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经济的科技突围：一种浪漫主义》一文中介绍过西方经济史研究主流，批评了以熊彼得为滥觞的“科技浪漫主义”。最迟从1960年代初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就不断推翻熊彼得的科技浪漫主义幻想。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没有丝毫成长，依然沉浸在熊彼得那套过时半个多世纪的科技狂热中，至今还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挂在嘴巴上——邓小平根本就不是经济学家，一个外行随便讲句话就成了亘古不变的至理名言了，这不是很荒唐吗❓❗现在经济衰退就是幻灭的时候了。

流亡群体凭言论“抓大外宣”，跟中国本土根据言论“举报”本质上是一回事，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中国本土但凡言论不合中共口味，被举报对象是会受到中共报复的；但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捕风捉影抓的“大外宣”实际上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像高志凯这种公开的大外宣尚且没有哪国政府惩罚他，你还指望怎么处理你揪出来的“大外宣”❓ 这种内斗是毫无意义的，你要是跟中国本土一样助长这种内斗风气，总体来说吃亏更多的是我们这一边：中国本土随便一举报发表不同意见的人群，他们就会受到中共政府报复。 而你，你连高志凯这种货真价实的大外宣都奈不何，如果你揪住的人果真是大外宣，你也一样奈不何。比高志凯更有价值的统战机关，比如中共驻外使领馆、华侨商会、同乡会、留学生会、中国媒体驻外机构、中国企业驻外机构等等，你一个都奈不何。 抓大外宣的风气是郭文贵煽动起来的，他的信徒频繁攻击的“大外宣”全是党同伐异，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其结果除了给受害者造成一定网暴和名誉损害之外，实际上根本就达不到任何目的，也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郭文贵信徒也跟现在喜欢“抓大外宣”的爱好者一样鸡贼：放着（前面提到的）最有价值的攻击目标不管，专门摸着网线去攻击普通人——这些人心知肚明，攻击那些有价值目标，自己会付出惨重代价，但是网暴普通人则自己不会付出任何代价。这就是欺软怕硬❗ 与其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捕风捉影的诅咒和叫骂上，不如踏踏实实维护好自己社群关系，自觉加强有关社会抗争的知识和经验学习，多参加社会活动，主动探索社会抗争的形式，设法跟中国大陆社会普通民众建立有效连结，或者创办能够长期支持社会抗争的实业，用大量行动和资金去“反共”，而不是停留在社交媒体骂战上。

胡平：为理想承受苦难——世间有一些苦难是很难向别人描述，很难被别人理解的。流亡便是其中一种。尤其是我们这次流亡。我这里指的是“六四”后的流亡。 较小的苦难依然是苦难 流亡有什么苦？想想国内那些还在坐监狱的异议人士吧，想想那些被开除公职、找不到正当工作、家庭破裂并且不时被警察骚扰的朋友吧，想想那些泪眼哭干的天安门母亲吧，想想那些十五年前喋血长安街头永别人世的死难者吧——其中大部分死时还那么年轻。当上述一切苦难仍在残酷地持续时，流亡者讲述流亡的苦难，是不是太奢侈、太自我中心了呢？再想想那些偷渡客吧，他们宁可花上几万美元，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投奔海外，两手空空，从最繁重最廉价的工作做起，开始新的人生。他们不是流亡者，但是他们常常要冒充流亡者，假称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以便取得在外国的居留权。如果流亡是苦难，为何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还要冒充流亡者呢？毕竟，和这些冒充的流亡者相比，大部分真正的流亡者的日子总要好过些。在这些人旁边，流亡者讲述流亡的苦难，是不是太脆弱、太贵族气了呢？ 是的，是的，但也不全然是。苦难确有程度的差别——无怪乎古人要把地狱还分成十八层。但是，较小的苦难依然是苦难——第一层地狱终究还是地狱。另外，苦难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性。因为归根结底，苦难总是由具体的个人独自承担的，一个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的人不会因为还有人失去两条腿而不感到痛苦：他的痛苦是他的，你的痛苦是你的。 安土重迁与轻举妄动 那是一个圣诞之夜，民运组织借用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研究生会的一个大房间举办晚会。陆陆续续来了几十位客人，有流亡的民运人士，也有留学生。C君和我站在窗前，一边喝着饮料一边交谈。 “有些情景是无法用文字描述的，一写成文字反而给读者造成错觉。”C君说，“你看，如果我们要描写现在的情景：”在洛克菲勒大学39层楼上，来自中国的流亡者在这里聚会，透过宽大的落地窗望去，曼哈顿高楼林立，灯火辉煌，我手持高脚杯，轻轻地呷一口红葡萄酒，和朋友们交谈……‘这些文字没有一句不真实，可要是让国内的朋友看了，他们一定会觉得：你们过得好优雅、好舒服啊！至於我们的苦恼，我们的焦虑，不论你怎么写，他们都不会明白。“国内国外，有时真是很难沟通。我听一个留学生讲过类似的事情。这位留学生在美国中西部小城念书，他给国内的同学写信，写到他怎样经常地感到孤独，感到寂寞，感到百无聊赖，感到生活无意义；愁绪万千，无法排遣，有时就只好一个人开着车上高速公路狂飙一阵。 他同学回信说：“你还愁什么呀？我还想有部车开着在高速上狂飙呢！”文字的无意识的误导作用，古人早就发现了。明人张潮指出：“景有言之极幽，而实肖索者”，“境有言之极雅，而实难堪者”。但这里的情况还有所不同。 中国人本来是安土重迁的民族，一向把背井离乡视为畏途。就拿“背井离乡”这四个字来说吧，一看就让你产生孤苦淒凉的联想。只是到了近一百多年，中国人被西方列强用大炮从迷梦中唤醒，发现了在我们中央王国之外还有一个更强盛的世界，一种更高明的文明。从此，西方就成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神往之地；连那些从欧美翻译过来的地名物名，由於沾着洋气，一说出一写下就能造成一片奇妙的气氛，引发你想入非非。中共闭关锁国三十年，物极必反，尔后实行对外开放，立时兴起出国大潮：留学的留学，移民的移民，外加偷渡与流亡。