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国人撰文，常常引用“恶的平庸”这个概念，其实在我们的经验中，有大量的罪恶是“恶的平庸”无力解释的。我们要对我们的经验给出我们的解读。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里，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了“恶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这一概念。艾希曼是纳粹军官，在二战期间曾负责把大批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处死，战后逃至阿根廷；1960年被犹太人抓住押回以色列受审。当时以色列的媒体都说艾希曼是恶魔，是怪物，是虐待狂；但阿伦特却认为艾希曼不过是个心智薄弱的小丑而已。阿伦特不是说纳粹的罪恶是平庸无奇的，而是说犯下那些罪行的人是平庸无奇的人。人们对艾希曼本人算不算平常人颇有争议，姑置不论。不过我们确实很难说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不是平常人。那么，这些（起码是大多数）平平常常的女学生怎么会做出如此不平常的暴行呢？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他祇是执行命令。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构成开脱罪责的理由，也不能构成其行为动机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但红卫兵的暴行比艾希曼更难辩解，因为她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她们把卞仲耘活活打死并非来自任何人的指示或命令。

我对西方哲学的兴趣，始于休谟，而我对休谟的了解，始于阅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书中对休谟的思想略有介绍。我一个朋友说，他的右派思想是从阅读批判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文章里学来的。我一位后来成了儒家学说代表人物的同学告诉我，他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才知道儒家、并为之吸引的。

过去三十多年，我给二十几本书写过序言，给两百多本书写过评论。现选出若干重发。 胡平：读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 我爱读同时代人的自传，如果作者是熟人，是朋友，那就更好。作为那个恐怖时代的过来人，我和章诒和一样，很想知道别人——尤其是那些和我比较类似的人——到底“是怎样熬过来的”。不少朋友知道我有此癖好，所以老康这本自传一出，就有朋友向他建议：让胡平看看这本书，他一定有兴趣。 一 自传是个人的历史。不过在一般人心目中，历史是一个大写的词，普通人的个人历史是不能算做历史的。然而正如波普（Karl Popper）所言：如果有一部人类的具体历史的话，那一定是所有人的历史，也必然是人类的一切希望、斗争和受难的历史。只是这种具体的历史是不可能写出的。我们必须有所省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写艺术史，或语言史，或饮食习惯史或伤寒病史，如此等等。一般人所说的历史，无非是政治权力史，即罪恶与谋杀史（其中也包括制止这类行为的某些企图）。为什么偏偏会选中政治权力史呢？因为权力影响大，权力影响到每一个人；其次，人们易于崇拜权力；再者，掌权者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够把他们的意愿强加于人，很多历史家就是在掌权者的监视下进行写作的。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一个国家越是自由越是民主，则该国家的历史就越是五光十色，越是呈现多元化多样性。例如美国，政治权力一直受到约束，因此一部美国史便丰富多彩，其中，权力史或掌权者的故事只占很有限的部分，其他各种类型的风云人物层出不穷。在当代美国，比尔。盖茨的历史地位就远远超过总统们和将军们。重要的是，比尔。盖茨是独立地发挥其伟大作用的，他不需要沾权力的光，他的成功不是某一掌权者英明政策的产物，端的是“帝力于我何有哉”。反过来，一个国家越是专制越是极权，则该国家的历史就越是被权力史所霸占。梁启超说：一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族史耳（司马迁的《史记》要好一些吧）。“新中国”，尤其是毛时代的“新中国”，政治权力控制一切，毛时代的中国史，如果你要按照老式的方法书写的话，那几乎就是毛的个人史。不要跟我说毛泽东有什么功劳贡献，单单是他把中国变成他一个人独霸的舞台，害的其他几亿人无从独立发展自我实现枉生一世白活一场，就罪无可赦罪该万死。 毛时代的中国没有思想史，那当然不是毛时代的中国人没有思想，那是因为在毛时代，一切不同于毛思想的思想都没有登台亮相的机会。就连大右派的思想，譬如章伯钧、罗隆基的思想，也都还是藉着毛发动整风运动号召大鸣大放才得以出笼的。无怪乎章伯钧、罗隆基在被毛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而打成右派后反倒感谢毛，因为要不是毛搞这场阴谋或阳谋，他们便无从向公众公开表达他们的自由民主思想，也无从以头号二号右派的身份“被历史记上一笔”。 按照老式的历史观，毛时代的中国史几乎就是毛的个人史。不错，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标准，否定官方对毛的历史评价，但仅仅这样做还是很不够的，因为不管对毛是褒是贬，那总还是围绕着毛一个人打转。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当代中国史总是围绕着独裁者一个人打转，不能让当代中国史总是围绕着毛核心或邓核心或江核心或胡核心打转，不能让当代中国史总是被权力史所霸占。我们必须要有另外的历史。谢天谢地，尽管中国的所谓正史常常是政治权力史，但一般人并不是只从正史中瞭解历史，我们还通过各种野史，通过文学，甚至通过民间传说去瞭解历史（譬如通过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民间传说去瞭解秦始皇的暴政）。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重视当代中国人的自传的原因。哪怕你只是个小人物，哪怕你没做出过任何足以进入历史的事情，你也可以给我们留下一部个人的历史。在这里，个人历史的写作是对否定个人独立价值的极权政治的反抗。写作是对人生的补偿，对命运的反抗。极权政治糟蹋了我们的人生，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写作来做一种纠正一种反抗。我们需要大量优秀的个人历史流传后世，非如此不足以与那个黑洞式的政治权力史即独裁者的个人历史相抗衡。所以有时我要想，也许，我们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文字就是自传了。 二 普希金说：“对于一个有才能的人，生在俄罗斯是多么可怕呀！” 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哪里比得上共产时代的中国（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才能的人生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是难以想像的可怕。不只是对有才能的人，没有才能的人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大饥荒夺取了四千万人的生命，其中绝大部分难道不是平平庸庸？不过，极权统治既然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压抑个性摧残精神，因此，那些有着比较突出个性与才能的人便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 在毛时代的中国，有才能的人有几个没挨过批挨过整？有报道说，文革后清理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当然“知识分子”和“有才能的人”并不全等），竟多达860 万件。注意：这还只是毛时代的数字，还只是官方后来承认的数字，还只是官方承认的冤假错案。两千万地主富农（他们中间该有多少有才能的人！）不在其内，章伯钧、罗隆基也不在其内，因为当局始终不承认那些是冤假错案。应该说，像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人要算是很“幸运”的了。