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朋友参加锦秋小饭桌，见到小红书AI KOL袁晓辉博士。 她分享了每天口播录制工作流： 1. 下班路上边走边录，像朋友陪走路说话，比正襟危坐自然， 画面有变化，更容易吸引用户注意力。 2. 剪辑工具就是手机剪映，调高音量，加降噪，适当美颜，最耗时的是校对字幕。 另外最重要是，每天发！

跟几个创业团队聊了下，目前一级市场的情况是这样，以语言模型为基础的AI应用已经成为版本弃子了，四年过去了，AI应用被验证出来大部分都是不盈利的，Manus高点没卖掉，几乎是废了。 头部的锦秋基金已经不再看传统AI了，重仓压注世界模型和具身智能，下个版本火热的还有脑机接口和量子计算。

飞书产品副总裁施凯文已确认离职创业，新项目方向锁定端侧 Agent。据悉，该项目核心团队已基本搭建完毕，核心联合创始团队包含上海交通大学知名教授，成员部分来自字节跳动与上海交通大学。 融资方面，红杉中国与锦秋基金已参与该项目的早期投资，整体融资进展顺利。这也是近年来端侧 AI Agent 领域又一笔重磅早期押注。 施凯文在飞书期间长期负责飞书产品方向，并晋升为产品副总裁，曾深度主导飞书向 AI 协作工具的转型，并于今年 3 月以飞书 VP 身份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目前，该公司的名称及具体产品形态尚未对外披露。

昨晚和潘乱、@xiaohu、杨一连麦，聊了推特中文圈的一些事情，小互大家都认识的，杨一以前是JUSTPOD的COO，资深的播客大佬。 聊的过程还是比较High的，毕竟都是推特的老用户了，也算是亲历了中推的好几轮代际更迭，不说念念不忘吧，至少心有戚戚焉，直播间也变成了死去记忆在攻击的现场，不止是推特中文圈，连带着推特的平台历史都重新捋了一遍。 当然，有些话题不便展开的，也就没有深聊，这个可以理解吧，以及个人记忆必然有偏差，如有错漏欢迎补充。 几个嘉宾，包括我在内，都是2009年注册推特的，看起来很是凑巧，但实际上并不意外，2009年前，中推的活跃者极其稀少，主要都是博客（网志）时代的Blogger，把推特当成「短博客」来玩，同温层的氛围平静却也短暂。 2009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饭否关停，微博上线，移民推特的人也暴涨起来，推特中文圈这个概念被广泛接受，除了字面意思以外，它还成了正式的产品名称，当时推特对中文的支持极弱，但API很开放，所以有很多开发者写了面向中文用户的第三方客户端，版本各有不同，但普遍都用推特中文圈来命名，还增加了推特主站没有的广场、排名等功能。 潘乱也做了可能是众所周知的考古发现，同样是2009年这个命运齿轮转动之年，王兴在饭否失败后把团队全都拉去筹备创办中国版Groupon——也就是后来的美团——没想到自己的CTO不干了，跑去创业做了一家名叫99房的网站，结果也没成，再后来到北京曾经最有名的创业小区锦秋家园租了房子继续死磕，新的产品叫今日头条。 此时的推特中文圈，可以说是承担着中文互联网的溢出，有数据显示中文语种在推特上的占比最高时一度排在第6名，就是发生在2009年到2011年之间，中推的舆论场也彻底时政化，有一拨早期推友不满这种变化而选择退出，但浪潮汹涌的键政热情实在难以拦住，不止是推特中文圈，整个推特都燃烧了起来。（1/n）