中国人一反其安土重迁之旧习，变得比几乎任何民族都更轻举妄动。西方国家确实比中国自由，比中国富裕，中国人在这里确实可以过得还不错；只是一个中国人生活在异国他乡，那种孤单寂寞总是如影随形，难以摆脱。问题是，这种孤单寂寞之苦，用文字是很难表达的。 尽管在古代中国，人们对背井离乡的苦难有很深刻的理解，但那时的背井离乡多是指离开中心去向边缘，离开丰裕去向贫瘠；如今的背井离乡却差不多是反过来的，所以它的痛苦一般人就不理解了。 事非亲历不知难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在二战期间，为躲避纳粹迫害流亡国外，辗转英美，最后落脚于巴西，1942年与妻子一道在里约热内卢的家中自杀。按理说，流亡对茨威格不应该是什么难事苦事，因为他早就立志做世界公民，以四海为家。茨威格出生于世界文化之都维也纳，年纪轻轻就周游列国，懂得多种外国语言，广交天下名士，着作畅销全球，无论是开罗还是开普敦，无论是里斯本还是上海，无论是巴塔维亚还是墨西哥城，他的作品都大受欢迎。在流亡期间，他有年轻的妻子陪伴，并不孤单，生活一直很富裕，绝无衣食之忧；在他流亡经过的每座城市都受到国际和文坛知名人士的盛情欢迎。在流亡期间，他的创造力并未衰竭，先后完成多部着作，包括《异端的权利》，自传《昨日的世界》，《巴西：土地与未来》，以及那部死后发表的遗作《象棋的故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茨威格都称得上是流亡者中的骄子与宠儿。你一定会以为，没有人能比他更适应流亡？ 可是，错了。茨威格对流亡生活并不适应，非常不适应。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深感意外。 茨威格说：“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无济於事。”从流亡生涯的第一天起，“我就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於自己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被破坏了。”事非亲历不知难。茨威格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相信自己。”他十分感慨地说：“这也必须要自己经历过，才能理解。”当然，茨威格无法适应流亡，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对未来的绝望（这是他自杀的主因）。 正如他在绝命书里写到的：“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另外，或许也正如茨威格自己所说：他从很早开始就太放纵，本性又太敏感，由於时代的变化太急剧而太受刺激。但无论如何，茨威格的经历告诉我们，流亡要远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艰难，更为痛苦，而这种痛苦在自己未曾亲身经历前是很不容易理解的。 没移植过的树，不觉得自己有根 流亡之苦，首先在於失去归属。 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可见，一个窝的条件好坏，这是一回事，一个窝是属於自己的还是属於别人的，这是另一回事。“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句话揭示出归属感对人的重要意义，它甚至比条件的优劣更重要。 关於归属感，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Jonatha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的阐发最为有力。赫尔德强调归属感。他认为，人既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和行动自由，也需要归属某个群体。假如没有可归属的群体，人会觉得没有依靠，孤立，渺小，不快活。乡愁是最高贵的一种痛苦。所谓有人性，就是到某一地方能够有回到家的感觉，会觉得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赫尔德不讲种族也不讲血统。他只谈乡土、语言、共同记忆、习俗。寂寞不是因为没有别人共处，而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听不懂你的话；必须是属於同一社群的人，彼此能毫不费力地——几乎是出自本能地——沟通，才可能真正听得懂。赫尔德不相信有所谓世界主义。他认为人们若不属於某个文化，是无从发展起的。即便人会反抗自己的文化，把文化整个变样，他还是属於一个源源不断的传统。新的潮流会产生，但追根究底，人还是从自己的那条河而来。这个在潮流底部的固有传统源头，有时候虽然会整个改头换面，却始终在那儿。然而，这源头如果乾凅了，例如，有些人生活在某个文化里，却不是这文化的产物，他们在生活环境里找不到归属，不觉得和某些人有亲切感，不能讲自己的本地话，这会造成一切人性特质严重脱水的现象。 为什么流亡异国之苦，非亲历者很难理解呢？因为我们本来就出生在、成长在我们所归属的社群之中，就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故而也就感觉不到它存在的意义。离家才会想家；别乡才会思乡；和他人相处，你才会意识到自我；到了外国生活，你才会体会到自己是中国人；没移植过的树，不觉得自己有根。 异议人士流放到西方究竟算不算惩罚 波兰流亡学者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说：“俄国由於幅员辽阔，存在一种独特的国内流放制度，它使被流放者处於双重最恶劣的境地，既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又和过去一样经受着同一压迫制度的统治。”“新中国”有没有这种国内流放制度呢？有，不过它不叫流放叫下放。国内流放确实是双重的恶劣，这是旁人也很容易看出的。相比之下，流放国外的恶劣就不那么容易看出来了。鱼在沙滩上扑腾，人们都知道是沙滩不对，不是鱼不对；咸水鱼在淡水湖里扑腾，人们不觉得是淡水湖不对，人们只怪鱼不对。 流放是惩罚，而且是很严厉的惩罚。但是把异议人士流放到西方究竟算不算惩罚，那似乎就不大清楚了。把一个追求西方式自由民主的人流放到自由民主的西方，这不是把鱼儿扔进大海，怎么算惩罚呢？不，流放西方是一种惩罚。因为异议人士追求的是在自己的国家实现自由民主，把他们流放国外，不仅仅是禁止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生活，而且也是禁止他们为追求自己理想而战。 