至少，他们的个性与思想早已在较为良好的环境下发展成熟，他们毕竟在人生舞台上有过正式的演出。当章伯钧得知1957 年反右运动被写进大英百科全书，他们的言论被评价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激动得彻夜难眠，“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 相比之下，像康正果这样的人就更不幸了（这样的人成千上万），他们象花苞，还没来得及开放就遭到冰霜的摧毁。他们还没来得及使自己成熟，使自己发展，还不曾向社会发言，更谈不上影响社会，影响历史，就被卷进极权暴政的绞肉机。你因思想言论而受难，但社会并不知道你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再说了，在那样的环境下，在那样的年龄上，你又能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呢？无论是在思想史上还是在政治史上，你的思想和言论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而你的受难也就不可能具有多少历史的意义。你的青春，你的才华，你的前途都被糟蹋了，白白地糟蹋了。你的全部苦难顶多是在庞大的受难者数目中充当一个无名的零头，而且还是常常被忽略不计的零头。这该是多么可怕啊。这种可怕的程度，岂是普希金想像得到？ 老康受迫害的故事很荒诞，但是在那个时代也很寻常。 从少年时代起，老康就热衷于读书与写作。1964 年，老康在陕西师大中文系念书，校领导号召同学“向党交心”，老康因为一向表现“落后”，再加上出身不好，成为重点教育对象，被逼着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还过不了关，系上又进一步要求老康交出他的日记以及和朋友的来往信件，老康拒绝交出，因为他知道那等于自投罗网，结果被扣上“思想反动”的罪名开除学籍，不得不进入一个公安局办的建筑材料厂当了就业工人。文革中的1967 年，老康从报上读到苏联批判“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一时心血来潮，用俄文写了封信给莫斯科大学，想要一本《日瓦戈医生》自己翻译，此信不消说被政府截获，据此给老康定下“妄图与敌挂钩”的罪名判处劳动教养三年。劳教期满后，城里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去西安郊区农村落户，认一个老贫农为养父，改名李春来，当了农民。 在老康的苦难经历中，最可怕的还不是被孤立、被监视、挨批判和写检讨，最可怕的是长期的繁重的强迫劳动和卑微忙碌的日常生活，其力量足以彻底摧毁人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兴趣与能力。老康在建材厂当就业工人时就非常担心“有一天我也会变得像那些老就业工人一样木呆，慢慢被改造成干活的工具，最终对文字失去兴趣。”因此，“每天下了工，哪怕只有随便翻上几页的精力，我也要坚持读下去，惟恐放任自流，荒废了时日。”（127 页）然而坚毅如老康者，也很难经得起岁月的消磨腐蚀，后来他成了农民，成了个很蹩脚的农民，三十出头了，才娶了个山沟里的老婆，“从此淹没在劳碌的农家生活中”。“结婚三年生了两个娃，不知不觉间，我已经习惯了‘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我惊奇地发现，父母的制止，劳改队的改造，一切强制手段都不能迫使我戒除的文字积习，如今居然在平庸的夫妇生活中日渐磨损，消蚀殆尽。真是岁月不饶人，激情易衰老呵！”（插一句，我觉得老康这段描述不够准确，“平庸的夫妇生活”只不过是压垮老康文学梦的最后一根草）老康担心，“再这样荒废下去，真有那么一天，学校要找我回去上学，我也许早已丧失学习的兴趣和能力。”（356－357 页）这种麻木和担心还是发生在毛死后，中国出现转机之时，倘若毛泽东象邓小平一样活到九十几岁，老康恐怕就给废掉了，“新时期”涌现出的许多才俊之士，恐怕都给废掉了。 三 “四人帮”垮台后，中国出现了一个空前的文学热潮。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苦难把多少人逼成了作家，举国上下都为文学而如癡如醉。自学成才的报告文学，反极左路线的先知先觉的报告文学，伤痕文学，劳改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其中还有种种爱情与婚姻的悲剧故事，以及被压抑的性苦闷性飢渴的文学描写，凡此种种，都盛极一时。不难看出，上述几种文学，几乎都具有我在前面说到的个人历史的性质。老康既有出色的文学才能，又有沉重的苦难经历，当然也少不了这样的写作冲动。现在一般人只知道老康是个学者，写过不少学术专著和论文；其实老康原来一直最想写的是小说，是以自己经历为蓝本的小说。 老康产生这个念头已经有二十几年了。1979 年是老康的春天，多年的“反动”罪名一风吹，一考两考，从农民一跃而成为研究生。那时候报刊上正流行报告文学，报道了不少平反后得到新生的人物，有朋友带记者找老康采访，打算把他写成一个受尽打击而自学成才的典型。老康一想起自己多年的学业荒废就是气，怎肯把自己还塞进那个“自学成才”的俗套里。老康说：“你们真想写，还是听我讲我被打成反动分子的故事吧，可以写我到底怎么反动起来，后来又怎么不反动了。”双方话不投机，采访一事遂作罢。不过这倒激发起老康要写自传的念头。但是老康迟迟未能动笔。因为他觉得，“我要写的与那些报告文学或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故事不是一回事。应该说，遭遇的事件都有类似之处，但他们讲述事件的腔调和品味却让我觉得不太对头。”（2 页） 这就是老康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我最欣赏老康的地方。众所周知，当年那些报告文学和小说大多有一套流行的模式，譬如写到受迫害，那就一定要写主人公如何对党坚信不疑，越受迫害越是忠诚；譬如写到下放劳改，那就一定要写到劳动人民具有如何的优秀品质，如何保护了帮助了落难的知识分子；最后的结局照例是一片光明，受迫害者照例对党的“拨乱反正”感恩戴德，对未来充满信心。这类作品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最容易误导读者。老康终于没有加入“新时期”文学大合唱。直到今天，他才拿出这本打了二十几年腹稿的自传。时过境迁，老康这本书自然不可能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不过我敢说，老康这本书要比绝大部分当年轰动一时的同类作品更真实，更有价值。 老康虽然不是“生在新社会”，但却也是“长在红旗下”。与绝大多数同时代人不同，老康从少年时代起就是“新社会”的游离分子，他几乎从不曾进入官方的话语系统，他只希望能摆脱红色政治的干扰，并不指望得到官方的承认。这多半要归因于老康在十几岁的时候从祖父的书房里阅读到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化著作。如余英时教授指出的那样，古典文化为少年的康正果“建构了一个强固的精神堡垒，因而决定了一生的价值取向”。（IV页） 老康写到周围的许多人物，着墨不多，但依据我的经验判断是真实可信的。例如他那位养父、贫协组长李宝玉，要是落在张贤亮一类作家手中，那还不写成恩深义重的再生父母？处处闪耀着劳动人民的纯洁光辉。还有那些“社会渣滓”，如小偷、流氓，老康既不美化也不丑化，因为他并不想印证什么概念或理论，既不想媚上也不想媚俗。他只是写下他的经历和感觉。 很多遭受迫害的人，在平反后对共产党，尤其是对邓小平感激涕零。老康则不然。当一位共过患难的朋友向他灌输对共产党对邓小平的感激之情时，老康不肯附和，“我说我根本就没有犯错误，要不是他们给我制造了‘反动’的罪名，我在大学都教了好多年的书了，哪会落户到农村？捆了人家多年才给松绑，又有何感谢可言！”（370 页）老康这段话讲得实实在在，然而在那时竟没有多少人讲得出来。一般人只知道嘲笑阿Q，挨了别人的打不敢还手，只好转过脸骂一句“儿子打老子”。可是，这比起我们那么多右派，挨了共产党的整，事后还要说是“母亲打儿子”，不是有骨气多了吗？ 鲁迅尖刻有余，深刻不足，他想像不到有些受迫害者事后竟然还要向迫害者认同。老康的几个有类似遭遇的熟人，平反后都迫不及待地站在了党的一边，有的原来不是党员的还积极争取入了党。这看上去很不可思议。一个人受到共产党那么残酷的迫害，到头来还要宣誓对它效忠，这不是十足道地的受虐狂么？其实问题没这么简单。当一个人遭受党的残酷迫害时，他很容易产生两种感受，一是怨恨党的残酷，一是深感党的强大。前者驱使你反抗，后者驱使你依从。假如你发现自己没有勇气或没有力量反抗迫害者，那么你就会觉得，免除迫害的最稳妥办法就是赢得迫害者的接纳，使自己成为迫害者队伍中之一员。所谓成为迫害者队伍中之一员，那倒不一定意味着你自己也非要参与对其他人的迫害不可——很多原先的受害者在重新被党接纳后都拒绝或避免参与对他人的迫害，他们只是希望不再被党视为异己，只是希望被党视为“自己人”而已。 四 老康不肯像别人那样，“在平反后老实当我的教授，厚着挨过耳光的脸，喜孜孜接受党恩浩荡的抚摸，努力在纯学术上做出应有的贡献”。（370 页）所以他的故事就没有随着重归学院而以喜剧收场。此后老康的生活依然麻烦不断，先是在硕士学位论文中评析“艳情诗”触犯清规，差点毕不了业，继而又在八九期间参加游行而受到审查；最后，在老康已移居美国，执教耶鲁的2000 年，老康回国开会探亲，被安全部非法扣押，其罪名是向国内邮寄和携带《北京之春》等“反动刊物”。老康的这些遭遇固然证明了他秉性难移，但更加证明了的是江山未改。等平安回美后，老康赶快入了美国籍，从此安下心来定居在这片自由的土地。 就这样，老康的自传以一种既非悲剧也非喜剧的方式结了尾。它不能不令读者深思：究竟要到哪一天，中国人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老康还是乐观的。他深信：“魔高一丈的日子拖不了多久了”（462 页）。◆ 2004年12月

