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专栏# 中国的自负或许是世界和平的最大保障：它会确保北京一再推迟与我们较量实力的时机，暂不统一台湾……在等待中，发现最佳时机已经错过。

冷知識：直到今天，在俄羅斯（遠東）還有一個猶太自治州，是俄羅斯境内、乃至全世界除了以色列以外最大的猶太人的“地盤”。 1938年，KGB遠東主任柳什科夫叛逃后，莫斯科做出行政區改變：將原來的哈巴洛夫斯克（伯力）邊疆區，一分爲二，劃成兩個大區，分別是哈巴洛夫斯克邊疆區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邊疆區，而伯力和海參崴，分別是這倆邊疆區的首府。 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包括猶太自治州。猶太自治州（Jewish Autonomous Oblast，俄語：Еврей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意第緒語：ייִדישע אװטאָנאָמע געגנט） 是俄羅斯聯邦目前唯一的自治州（autonomous oblast），也是世界上除了以色列之外，唯一官方的猶太領土。它位於俄羅斯遠東，行政中心為比羅比詹（Birobidzhan）。 與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的關係1938年遠東邊疆區拆分後，猶太自治州最初隸屬於新成立的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Khabarovsk Krai）。 1991年蘇聯解體前後，根據葉爾欽主權宣言，它從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分離出來，成為俄羅斯聯邦的獨立聯邦主體（federal subject），但地理上仍與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北部接壤，西鄰阿穆爾州，南隔阿穆爾河（黑龍江）與中國黑龍江省相望。 爲啥蘇聯境内有個猶太人聚集地，話説從頭：1928–1934斯大林時期，蘇聯為了解決“猶太問題”、發展遠東人口（對抗中國與日本影響）、並提供猶太人一個“社會主義猶太家園”（反對錫安主義的替代方案），決定在比羅比詹地區（比羅河與比詹河之間）設立猶太人聚居區。 1934年5月7日正式成立自治州。早期吸引部分來自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地的猶太人移民，但從未形成猶太人多數（高峰期也僅約占人口一小部分）。 俄羅斯遠東的猶太自治州（Jewish Autonomous Oblast，簡稱 JAO 或 Еврейская АО）面積約為 36,271 平方公里，比以色列大約 1.6 倍。 但這個地方，氣候寒冷，發展滯後，不少猶太人不願意來。 二戰期間及之後，大量猶太人因大清洗、戰爭等因素離開或被鎮壓。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更多人選擇移民以色列。 近年來人口持續下降。2021年普查約15萬人，2025年估計約14.4萬人。其中猶太人僅約0.6%（約800多人），絕大多數為俄羅斯人（約95%），還有少量烏克蘭人等。 以農業（大豆、小麥）、林業、採礦、輕工業和邊境貿易為主。南方同中國黑龍江接壤，有中俄跨境合作（如同江—下列寧斯闊耶鐵路大橋）。 在文化方面，仍保留部分猶太元素，如意第緒語為官方語言之一（與俄語並列）、猶太劇院、博物館、光明節慶典、世界上最大的猶太燭臺像等。但實際上已高度俄羅斯化，猶太文化更多是象徵與旅遊特色。 總的來説，猶太自治州是蘇聯時代一項失敗的“社會主義民族工程“遺留產物。它名義上仍是“猶太家園，但實際上已成為一個普通的多民族遠東小行政區，人口稀少、經濟相對落後，與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共同構成俄羅斯遠東的重要部分。對歷史感興趣的人來說，它是研究斯大林民族政策與猶太流散的獨特案例。 猶太人自治州（Jewish Autonomous Oblast，簡稱JAO，首府比羅比詹）與中國黑龍江省的歷史關係，主要建立在地理接壤、領土割讓、地緣政治與邊境互動上。 