流放国外是受难，但看上去不像是受难，有时倒显得是享福。事实上，流放国外的情况千差万别，因人而异。对有些人来说，流亡使他们获得了在国内不可能获得的广阔天地；对大多数人来说，流亡海外是较小的恶；另外还有一些人，流亡海外反倒比留在国内更不愉快。 这就不像在国内流放（包括坐牢、失业、被监控）。在国内流放毫无疑问地和毫无例外地是受难（尽管也有程度上的差异）：你知道你在为理想而受难，别人也知道你在为理想而受难，这就使你的受难产生了意义。在异国流放就不同了。你是在为理想而受难，但别人却以为你是享清福；你不但没有因为受难而使自己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反而是使原有的光辉都迅速地黯淡下去。在国内流放，你是从中心放逐到边缘，从相对文明之地放逐到相对蛮荒之地。你在流放地默默无闻，遭人打压，但是你可以保持内心的骄傲，你自以为鹤立鸡群，虎落平阳，因而你有权孤芳自赏。流放国外则不然，既然你是被流放到欧美，流放到更文明更中心的地方，流放到自由精神的故乡，按一般人的想象（也许你自己原来也这么想），你该在这里如鱼得水，大显身手，大放光彩，如果你有了更大的机会却未能做成更大的成就，甚至销声匿迹，默默无闻，你的感觉可能就不一样了。你很容易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你很难再坚持内心的骄傲，你很可能变得沮丧消沈，心灰意懒。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说流亡教人学会谦卑，茨威格说流亡使他失去自信：他们说的究竟是两件事呢，抑或是同一件事？ 不仅仅是乡愁 流亡的痛苦，首先是乡愁，但又绝不仅仅是乡愁。移民、难民，甚至漂泊不定的流浪者，也都是有乡愁的。流亡者的痛苦，要比移民、难民或流浪者更複杂，更深刻，更矛盾。 要对流亡者和移民、难民或流浪者加以明确区分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不是在身份上而是在心态上。 流亡者不是移民，因为他始终把寄居他国视为一种不得已的暂时状态。 流亡者不是流浪者，因为他不是没有家或者不要家，而是一心一意想着家但有家不能回。 就连那些自我放逐者也是如此。自我放逐者虽然不是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而是自己选择了不回去；但他是基於某种原则而拒绝回家，而不是把拒绝回家当作原则。 流亡者是难民，但不是单纯的难民。单纯的难民只是为了躲避对自己的迫害，一旦进入自由世界便是得其所哉。而流亡者之为流亡者，在於他们总是执着地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不论是在政治的方面抑或是在文化的方面，并且还热切地希望在其中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虽然因为躲避迫害而离开祖国，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事业在祖国，自己生命的意义在祖国；流亡自由世界固然使他免於迫害，但从此也就将他的灵魂撕裂成了两半。 正因为流亡者和移民、流浪者或单纯的难民之间的区别主要是在心态上，因此，你只要调整心态，你就可以从流亡者转变为移民、流浪者或单纯的难民。事实上也确有不少流亡者变成了移民、难民或流浪者（这也无可厚非）。可是，一旦流亡者把自己变成移民、难民或流浪者，一旦流亡者不再坚持自己的流亡身份和立场，也就是说，一旦流亡者不再坚持他过去追求的事业，那岂不是有背於初衷，自己否定了自己？ 为理想而承受苦难 这就是流亡者的特殊困境了。譬如流亡作家，一个来自中国的流亡作家，他和其他来到海外的中国人一样，面临着种族、文化、生活习惯和谋生方式的种种严峻挑战。由於流亡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和流亡的自愿性或被迫性没有关系，因此很多流亡者通常比别人更缺少在海外生存的准备（例如语言上的准备、谋生方式的准备）。所以，流亡作家往往必须花更大的气力去调整自己以适应海外的生活。然而，既然他要坚持从事流亡的文学创作，他又必须保持本色，保持自己原有的经验。他必须始终保持对本国状态的深刻感觉，必须始终保持对母语运用的高度技巧。换句话，他必须在努力进行调整适应的同时，又努力地抗拒调整适应。对他而言，过分的不适应和过份的适应很可能同样都是有害的。搞得不好，他会变成“四不象”而一无所成：没进入西方，却脱离了东方；外文学不好，中文却退步了；既没有过上安稳的小日子，同时又没有做出可观的大成就。 流亡的政治活动家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应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比作家们更严峻。 写作是超越时空的，政治活动却不能不受制於时间与地点：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一次抗议中共暴政的活动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一次同样的抗议活动，其意义是很不相同的。没有了危险，没有了恐惧，很多活动的份量就大大减轻了。勇敢本来是许多民运人士最重要的特质，可是在自由的土地上它却无从彰显。假如说在国内坐监狱是难以承受之重，那么，在海外流亡则是难以承受之轻。多少流亡者来到海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可是不久他们就发现他们所能做的事其实很有限。他们决不甘心放弃自己的追求，但是在这里他们又很难找到用武之地。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流亡者会悄悄地选择了回去（或许作过某种言不由衷的承诺）。但仍有许多人宁肯坚守，默默地坚守——并不是为了做多少事情（他们知道自己做不了多少事情），而只是为了忠於自己的理念。在中国的流亡者中，有不少人取得了傑出的成就；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的流亡者们为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然而在我看来，也许，最是在那些默默地坚守的流亡者身上，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到流亡的苦难、沈重、以及神圣与庄严。 2005年3月 首发北京之春

