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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姊.我處男26年了 到現在小頭都還沒有出來呼吸過 「你能不能幫幫我這一次啊….」 聽到的當下沒有任何情緒 只有一個一定要幫忙的心浮現出來 那現在時間2026/6/2 pm 19:45 我宣佈手術成功（≧∇≦） #男主角報名處# #如果這樣能拯救一個老男孩# #那我願意用我嘴巴來交換#

我真的非常享受在吃吃的過程中 男方不斷呻吟..嘴巴說著“好爽好敏感” 你越呻吟我越起勁 渴望的是你能粗暴的輸出在我嘴裡 把你對我的慾望幻想全部射給我讓我接收 有種想被吸乾你需要我的𝐟𝐮 就像我對你說'快幹死我‘𝐭𝐨;一樣的道理～ #如果這樣能讓情趣達到平衡# #那我願意用我嘴巴來交換#

若能穿越回到古代， 我想成為最受寵愛的侍寢奴婢。 今夜，紅紗帳內燈火搖曳，薰香裊裊。我輕輕掀開簾子，跪行至主人身前。主人正慵懶地坐在雕花榻上，翻看著一本古卷。我低垂著眼，不敢直視那高高在上的身影，只是恭順地將額頭貼近地面，輕聲道：「奴婢來侍寢了，請主人盡情使用。」 主人微微抬腳，我便立刻俯身向前，用溫熱的嘴唇與舌尖，虔誠地親吻、舔拭那隻尊貴的腳。從腳背，到腳趾，一寸一寸，都要用最卑微的態度侍奉。這是奴婢的起手式，也是我最擅長的取悅之道。舌尖輕輕打轉，感受主人皮膚的溫度，我的心裡只有一個念頭——我生來就是為了侍奉主人的。 當主人衣袍半解，我便順勢向上爬去。絲質的宮裝早已滑落肩頭，我跪趴在主人腿間，用嘴唇一路親吻小腿、大腿內側……直至最隱秘之處。我的動作輕柔而熟練，舌頭靈巧地侍奉著，不敢有絲毫怠慢。主人偶爾會伸手按住我的頭髮，讓我更深地臣服。那一刻，我只覺得自己徹底成了主人的一件工具，一件專門用來取悅的溫熱玩物。 全身被主人徹底使用之後，寢殿內只剩燭火輕輕跳動。我渾身酸軟，身上佈滿主人留下的鞭痕與吻痕，絲衣凌亂地掛在身上，若隱若現。我知道，侍寢還沒有結束。 我緩緩從榻上退下，重新跪在主人腳前的紅色織錦墊子上。長髮散亂，額頭深深叩向地面，雙手平放在身前，額頭輕觸冰冷的地面，同時輕吻著主人的腳背。我的聲音帶著剛才劇烈侍奉後的輕顫，卻充滿了由衷的感激： 「多謝主人今夜的恩賜……奴婢的身體、奴婢的舌頭、奴婢的一切，都只為主人而存在。 請主人無論何時，都盡情鞭打、盡情使用這卑賤的奴婢吧。 奴婢願生生世世，做主人最聽話、最會侍寢的奴婢。」 說完，我保持著磕頭的姿勢， 一動也不動，等候主人下一步的吩咐。 這就是我～～ 若回到古代，願成為的那個侍寢奴婢。 無論是舔腳的卑微、侍奉時的沉醉，還是事後跪謝的徹底臣服，我願意比任何人更努力學習，也比任何人都更享受這種徹底屬於主人的心境。

自言自語 我們究竟是在管制一種物質，還是在放棄一個人？ 講到毒品，我其實還有一個疑問。對我來說，酒精也是一種很值得警惕的東西。它會影響一個人的判斷、反應和行動能力，有時候甚至會讓人失去控制，做出清醒時根本不會做的事情。抽菸也不是什麼健康的習慣，它會帶來成癮和長期的健康風險。 那為什麼酒精和香菸在許多社會裡可以合法販售，其他精神活性物質卻可能讓一個人直接背上犯罪的標籤？這當然不代表酒精和香菸沒有危害，也不代表所有物質都應該用同一套方式管理。它真正讓我好奇的是：我們今天對不同物質的法律分類，究竟有多少是根據它們的危害，又有多少受到歷史、文化、社會習慣和既有利益的影響？ 這是另外一層問題。不能只因為酒精合法，就推論其他物質也應該合法；同樣地，也不能只因為某種物質被列為非法，就認為所有使用它的人都應該被當成罪犯。物質本身的風險、使用方式、成癮可能性、對他人的影響，以及法律應該如何介入，本來就需要分開討論。 但真正讓我感到沉重的，其實是《絕命毒師》。 我想到 Jane，也想到 Jesse Pinkman。 