雙方沿阿穆爾河（中國稱黑龍江）直接接壤，歷史上從清朝領土被割讓、蘇聯時代設立自治州，到冷戰邊境緊張，再到當代經濟合作，都有密切聯繫。 關於布爾什維克早期跟著列寧扯旗造反的同志中，我粗略統計一下，猶太人或有猶太血統的有列寧、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耶夫、斯維爾德洛夫、烏里茨基、捷爾任斯基、亞戈達、卡岡諾維奇、拉狄克、明仁斯基和皮亞特尼茨基等人。一度蘇共高層二十多政治局委員中，有十幾位都是猶太人。 這裏不涉及那些外國領導人和次要蘇聯領導人比如 羅薩 盧森堡和庫恩 貝拉；直接參與/指導中國革命的馬林、越飛、鮑儸廷等，也不包括黨內的俄羅斯人中，莫洛托夫、布哈林、伏羅希洛夫、基洛夫等人的妻子，她們也都是猶太人。

她讨厌数学。 后来却成了工程学教授。 因为她破解了"大脑到底是怎么学东西的"这件事。 她叫 Barbara Oakley，她的《Learning How to Learn》全球有 300 万人上过。 我把整套学习科学，做成了 10 个 Claude prompt。 你想学什么，它就按"大脑实际的运作方式"给你设计方案。

现有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参与政治抗议，与“极致主义非暴力运动”（即旨在推翻现任国家领导人或争取领土独立的运动）的成功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事实上，绝大多数有青年广泛参与的抗议事件最终都取得了成功，而缺乏青年参与的运动则多以失败告终。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在青年“广泛参与”（即前线参与者中年轻人占比超过 50%）的情况下，非暴力运动的平均成功率是青年“有限参与”（年轻人占比不足 10%）时的两倍以上。 此外，在运动结束后的几年里，青年参与度与衡量平权民主及自由民主的指标之间，也存在着正向关联。西丽安·达鲁姆（Sirianne Dahlum）和亚当·博尼卡（Adam Bonica）强调了过去 70 年间，从韩国、台湾到东德、巴西，学生抗议在民主运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为什么青年浓度高的运动更容易赢？ 学者们认为，年轻人是极具奉献精神的行动主义者，他们能采取新颖且富有创意的抗议策略，并且更善于跨越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鸿沟，建立起广泛的联盟。这类动态案例屡见不鲜： 乌克兰（2013-14年）： 在寒风刺骨的冬日里，乌克兰学生在“欧洲广场”抗议中占领了基辅独立广场；黎巴嫩（2019年）： 在“十月革命”期间，黎巴嫩青年跨越了盘根错节的教派分歧，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香港（2019年）： 充满巧思的香港年轻人不断推陈出新，利用各种新手段来躲避监控。 然而，年轻人也面临着巨大阻碍。最关键的一点是，尽管青年主导的抗议运动本身并不会更倾向于使用暴力，但它们往往更容易招致更猛烈的国家镇压。这一发现与拉格希尔德·诺达斯（Ragnhild Nordås）、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Christian Davenport）以及阿亚尔·芬伯格（Ayal Feinberg）、伊丁·萨利扬（Idean Salehyan）的研究不谋而合。这些学者指出，独裁政权及其安全部队认为年轻人具有极高的威胁性，因此往往倾向于对其进行暴力镇压。 不幸的是，这一规律在近期的“Z世代”抗议潮中得到了残酷的印证，许多运动都遭遇了致命的血腥镇压： 在孟加拉国，政府于2024年7月开枪镇压，屠杀了数百人。然而，这种铁腕手段很快引发了反噬，不断激化的民愤最终迫使总理谢赫·哈西娜于8月流亡海外。在肯尼亚，有数十人在反对《2024年财政法案》的抗议活动中丧生，2025年又有数十人不幸遇难；此外，安全部队还绑架了大量年轻活动人士，企图扼杀异见，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摩洛哥安全部队则对Z世代的“212运动”进行了激进镇压，逮捕了数千人并判处沉重的有期徒刑。而最惨烈的则是最近在坦桑尼亚，2025年底选举后爆发的青年抗议遭到军警残酷血洗，导致一千多人丧生。 