《听Biteye说，WAIC的n个故事 》（上） 一、FOMO的时代：全民AI 7月19日早，匆匆闯进上海地铁8号线，只剩下贴门的最后一个落脚地。放眼望去，左右的人群是如此眼花缭乱。 紧贴左手的大哥三十四五面相，格子衫、棒球帽，耳朵里牢牢塞着白色的Airpods，俨然大厂程序员的打扮。他对着手机里WAIC论坛的直播频频点头。 转眼向右，蓝色座椅上是三五衣着鲜亮、浓妆淡抹的年轻美女，WAIC的胸牌或橙或白，随着这趟有些老旧的8号线微微摇晃。 一站接着一站，少有人下车，也没有什么交谈，车厢内的空气很沉凝。咣当咣当行进间，“中华艺术宫到了”的提示音终于响起，像是打破了所有积淀着的过去。人群哗啦哗啦，一股脑地涌下了车厢。出站的时候，栏杆上挂着的喇叭嘶吼着：“...如果人流量过大，将关闭所有地铁入口...” 中华艺术宫，十六年前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但这次蜂拥的人群，不是为了它而来。AGI的时代还在路上，生怕被AI浪潮甩在身后的人们已经到了。 ——Alan 二、无奈中挣扎：应用侧我们做不过大厂 “坦率地和你讲吧，现在AI做PPT这一块，我们不可能做得过大厂。” PPT生成的产品，25个月获全球3000万＋用户。母公司像素绽放（PixeelBloom）得到了视觉中国、智谱、36氪、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等一系列投资。 但就是这样一家曾位列福布斯中国AI Top50的AI应用层创业公司，它的MKT在WAIC大会和我说出如上的一句话。 CodeX、Claude Code的火爆，让国内大厂纷纷加大对工作流的占领。在本次WAIC上，腾讯Workbuddy的展板已经随处可见。 “我们的AI做PPT优势....那就是先发吧，我们做的早。”展会人员略带尴尬地笑着，“我们也在探索其他业务....”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AI应用侧，初创公司貌似越来越守不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 ——Alan 三、旧瓶装新酒：贴上AI，身价翻倍？ 在徐汇西岸的WAIC展馆，倒是像个琳琅满目的消费展，AI眼镜、小机器狗、AI吉他等等，故而倒是有很多带着孩子来的家长。 我驻足时间最长的，倒是一家卖“AI戒指”的公司，我被他们惊人的销售力折服了。 1,2,3……我正默默观察着，一位浑身珠光宝气、略微发福的中年妇女牵着十来岁的小朋友来了。展位的小姑娘笑靥如花，朗声介绍到，“我们的智能戒指原价1588，WAIC特价688，大会过了就恢复原价了哦....” 接着不到两分钟，挑选颜色、尺寸，一气呵成。自己一个，小朋友一个，老公一个，婆婆一个。 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了，上前问那位刚刚完成一笔大单，脸上还残留着些许兴奋的女孩：“你们的产品和Oura Ring有什么区别？” 这着实是一个扫兴的问题，我们最终不欢而散。 AI戒指，或者说智能戒指，实在不是个新鲜的玩意儿。 就拿Oura Ring举例，它是芬兰产的智能戒指，算是这个品类最成功的母产品，经过各路海外CEO、成功人士的带货，现在淘宝上的买手报价普遍在4000元往上。而Oura公司也累计融资约15亿美元、估值约110亿美元。当然，他们没有宣发任何戒指与AI相关的功能。 所以，你硬要我说它和一百出头的小米手环比有啥优势，我恐怕给不出有信服力的解释。 据了解，就在中国深圳华强北，这一枚充满科技感的戒指，批发的身价或许只有50-80人民币。而在拼多多上，价格战目前也已经打到了百元出头。 但是一加上AI，可能只是在APP里接了基模的API生成了一个健康对话助手，可能是不知真假的高深AI探测技术，又或者只是贴了个标签，这枚戒指赫然是科技前沿的弄潮儿、人类智能技术智慧的结晶了。 而在WAIC，这样的“AI＋”远不止一个。 ——Alan 四、空中花园：AI想听懂全世界，但却听不懂现场 走到Mossland展台前，一座巨大的“声音巴别塔” 几近占据了我的所有眼眶。 参观者只需要对着麦克风说上一句话，AI便会识别语言、口音、表达特征，生成一张属于自己的“声音人格卡”。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声音，会逐渐点亮塔上的节点。 巴别塔的隐喻是，几千年前，人类因为语言被分化而失去彼此理解的能力，进而失去了接近神祇的能力。 今天，人们仿佛能够借助AI，把这座倒塌的的巴别塔再建——让不同语言、不同口音、不同表达习惯的人重新建立连接。 这着实令我心潮澎湃，我站到麦克风前，先试着用英文说了一句“Weclome to Shanghai”。 几秒钟后，系统识别成了中文，而且驴唇不对马嘴。略感意外，我又尝试了一次，“你好，上海”，结果中文又识别成了其他语言。 旁边的工作人员赶忙解释：“现场声音太嘈杂了，可能影响了识别效果。” 这当然Make sense，但是巴别塔的譬喻显然要让位了，空中花园？乌托邦？ AI理解声音这件事，远比发布会上的Demo复杂。真实世界绝不会像录音棚里只有控制好的变量。人群的交谈声、展台的宣传声、麦克风距离、不同人的口音、情绪变化，都会成为AI需要处理的信息。 过去，我们要求AI“听见”。 现在，我们开始要求AI“听懂”。 而从听见到听懂，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Denise 五、AI 初创公司的三个「不得而知」 1. 在家办公 奇绩创坛孵化的一个AI 创业公司的CTO在台上讲着，我们公司从2个人到3个人到现在的60多个人，全都是在家办公。 我旁边的年轻人，David，是一位从Web3转向AI创业的founder，他听到这话，立马在我耳边补充：初创公司在家办公是不行的！ 过了一会，Seele，另一家做AI游戏的创始人也开始在台上讲述他们全员远程办公的经经历，David苦笑着又跟我强调了一遍：初创公司在家办公是真的不行。 粗浅认为，David的话还是值得深思的。作为吃过remote work红利的Web3从业人员，David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事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不得而知。 2. 先发优势 另一方面，听到了四五家AI初创公司的故事，好像都惊人的相似： 讲了一个叙事，用户有，但也不多；护城河在哪里，如何盈利，大多含糊其辞。 “我们有先发优势。”“我们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这是最多听到的话。 这自然不假，但倘若追问，你们跟基模公司比，做这个东西的优势是什么？ 又是上面那个David悄悄告诉我：其实任何一个基模公司想做这个事情，分分钟都可以做，一定是降维打击。 那AI创业公司的护城河在哪里呢？优势在哪里呢？我好像又不得而知了。 3. VC的fomo式投资 “我们公司半年融了四轮。”一个做具身智能的公司这样跟我分享。 还有一个叫AhaCreator的做创作者经济的，创始人是个00后，已经拿了锦秋基金，金沙江创投等知名VC的很多融资了。 对应的，是锦秋基金的人谈到自己的portfolio，扼腕道：“增长也不及预期”。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知名投资人朱啸虎说过，他更倾向于投那种，知道自己的客户在哪里，知道应用场景在哪里，知道怎么赚钱，所有的场景都想的很清楚的founder。 那，WAIC上策展的公司们，即便是非初创公司，在拿到融资时想好这些场景了吗？我又又又不得而知。 ——Amelia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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