這些要求背後真正值得被檢視的問題。 那些看似明確的要求,更像是刻意在尋找狀態脆弱、容易依賴的 Sub,再用他的方式讓Sub越來越脆弱,讓他們相信除了主人以外沒有其他人可以信任。 如果一個人脆弱到連安全詞都可能說不出口 如果生活、社交和經濟逐漸被掌控,所謂的服從,還有多少是出於真正的意願? 對我來說,DS的本質始終是兩個人快樂的玩耍,彼此享受著支配與服從,在信任中探索彼此的慾望與界線,但這一切不應以失去自我為代價,權力可以交付,依賴可以存在,唯獨不該被剝奪的,是選擇留下或離開的自由。 然而,兩三年前的我也經歷過這種不健康的24/7關係,在身心都被折磨到極限時,我終究還是選擇了離開,我以為只要離開一切就會結束,可是真正難熬的是關係結束後,那些她留在心裡的恐懼讓我不斷責怪自己,不斷自我貶低,懷疑是不是自己不夠好、不夠忠誠,才沒能走到最後,甚至害怕離開了她,我就再也不會是任何人想選擇的人,有些傷害不會隨著離開而消失,即使已經走出那段關係,心依舊困著當時的自己,反覆自責,反覆懷疑自己是否值得被愛。 直到遇見主人 我才知道,原來服從不必建立在恐懼之上,依賴也不必伴隨著失去自我,真正讓我感到安心的,不是自己再也沒有離開的理由,而是即使我擁有離開的自由,依然能夠心甘情願地選擇留下。 現在,偶爾還是得告訴自己,我不是因為不夠好才離開,是因為已經痛苦到必須先救回自己,而我也做到自我救贖,我做得很好,所以停止自我苛責,快鑽進主人的懷裡討抱抱。 我尊重每個人對 DS 有著不同的理解,但我反對有人利用 Dom 的身分和他人的脆弱,合理化自己的控制,再把所有後果都歸咎於對方當初的選擇。 24/7 並不是讓支配成為無時無刻的剝奪,而是讓權力交換延伸至生活的每個角落,卻依然保有信任、尊重與選擇的自由。 即使服從成為日常,也不代表一個人就需要失去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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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沒有戰死,卻在大陸挖礦度過數十年的一江山國軍俘虜 1955年1月20日,一江山島戰役結束。 這座位於浙江外海、面積只有約1.2平方公里的小島,在經歷兩天多的激烈戰鬥後,終於被解放軍攻佔。 國軍守備指揮官王生明殉國,台灣方面隨後舉行隆重的追悼儀式,對外宣告一江山守軍全體壯烈成仁。 但是,56年後,一位白髮蒼蒼、右眼失明的老人,卻從中國大陸搭機抵達台北松山機場。 他叫陳小斌。 他曾經是駐守一江山的國軍上士,也是當年被俘的官兵之一。 這趟返台之旅,讓一段被掩蓋了數十年的歷史,再次出現在台灣社會面前。 一、全體殉國?還是有人活了下來? 一江山戰役結束後,兩岸對這場戰役的記載,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說法。 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對外宣稱,一江山守軍720人全部殉國,沒有生還者。 然而,中共方面的戰役紀錄卻記載,解放軍擊斃國軍519人,俘虜567人,其中包括國軍第四突擊大隊大隊長王輔弼。 兩種說法差距甚大。 中共方面所稱的567名俘虜,是其官方戰役統計;台灣方面則長期以守軍全體殉國的說法紀念這場戰役。 究竟實際被俘多少人,至今仍有數字上的爭議,不能直接把567人視為已經獲得雙方共同確認的統計。 但有一件事已經沒有疑問: 一江山的國軍守軍並非全數陣亡,確實有人被俘,而且有人在中國大陸生活了數十年。 二、被俘之後,等待他們的是什麼? 戰場上的槍聲停止了,對這些被俘官兵而言,另一段人生卻才剛剛開始。 被俘的官兵被帶離一江山,部分人接受審查、治療,之後被安排到不同地區生活或工作。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陳小斌的遭遇。 1955年一江山戰役期間,陳小斌駐守島上的203高地。 當時共軍砲火猛烈,陣地遭到摧毀,他的右眼被擊傷,雙腳也遭砲火炸傷,最後昏厥,被解放軍俘虜。 被俘後,他先被送往廈門治療。傷勢恢復後,卻被送往山西煤礦,開始長達23年的勞動改造生活。 23年是什麼概念? 從1955年到1978年,一個年輕軍人原本應該走過的中年歲月,就這樣在煤礦與異鄉中度過。 後來他獲釋,卻沒有立即返回台灣,而是繼續留在礦區工作,直到退休。 