伊朗女歌手Parastoo Ahmadi因拒戴头巾，今年被德黑兰当局判处74下鞭刑并禁止演艺活动和禁止出境两年。 她2019年演唱的伊朗民谣《祖国青年的鲜血》，近期再度翻红，歌词缠绵悱恻，尤其在大屠杀余悲之下，听来如同哀歌。 Parastoo Ahmadi演绎版本的中文歌词（她从原曲截取了以下几个片段反复吟唱）： 从祖国青年的鲜血中开出了郁金香。 为他们柏树般挺拔的身姿哀悼， 傲岸的柏树也黯然低垂。 花荫之下，夜莺因悲痛而悄然遁走。 花儿也像我一样啊， 为他们悲痛而撕扯衣裳。 命运之轮啊，你多么乖戾！ 命运之轮啊，你邪恶透顶！ 命运之轮啊，你何其凶顽！ 你既无信仰，也无道义！ 你不讲道义啊，命运之轮！ 饮酒作乐的时间到了，花期来了， 是游赏绿茵的时候了。 春日庭院没有乌鸦跟秃鹫。 因着恩泽之云，雷伊地区也要羡煞于阗。 像我一样的笼中鸟啊， 却为思念家乡心中郁结。 命运之轮啊，你多么乖戾！ 命运之轮啊，你邪恶透顶！ 命运之轮啊，你何其凶顽！ 你既无信仰，也无道义！ 你不讲道义啊，命运之轮！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政治学家何包钢谈：为什么暴力革命催生革命独裁？以暴抗暴、以暴易暴、暴而更暴是怎么发生的？ 何包钢：暴力革命批判的另一个论证就是专制——暴力——新专制的恶性循环理论了。现在让我们讨论这一理论的论证过程，看看在多大程度上、在何种条件下这一假说能够成立，并在何种情况下这一假说会失败。 杨小凯援引了洛克的论证：“革命要摧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 君更集权的力量就无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生产暴君，暴君生产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存在主义大师加缪（Albert Camus）的《反叛者》（The Rebel）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从法国大革命到苏俄十月革命，都是“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的权力斗争，都避免不了导致独裁专制。 把这一理论的论证过程展开一下，可分为以暴抗暴、以暴易暴、暴而更暴这三个论点。 以暴抗暴。对付暴君、推翻专制者需要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这种以暴力反对暴力的做法孕育着以暴易暴的胚胎。 以暴易暴。以暴易暴是指暴力革命没有改变专制的基本结构，只是用新专制代替了旧专制。洛克的论证揭示了以暴易暴的内在逻辑：革命中形成的权威曾变成异己的力量而反过来控制、压制革命，这颇有点权力异化的味道。既然暴力权力原则是革命的最高原则，那么在推翻旧专制政权之后，用暴力来维持政权就是必要的、合理的，也就必然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压制、镇压反对派（镇反、反右就是这个政权信奉暴力权力原则的必然产物）；就必定否定通过选票方式来解决权力分配、转移的可能性；就势必在革命后强调阶级斗争，人为地划分阶级成分来制造社会等级。这些做法都是权力异化的必然产物，与暴力革命原则的神圣化、偶像化有一定的关系。 暴而更暴。这是专指专制程度越来越厉害，而不是指专制者的残暴政策（新专制建立之初，往往有一些让步、开明的政策）。正是这种专制的加剧才会催生革命。专制程度加强的例子有：宋代中央王权专制甚于唐朝；大陆知识分子感叹，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还会产生像鲁迅这样的反叛性文人。 “暴而更暴”的原因是：新专制者总是利用旧制度的漏洞、缺陷而发动暴力革命，并成功地夺取政权，因此，在总结前朝丧失政权的经验教训上，在弥补制度的漏洞、有效地实行强权控制上，他们最富有经验，也最有迫切性。例如宋太祖收兵权、强禁军、削藩镇，这些做法，在专制程度上都比以前的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 以上内容出自《中国民主季刊》旧文：《超越革命与改良对立的神话：对暴力革命观的批评》。下载原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所谓“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也就是博弈论的“一报还一报”。是的，见好就收就是宣布阶段性胜利的意思。我在文章里讲过：民运不是一锤子买卖，不可能一步到位，民运需要积小胜为大胜，因此需要在一定阶段提出一定的阶段性的目标，去实现阶段性的胜利。 已故的非暴力政治学权威基恩·夏普（Gene Sharp）曾经对 1989 年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做过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总结出的一条教训就是：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 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这就是我所说的“见好就收”。 另一位非暴力行动专家、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Srđa Popović）在他那本专门研究如何用非暴力方式打败独裁者的书《革命蓝图》（Blueprint for Revolution）里，把“见好就收”当作非暴力抗争的重要策略原则。波波维奇说，非暴力抗争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懂得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宣布胜利”即见好就收。波波维奇也对中国的八九民运做过研究。他指出，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就是，学生太过理想主义，没有利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 有人说，在八九民运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好”。当然不是。在八九民运中，出现过不止一次的“好”。单单是当局表示愿意和学生领袖、而且是学生自己的独立的组织的领袖坐下来对话，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功了，还能不算“好”吗？在八九民运中，有好几个节点可以见好就收。例如 5 月 16 日阎明复到广场和学生对话，又如赵紫阳 5 月 17 日代表政治局五常委发表书面讲话。