此外，即便青年主导的抗议活动成功推翻了独裁政权，年轻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未必能迎来实质性改善。例如，一项研究表明，青年参与抗议的程度，与随后几年里青年失业率的缓解之间毫无关联。尽管青年抗议在客观上有助于推动政治自由化，但“更换国家元首”往往远比“解决引发抗议的底层社会经济顽疾”要容易得多。 如今的“Z世代”抗议浪潮恐怕正与这一残酷现实迎头相撞。如果新上台的政府最终无法兑现改善民生的承诺，那么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恐怕将不得不面对一轮又一轮卷土重来的社会抗议。 ------ 以上内容，编译自《民主学刊》（Journal of Democracy）近期刊文：《为什么说Z世代正在崛起》（Why Gen-Z is Rising）。 请继续关注中国民主季刊，我们会将余下内容陆续编译过来。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RT @nytchinese: #时报专栏# 中国“大概率无法成为世界第一”，该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经济维持高增长极其困难。押注北京的实力正在或即将达到顶峰似乎仍是合理的。但习近平是否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

历史学家二十年后回看这一刻时，可能会做出一个残酷的判断：2026年5月的北京峰会，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台战略最深远的一次调整 。 没有条约，没有公报。但“釜底抽薪”式的改变已经发生 。这篇万字长文，带你透视这场峰会的“暗中央” 。你将看到： 🔹为什么白宫关于峰会的官方文本中，"Taiwan"、"Taiwan Strait"和"one China"出现了诡异的“三重沉默”？ 🔹 为什么标题使用了商业语言 "Deals"，而不是外交语言 "Agreement"？ 🔹 川普的短期选票算计（大豆、波音、稀土），如何兑换了习近平的长期战略框架？ 当台湾从“被保护方”向“被管理方”过渡 ，“硅盾”进入贬值期 ，未来的台海危机将以一种我们极其陌生的方式展开。 失去对累积性变化的警觉，才是最危险的 。 👇 点击阅读《围绕台湾战略的美中关系大变迁：对川习会的全面战略评估》完整深度报告：

评周最难。评周之难，不仅在于我们对其行为难有全面的了解；评周之难，尤其在于我们对其处境难有准确的把握。相比之下，评毛要容易一些。毛晚年享有绝对权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在当年的中国，唯有毛一人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其意志、思想和个性。所以，晚年毛泽东的形象是清楚的，明确的。我们对之既不难解读，也不难评判。 晚年周恩来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文革中，周始终是前台人物，表现很充分。但是，人们有理由推测周在后台还有另一套不同的表现。因为我们对周在后台的表现不甚了了，所以我们心目中周的形象就是残缺不全，甚至不乏扭曲变形的成分，此其一。 第二，邓小平也说，周在文革中“经常要说一些他不愿意说的话，做些不愿意做的事”。问题是，周的言行哪些是违心，哪些是本意呢？我们总不能说，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坏的都是违心是无奈。针对着中共在讲述文革时扬周贬毛的倾向，毛的后人就发过“好事都是他们家（指周）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毛，江）干的”的牢骚。 第三，再说周在文革中的违心的表现，违心，为什么要违心？都是出于必要的自我保护吗，抑或有的仅仅是反映出性格的懦弱或奸猾？ 第四，毕竟，周在中共党内树大根深，颇有实力，照理说是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对毛的意志加以抵制的，周为什么要一味顺从毛呢？所谓“相忍为党”，“照顾大局”，在什么时候是一种自觉遵守的更高原则，在什么时候是一种韬光养晦之术，在什么时候只是一种屈服的借口？ 第五，关键在于，周在中共体制中究竟处于何种境地？