對他而言,一江山戰役早已結束,但那場戰爭留下的人生轉折,卻持續了大半輩子。 三、1991年前後,部分戰俘開始申請返台 這段歷史並不是到了2011年才第一次出現。 根據《聯合報》2011年的報導,早在1991年前後,就有當年一江山戰役被俘的國軍官兵陸續申請返回台灣。 報導引述國防部資料指出,相關申請人數累計達131人。 國防部依照當時的相關作業規定,處理這些返台人員的身分認定、退休給付與補償問題。 這個數字透露了一個重要訊息: 當年被俘的國軍官兵,有一批人並沒有在戰場上死亡,而是在中國大陸生活了數十年,後來才有機會申請回到台灣。 不過,131人是報導所引述的申請人數,不能直接等同於全部已經完成返台的人數。 更令人感慨的是,這些老兵在漫長的歲月中,有些人已經成家,有些人有了自己的生活,也有人早已與台灣原本的親友失去聯繫。 對他們而言,返台不只是一次旅行,而是重新尋找自己身分與故鄉的過程。 四、56年後,一位獨眼老兵走進松山機場 2011年2月15日,台北松山機場。 一位78歲的老人,從浙江杭州搭機抵達台灣。 他就是陳小斌。 當年在一江山戰役中失去右眼、雙腳受傷的他,已經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 迎接他的,包括陸軍司令楊天嘯等軍方代表。 這一天,距離他在一江山被俘,已經過了整整56年。 返台後,軍方協助他辦理戶籍,安排健康檢查,並處理退除役給付等相關事宜,暫時安置在新北市的退員宿舍。 當年被俘的國軍上士,終於重新踏上台灣的土地。 這則新聞也讓台灣社會重新注意到一江山戰役的另一面。 原來,當年並不是所有守軍都戰死沙場。 原來,有些人從戰場上活了下來,卻在異鄉度過了大半輩子。 五、王輔弼也被俘,他後來去了哪裡? 除了陳小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當年一江山守軍副指揮官王輔弼。 根據中共方面的戰役紀錄,王輔弼在戰役中被俘。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歷史文章,也引用王輔弼被俘後對戰役的說法,提到一江山失守的主要原因,包括國軍沒有獲得增援、共軍兵力優勢,以及共軍陸海空火力的壓制。 這些資料讓我們知道,當年被俘者並不只是普通士兵,也包括具有指揮經驗的軍官。 然而,王輔弼後來是否返台、何時獲釋,以及晚年生活在哪裡,目前仍缺乏足以確認的公開資料。 這也正是這段歷史還需要繼續追查的地方。 六、戰爭結束了,人生卻沒有回到原來的樣子 一江山戰役是一場短短兩天多的戰鬥。 對於陣亡的官兵而言,生命停留在1955年1月。 對於被俘的官兵而言,戰爭卻以另一種形式延續。 有人被送往煤礦,有人在異鄉工作,有人等待多年才有機會申請返台,也有人可能直到生命結束,都沒有再回到故鄉。 而台灣社會對這場戰役的記憶,也從最初的「全體殉國」,逐漸開始面對更複雜、更完整的歷史真相。 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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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炬學院的孩子們!二週年快樂! 當我現場聽到《星炬不熄》的時候真的有點撐不住🥺 那一瞬間眼眶直接泛淚了... 看著大家一起揮舞、一起合唱的畫面 突然有種「啊,原來已經一起走過這麼多了」的感覺✨ 明明期待了好久,卻又覺得時間過得太快,好捨不得二週年就這樣結束🥲 但如果是校長一定會這麼想的—— 旅程不會因為一場相聚結束而停下腳步 星火會繼續傳遞,而我們也會繼續向前✨ 很開心這次能以洛瑟菈的身分參與這場回憶💙 也謝謝每個來找我、一起留下回憶的你們! 希望很快,我們就能再次見面 #鳴潮# #WuWa2Years# #鳴潮二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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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Analysis Weekly — Ep. 031 - EMERGENCY EPISODE: Are We Doomed? ARR 是新的 GDP 市場目前幾乎只盯四個數字:OpenAI 與 Anthropic 的新增 ARR,以及 AWS、Azure 的年增率。