如果在这些节点上，民运见好就收，八九民运的结局就会完全不一样。 ------ 以上内容出自《中国民主季刊》对胡平先生专访：《天安门抗议35年之后的反抗问题》。下载原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为什么暴力抗争不能跟非暴力抗争相结合❓ 鼓吹暴力和将信将疑的群众普遍不理解：为什么不允许暴力与非暴力抗争相结合❓直觉上不是这样胜算更大吗❓ 之所以有这样的错觉，一是因为无视政治科学研究成果，二是对“什么是非暴力抗争”一知半解或完全曲解。 1）2018年，两名美国政治学家在CNCR发布的研究报告，分析了截止到2013年的308场社会抗争，结果显示：暴力抗争引发大规模屠杀的概率高达68%，是非暴力抗争的3倍之多。另一项政治学研究则显示整个20世纪，非暴力抗争成功率高达53%，暴力成功率则低至26%——这两个数据受到广泛引用。还有一组数据较少被引用：新近发生过非暴力抗争的国家未来5年民主转型成功的概率，是新近发生过暴力抗争国家的10倍之多。 一旦混合进暴力抗争，非暴力抗争失败风险就会升高20%左右——这是几乎所有专制政权，都倾向于用诱发暴力来制造血腥镇压口实并最终挫败非暴力抗争的动机。 2）公众对非暴力抗争的最严重曲解，就是将之简单等同于街头抗争。非暴力抗争往往先发生在社会层面，而不是先发生在街头——发生在社会层面的悄然变化并不一定最终都会导致人民走上街头。 非暴力抗争发生在社会层面、乃至文化层面，指的是社会用抵制、不合作或“躺平”态度瓦解政权根基，乃至于动摇统治集团的信心或造成统治集团内部分裂，这种情况往往造成在突然爆发街头抗争之后，政权内部就是否采取血腥镇压手段无法达成一致看法，最终镇压不力，政权倒台。 在社会层面没有发生非暴力抗争的情况下，基本上可以保证任何形式的街头抗争最终都会演变成“暴动”——哪怕没有人真的暴力抗争，政权也会给你抹黑成“暴动”，然后名正言顺用镇暴手段屠杀，其他不知情群众还跟着鼓掌叫好。 3）几乎所有相关政治学研究和历史研究都显示：暴力抗争的社会动员力度远远低于非暴力，这意味着参与者更少，更难组织大规模反抗。而暴力抗争往往有两种发生模式：一是发生在街头运动期间，二是单独发生。 发生在街头运动期间的暴力抗争，如前文引用数据显示，会增加非暴力抗争的失败风险约20%——尤其在社会层面没有发生非暴力抗争和/或非暴力抗争参与者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失败风险就远远更高。 也就是说假如一个社会不屑于在社会层面，通过各种组织和动员形式，用抵制、不合作或“躺平”态度瓦解政权根基或统治集团内部团结，就算爆发非暴力的街头运动，其失败风险也一样会暴增。这时候再掺杂暴力因素进来，基本可以确定抗争必然失败——就算不掺杂，政权也会主动诱发暴力。 4）单独发生的暴力抗争，一种是零星的暴动（很容易镇压），另一种是武装革命。随着各国科技和军事力量较20世纪大幅度提高，在发展中国家推进类似20世纪那种武装革命的可能性几乎荡然无存。但是许多缺乏专业知识的群众仍然沉浸在20世纪的幻想中，空想用武装革命来推翻政权。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眼下连最容易动员社会的非暴力抗争都举步维艰，要组织搞武装暴动的“敢死队”成功率为0：不但招不到足够人手，还搞不到武器，也得不到有力的资金支持。这些都是造成暴动成功率为0的关键原因。 哪怕以武装著称的东突厥武装，也极少在中国境内活动，一抬头就会被残酷无情打击。更何况其他民族基本不可能达到东突厥的武装水平。即便是东突厥武装，也一样没有得到其他国家有力的资金、武器和人力支持，更何况根本没有形成气候的其他空谈武装革命的零星群体呢❓ 也就是说：用低于太平天国数万倍的规模去挑战高于清廷数万倍的军事力量，诸位以为武装革命前景在哪里❓ 5）在暴力缺乏现实条件的情况下，不管是空谈武装革命，还是空谈暴力和非暴力抗争结合，都是凌空蹈虚的空想。 哪怕最容易动员社会的非暴力抗争也不是说的那么简单，更何况暴力抗争的门槛更高、难度更大、失败风险更高、参与者更少。 当我们在鼓吹非暴力抗争的时候，我们是在矫正社会横行的错误观念和心理障碍——破除这些看不见的墙，社会才会找到可以抗争和值得抗争的方向，而我们各个团体也在努力推进社会自组织将抵制、不合作或“躺平”的斗争策略放进动员传送带上——更何况在前人基础上，我们的抗争工具箱中已经拥有至少198种斗争策略。 尽管斗争策略工具库这么丰富，如果无法有效动员更多社会参与，不管什么斗争都搞不起来。我们只能说：相对而言非暴力抗争更容易动员社会，因为对普通抗争者来说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只要他们破除了“看不见的墙”，就能来参加。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异议群体中暴力思想的流行令人不安。暴力其实比非暴力反抗更加困难、更不容易成功，但是其鼓吹者们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他们的话语却以日复一日地打击对非暴力反抗的信心为代价。更远一点看，将来发生大规模非暴力反抗的时候，这种混乱的思想状态很可能会增加维持非暴力纪律的困难，因而降低反抗的成功机率。 暴力论盛行的一个原因，在于对自己一方暴力能力不切实际的想象。暴力论者们认为统治者的暴力必须以暴力来回答，因为暴力与暴力才是彼此真正对等的力量。但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枪？在中国刑法中，买卖、私藏枪支是可以判死刑的重罪。姑且不论这一限制，假使能获得某些枪支，又如何组织、训练一支足以能击败政府军的武装力量？ 暴力正是专制政府之长、民众之短。以己之短、攻彼之长，并不是一种好的战略设想。 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暴力论者们经常提到军事政变。然而，军事政变通常并不是民间所能操作的。当我们谈论反抗的时候，应该问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等待某个或几个将军来拯救我们。军事政变即使发生，其前景也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从历史看，军人的许多政变是为了推翻民主或取代旧的统治者，建立民主的事例少得可怜。 非暴力与暴力的确明显不对等。这正是困惑暴力论者们的一团迷雾。他们因而将非暴力定性为软弱的，没有兴趣去深入了解其对于争取自由的巨大潜力和作用原理。 哈迪·梅里曼（Hardy Merriman）先生在前面提到，从全球范围看，非暴力运动在推动政治转型上的成功率要比武装起义高出两倍。 这个数字是1900至2019年120年的统计结果。