看這部劇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並不是只有「使用毒品的人」這一個身分。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感情、慾望和痛苦，也會期待未來能夠變得不一樣。可是當他們逐漸陷入毒品的影響時，那些原本還存在的可能性，開始一點一點縮小。 Jane 和 Jesse 在一起使用毒品的那段故事，尤其讓人難受。因為你看得到兩個人之間的感情，也看得到他們正在走向一個可能傷害彼此的方向。你知道他們的人生不必然只能這樣發展，可是你也知道，光靠兩個人相愛，並不一定足以讓他們擺脫成癮和痛苦。 而 Jesse 後來的遭遇，更讓這件事情變得複雜。他經歷失去、愧疚、恐懼和一次又一次的創傷。當一個人已經被生活壓到那種程度，毒品可能成為他暫時逃離痛苦的方法。這不表示毒品真的解決了問題，也不表示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傷害自己。只是有時候，一個人當下想要的，可能只是讓痛苦暫停一下，哪怕他隱約知道，這個選擇可能讓明天變得更糟。 這裡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 我們很容易從旁觀者的角度說：「他為什麼不戒掉？」「他為什麼不做別的選擇？」「他明明知道這樣不好，為什麼還要繼續？」 可是，一個人知道某件事有害，和一個人在痛苦、依賴或成癮的狀態下，真的有能力停止這件事，中間存在很大的距離。理解這個距離，不等於替所有行為開脫，也不等於否定個人的責任。它只是提醒我們，人的選擇往往發生在特定的處境裡，而不是每個人都能站在同樣的位置上，冷靜地比較所有可能性。 有些人是出於好奇開始，有些人受到朋友影響，有些人只是沒有想清楚後果。也有人是在生活跌到谷底時，找到一個可以暫時麻痺自己的方法。最初可能只是一個看起來沒有那麼嚴重的決定，後來卻逐漸變成習慣、依賴，甚至變成自己已經很難控制的行為。 而當他終於意識到事情不對勁時，可能已經失去了一段關係、一份工作、一個原本可以走下去的人生方向。那時候再回頭看，他可能真的後悔了。可是後悔本身，不會自動把失去的東西還給他，也不會突然替他準備好一條可以走回去的路。 這就是我認為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如果一個人已經陷入這樣的處境，社會除了告訴他「你做錯了」，還能提供什麼？有沒有容易取得、負擔得起，而且不會讓人因為害怕被羞辱或留下紀錄就不敢求助的服務？有沒有人可以在他還沒有完全失控以前，協助他面對成癮、情緒和生活裡的問題？如果他真的需要戒治，離開機構之後，又有沒有持續的支持？ 我們不能假設每一個使用毒品的人都想被救，也不能假設只要給予協助，每個人就一定會改變。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直接放棄他們。有人可能需要醫療，有人需要心理支持，有人需要離開原本的環境，有人需要很長的時間，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無法控制使用行為。制度真正困難的工作，就是辨認這些差異，並且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相應的協助。 這也讓我重新思考，為什麼我們總是很容易把法律處罰當成一種答案。 把一個人關起來，確實可能暫時限制他的行動，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保護其他人。但如果我們期待隔離本身就能讓一個人改變，那就得進一步問：他在裡面究竟獲得了什麼？