是的。作家老鬼写了一部纪实文学《血色黄昏》，讲的是文革期间一个北京知青在内蒙古的真实经历，赢得知青一代的热烈共鸣，都称赞这本书写出了原汁原味的真实。可是一位西方汉学家向我抱怨他读不懂这本书，因为他实在不明白主人公为什么要做出那些荒唐鲁莽的举动。岂止是外国人读不懂革命小将的行为，当这些昔日的革命小将把自己的文革经历讲给自己的孩子听时，连自己的孩子也不理解，只觉得莫名其妙。

2026年菲尔兹奖在国际数学家大会（ICM 2026）开幕式上公布（美东时间上午9点开始，费城），获奖者为四位数学家：（ 邓煜（Yu Deng），芝加哥大学：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贡献，包括从硬球动力学严格推导玻尔兹曼方程等。 John Pardon，石溪大学：在辛几何等领域的成就。 Jacob Tsimerman，多伦多大学：在算术几何等领域的贡献，包括André-Oort猜想等。 王虹（Hong Wang），纽约大学/IHÉS：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突破，包括三维Kakeya问题等，她是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也是首位中国女性获奖者

过去三十多年，我给二十几本书写过序言，给两百多本书写过评论。现选出若干重发。 胡平：读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籲天录》 这是一本十分厚重的书：绝不仅仅是篇幅，六百多页，五十多万字，够厚重的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坐了十一年监狱——其间大部分时间还是单身监禁——的人，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的回忆录。这是用一生的心血，写下心血的一生。这个人就是这本书，这本书就是这个人。 鲁礼安是武汉人，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初期是武汉地区大名鼎鼎的革命小将，异端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1968年7月因莫须有的"恶毒攻击罪"被捕入狱，后来又因为涉及"反革命地下组织"案，差点被判死刑，被投入单人牢房长期关押，直到1979年才出狱。出狱后，作者用了整整十年功夫，写成了这本回忆录。这本书记载了作者的成长和经历，记载了作者在文革初期短短两年时间内的热情投入，指点江山，然后就是漫长的监狱生活，痛苦的思考与回忆，极度的空虚与绝望。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瞭解到文化大革命，瞭解到一代造反派红卫兵的思想与心态，更可以瞭解到作者本人，瞭解到作者非凡的毅力、才华与品格。 单身监禁——难以描述的恐怖 读鲁礼安的书，最令人震撼的一点莫过於他十一年的单身监禁生活。这种痛苦远非笔墨可以描述，因为这种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生活。人是天生的群居动物，人必须生活在人群之间。人群之间就叫人间，在各种语言里，死亡都被委婉地叫做离别人间。可见人们都知道，离开了人群的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离开了人群，生有如死。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话，单身监禁是"野蛮得无以复加的刑罚"。单身监禁不仅对人的肉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它更严重地摧残了人的精神和心智。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象棋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B博士被纳粹单独拘押，在牢房里他面对的是一片虚无的空间与时间，生活成了空白，围绕他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空虚。为了对抗孤独，B博士朗诵诗、背儿歌、背法典条文、演算算术……但问题是，就像他后来所说的，"在空虚中，我的记忆力什么也抓不住。我已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任何事情上。"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狱卒那里偷来一本象棋棋谱，就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拼命地读和背，不断地自己和自己下棋，一盘接一盘地发疯似地互相挑战，结果他的棋艺竟然高明到可以下赢世界冠军，但同时也陷入了精神错乱。 《象棋的故事》的中译本是在"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发表的，那时候，我们都刚从没有文化，没有书读的时代走出来，对极度的精神饥渴有很深的体验，所以对这部小说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有它的戏剧性和夸张性。真实的单人监禁要远比小说描绘得更恐怖。和鲁礼安同案的十几个人，最后有四个精神失常。 不止一位坐过牢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本来是一天能读一本大部头的书，下笔能写洋洋万言的长篇大论的，可是在长期的监狱生活、尤其是在长期的单身监禁之后，从此再也读不进大部头的书，写不了长篇大论。注意力很难集中在任何一件事上，平时总是心慌意乱，神思恍惚，心不在焉。由此我们也理解到，鲁礼安能够挺过十一年单人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又用十年的功夫写下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回忆录，这是何等顽强的意志，何等卓越的才华，何等坚挺的自信！ 为什么鲁礼安能挺过十一年单身监禁而保持精神健全，因为他给自己找到了一种自我拯救的方式：在被监禁的第八年的除夕之夜，鲁礼安向苍天和大地发下一个誓言："我这辈子祇要有一天能够走出这座人间地狱，我一定要把我狱中这段悲惨的经历写出来，我一定要揭露这桩钦定大案的真相。当然，我既不可能象《基督山恩仇记》里的基督山伯爵那样，去残酷地报复陷害我的仇人，也不会像《双城记》里的马奈特老人那样，去诅咒对我进行迫害的那些权贵们的子孙和他们家属中的所有人。我祇将如实地揭露迫害者本人的罪恶，用笔将他们这些自由和民主的敌人、扼杀人类道德和良知的刽子手，永远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说对於我们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那么，写作则是一种拯救。 文革活化石 鲁礼安是造反派。现在一提起造反派，许多人就以为他们都是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傢伙。其实不然。例如鲁礼安，从小就是好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在运动初期，他对批判"三家村"和揪斗校长朱九思都是不以为然的。鲁礼安是从批评工作组而开始其造反生涯的，而他批评工作组也主要是出於对工作组整学生，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右派的不满，可见他的造反带有反对政治迫害的成分。鲁礼安后来成为红卫兵的理论家，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宣言固然充斥着极左的词句，但其中仍然包含有反对官僚体制和向往民主的因素——尽管还是朦胧的、混乱的。 