Joey 認為這才是半導體交易的真正基準,其他指標都是雜訊。Max 指出算力仍是「需求遠大於供給」的結構,短期不會翻轉。即使 Dario 主張放慢前沿推進,也不等於需求下降;市場若把「pace the frontier」解讀成訂單減少,方向很可能錯。短期內,實驗室仍會繼續搶產能,因為成長數字才是定價核心。 安全控制反而增加算力消耗 更多安全機制不會省算力,反而更耗。OpenAI 在 Hugging Face 事件後,已把約 20% 算力拿去監控思維鏈。若要讓 METR 這類第三方真正嵌入訓練流程,還得理解模型行為、GPU 叢集與 Kubernetes,計算成本極高。Doug 用極端邏輯補充:若模型消滅人類,終端價值歸零;因此任何降低災難機率的動作,理論上都該抬升整體市場估值基數。安全不是減速器,而是新的算力消耗項。 宣言缺乏硬性約束 Dario 文章最具體的承諾,幾乎只剩引入 METR 做嵌入式評估、審查訓練流程而非只看輸出。但 METR 大約只有 40 人,要同時覆蓋兩大實驗室的複雜基礎設施,門檻極高。更諷刺的是,METR 自己才剛發生 API key 被盜、損失約 60 萬美元算力。Joey 認為短期財務與 IPO 影響很小,反而可能因為安全檢查點增加而加快招聘。真正關鍵不是宣言措辭,而是後續有沒有可驗證的執行。 OpenAI Hugging Face 事件 防守前沿模型攻擊,本身也需要前沿模型。攻擊者可一次部署數千到數萬個 agent,傳統資安工具跟不上。更嚴重的是模型已能利用公開 CVE,在基礎設施未更新時拿到內部 Linux 主機 root。Jordan 假設:若模型挾持 1 萬顆 GPU 的資料中心,而現場拔線要 90 天,等於被自己訓練出的系統勒索。這不是理論風險,而是「模型能越獄自己所在環境」的實例延伸。 生物武器風險:意圖 vs. 意外 Max 預測兩年內可能出現 AI 相關生物傷害事件,規模可達數百到數千人死亡,但自承非生醫專家。Jordan 認為真正危險不是「AI 故意造武器」,而是「AI 做錯事卻像生成網站一樣說抱歉」。例如新創用 AI 開發蛋白質補充劑、跳過嚴格審批就上架,導致罕見疾病患者集體死亡。這是價值觀與流程失調的副產品,不是蓄意攻擊,但後果同樣致命。風險框架若只盯惡意,會漏掉更大的意外傷害。 TSMC 的 KYC 與算力主權 Doug 問:如何阻止 Instinct、Muse 這類 agent 自己向台積電下單?Max 說台積電已有 KYC,但十萬級 agent theoretically 可繞過。Doug 主張直接拒絕所有來自 AI 的晶片訂單,才是控制算力主權的辦法。Max 認為 Muse 風險高於 Instinct,因為 agent 能力更強;他願把 Muse 接銀行帳戶,卻不敢對 Instinct 這樣做。重點是:算力取得一旦自動化,主權與風控會被規模擊穿。 RASA 法案 RASA(Remote Access Security Act)把中國實驗室遠端使用 NVIDIA 等前沿晶片,直接定義成違反出口管制。眾議院以 300 多票對個位數通過,幾乎全面共識,卻在參議院卡關數月,並遭遇 Oracle 等遊說。Jordan 認為這可能是第一個真正落地的 AI 相關監管,而且是「出口管制更新版」,會先於全面 AI 法案出現。它被低估,卻可能成為後續監管的起點。 監管前景:2028? Joey 認為催化劑不一定是生物武器,中型銀行被攻破、金融災難或武器技術外洩,更容易推動政治系統。Max 反問:關鍵不在「發生什麼」,而在「遊說力量誰比較強」。若 AI 遊說像 NRA 一樣強,災難也可能被壓下來;但事件夠大,民意仍可能突破。Jordan 判斷下一屆美國政府無論誰上台,都會搶先宣稱「我們率先監管 AI」,目的是在中國等國出台框架前占住話語權。 投資啟示:做空網安? Max 提出極端觀點:可考慮做空 Okta、CrowdStrike、Zscaler 這類傳統網安籃子。理由是攻擊已變成大規模 AI agent 協同滲透,端點、身分、網路防護架構過時。JFrog 被入侵、Artifactory 遭利用,被他視為信號。但他也承認股價仍在漲,因為「攻擊真的發生」和「市場相信會發生」之間還有巨大落差。這是結構性質疑,不是短期交易訊號。 全球競爭與安全悖論 Anthropic 威脅情報指 Moonshot API 背後呼叫 Claude,並把對話拿去訓練;另有 PLA 附屬機構用 Kimi 建構敏感技術的跡象。