晚近的数据更加惊人：从1970年代到上世纪末，也就是在著名的第三波民主化期间，80余个政治转型中约70%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作用。21人类进入现代世界后，斩木已不足以为兵，民众与政府之间在武力上，日益不可挽回地极度不对等。在这种大背景下，非暴力行动发展成为争取自由的最主要手段。 与寻求对等的、以暴力对抗暴力的传统思路不同，非暴力抵抗是一种迂回的反抗方式。它不是直接攻击对方最强之点，而是从对方最弱之处入手。 影响了20世纪共产国家命运的哈维尔，曾意味深长地提出“无权者的权力”。我想在这里略微补充一点，即“有权者的致命弱点”。非暴力之所以是一种能击败独裁者的强大力量，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这一弱点。 所有独裁者及其政权都必须依赖于人们的服从、合作与支持。无论他们及其政权多么强大，他们的权力并非来源于自身。一旦人们克服恐惧，坚定地停止服从、合作和提供支持，他们就会失去权力，抵达穷途末日。 甘地早就发现了有权者这一致命弱点。他说：“人民若不服从，统治者就无法统治”。非暴力抗争在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将此称为专制者的“阿基里斯之踵”。 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发现的真理，却经常被忘记，更经常不被深信。缺乏深信，导致不愿去深入钻研这一反抗技术，以坚韧的努力不依靠暴力武器，而是通过削弱切断专制者、压迫者的权力来源最终击败他们。 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没有想象的暴力革命“便餐”，也不会有非暴力革命“便餐”，虽然非暴力实际上更可行。 所谓“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中国”，“只适合于统治者较仁慈或有某种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一个基于想象而非事实的判断。它只对反抗专制或压迫的非暴力斗争在一些国家的最终成功略知一二，而并没有了解那些国家的反抗运动所经历过的艰难曲折历程。如果去察看一些著名的案例，例如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智利、南非等国家的案例，看看那些国家抗争的民众和领导者所经历的杀戮、毒打、监禁等种种迫害和反复挫败，你可能会重新评估自己的判断。 这个判断不只美化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专制者或压迫者。它也在影响我们做好坚韧抗争的心理准备。它将一切都推给政治环境，完全忽视了战略、战术、技巧的重要性，因而不利于提升抗争、使它变得更有效。 我们是否能摆脱这种前景，即任何寻求政治变化的非暴力行动，都最终会被镇压下去，而不会导致任何政治变化？这个问题横梗在许多人心头，非暴力倡导者们应该深入思考、给出回答。当然，回答必须是非暴力行动计划的关键内容之一。 反抗会遭到镇压，必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镇压有不同程度和类型，我认为应该避免1989年那种大规模流血，因为那是许多人所不能承受的。另一方面，抗争开始后也要顶住镇压、威慑，使镇压归于无效。 当镇压失去效用，当参与达到足够大的规模、蔓延开来，当运动强大到难以镇压下去的时候，非暴力就开始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力量。如果到了连军队也不愿保护独裁者的时候，他就只有倒台了。但这只是改变的契机来临的一种可能场景。 在相当长时间中，经常有呼吁、声明、联名上书和个案维权。这些都是非暴力的，但不要误以为它们就是非暴力抗争。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要更激烈，它是一种冲突、对抗，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说服可能是非暴力的一种效果，但达到强迫的程度才更可能有效。所谓“强迫”，就是违背对方意愿，对方不愿意也只能接受你的要求。 说到非暴力抗争，人们最先想到的似乎总是上街游行。但游行并不是惟一的、也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抵制、罢工等不合作方法常常更有力量，也相对安全一些。基恩•夏普总结出了三大类和198种具体的非暴力行动方法。 虽然暴力已经谈了很多年，我们没有听见一声枪响。另一方面，非暴力行动却的确发生过，最著名的当然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争和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但这两次大的行动都是自发性的，缺乏战略规划。我们需要转向有计划的战略性抗争，从而使抗争变得更有效。 这就需要更好地理解非暴力行动的性质、潜力、作用原理、技巧和成功要求，学会制定战略计划。遗憾的是，许多活动分子迄今并不认为有学习的必要，在他们看来，非暴力行动似乎只是上街这种“简单”的事，没什么可学的。 这就好像一个想在将来指挥战争的人，并不认为有学习军事、兵法的必要。我们要改变中国，需要先改变自己。要改变自己，需要从知道不足开始。 ------ 针对中国民间的暴力幻想，《中国民主季刊》专门策划了一期笔谈：《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兴起》，下载全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散人老师回复那位代表一种很典型的逻辑颠倒和好高骛远心理，一看就是从来不参加社会活动，也不完全不了解社会运动，一生只在键盘上幻想现实世界如何如何。 社会变革不从小事开始，一来就想来个大的，这就是逻辑颠倒。其结果必然是小事不屑做，大事做不成，然后互相推卸责任，怨天尤人。 这种诡辩声称一切改变都要以民主化为前提，却完全无视民主化是一个渐进变革历程，是由许多不同层级、不同阶段的连续斗争叠加起来的——你以为中东欧剧变就只是1989-1991那几年啊？中东欧国家社会前几十年的反抗和奋斗不算数是不是？ 你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别国鸡零狗碎的片段，就以为自己洞穿宇宙真理，真荒谬。远的不说，孟加拉2024年七月革命，你光看到2024年他们反抗一次成功了，就以为社会变革就是一蹴而就的？ 孟加拉在2010-2024年间反抗多少次了？哪一次是打着民主自由旗号来反抗的？每一次反抗都是具体的，包括多轮要求提高最低工资的罢工活动和反选举舞弊，其中2013年Shahbag抗议和2018年道路安全抗议才是2024年七月革命（反公务员配额制）的预演。 这一连串抗争活动虽然不断遭到大规模逮捕和镇压，但是社会仍然坚持下来了，社会动员机制反而越斗争越强大。 2024年，部分中国网民如同井底之蛙，冷嘲热讽孟加拉人贱骨头，因考公制度不公平起来抗议——你以为所有社会变革都像你一样大义凛然空谈民主自由啊？社会抗争都是从这些具体的政治诉求开始的，你研究其他各国的社会运动历史几乎找不到一例社会变革经验是从大部分人突然要求民主自由就突然起来一次性就推翻政权的。 社会普遍不务实才会空谈大变革，不关心小抗争。小抗争你都不参与，大变革也不会来。不务实又缺乏专业知识的人才会颠倒逻辑，一来就想来个大的。 反正空想社会的键盘侠是不可能起来改变社会的，有能力改变社会的人始终是最务实和最自觉起来抗争和关心所有抗争活动的人。