说来很有趣，鲁礼安的思想应该归为极左，但是它却引起了一批57年的右派的同情与共鸣。武汉地区不少57年的右派（如白桦、徐迟、姚雪垠等）利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介入造反有理的活动，他们对鲁礼安和他的《扬子江评论》与《北斗星学会宣言》尤其赞赏。江汉大学教授姜弘（57年右派）在给鲁礼安这本回忆录写的序言里指出，他和他的右派朋友们之所以赞赏鲁礼安，是因为"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种青春的理想主义，洋溢的才华和初生之犊的勇气。 姜弘写道：鲁礼安们与众不同、难能可贵之处是，他们"因受压而反抗，而独立思考，从而冲破思想禁锢，从毛泽东走向马克思，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而且不顾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自己组织起来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当然，姜弘也指出57年右派和文革造反派之间的重大区别："一是性质不同，二是思想资源不同"。"右派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而为毛泽东所不容，才'因势利导，聚而歼之'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是被愚弄、利用之后又被抛起的牺牲品"。思想资源的不同，"主要是历史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里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这与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关。造反派就没有这种精神资源，他们生长在严格封闭的单一思想文化环境中，所能接受的祇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毛主席的教导'"。需要提醒的是，鲁礼安们祇是造反派中的少数。这是我们评价文革造反活动时不应该忘记的。 鲁礼安回忆录《仰天长啸》写得很真实。这大约也和作者长期与世隔绝有关。无怪乎有人要把这本书比作文革的活化石。认真研读这本书，对於我们瞭解文革，瞭解文革红卫兵一代，瞭解文革造反运动，瞭解文革异端思潮的来龙去脉，都有很大的价值。◆ 2006年5月 补记：2007年，鲁礼安失踪，疑似自杀。

过去三十多年，我给二十几本书写过序言，给两百多本书写过评论。现选出若干重发。 胡平：经济发展与政治秩序究竟是什么关系——读赫契曼《激情与利益》有感（2004年3月） 资本主义是怎样兴起的？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流行的解释有好几种。 按照马克思，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其需要，资本主义便应运而生。马克思的解释着眼于历史进程中的物质性因素，故而被称为唯物史观。 一、资本主义的兴起不只是物质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意识改变的结果 我们知道，许多西方学者不赞同唯物史观。他们认为，用生产力的发展去解释资本主义的发生——因为马克思用它解释一切生产关系的变化——未免失之泛泛。再有，当马克思断言生产力的发展势必要突破阻碍其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时，这已经暗中假定了，在任何社会，人们都是把经济发展置于首位的；然而众所周知，这种“向钱看”的心态恰恰只是资本主义下特有的心态.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普遍对赚钱逐利的行为不以为然，有意识地去抑制这种冲动，不让其自由发展。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兴起不能只从物质方面的变化去解释，还必须从精神方面的变化去解释。 据说，今天的日本人要比一百年前的日本人高出十公分。这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可是，今天的中国女人的脚比一百年前的中国女人的脚大，那主要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而是废除了缠脚旧习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兴起不只是物质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意识改变的结果。当社会的主流观念不再限制而是鼓励人们发财致富时，资本主义就登上了历史舞台.现在要解释的问题是，这种观念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韦伯在其名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发生在西欧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动机，但新教伦理所表现的现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却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相当的正面意义，只要不是为了私欲享乐，而是为了获得救赎，为了在现世荣耀上帝之名。于是，那种在过去顶多在道德上被容忍的经商逐利行为就变成了佛兰克林意义上的神圣天职。从此，赚钱成了高尚的事情，光荣的事情，这并不是说赚钱本身高尚光荣，只因为它被视为实现灵魂得救的正当手段。 打个比方，有的孩子迷恋打球，不肯好好上课，老师家长都很忧虑.当然，小孩子蹦蹦跳跳对身体有好处，但若是整天光惦着打球，把学业给耽误了，总不是好事。可是后来老师家长发现，球打好了可以当运动员，可以参加比赛，为本单位本地区甚至为本国争光，于是他们就不再限制孩子打球而转为热情鼓励了。在这里，打球不是因为本身、而是因为成为达到一个光荣目标的手段而使自己变成正当，甚至变成光荣.于是，一种原先不被当成正业的事情终于变成了一种正业.韦伯的理论颇有说服力。它向我们解释了当时人的思想观念是怎样变化的。问题是，除了新教伦理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思想观念促进了资本主义呢？ 二、用利益取代激情 美国学者赫契曼（Albert O.Hirschman）从另外一种角度，对资本主义兴起的意识形态背景提供了一套富于启发性的解释。鉴于大多数中国学人对赫契曼的理论相当陌生，我这里不妨略加介绍。赫契曼指出，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之所以鼓吹资本主义，乃是为了“启动人性中某种温和的倾向，以替代那些邪恶的倾向”，与其让人们放纵暴烈的激情去征讨杀戮，追求霸业强权，热衷于对人的控制压迫，不如让他们转而追求金钱，追求物质利益。赫契曼论文的标题就是《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该书出版于1977年。1997年出版了纪念本书问世二十周年的新版本，阿玛蒂亚.森（1998年经济学诺奖得主）为它写了前言，称赫契曼是一位“我们时代的伟大知识份子”。 阿玛蒂亚.森用一个比方来说明赫契曼的观点。好比一个人被狂热的种族主义者（或原教旨主义者）追杀，你一边逃跑一边扔下钱财，追杀者见钱眼开，只顾捞捡钱财，结果放了你一条生路。这就是暴烈的激情被相对无害的物欲所取代的一个例子。 文革前有一部电影《夺印》，其中描写到农村中的“地富份子”如何用“糖衣炮弹”腐蚀拉拢干部。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无非是遭受政治压迫的人试图用物质利益去软化压迫罢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揭示的逻辑是，“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吃了人家的嘴软”，贪图物质利益会对僵硬严酷的政治秩序产生软化消解的作用。《夺印》的故事正好反过来证明，激情可以被利益所取代；相比于己于激情，利益可能更无害。 赫契曼引用了孟德斯鸠、斯图亚特等人的言论说明他的观点。其实，象孟德斯鸠这类思想家们未必喜欢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可是他们发现资本主义有助于把人性中暴烈的激情转移到较为无害的追逐物质利益这上面来，利益有助于驯化激情，故而才大力鼓吹资本主义.