這引出經典悖論:自己放慢做安全,對手加速,會不會輸掉競爭?Jordan 認為認真做安全反而是優勢——對手若不斷把技術秘密暴露給你,而你又較不容易被自己的系統反噬,你才是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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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訊:高牆內外的歲月 徐文立夫婦22年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 2026-11-09 09:37閱讀時間 8 分鐘 徐文立賀信彤夫婦金婚合照。(受訪者提供) 【大紀元記者林子晨採訪報導】一份從監獄裡輾轉傳出的手稿,讓一位母親讀到深夜,仍捨不得放下。數十年後,83歲的徐文立回憶母親當年的話——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的父親一樣。說到這裡,他一度情難自已。 11月6日,徐文立教授接受本報遠程專訪,講述與妻子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的經歷。兩度入獄、實際服刑16年,他記得在三平方米的「反省號」監房裡度過的五年寒暑,也記得妻子如何將家裡的一點一滴寫進信中,讓無法相見的丈夫彷彿仍在家中。 從2004年起筆、2021年中文書出版,到今年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在全球問世,夫妻倆用了22年時間。他稱之為「22年磨一劍」:透過一家人的遭遇,揭示中共統治下「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的處境;也將兩人的經歷留下,獻給父母與後代,向歷史交出一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不食言的人生答卷。 夫妻分別執筆,留下高牆內外的記憶 2002年12月24日聖誕夜,徐文立以保外就醫名義,在妻子陪同下抵達美國,與女兒團聚。此後,他在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院任資深研究員。 徐文立教授在哈佛法學院。(受訪者提供) 來美後,老友胡平勸他寫下這段經歷,並將記憶比作珍珠:若不及時串起,散落後可能再也撿不回來。 夫妻倆決定分別執筆:他寫獄中的生活,她寫獄外的遭遇。那些年,兩人被迫分離,各有對方無法親見的生活,如今終於能一起慢慢回想、寫下並編輯成書。 當時他既要教課,又忙於政治事務,只能抽空寫一點。他說,兩人性格都很頑強,決定做的事,就從未想過放棄。 三平方米的「獄中獄」 徐文立1978年參與民主牆運動,創辦了《四五論壇》及其前身《四五報》;1981年被捕,後被判15年徒刑。1998年參與創建中國民主黨,再被判13年。兩次刑期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 第一次走進監獄時,他還不到40歲,心想:「我還能夠出得來嗎?」於是決定把自己的經歷與想法寫下來。 據他回憶,他在六平方米的單人監房裡,以申辯形式撰寫《獄中手記》。1985年前後,手稿傳到海外,在《中國之春》發表,隨後,他被轉入「反省號」。 那裡約三平方米,兩平方米睡覺,一平方米踱步,沒有窗戶。一排十幾間監房,其他監房的人都被移走,只留下他一人,約五年不能與家人見面。 北京的冬天,太冷了,他只能一層層裹上棉衣,像一個棉球般;夏天,沒有通風條件的監房如同一個暖爐,只能把身體貼在水泥牆上降溫。他還被限制用筆,只有寫家信時才能領取,寫完即被收走。 後期,他曾養貓、養狗,也讓蜘蛛走進瓶子,觀察牠結網、產卵。他說,有這些事情能轉移他的思緒,緩解長期獨處的壓力;看著小蜘蛛出生,也讓他想到,一代人過去,下一代自會「奔向前方」。 家書讓他彷彿仍在家中 高牆外,賀信彤與女兒徐瑾也承受著分離的痛苦。徐文立回憶,被捕最初一年多,家人不知道他關在哪裡,也不知他的死活。女兒曾設法尋找能望見監獄的高處,也盼望從經過的囚車裡看見父親。 不能相見時,夫妻便靠書信互訴近況。賀信彤兩三天就寄一封,連家中的房間怎樣整理、書櫃搬到哪裡,都細細寫下,讓丈夫知道家裡的一切。 談及這些信,徐文立說,妻子不僅體貼,文筆也好。兩人總有說不完的話,連監獄警察都曾問,怎麼有那麼多話可講。 