【#生活在真实中、##社会自变化、##平行社会】# “不要寄希望于体制内的改革派。不要试图夺取国家权力。而要在国家权力之外，建立独立的社会空间——独立的出版、独立的教育、独立的工会——让社会‘如同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一样运作’。”——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反对派运动设计者，思想家，波兰前政治犯。 “我推崇的就是“社会自变化”，这种自变化过程是无法镇压的。就好像你没办法拿枪逼着每个人去买房、结婚、生孩子一样，社会自己发展出一套不受国家控制的规则，是没办法镇压的。前共产主义政权们镇压不了中东欧的“平行社会”，现在残存的共产主义政权也一样镇压不了我们的平行社会。 承认变革的困难和艰巨程度不丢人。放弃急于求成的幻想，主动推进“社会自变化”是智慧和战略，并不是莽夫和群氓口中的“改良主义”。反倒是急于求成的人什么也办不成。”——李聿脩 @22HomoPoliticus 《通往公民社会》FDF版，可从独立中文笔会网站（ 《通往公民社会》链接

真实历史❗️ 南韩：光州事件过后，首尔大学一众大学毕业生痛定思痛，撕掉毕业证书，进工厂下基层，这被称为“伪装就业”或“进工厂运动”。因为南韩最优秀的一代社运人才决心加强知识分子跟工人联盟，为追求独立工会而斗争。 这就是“全国民主工会总联盟”（KCTU）的由来。 南韩有两大工会组织承担着社会动员重任，这两大工会团体不仅是工会组织，更是（除新教和天主教组织之外）南韩公民社会的最强动员机制，是南韩（有着严重缺陷的）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 我们的年轻人有这样的决心吗❓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普通市民与社会活动家看问题的视角完全不同：普通市民除了缺乏深入系统研究和专业训练之外，还喜欢朝“不可能”的方向看问题，结果他们看到的都是“不可能”的理由；社会活动家总是朝“我要怎么做才可能”的方向看，所以看到的都是更务实解决问题的实践方略。

感谢网友提问，但二战结束以来对启蒙、启蒙理性、乃至理性本身的批判，多到简直没办法做文献综述，但大致上可以梳理出这样几个脉络：1）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神话和工具理性批判；2）后系理论（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等）批判围绕启蒙产生的知识、元叙事、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普遍性、文明等等；3）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复古派（政治哲学领域）；4）以麦金泰尔为代表的复古派（道德哲学领域）；5）以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前理性主义派（科学哲学领域）；6）以拉图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其中的建构主义流派；7）以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8）以泰勒为代表的社群主义…… 对“批判”的质疑或再批判，大致可以梳理出这样几个脉络：1）以斯洛特戴克为代表的犬儒主义批判（揭示启蒙批判的无效性）；2）以利科和费尔斯基为代表的后批判派；3）以布迪厄和卢曼为代表的社会学家；4）以拉图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现实主义转向；5）以波尔坦斯基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批判社会学转向…… “启蒙”、“批判”、乃至“理性”本身已经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想当然拿出来标榜进步的话语权了。但是问题在于：不管是批判，还是对批判的批判，都一样严重脱离社会和实践——它们都一样既无法影响社会，也无法影响实践。就像我们中国网民一样，大多数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很多人读的依旧是100多年前的“经典”。这些“经典”成了许多人的信条，普通人非但意识不到这些“经典”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意识不到他们的“信条”存在什么问题。 这是一种非常诡异的“经院主义”：一边是普通人大量接受源自经院理论的经典教条；另一边是新的经院理论不断地推进对经典教条的批判和反省，同时自身又与社会和实践脱节，变成新的经院主义。 这种诡异的“经院主义”显示出社会有种滞后性和再蒙昧化趋势——因为新的经院理论几乎无法有效影响社会了。要破除这种局面，可能需要在实践领域重新引发一场哥白尼革命。这是目前高度学院化、高度建制化的经院理论，还做不到的事情。

评论区有网友说到总统制跟内阁制的区别。 之前北大宪法学家张千帆发过一些研究文章，专门讲总统制和内阁制的区别。其中讲到稳定民主的议会制国家数量明显超过总统制，而总统制的崩溃概率在统计上要显著高于议会制。 华人世界有不少人盲目崇拜美国体制。 这些人对美国体制的推崇，不是基于专业意见，而是单纯因为美国强大而慕强。这种慕强心理使他们分不清现实和一厢情愿的幻想。 所幸的是，任何国家的民主转型，都需要专家来负责顶层设计。如果把国家顶层设计交给泥腿子、草莽和普通人，就会出现共产主义政权这种人类惨剧和历史怪胎。

批判跟启蒙一样是早已破灭的神话。近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发现大多数批判都是无效的：既无法改变现状，也无法纠正问题，甚至连提出的问题都成问题，除了引发争论之外，没有实际的建设性可言。