他出來之後，原本讓他陷入困境的原因還在不在？他有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被處理，那麼刑罰結束了，人生裡的問題卻可能還是原封不動。 我並不是說法律不重要，也不是說每個人都不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我想說的是，責任和協助可以同時存在。保護社會與幫助使用者也不一定互相排斥。對販運、剝削和傷害他人的行為，我們可以討論適當的執法；對有成癮問題的人，我們也可以認真思考怎麼治療、怎麼降低傷害，以及怎麼讓他重新建立生活。 回頭看《絕命毒師》，老白的角色也讓我想到另一件事：製造毒品、從中獲利，和親自使用毒品，是不同的行為，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動機和後果。不能因為一個人沒有親自使用，就忽略他對其他人的影響；也不能因為另一個人使用了毒品，就把他整個人簡化成那個行為。 我們需要看見每個人在這條鏈條上做了什麼，也需要看見他們的選擇如何影響其他人的生命。 所以，我最後想問的不是大麻一定該不該合法，也不是所有毒品都應該怎麼處理。 我更想知道的是：當一個人第一次做出可能傷害自己的選擇時，我們有沒有機會讓他理解後果？當他開始失控時，有沒有人可以介入？當他終於後悔時，這個社會還有沒有一條路讓他走回來？ 因為很多人生的悲劇，並不是當事人從一開始就決定要毀掉自己。有時候，他只是做了一個當下看起來可以接受的選擇，接著一次又一次地重複，直到有一天，他才發現自己已經走得太遠。 而我們真正該思考的，是能不能在那一天到來以前，讓他有機會停下來。 一個人做錯選擇的時候，我們當然可以討論他應該承擔什麼責任。但如果我們只會在他跌倒之後判定他有罪，卻沒有能力在他還有機會改變的時候提供幫助，那麼我們究竟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等待下一個人走到同樣的結局？

博士班將畢業要上就業市場的時候，我聽從了當時正因為Freakonomics火紅，芝加哥大學教授Steven Levitt公開的建議，取了個美國化的名字。他說他都這樣建議他為數眾多的國際學生這麼做，因為他的研究證實，「名字」充滿了許多訊息，會給僱主認識到你是不是非常願意融入環境、擁抱當地的文化，你是不是想和其它人一樣，而決定要不要給你加分。講到這裡，就很多人想要舉反例，但是愛舉反例的人，常常不了解這種實證研究的意義，就業結果的差異，當然是有很多因素造成，但這種設計良好的實驗，真正的解讀方法是，「如果兩個各方面都一模一樣的人，取了一個美國化的名字那個，會有比較好的就業結果」。我那一年的就業市場正在金融風暴的谷底，任何一點加分的機會，我當然不能錯過。 Levitt的意見，放在今時今日，那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我都可以想見各式各樣的批評，「死白男，你憑什麼要人家放棄自己的身份認同」「為什麼不擁抱自己的文化」「你很好，沒有需要改變」「是別人該來學你的名字怎麼唸，而不是你要配合他們」「世界本應該如此多元」諸如此類的看法。如果是個人的價值觀，自我的選擇，我都沒有意見，但在現實上，這些批評並沒有辦法改變這個世界上，人生下來就存在的偏見，也許社會比較文明了，社會比較多cancel文化了，這些偏見不敢顯露出來，但一直都在而去除不了，只是變成隱性的偏見而已，這也是Levitt和Ronald Fryer等人研究的價值，人是會說一套，做一套的，所以有人選擇保留自己驕傲的一切，有人極力融入新社會，那都沒有關係，「名字」的訊號傳遞機制，不會因為你做了什麼，或是不做什麼，而失去作用。所以，你看為什麼這麼多東亞移民，給小孩取名字，都是非常美國化的名字，那是一個想要融入的心情，那是一個務實的心態。