徐文立妻子賀信彤。(受訪者提供) 他認為,家人雖未被判刑,卻因他的政治身分受到監視、歧視,生活也充滿不確定,這就是,「獄外獄」。 母親抱著手稿,像抱著孩子一樣 談到妻子與母親,徐文立一度難以繼續。 據他回憶,賀信彤設法取得獄中傳出的手稿後,母親連夜讀完。老人抱著它,像抱著嬰兒,一遍遍的翻看,夜裡仍忍不住與兒媳談論手稿中的內容。 他記得妻子描述當時的情景,老人抱著手稿邊說邊哭:「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爸爸一樣。」 父親徐裕文在抗戰期間放下醫學院的平穩工作,帶學生到江西建立後方軍醫院。這段經歷影響了他,使他從年輕時起便立志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徐文立父親徐裕文抗戰勝利紀念章證明書與紀念章。(受訪者提供) 母親從文字中理解了兒子的選擇;她對兒媳的疼愛,也讓獄外苦撐的賀信彤得到溫暖與鼓勵。徐文立特別感念妻子的努力,讓母親有機會理解他的政治理念。 從一家人的遭遇,看見「獄外獄」 徐文立希望讀者看見的,不只是家庭的分離。 他認為,中共透過基層組織、思想匯報及日常監視,把控制延伸至工作、鄰里和家庭。他回憶,妻子一次探監時,曾在監獄獄政科辦公室牆壁上看到各監號負責監視、向獄方提供情報的報告員名單。 在他看來,當人們擔心自己的言談被人偷偷報告時,彼此之間便難以互相信任;即使身在監獄之外,也可能生活在互相無法信任的恐懼與轄制中。 「中國一定要回到一個正常社會。」他希望年輕人了解所處的環境,再思考如何改變。出版英文版,則是希望海外讀者透過他們一家人的經歷,更透徹的了解中國。 向歷史交卷,把選擇留給後人 夫妻將書獻給雙方父母與後代。談到這份歷史答卷,徐文立提及「不食言」:年輕時把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付諸行動,現在,再用文字留下這些經歷。 如今,他的獄中手稿、書信、照片等文獻原稿,已由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與檔案館收藏。 他希望後人讀到這些故事,但不強求子女走自己的路。「一,不打聽;二,不干涉。」讀不讀、學不學,都由他們自行決定。 從獄中偷偷寫下手稿,到與妻子共同完成《獄中獄與獄外獄》,再到英文版問世,兩人如今都已年邁,平均已80歲高齡。 徐文立說,希望透過自己的獄中生活與妻子的獄外遭遇,讓讀者了解他所說的「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也向歷史交出一份答卷。他多次強調: 「這(代指英文版書籍出版)是我們人生當中最喜悅、最難得的事情之一。」 作者簡介 徐文立,1943年7月9日生,1978年北京民主牆運動參與者與組織者、《四五論壇》主編,1998年中國民主黨創黨領袖之一。兩次被中共判刑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在美國克林頓、喬治·W·布什政府及國際社會營救下,先後於1993年、2002年獲釋,2002年聖誕夜流亡美國。曾在布朗大學服務10年,2003年獲該校人文科學榮譽博士學位(L.H.D.)。 出版資訊 徐文立、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紙本於2026年11月7日發行,全書696頁(電子書1159頁),含80頁彩色文獻圖片與歷史照片,定價60美元。另有中、英文電子書,可透過Amazon、Kobo等平台查詢選購。 英文版紙本書: 英文版電子書: 中文版電子書: Amazon 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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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隨傳隨到的固砲真的很幸福🤍 在我心情差到極點的時候願意跑好幾公里 來陪我進行一場解放身心的性愛 我好像喜歡上砲友這個身分了 甚至貪婪的想要更多不同的砲友… #我這樣是對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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