周顺从毛，有几分是主动，几分是被动？主动意味着什么，被动意味着什么？考虑到周本人正是该体制的缔造者之一，上述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评周确实相当困难。尽管说人们对毛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评毛的分歧多半源于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在评周的问题上，即便是持有相同价值标准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

閩江邊的漂泊（5） /楊純華 五、 膚色與文化：移民後代的雙重夾縫 然而，當我站在泰寧老屋的門檻上，看著生命之河的源頭，一邊享受著這份極致的安全感，一邊卻不得不將目光投向更遙遠的彼岸，投向那些漂泊在全球各地的同胞，尤其是那些走得更遠的移民後代。 大坪村的兩年試驗，曾讓我痛徹心扉地看清了鄉愁在體制面前的蒼白（這是我後面將要細述的痛楚）。那場失敗讓我明白，一個無法成為真正私人領地的「窩」，注定無法承載長遠的靈魂安託。於是，無數華人選擇了出走，試圖在西方的私有產權體制下，尋找那個能世世代代傳承下去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窩」。 可他們真的找到了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到對「什麼叫自己的窩」的深刻剖析上。在我看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能賦予人絕對歸屬感的「窩」，必須由兩個不可或缺的層次共同築就： 第一個層次，是文化與記憶的共鳴。 這包括共同的人生經歷、集體的歷史記憶、無障礙交流的母語、根深蒂固的生活習俗（包括那份無論如何也改不掉的飲食口味），以及共同的宗教信仰與傳統文化。 第二個層次，則是生物特徵的認同。 這指的是相同的膚色、體貌、五官特徵等外在的生物學鏡像。 對比這兩者，第一層次的文化認同無疑是更具決定性、也更具靈魂深度的。同時，它具備一種寶貴的「可變性」與「發展性」。一個成年人，如果擁有足夠的毅力與開放的心態，完全可以透過後天刻苦的語言學習、對異鄉習俗的深度融入、以及與當地人共享生活經歷，來大幅度地縮小自己與新環境之間的文化距離，在異國他鄉的土壤上培育出新的嫩芽。 然而，第二層次的生物特徵，卻是生命中最冷酷、最無情、也最不可改變的既定事實。 外在的膚色、黑頭髮、黑眼睛，是造物主在每個人出生時就打下的、終生無法磨滅的物理烙印。在實際的國際移民與社會互動中，這個不可改變的生物特徵，往往會在無形中構築出一道隱形卻堅不可摧的藩籬。它像一面鏡子，時時刻刻提醒著周圍的主流社會：這個人，與我們不同。這在實際上，構成了尋求絕對歸屬感時一條幾乎不可克服的障礙。 這種困境，在華人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甚至演變成了一種近乎殘忍的精神撕裂。 這些在海外出生的孩子們，憑藉著與生俱來的語言天賦和西方的教育環境，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克服第一層次的障礙。他們操著完美、沒有任何口音的英語或法語，他們習慣了西方的思維方式、社交禮儀與生活節奏，他們甚至對中國傳統的「太極芋泥」或「上青游漿豆腐」毫無感覺，他們的集體記憶完全是西方的橄欖球、感恩節與好萊塢。 可是，他們無論如何也克服不了第二層次的問題。 當他們走向社會，當他們站在鏡子面前，那張典型的東方臉龐、那具黃色的皮膚，依然將他們與西方主流的白人世界劃開了一道清晰的界線。在白人眼裡，無論他們的英語多麼地道，他們依然是「亞裔」，是需要被貼上標籤的「少數族裔」。在某些民粹抬頭或地緣政治緊張的時刻，這層膚色甚至會成為他們遭受排斥與敵意的直接理由。 於是，一個巨大的精神悲劇發生了：對於這些二代、三代華人移民而言，那座遙遠、陌生、他們甚至連語言都不通的中國，絕對不是他們熟悉的「窩」；然而，眼前這個他們生於斯、長於斯、在文化上完全認同的西方世界，卻也因為膚色的藩籬，從未真正、毫無保留地給予過他們家庭成員般的擁抱。 他們變成了文化上的夾心餅乾，變成了遊走在東方與西方、黃色與白色夾縫中的「邊緣人」。他們根本性地缺少了一份強大的、底氣十足的歸屬感。他們在繁華的西方都市裡擁有優渥的物質生活，卻常常在深夜面對鏡子時，陷入「我是誰？