反觀印度人...... 但這些強調要政治正確的左派意識型態，其實還是有害的。首先，這些高大上的多元價值讓新世代對社會的運行有誤解，造成他們的認知和現實有落差。但更大的問題是，這種多元價值幾乎都不可避免地變成紅衛兵的鬥爭手法，為什麼Levitt現在不太敢再講這些實證上反多元的研究？因為那是會被人cancel的大逆不道言論。現在美國的教育界，不管是中小學，還是高等教育，通通是這種多元的氛圍，所以多數的老師，自己言論審查的厲害，而一旦開始懼怕被告發，那就當不了老師了，因為老師很多時候，是要「教育」學生，是帶有價值判斷的傳道責任。而一旦老師不敢要求，那學生其實就失去了學習做人做事道理的機會。一如我之前所說，大學的價值一在credentials，二在無憂無慮的四年探索，而如果老師都是畏首畏尾，那這個探索的過程，這個讓青少年成熟的獨特經歷，就少了一些能導正行為和看法的力量。 所以，我的課，不准用手機和電腦。學生可以遲到，可以中途離席上廁所，但我都很明白告知，你有你的來去自由，但你要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本帳，記載了和所有人的往來好壞，你每次上課都要晚來，或者是都要用上課時間上廁所，你雖然不會在這堂課被扣分，但你在我的私人帳裡，會一直都是負值，你的印象分數就是負的。當你身邊的人，對你的帳上，記的都是這些負值，你就把自己在社會成功、人生幸福的機會一降再降，如果不自己想辦法改變，那也不要日後悔恨。是的，我就是那個沒有政治正確危機感的說教老頭，但這不就是學校給我終身職的立意初衷？

破繭成蝶，信仰鎖倉 2026年5月12號，南昌記。 流感把我放倒了，原定遊玩行程成了三天酒店“深度遊”。但這幾天感觸很深，也在病床上做了個決定：響應社區號召，自願鎖倉10萬枚雪球代幣。 現在到處是PvP和Rug，而我卻願意把錢和時間押在雪球上，值得聊聊。 雪球與Flap：相輔相成 缺一不可 雪球能在Bsc站穩，全靠母體 @flapdotsh ，Flap是模塊化Meme發射台，主打創作者永久版稅和極高自定義機制。雪球是第一個應用外部合約實現該機制的代幣：買賣各收3%滑點稅，累積到0.1 BNB後每分鐘自動回購銷毀，總量不斷減少、底池越來越厚。Flap的版稅也持續注入雪球回購地址，持續輸血。 這是共生——Flap靠雪球出圈，雪球靠Flap抗跌。從零到5000多萬市值、兩萬多持幣地址，每次上漲都是對生態的驗證。 南昌聚會：英雄城的家人 南昌是打過第一槍的地方，敢折騰、不服輸，恰如雪球想做第一中文Meme的勁頭。線下聚會沒有畫餅，沒有高談闊論，有的只是一眾信徒在書寫者與雪球的點點滴滴，這裡面有皮革廠產老闆、普通上班族、定投鐵軍... 聚會後我高燒倒下，異地生病本難熬，全靠@dajingou1 兄弟照料。從他家往返到我酒店一趟得一個半小時，每次都拎著當地土特產來看我，帶我去附近老字號粥店喝粥，又陪我到社區診所打吊針開藥。出來時他拍著我肩膀說：“校尉哥，線上一起衝，線下就是自家人，甚是觸動！ 剛被南昌家人照顧過，我必須表個態：這10萬枚自願鎖倉，是對Flap機制的信任，也是對社區的承諾：雪球不該只局限PvP，是時候讓PvE的力量說話了。通縮一直轉，籌碼越來越少，我們等的就是突破那天。 病痛讓我錯過南昌美景，卻更真切感受到雪球的溫度。 有Flap的基礎設施、通縮的數學模型、像熊貓這樣仗義的兄弟、那麼多願意鎖倉的家人——它不應該會輸。波動和洗盤只會讓雪球越滾越大。 感謝南昌這座英雄城，感謝所有雪球家人，特別感謝能在我病倒這幾天陪我喝粥看病的熊貓兄弟。 Keep building，滾雪球大作戰一直都在持續，直至星辰大海... @XUEQIU66 @webhogwatrs @irene_cc06 @eth_cedric @BNBCHAIN @cz_binance @heyibinance