或者说，激情很难受理性控制，一种激情只可能被另一种激情所取代，而赚钱谋利则是一种文静的激情，如众所知，赚钱是很容易上瘾的，人很容易为赚钱疯魔，商场也可以象战场一样扣人心弦，令人如癡如狂，这样，人的激情有了发泄处，就可以不去为征战讨伐和谋求霸业王位上瘾疯魔了。换言之，他们无非是希望用商场代替战场，用商人精神代替武士精神，用追求金钱代替追求权力，用统治钱包代替统治同胞。 孟德斯鸠等人认为，资本主义有助于形成一种和平的、文明的政治秩序。这也是当代一些思想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一个理由。譬如熊彼特认为，和马克思宣称资本主义必将导致战争这一论断相反，领土野心、扩张殖民地的冲动以及好战精神都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们倒是前资本主义心态的余绪。资本主义并不爱好征服和战争。资本主义的精神是理性的、精打细算的，因而不喜欢打仗冒险，不喜欢逞英雄。凯恩斯也认为赚钱发财要比追求权势和自我扩张来得好。“统治钱包要比统治同胞来得好，虽然有时候人们是把前者当成实现后者的手段，但至少有时候前者会成为后者的替代。” 现代人一谈起资本主义，无不强调它的高效益，好象资本主义的出现纯粹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经济更大发展的愿望，好象人类自古以来就是在一心一意追求经济的更大发展；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几乎都把追求个人利益当作理论的前提预设，殊不知这只是现代人特有的心态（想一想“存天理，去人欲”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类口号）。现代人常常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庸俗感到极其不满，殊不知当初的有识之士之所以欢迎资本主义，恰恰是为了用这种和平的庸俗取代过去残酷的崇高。许多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们常常忘记这一历史教训，他们试图用崇高取代平庸，结果稍不留心却是摧毁了和平与自由，恢复了残酷血腥的斗争或战争。 三、“稳定压倒一切”与“发展是个硬道理”就是为专制暴政大开方便之门 然而，赫契曼提醒人们注意，虽说经济扩展常常有助于改进政治秩序，但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不错，相比于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较为无害；但问题是，“只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在玩赚钱的无害游戏，因而当绝大多数人在一心赚钱的时候，还有少数人仍然野心勃勃，热衷于追求权力的更高目标，那么，这少数人将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容易实现他们的野心。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安排得使其中大多数人根据利益代替激情的原则而一心逐利，这就会导致公共精神被窒息的严重副作用，从而为专制暴政大开方便之门。” 赫契曼引述弗格森的观点.弗格森指出：“自由赖以建立的那种基础，同时也可以服务于专制暴君。”“当人们一味地把有效管理下的稳定视为衡量国家兴隆的标准时，自由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赫契曼还引用托克维尔的言论 ：如果人们只顾自己的工作，不愿意操心公共事务；如果我们过分注意自己的个人事情，而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自己应当做自己的主人；如果人们仅仅追求物质福利的增进，因此只要统治者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搞好各项物质利益，他们就听任统治者去做任何事情，而不管那些事情是善是恶，是好是坏；如果人们一味热心物质享乐，在没有看到自由如何有利于他们获得物质福利之前常常是先发现自由的滥用如何破坏物质福利，因而唯恐公众的激情会影响到他们私人生活的小小安乐，一看到骚乱就准备放弃自由，那么，他们就已经为独裁者的上台打开了通道。“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则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即已经成为自己财富的奴隶，而将要统治他们的人不久也就可能出现了。”读上面几段话，你不觉得说的就是今日中国吗？“一个民族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人们仅仅追求物质福利的增进”，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发展是个硬道理”。如果一个民族把“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是个硬道理”奉为圭臬，那么，“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是奴隶”，那“就会导致公共精神被窒息的严重副作用，从而为专制暴政大开方便之门。” 四、规律与机制 这里引出一个严肃的问题：经济发展和政治开明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自由赖以建立的那种基础，同时也可以服务于专制暴君”？这难道不是互相矛盾的吗？ 在生活中，我们随时可以见到一些彼此矛盾的说法，它们都是正确的，因此它们也都不是那么正确.“穷则思变”，说的是贫穷能使人奋起改变现状，“人穷志短”，却又是说贫穷会使人沮丧消沉。“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是人在物质需求获得满足的条件下才会有道德心：“饱暖思淫欲”却又是说，人吃饱喝足才容易堕落。人类社会如此複杂，以至于任何两种因素之间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有时候，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提高，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愿望越强烈。在这里，经济发展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剂。有时候，人们越是有机会发财致富，他们越是对政治漠不关心。在这里，经济发展却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琼．艾尔斯特（Jon Elster）否认我们可以从社会研究中得出规律。他认为我们只可能找出机制（mechanism），据此对人类的行为作出解释。

2005年4月1日，中国社科院台湾所研究员王建民在强国论坛网站与网友对话，其中有如下两段问答： 网友黄河飞流：王建民嘉宾，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能否理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同属一个中国？ 王建民：这个问题提的有水准，有观察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有网友老灰猫问：咱当时为什么不和台湾讨论李登辉提出的“一中两府”方案？它的前提不也是‘一中’吗？ 王建民答：你的观察力不错，大陆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这种观点，只是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的要求可能更高一些，我觉得也有不少遗憾。但历史不能重复，我们希望我们以后把握好历史机遇。

今天是7月14日，法国国庆。37年前的这一天，1989年7月14日，是法国200周年国庆，在巴黎举行了十分盛大的庆祝活动，一批流亡人士被请去观礼。当群众游行开始时，第一个方队就是身穿白衬衣蓝长裤、推着自行车的中国学生。法国人在他们最庄重最盛大的节日里，以这种方式向八九民运致敬，向中国人致敬。

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话也适用于老子的道德经自己。道德经的文字就是太美了，影响了它的论述的严谨性。老子在修辞上下了太大的功夫，严重影响了论述的清晰性逻辑性。