我究竟屬於哪裡？」的終極身份迷茫。 從福州那間讓我感到漂泊的免費公房，到泰寧上青鄉那座治癒我心靈的泥土老屋，再到漂洋過海、在世界各角落扎根卻依然在身份夾縫中掙扎的現代移民。 人類無論走得多遠、物質多麼富足、飛機飛得有多高，我們的靈魂始終在進行著同一個尋覓——尋找那個能安放鄉愁、聽懂母語、包容自身面貌、賦予我們絕對安全感的「窩」。 歸屬感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它是人類精神的錨。唯有找到了它，我們在生活的驚濤駭浪與時代的滾滾洪流中，才不致淪為無根的浮萍，才不致走向人性的嚴重脫水。 而我，在經歷了福州的漂泊與泰寧老屋的滋養後，我的土地夢並未止步。在經歷了接下來那場在大坪村圍繞著產權制度的短暫幻滅後，我將帶著這份對「真正領地」的極致渴望，跨越重洋，在墨爾本的花園裡築巢，並最終在紐約郊區那片四百畝的廣袤土地上，為我的後代，去開闢一個永恆的精神避風港。

你同意独裁政党下台后被剥夺选举权吗？孟加拉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就孟加拉目前的情况来看，还说不清这样做会造成什么后果，毕竟其前执政党在2008年选举中曾经拿下48%的选票。 更多有关孟加拉2024年七月革命以来的民主转型进展情况，请下载《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二期： 孟加拉人民联盟在2008年孟加拉议会选举中曾获得48%的选票。这场选举被广泛视为是民主危机爆发前最后一次有民意基础的全国性投票，直至危机最终在（2024年）7月群众起义中达到高潮。该党在随后的（2009-2024 年）执政时期及期间备受争议的角色，显著侵蚀了其公众支持度。2025年9月进行的全国性民意调查显示，人民联盟的支持率大约为19%。这一数字较反抗运动后最低点有所回升，但仍远低于其选举高峰时期的水平。 因此，该党被排除在2026年选举进程之外，这并不代表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派发生更替，而是在制度层面上，缺失了一个历史上有过重要地位、但其选民基础已然萎缩的群体。在被排除之后，人民联盟领导层以“没有船，就不投票”（No boat, no vote）为口号呼吁抵制选举——“船”正是该党的选举象征。这一决定很可能影响了其支持者群体的政治参与方式。如果该党没有发布正式的抵制指令，或者是采取一种更为模糊的立场，那么其支持者可能会有更大比例参加公投。根据这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假设的投票分布，即使一揽子改革方案最终仍然获胜，“ 赞成 ” 与 “ 反对 ” 之间的差距也可能明显缩小。这样一来，反对者就会说宪法授权的同意基础相对薄弱。这一授权在程序上可能仍然会通过，但不会赢得这么干脆。 与此同时，民族党（Jatiyo Party，JaPa）——人民联盟执政时期的长期政治盟友——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不到1%的选票，且未能赢得任何席位。民族党曾积极反对这次公投。因此，该党未能把反对改革的动员转化为议会代表席位，这可能既反映出选民对人民联盟不满，也表明选民否定民族党所提出的反公投立场。 ------ 感谢您支持《中国民主季刊》！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89年6月4日清晨，西长安街围堵28集团军车队的民众。军人们开始不相信民众所说的屠杀情况，民众到附近的复兴医院拿来许多血衣，军人相信了，并表示不再执行镇压命令。#图说八九六四#

《金融時報》：台灣的命運，川普和習近平說了不算！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北京和華盛頓在算計著如何分蛋糕，而蛋糕自己卻在悄悄長出牙齒，準備反咬大老粗一口。在國際政治的聚光燈下，我們常看到川普（特朗普）與習近平兩位巨頭指點江山，彷彿世界只是一張雙人麻將桌；但換個視角看，這張桌子底下的「小角色」可能早就給自己換上了隱形裝甲。有人覺得沒有美國，台灣就是待宰羔羊；也有人堅信，光靠高科技和一江春水，小島也能變成刺蝟。 這就是《觀點六度》想要帶大家看到的風景。作為六度世界創辦的新媒體，我們不急著在非黑即白的棋局中判斷誰對誰錯，更不想給大家一個標準答案。