逻辑自洽就更扯了。假如你掌握的社会科学理论足够充实以及你的实践视野足够宽广，你会发现实践非但不必遵循逻辑，连逻辑自洽也不是必须的。另一方面，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盛行的理性主义批判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理性自负往往造成对现实的过度歪曲，现实既不是完全理性化的，也不是严格遵照理性秩序的，甚至自然科学也不一定是严格按照理性程序产生的，甚至推理理性本身就造成许多认知幻觉。假如你理论视野果然很宽阔，你想必知道我这些地方引用了哪些社会科学家在哪本几书里谈到的情况吧？

我经常会收到网友来信，不一定都能一一回复，有些问题问得也没法回复。我也不是很有时间一一回复，就时不时挑一些有代表性的回复一下。 下面这位网友多次谈到对社会的悲观情绪，有其典型性，我就在这里做一些简要答复： 1）不是现在社会科学理论过于片面，也不是理论模型过于简单，而是你掌握的社会科学理论数量不够。过去的宏大理论对现实的阐述往往是扭曲和失真的，这是现当代社会科学逐渐放弃宏大理论的重要原因。 其次，社会变革通常要遵循两套逻辑，一套是理论理性，另一套是实践理性，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理论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理论理性以为不可能的事情，或者理论理性想象出来的悖论，在实践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你逻辑上认为不可能、逻辑上自相矛盾的事情，在实践中往往就非常自然而然。经济学家米塞斯和社会学家布迪厄都指出过这种问题。 如果你仅仅因为对社会科学理论失去了信心，除了你自身涉猎严重不足之外，还有就是你失去了对实践领域的具体参与和关切，习惯性坐而论道。假如你有务实的人生态度和行动力，你不会在理论层面唉声叹气，比如我本人，我要做的事情太多，根本就没有时间唉声叹气。 2）我不觉得你有足够的共情能力，我认为你只是在想象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或者活在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乌托邦之中。共情能力足够强的人，总是跳出自己的视角看问题，总是在具体事件中反刍细腻入微的感受和体验，总是趋于理解和宽恕，而不是怨天尤人以及感慨自己曲高和寡。 如果一个人自称对事实和逻辑自洽有极高的追求，这绝对是对社会科学缺乏基础知识造成的。什么是事实？事实往往是通过阐述得来的，哪怕你自己理解的事实也一样是用语言对信息进行重组得来的。近年以来，哲学家们意识到事实往往跟价值纠缠不清：你有什么样子的价值观念就会把事实理解成什么样子。你想象的绝对中立的事实，要么完全不存在，要么只是你个人价值观念的顽固执念。 逻辑自洽就更扯了。假如你掌握的社会科学理论足够充实以及你的实践视野足够宽广，你会发现实践非但不必遵循逻辑，连逻辑自洽也不是必须的。另一方面，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盛行的理性主义批判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理性自负往往造成对现实的过度歪曲，现实既不是完全理性化的，也不是严格遵照理性秩序的，甚至自然科学也不一定是严格按照理性程序产生的，甚至推理理性本身就造成许多认知幻觉。假如你理论视野果然很宽阔，你想必知道我这些地方引用了哪些社会科学家在哪本几书里谈到的情况吧？ 3）基于前面讲到的情况，你的悲观情绪并不是因为你如何与众不同，造成的曲高和寡。而是你在知识层面没有打开视野，没有学通透，狭隘的知识面造成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这才是你感到悲观的认知层面的根源。 你的情况并不是因为共情能力过于强大造成了过重的精神负担。共情能力强大的人通常会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共情非但不是拖垮他的负担，反而是时时刻刻鞭策他不断前进的动力。 你始终感到无力、疲惫、没有热情，恰恰说明你还没有足够认清自己在认知和共情能力方面的严重不足，你活在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乌托邦里，你总是向他人索取情绪价值，而不是成为他人精神支柱。对于内耗严重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奇怪。 4）我为什么要挑这条留言来回复呢？主要的情况还是这条留言呈现出一个现实切片：在具体情况中，普通人如何对现实感到悲观绝望。 我在近期的公开言论中反复提到：如果一个人养成了务实的心态，有务实的行动力，参与有效的社会互动，他身上死气沉沉的部分会被荡涤干净，他甚至没有时间多愁善感或怨天尤人。 如果一个人不务实，就会钻牛角尖，就会沉浸在自己构想的日常生活的乌托邦困境中走不出来：在那样的困境中，普通人除了顾影自怜，就是指责世界不按照我的道德标准来运行。 务实的人会坦然面对各种各样残酷的现实，他的务实态度不是要愤世嫉俗地批判，也不是要逃避，而是总在想办法解决具体问题，避免被纠缠不清、糊成一团的感觉困扰，变成没来由的焦虑。 批判跟启蒙一样是早已破灭的神话。近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发现大多数批判都是无效的：既无法改变现状，也无法纠正问题，甚至连提出的问题都成问题，除了引发争论之外，没有实际的建设性可言。 有些学派（比如法兰克福学派）把批判当成实践，这绝对是一厢情愿和书生意气。现实中除了犬儒主义会瓦解批判的实际作用之外，批判自身也是理论理性的一部分，并不能想当然就能兑换成实践。法兰克福学派幻想用批判引发社会革命，现实中没有人会鸟他们。1968年那一次全球性骚乱，让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天真地以为那是自己的功劳。后来他们继续批判，却没有再次引发类似1968年那种骚乱。世界上有很多巧合，当一些巧合碰到一起，有人就产生了逻辑联想，就以为必然存在某些因果联系。这也是理性造成的一种自负。 如果你想摆脱悲观绝望的生活状态，那你要做的绝对不是照老样子装出批判家的姿态，而是要去具体地生活、具体地发现问题、具体地解决问题，具体地关怀其他人，具体地尊重现实呈现出来的样子。 一个务实的人悲观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