胡平：我的终身遗恨——去国二十二年，我最大的遗恨是，在母亲临终之际，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竟未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2000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姐姐妹妹自成都家中来信，得知母亲病危，心焦如焚。我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候，如果我现在不赶回国去见母亲，那就永远见不到了。我知道，中国政府有禁止回国的黑名单，我的名字在名单上。尽管我思念家国，但此前从不曾向领馆提出过回国申请。然而这一次我不得不破例。我给认识的领事打了电话，对方回答说要向上面请示。我也给家人打了电话，说我正在申请签证，并宽慰她们说很可能批准成行。 数日后，领事回话"不行"。与此同时，我收到母亲来信。生命垂危的母亲，神智依然十分清醒，只是字迹不如以前工整。母亲写道："关于给领事馆打电话要求答应你们回来一事，我认为没必要，即便他们答应了我也不想让你们回来。你们若回来，我担心就受不了。我可信不过他们。当初老毛亲自命令起义人员过往一切概不追咎，结果手中拿着这命令人就给杀了。我对这一点到闭目时都忘不了的。" 母亲讲的是父亲的遭遇。我父亲原是国民党军人，49年他所在的那支军队的军长宣布"起义"，于是我父亲又成了解放军。当时共产党说"起义光荣"，保证"既往不咎"，还发过一纸证书，我家的门口还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木牌。但是到了52年"镇反"运动，父亲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惨遭杀害。 那时，我姐姐十一岁，我五岁，妹妹还不到两岁。母亲惊悉噩耗，痛不欲生。她准备把姐姐、妹妹和我分别送给亲戚，然后回老家投井自尽；但终因舍不下三个年幼的儿女，不忍心让我们既失去父亲，再失去母亲，于是咬牙活下来，并以加倍的爱护，抚育我们成人。 放下母亲的信，我不禁想：也许母亲说的是对的。虽然按我的估计，如果当局允许我回国探望，应当不会危及我的安全；可是母亲却不能不担惊受怕。如果我回去了，一大堆警察整天盯着你，在你家周围打转，也许还要叫你出去跟他们谈话。这对我母亲会产生多大的精神压力，会勾起她多少痛苦的回忆和深藏的恐惧。就算他们在我母亲面前信誓旦旦，说保证让我平安回美，想到父亲的悲惨命运，母亲怎么能放得下心？我不能不想，也许，我不回去，母亲反而会走得更安心。 就这样，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2009年2月于纽约

胡平：为什么“人人生而平等”——对不证自明的真理的一种证明——“我们认为如下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人们若干不可剥夺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句话出自美国的《独立宣言》，该宣言由杰佛逊执笔，发布于1776年，如今早已流传天下，影响深远。 其实，这句话最早是英国的雷恩巴勒上校讲出来的。托马斯∙雷恩巴勒（Thomas Rainborough，1610-1648）是英国革命期间海军司令官，平等派的领袖。早在1647年10月的普特尼辩论会上，雷恩巴勒就提出：“我们认为如下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人们若干不可剥夺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雷恩巴勒还说，在英国，穷人也应当享有和富人同样的权利，穷人也应当对政府有发言权。 “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据说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上，我们很多人也确实是在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就马上接受了它－－可见它果然是不证自明。然而要是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人人生而平等，恐怕很多人就陷入困惑，说不出所以然了。如此说来，“不证自明”的东西还是需要解释、需要证明的。 显然，所有的人绝不是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平等的。有的人生来就健康、富有、聪明、漂亮，而另一些人则生来就羸弱、贫苦、愚笨、丑陋。人类的个体差异太大了，太明显了。那么，当我们说人们是平等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属于同一物种，所以人人平等。这和基督教也无关。按照圣经，人（亚当和夏娃）是上帝造成的，所以人人平等。倘若是这样，我们干嘛不说一切老鼠都是平等的，一切山楂树都是平等的呢？既然老鼠或山楂树也都属于同一物种，也都是上帝造成的。如果有人宣称，一切老鼠都是平等的，我们一定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说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那就蕴含着这样的意思，即，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譬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了，就让我们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说起。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思就是同样的法律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总统还是流浪汉，是富人还是穷人，是明星还是残疾人。西方神话里的正义女神（也叫司法女神）为什么蒙上双眼？这条蒙眼布就是“无知之幕”，就是让司法者无视当事人的面貌和身份，不论其地位高低贵贱，也不论其与自己亲疏远近，无差别地一视同仁。总统犯法，与平民同罪，否则就是违背了、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可是小孩子犯法不同罪，精神病人犯法不同罪，我们又觉得很正常、很合理，不认为是违背了、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就怪了：为什么我们在谈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条原则时，可以把小孩子和精神病人排除在外呢？难道小孩子和精神病人不算人？既然他们也是人，为什么又可以排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外？ 这就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了。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统犯法与平民同罪，这表明我们认定：人人——无论是总统还是平民——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特质。正是根据这种共同的特质，我们推出，法律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但是我们又同意，小孩子犯法或精神病人犯法不同罪，这就表明小孩子和精神病人缺乏这种特质。换言之，那个一般人都具有、而小孩子和精神病人所缺乏的东西，就是我们相信人人平等的依据。 为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不适用于小孩子和精神病人？因为一般人——无论是总统还是平民——都有正常的心智，而小孩子的心智不成熟，精神病人的心智有严重缺陷。所谓心智，就是指自由意志和区分善恶的道德感。人人平等就是着眼于人的这个特质。这是人——也只有人——才具有的一种共同的特质。这种特质每个人都具有，除了人，其他生物和物件都不具有。我们说人人平等，一切人是平等的，就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有区分善恶的道德感。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而不管外部环境，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并付诸实际；人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小孩子和精神病人则缺乏辨识能力和自控能力，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小孩子和精神病人依然是人，他们同样具有人的特质，只不过他们身上的这种特质处于不成熟的状态或者是受到损坏。随着小孩子的成长或精神病人的治疗，他们也就获得了正常的心智，从而获得了和一般人无异的地位。 在《独立宣言》问世之初，很多大力倡导人人平等的人，却把黑奴、乃至妇女排除在“人人”之外。通常我们批评他们虚伪、言行不一、自相矛盾。其实不尽然。因为有些人这么做，无非是把黑奴和妇女当成小孩子，认为在当下他们的心智还不成熟，还需要像对小孩子一样施以教化，从而使他们成为和自己平等的人。这种态度在实际上可能是错误的，但在理论上、逻辑上是成立的。这和那些对黑奴与妇女实行压榨的做法显然不是一回事。 什么叫人人平等？所有人在什么意义上是平等的？那首先就是在人的尊严上是平等的。为什么人人在尊严上是平等的，或者说，为什么人人生而平等？因为人生而拥有这样的特质，他有自由意志，有分辨善恶的道德感，人能够选择自己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人所共有的特质使得人具有尊严，使得人们在尊严上平等。我们承认这种特质，尊重这种特质，也就是承认每个人的权利或曰人权。所谓天赋人权，就是说人权是人所固有的，就是说所有人都生而具有上述特质，因而应该拥有同样的尊严和同样的权利。人人平等也就是在人权上的平等。 2016-02-20 22:41