【第五期專題記者成長計劃——新聞參與：有一種資訊傳遞的方法，讓人被看見、有歸屬感】 好的新聞就像一種好的服務：它幫得上忙，用過的人還願意再回來尋找更多。這裡的「服務」，可以是實際而具體的生活細節，也可以作用在智識和精神世界，打開視野、找到同伴。 我們想找的、想結伴完成的新聞參與實驗，不只是傳遞資訊，還能觸動人：讓人感到被看見、有歸屬感。作品要小而具體：小到可以很快測試，具體到如果它消失了，會有人想念它。 你可能是記者、編輯，也可能是藝術家、老師、設計師、社群經營者、研究人員、技術人員，或任何一個對新聞的公共性、有創意的未來抱持豐沛想像的人。 這是新聞參與組的第三次組團，這裡是往期參與者的作品，我們期待你嶄新的計劃： 📌你的「不專心」，可能是大腦的另一種工作方式： 📌廟口開端：讓嚴肅新聞變成跨時代對話的媒介？： 📌「端一盤六根清淨」，世界仍需要一張裝得下文化和包容的餐桌： 📌那個我們終將面對的房間 —— 一份給曾經、現在、未來要照顧年邁家人者的心境問卷： ————————————————— 端傳媒第五期「專題記者成長計劃」於2026年8月啟動。我們再次向你發出邀請，和我們一起做新聞。 📌詳細資料： 📌報名連結： 📌查詢電郵：mentorship@theinitium.com 📌申請截止：2026年10月18日星期日（東八區時間 24:00）

一個來自34歲的竹科工程師 想不到平時斯文的外表私下這麼悶騷 填寫約會表的時候上面還特別留言 ：「約會的時候我可以不放進去，但我有一些特殊性癖，希望妳可以穿著三天沒有換的絲襪撫摸我的奶頭，我也喜歡聞這個味道我會興奮，然後手足並用幫我尻尻，不知道這樣妳可不可以接受？」 這麼寵粉的我💗當然會滿足你約會的要求呀 事後你跟我說：「你已經很久沒有遇到這麼可愛的女生還願意滿足你這個心願了，射出來的那一瞬間這一年多累積的工作壓力全部都跟著消除了」 我覺得有特殊癖好的人不可恥，所以來找我約會的時候你可以誠實的說出來，但是一樣很重要的一點，雖然我有在約會，但是我們基本的禮貌也是要有才是乖寶寶喔🫶🏻 #想約會的下方連結進入# #約會# #癖好# #戀足#

《靈魂深處的隱形藩籬：海外民主化運動的思維慣性與自我啟蒙》——王戴 在通往政治清明與社會進步的崇山峻嶺中，那些自詡為盜火者的反抗者們，往往只顧著對抗眼前的銅牆鐵壁，卻鮮少有人願意停下腳步，俯身端詳一下自己鞋底沾上的泥土。 我們義正辭嚴地批判威權體制，矢志不渝地追求憲政民主、言論自由與多黨競爭，這些宏大目標無疑是照亮黑暗的燈塔。然而，在與惡龍纏鬥的漫長歲歲年年裡，我們自己身上是否也悄然長出了閃爍著寒光的鱗片？這並非一種居高臨下的道德審判，而是一個必須共同面對的切膚之痛：反對某個政權的統治，絕不意味著我們已經在潛意識裡與它徹底切割。 專制教育就像一種無色無味的慢性毒素，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早已滲透進我們不曾起疑的常識、習以為常的情感以及對歷史的全部想像中。我們在理智上砸碎了它的神壇，卻在不經意間，依然沿用著它編織的邏輯框架去理解國家、民族與大眾的權利。這種思想上的「借屍還魂」，正是當前海外民主化運動最深沉的悲哀，也是無數抱持進步理想的同道至今未能跨越的隱形藩籬。 要看清這一思想迷局，就必須將目光投向海外民運風雨漂泊的歷史脈絡與二十一世紀的宏大背景中。回望過去，自1989年那一場震驚世界的地緣政治與民主浪潮之後，三十多年來，海外民主運動在異國他鄉的風雨飄搖中艱難前行。而在中國大陸，一種更為精細、隱蔽且強大的意識形態控制術正悄然升級。 尤其是進入2010年代和2020年代以後，伴隨著大數據和國家民族主義的狂熱聯姻，專制政權成功地進行了一場跨世代的思想格式化。它將「疆域版圖」幻化為不可觸碰的圖騰，將「大一統」塑造成不容置疑的歷史宿命，並把「愛國」與「順從」天衣無缝地焊接在一起。