我們只想扮演思想的棱鏡，將單一的光線折射出斑斕的六度光芒，讓不同的視角在這裡交鋒、碰撞，發射出思想不同的光芒。 【觀點摘錄】 文章來源：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作者：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發表日期： 2026年5月18日 文章指出，美國總統川普近期訪問北京後對台灣的言論引發了各方密切解讀。川普將未來的對台軍售視為與北京談判的籌碼，並對美國能否真正保衛台灣表示懷疑，甚至指責台灣「竊取」了美國的半導體產業。這些言論在台北引發擔憂，在北京則被視為川普正在放棄拜登時期對台明確支持的積極信號。然而，這種將焦點完全放在習近平與川普雙邊會談的視角，忽略了一個核心關鍵：台灣的命運並非由外部勢力最終定論。 拉赫曼強調，台灣不是無人居住的島嶼，如果台灣人民持續抵抗被強行併入大陸，無論美國是否支持，他們都有很大的成功機會。他以俄烏戰爭和中東局勢為例，指出認為俄羅斯或美國等軍事超級大國總能戰勝較小經濟體的想法是愚蠢的。烏克蘭在持續四年多的衝突中頑強抵抗，不僅使用了西方援助，更依靠自身製造的無人機和縱深導彈重創俄軍。同樣，伊朗也利用無人機、導彈與快艇的組合，成功威脅並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 鑑於中國要征服台灣必須嘗試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海上入侵之一，新型戰爭形式中海軍的脆弱性應該引起北京的真正擔憂。台灣擁有烏克蘭不具備的科技與經濟優勢。這個擁有2300萬人口的島嶼是全球科技強國，生產全球90%以上的最先進半導體，經濟規模直逼全球前20大。即便沒有美國武器，台灣也已具備生產反艦導彈和無人機的能力。 雖然身為島嶼容易遭受封鎖，導致能源在數週或數月內耗盡，但封鎖同樣需要艦船和飛機，而這些極易受到導彈與水雷的攻擊。此外，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地位意味著，長期的封鎖將摧毀世界經濟，進而迫使國際社會通過制裁或軍事手段干預。北京若像當年普京低估烏克蘭那樣，認為台灣的抵抗純粹是美國慫恿，將面臨災難性的想像力匱乏。 【六博士反駁】 六博士： 拉赫曼先生的觀察鞭辟入裡，從地緣政治的傳統盲區中解構大國決定論，展現了對自由意志與不對稱戰爭技術的深刻洞察，其對弱者韌性的致敬令人感佩。然而，當我們將視角拉回冷峻的現實維度，這種基於技術與民意的樂觀主義，恐怕低估了地理環境與現代地緣政治的殘酷性。 首先，烏克蘭之所以能堅守四年，除了自身意志，更依賴於其與歐洲大陸相連、物資與能源源源不斷輸入的「陸地活血管道」。而台灣作為孤島，海峽的「水的阻隔」固然是防禦天險，卻也是雙刃劍。一旦面臨全面封鎖，台灣的能源儲備僅能支撐數週。在絕對的物理封鎖面前，再先進的無人機也面臨能源與原材料斷供的窒息感。 其次，高科技產業既是台灣的「矽盾」，也是其最大的軟肋。半導體晶圓廠是極其精密且脆弱的設施，在極端衝突的火網下，極易在首波打擊中淪為廢墟。全球供應鏈對台灣的依賴固然會引發國際社會的關切，但同樣也可能促使各國在危機步步逼近時，加速推進供應鏈的「去台灣化」以自保，而非冒著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進行武力干預。大國博弈雖非命運的全部，但當大象轉身，草地往往無處容身。將台灣的命運完全寄託於「獨自對抗」的技術神話，或許忽視了地緣政治中最冰冷的物質不對稱性。 【六度網友提問】 六度網友「科技大航海」： 如果未來幾年內，美國和歐洲成功在本土複製了先進的晶片供應鏈，大幅降低了對台積電等台灣本土製造的依賴，那麼台灣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矽盾」威懾力還能剩多少？到那時，失去全球經濟命脈制約的國際社會，真的還會願意為了台灣而甘冒與大國全面開戰的風險嗎？

马克斯.韦伯指出，在政治家必备的三项品质－－判断力丶热情和责任感－－中，责任感一项最为重要。政治家不能只强调自己的良好意愿而不顾自己主张与作为的客观效果。他必须考虑自身行动在现实世界中的意义，必须愿意为其行动的后果承担所有的责任。这就叫责任伦理，与之相对的是意图伦理（或曰信念伦理）。意图伦理强调当事人的主观意图或信念，不考虑丶不重视其言行的客观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