胡平：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对古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的长期军事威胁，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与经济模式演化的核心外部约束。从秦汉到明清两千余年，这种“单一方向、持续高强度”的边患迫使中原政权优先选择“生存安全优先于制度创新”的理性策略，最终塑造了“强中央、弱社会”的集权政治格局和“国家干预关键产业、儒表法里”的混合经济模式。它不仅直接催生了《盐铁论》式的财政辩论，更在深层阻断了地方自治、权力制衡与公民权利的萌芽空间。本文综合历史事实、中西比较及量化研究，分析这一威胁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并以宋代反事实假设为切入，探讨其长期后果。 一、游牧威胁的长期历史背景与机制游牧威胁并非偶发，而是地理、气候与军事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构性压力。中国北方是广阔欧亚草原，游牧骑兵凭借机动性与弓马优势，可“来如疾风，去如闪电”，对农耕社会构成不对称威胁。汉初匈奴“数为寇暴于边鄙”，迫使汉武帝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以“佐助边费”。此后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清边患反复。气候因素进一步加剧威胁：宋元明清处于“小冰河期”，变冷干燥导致草原生态恶化，游牧南侵频率上升。黄河泥沙淤积与水患也迫使政权集中资源治水防边，形成“国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路径。量化研究证实了这一因果关系。高志宇、小山真、孙端辉在2018年《Unified China and Divided Europe》中，用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与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每十年多一次游牧入侵，中国政治统一集权的概率上升6-8%。游牧威胁削弱地方政权财政生存能力，推动中央集权，而欧洲多方向威胁则维持碎片化竞争。彼得·图尔钦的“cliodynamics”模型指出，草原-农耕“元民族前沿”的军备竞赛加速了中原内部合作与组织化。中国平原地理易被征服者统一，单一威胁方向强化了“尊王攘夷”意识形态，使任何削弱皇权的尝试都被视为亡国之兆。大陆学者马泰成（2015）分析，小冰河期游牧南侵与黄河泛滥双重压力，迫使宋以后政治向国家主义、中央集权演化，相权衰落、君权独大。曹正汉（2017）以“风险最小化假设”论证，北方草原威胁构成政治与财政双重约束，汉人王朝省级政区“兴废不定”，而元、清等游牧入主王朝稳定行省制，正是为高效调动资源防边。王裕华（2022）嵌入精英网络视角，指出游牧压力削弱地方精英网络，强化中央动员能力，但抑制分权制衡。维多利亚·惠（2005）经典比较：春秋战国本与欧洲早期现代类似（战争驱动官僚化、权利萌芽），但中国因单一游牧威胁走向秦式“普遍帝国”专制，欧洲则维持均势与宪政路径。这些研究共同表明，游牧威胁是“中国例外”（统一集权 vs 欧洲分裂竞争）的关键变量。 二、政治影响：强化集权、抑制宪政萌芽游牧威胁最直接的政治后果是“强中央、弱社会”模式的固化。为应对骑兵突袭，中原政权必须快速调集全国资源：修长城、养常备军、征重税。这要求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与皇帝绝对权威，否则无法应对“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的两难。《盐铁论·本议》开篇即以匈奴为由，论证盐铁官营的必要性，大夫派强调“无忧边之心”则亡国，儒生派虽主张德化，却无法否定边患现实。这种逻辑贯穿历代。秦汉奠基“大一统”郡县制，部分源于防匈奴需求；明清专制达巅峰，正与小冰河期游牧压力同步。省级行省制在元清强化，正是为高效防边而设。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本有宪政萌芽：相权较重、台谏封驳、科举公平、乡约自治、“不杀士大夫”家法，形成相对宽松议政空间。若无辽、金、蒙古持续威胁，财政盈余可转向内政，士大夫议政或演化为常规协商机制，皇权受更多软约束，商业阶层与产权意识或进一步强化。然而，外部压力将“生存优先”置于首位，压制了分权空间。王裕华指出，统治者通过削弱精英网络追求短期权力，最终导致国家衰落。党争激烈却易陷入内耗；皇权本性以防内为主，士大夫制衡始终是“软”约束。结果是：地方自治被“皇权不下县”留白填补，却难成长为刚性制衡；儒家“尊卑有序”与游牧威胁结合，强化集体动员而非个人权利。清末立宪失败、辛亥后军阀混战，仍可见“先保统一御外、再谈分权”的路径依赖。 三、经济影响：国家干预政策的循环与盐铁论回响经济上，游牧威胁直接催生了《盐铁论》式的辩论，并使大夫派（国家干预、垄断关键产业、抑兼并、富国强兵）主张在实践层面长期占优。桑弘羊以匈奴“桀黠擅恣”为由，力主盐铁官营“佐助边费”，压制私人兼并；贤良文学派虽主张“藏富于民”“轻徭薄赋”“重农抑商”，却在财政危机时让步。会议结果是折中：酒专卖废除，盐铁基本保留。此后历代虽口头上尊儒家“民本”“不与民争利”，实践中却反复采用桑弘羊模式，尤其王朝中后期边患或财政紧张时。汉以后盐铁政策动态调整，体现“表儒里桑”。东汉光武帝曾废专卖改征税，唐安史之乱后刘晏“就场专卖”使盐利占财政半壁；宋代盐茶酒全面禁榷，收入养兵；明清“开中法”“纲法”“票法”下官督商销，盐课仍为重要财源。私营始终存在，但政府掌握专卖权、引岸、缉私，核心是财政收入与打击豪强。铁业较早松绑，多征税；盐则长期控制，形式从“官产官销”转向“民制商运官收”。王朝初期“与民休息”（偏贤良派），中后期危机时收紧（偏大夫派），形成循环。这种模式适应了集权需求，却抑制了自由商品经济。司马迁《货殖列传》“善者因之……最下者与之争”的中立立场未成主流，国家垄断扭曲商人资本，强化自然经济封闭性。游牧威胁下的高军费（宋代常占4/5），挤压民间投资，土地兼并与贫富差距难解。经济繁荣（如宋商品经济、海外贸易）本可催生契约意识与中产，但军事压力使“富而不强”成为常态。 四、宋代的反事实：潜在宪政路径与内在限制宋代是中国古代最接近“自由与宪政”转折的朝代。若无北方威胁，其轨迹或缓慢演进为有限君主制+士绅/商业精英参与的混合政体。宋已有宪政萌芽：文官共治、科举流动、言论空间、基层自治、经济高度商品化（活字印刷、市井繁荣）。财政负担若减轻（无养百万冗兵、岁币），资源可转向教育、基建、产权保护；重文轻武国策可适度调整，王安石变法或更理性推进；士大夫议政或常规化，商业阶层崛起强化自治。学者推测，宋若和平延续至14-15世纪，或早于西方孕育早期现代元素，避免明清极端集权与文化保守。但内在限制突出：党争内耗、官僚膨胀、皇权本性、社会结构局限（土地兼并、理学道德约束）。和平或放大腐化，非线性进步。先进文明被军事高效征服者打断的案例并不少见。宋亡确为文明“中断”，后世更趋专制。 五、中西比较与长期后果中西分岔的关键在于威胁性质：中国单一游牧压力锁定了集权路径，欧洲多源威胁促进碎片化竞争与权利让渡。游牧威胁把“安全”置于“自由”之上，延缓宪政转型。近代西方冲击改变外部环境，才有“师夷长技”“立宪共和”尝试。但路径依赖仍在：安全与自由的张力始终是治理核心。总之，北方游牧威胁不是偶然，而是系统性约束。它强化集权、推动国家干预经济、抑制分权与市场自由，虽保障了王朝延续，却以文明活力为代价。过去，不少人把古代中国未能走上自由与宪政之路归咎于儒家思想和小农经济。其实不得要领。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游牧民族的威胁是骑兵的威胁，是冷兵器时代的特征。随着人类进入热兵器时代，进入飞机坦克乃至导弹原子弹时代，该威胁早已不复存在。（本文借助于GROK写成）