在這種溫床中孵化出來的知識分子，即便有一天走出了國門，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甚至加入反抗的行列，他們的思維底色卻依然帶有某種深刻的「出廠設置」。 這種思維慣性在海外民主化運動的各派系演變中，留下了極其深刻且難以磨滅的歷史烙印。回顧老一代古典自由派或傳統改良派的觀點，他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往往寄希望於經濟發展帶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溫和路徑，或者試圖在傳統儒家天下觀的宏大框架內去拼湊出一幅理想主義的憲政地圖。在他們的論述中，民主往往被降格為一種復興大國、重振漢唐雄風的工具，只要建立了民主體制，國家就會更加強大，疆域就會更加穩固。這種將民主工具化、將國家強盛作為終極目的的邏輯，在不經意間為強權威權留下了隱蔽的後門，使得反抗流於形式，而內核依然缺乏對多元個體的終極關懷。 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伴隨著激進革命派與改良溫和派的路線之爭，關於邊疆與台灣問題的分歧開始全面爆發。部分激進派雖然在反共立場上最為決絕，主張採取最徹底的手段推翻體制，但在國家觀上卻走向了另一種極端。他們將疆土的完整、民族的純潔性與歷史的命定論視為不可逾越的政治紅線，甚至不惜祭出民族大義的旗幟來排斥內部的異見。 隨後興起的聯邦改良派，雖然試圖通過多聯邦或邦聯的架構來包容地方差異，但在探討具體的主權歸屬時，依然無法擺脫中心輻射邊緣的盲目優越感。每當話題轉向台灣的民主實踐與前途抉擇，或者邊疆地區的自決訴求時，這幾派人骨子裡的家長式作風和唯我獨尊的強權崇拜便會按捺不住地跳出來。他們會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去評判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把對方對自由的堅守貶低為歷史的任性，甚至用自古以來的宏大敘事去壓制活生生的人民意願。 正如古人所云：「欲正其末者，必端其本；清其流者，必潔其源。」如果我們連鄰人最基本的自由選擇權都無法包容與尊重，如果我們依然將某種疆域的完整視為高於人權的絕對真理，那麼我們口中承諾的民主，究竟是解放個體的靈藥，還是換了包裝的另一場集體主義壓迫？ 在這種群體性的集體盲區中，反抗者與其說是在解構暴政，不如說是在用另一種視角重塑暴政的邊界。這種思想的作繭自縛與派系撕裂，最終在海外民運圈子裡演變成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精采絕倫的幽默喜劇。 在無數個海外的研討會、沙龍或是網絡論壇上，我們常常能看到這樣一幅奇景：幾位在不同時期流亡海外、各自代表著古典派、激進派或聯邦派的反抗派精英，前一秒還在用流利的英語或慷慨激昂的言辭，向西方社會控訴專制政權對言論的鉗制、對人權的踐踏，雙方引經據典，惺惺相惜。 然而，一旦進入茶歇時間，有人不小心提到了台灣的民主現狀或是某些民族的歷史傷痕，飯桌上的空氣便會瞬間凝固。剛才還在一起抱團取暖的民主同道，會立刻擼起袖子、拍桌子瞪眼，因為地圖上的一條線吵得面紅耳赤。有人搬出九十年代的傳統大一統綱領，有人則揮舞著當下最新潮卻依舊排他的民族主義大棒，用當年政治課本上學來的套話互相扣帽子，甚至指責對方是民族敗類，最後不歡而散，在社交媒體上互相拉黑。 這群誓言要推翻威權體制的人，在這一刻，完美地展現了什麼叫「身體走進了現代，腦袋還留在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