ZT：张洁平在脸书上的文章（2026年7月3日） 在北方被單獨秘密羈押、精神折磨5個月後，2016年6月，林榮基得到一個機會：他可以回香港。條件是，先回去一天，到銅鑼灣書店取電腦，把電腦連同電腦裡的讀者資料帶回深圳，交給國安。完成任務，就可重獲自由。 那一刻，國安其實已經通過他人掌握了書店的讀者名單資料。林榮基在被審訊時，看到過這些資料，已清楚這一點。也就是說，他知道，就算他此刻把電腦交給國安，大概已經不會造成更多傷害。 他應允了，回到了香港。 但就在香港短暫停留的那一天裡，他猶豫了。 他背著電腦，在已經從香港開往深圳的地鐵上，中途下車，在三根菸後，做出了完全相反、也改變他一生的決定：找議員，面向全港，開記者會，公佈真相。 他事後寫下萬餘字，非常細緻的筆記，回憶當時每一步的轉折，他如何猶豫、思考，最終怎麼做出決定。 * 十年之後，一切在北方發生過的，在香港也落地了。權力殺到埋身，那個可暫時安全、可容人猶豫一日、容人性復原的自由空間，所剩無幾。 十年之後，林榮基先生病逝於台北。從那一年在九龍塘下車之後，他再沒有回頭。 這十年裡，我們見過幾次面，談書，談書店。他性格孤傲，但在書的世界裡卻溫暖。在悼念他的此刻，重讀這篇他寫於「2016年7月安全屋」的長文《人不是生來被打敗的》，我又有新的體會。 他先於絕大多數香港人，體會了那沒有約束、因而毫無底線的權力，與其帶來的羞辱與折磨。在他選擇不合作之後，所寫下的，並不只是個體勇敢的決定，也是自由得以成立的條件。 文中的每一個細節，反覆告訴我們，自由並不是一個人的事： 在非人的權力壓制下，要獲得那個人性得以猶豫的時刻，思考能夠自主的空間，決定可被支持的底氣 —— 是需要一整個社會，毫不猶豫地站在人性這邊，需要一整個生態，願意保護挺身而出的人。那就是自由的條件。 林榮基一直說自己並不勇敢，只是守住本分。他還說如果在更糟的環境，可能也會妥協。我想那不是謙辭。 他深深明白一個人的道德，需要一個社會共同維持。 正是在這樣的香港，當一個人說出真相，會有百十家媒體接住；會有百萬人聽見、看見，並為之震驚；會有議員、律師、社工與各種公民團體接力呼籲、支援；也會有難以計數的普通人，捐款、捐物，走上街頭 ——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書枱才能不屈膝；一個普通人，才能盡其本分。 而極權所想要破壞的，正是這樣的社會。 林榮基也因此明白，他要守護的，並非只是個人尊嚴與道德，更是這樣一個，人人都可以保有人性、守住德性，讓「不與極權合作」成為可能的社會。 他最終說出真相，是要守護香港，正如香港守護了說出真相的他。 *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在整個社會體系遭到破壞的時候，在他不得不離開的時候，他沒有做回一個單純的讀書人。 他年紀大了，獨自在異鄉，環境陌生，關係複雜，也跟不上新的媒介與市場，但還是開了一家書店。 他要守護的，還是那個讓普通人可以守住尊嚴的世界。書店是那個世界的一部分。 * 摘錄林榮基2016年所寫長文的段落如下： （全文也打印出來，來飛地的客人歡迎自由帶走） // 飯後去北角取電腦，站在地鐵車廂內，幾個學生談話，展露笑容；有些人低頭看手機；一個孕婦上車，有人讓座；一個快遞員放下袋子，蹲在一旁將包裏分類。人人都無拘無束，不像我被人跟蹤、被人操控。 我到底怎樣啦？人在香港，依然失去自由。他們欺人太甚了，我被單獨囚禁五個月，又被限制在韶關，我多留一天探望老師都不允許，我要求打電話給女朋友都不可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狀況，我還預備跟她一起生活呢。我用姐姐的電話打給她，原來號碼被註銷了。他們一直欺瞞我。他們要我跟別人隔絕開來。他們的確欺人太甚了。他們憑甚麼跟蹤我、憑甚麼讓我失去自由？更不要說他們的辦案方式十足黑幫。我開始感到氣憤。我不是香港人了。 而日後更可怕的是，姓史的在韶關跟我說，將來回港後，仍在書店工作，他還會跟我聯絡，向他報告這裏的情況，通過文字或照相，他們要了解香港，特別是來買政論書的人，以後要做他的耳目。天啊，我今後不止失去自由，我甚至會變成出賣別人的人；我今天屈服，我將來只會做幫兇，令更多人屈服；我今天出賣靈魂，我日後也會迫別人出賣良知；我今天變成他們一伙人，日後只會令更多人入伙。 怎麼辦？ 挽著大而笨重的電腦迫地鐵，不能轉身。但我高興，身邊都是香港人。自由自在的香港人。儘管我喪失不少自由，我將來依然被操控，甚至被監視。但我還是很高興，畢竟我身處香港，我喜歡被自由自在的香港人擠推，因為他們都有尊嚴。人有自由就會有尊嚴。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嚴，正被那些人一片片剝落，但我感覺到，這些有自由有尊嚴的香港人，會伸出援手，當他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嚴，正被人逐片剝落。他們是會制止的。然後，他們會幫我尋找我失去的自由和尊嚴，最後歸還我，讓我跟他們一樣，做個香港人。 ⋯⋯ 我太愛香港了，我吃了碗麵就去過廟街，我好多年沒去過廟街，我困守書店足足二十年，我喜歡看那些小攤販，儘管有些會騙遊客，我喜歡看那些算命先生裝模作樣，替迷茫的人指點迷津，雖然不太可靠，我甚至去騎樓底看那些企街，我喜歡看路邊的小食肆，尤其是食肆擺通街，喜歡看幾千個食客的吃相，我喜歡到處香港人，我喜歡香港人的質素，我喜歡看香港人在路邊幫助人，我喜歡看香港人衝紅燈，我愛香港人效率快。 我舉起手機，喜歡就拍，我不擔心被跟蹤，我知道此刻毋須顧忌，我今晚還是個香港人。 ⋯⋯我心煩意亂，面對李波和李太，只想到把資料交上去的，是第一個出賣讀者的人；而明天，我就是第二個。 送姐姐上巴士，隨後轉入砵蘭街，經過朗豪坊。那天是閒日，如果是假日，晚上八點多，該是人頭湧湧。向油麻地方向行，有時轉進上海街，又走砵蘭街，我想盡量多看，不捨得離開香港。 随著人流向右走，上扶手電梯到地面，如果恰好車到，45分鐘可以過羅湖橋。 我忽然想抽口煙。把行李篋推向前，摸索銀包。四處是人流。出了閘口，不知往哪方向走。我記得左邊是又一城，穿過通道後，才發覺走錯路，盡頭兩邊只有樓梯。往右面看，幾個人坐梯級口，大概正小休，不想返轉頭，於是搬起行李往上走。 抽了第一口，覺得時間不太夠，接著第二口。我看看錶，12點45分。最好把手機關掉。右邊是又一城大門口，人來人往。左邊稍遠，有幾個地鐵閘口，旁邊有些小賣店。有人過來抽煙。 垃圾桶上的煙灰兜，積滿煙蒂頭。我再看錶。那人抽幾口，拋下半截煙，轉身就走。羅湖橋那邊，有人正等。 ⋯⋯ 然後我又想起通宵看手機新聞。那六千個示威遊行、為我們吶喊的不認識的香港人，讓我非常感動。還有那些立法會議員，多數沒交往。他們走出來，純粹是伸張正義，不值大陸所為。那些人太囂張了，目無法紀，超越了香港人底線。那些勇敢走出來的人，實際上彰顯了人類的良知：人權不容侵犯，我們要維護香港人的自由和尊嚴，我們不會向強權屈服，我們絕不向強權低頭。他們是榜樣。他們是香港人的榜樣。我覺得應該要站出來，公開整件事，不但讓香港人知道，也讓全世界知道，大陸政府違反承諾，正在破壞一國兩制。 然而不行。我的女朋友在大陸，像呂波和張志平一樣，被保釋候審，倘若我見傳媒，公開事件，他們很可能加重刑罰。還有李波呢。他們惱羞成怒，很可能也將李波檢控，甚至加上莫須有罪名。姚文田就是這樣。我熟識他，一個和氣的文化人，僅僅出了幾本他們不高興的書，就栽贓嫁禍，判了重刑。不能這樣。我不能不顧他們。我這樣做好像是太自私了。我不能不顧及他們。李波說得有些道理，事情很快過去的，只要按他們的意思做，大家會沒事的。我只需保持沉默，回去韶關待幾個月，就像姓史說的，等到九至十二月，桂民海判刑後，我們放回香港，事情就結束了。 但不能這樣，這不僅僅是書店的事，也不僅僅是我們幾個人的事。我拖著行李篋，走到閘口，開始跟自己說。我要抽一口煙。抽半口就夠了。我不再看錶。我知道足足遲了半個鐘。有人可能白等。我下不了決定。我返回剛才的地點。一個拖行李的人在抽煙。我不能這樣做。我不知道這樣做是對錯。我下不了決定。 然後我記起一首詩，那首舒巷城的詩。我年輕時讀過，那首屈膝的書枱。我還記得在《海洋文藝》讀到的。我翻書不比別人少，我這樣做豈不白翻了？ 我拋下半截煙，改變行程。// *

在苏东波中，捷克斯洛伐克也解体了，分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也是发生在民主转型之后。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天鹅绒革命，共产党一党专制寿终正寝，捷克斯洛伐克转型为民主国家。然后更改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确定了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平等地位。再然后，斯洛伐克用民主投票决定脱离联邦宣布独立。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宣布解体，和平的分成捷克与斯洛伐克，人称天鹅绒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