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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
@qinglongzui
抵抗虚无、向死而生,有言毕竟胜无言;在至暗时刻划亮一根火柴;The future is dark, which is the best thing the future can be, I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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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黑箱,而现在又是一个关注和流量为王的时代,这样的反差之下,必然会催生出诸多臆想或谣言,不过,既然是黑箱,往往也没有可供辟谣的事实,所以,对于很多东西,我信奉的是三不:不信、不传、不辟,一笑而过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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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访问学者,原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 ):自1989年以来,民主国家与中国当局相对不加批判的互动关系的主要受益者是西方企业和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的人权、民主及其拥护者。 索菲·理查森:回顾35年来民主国家与中国历届领导层的“接触”,很难找到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口头承诺在实际行动中战胜了经济和其他利益。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立即禁止了与中国政府的所有高层交流,但仅仅几周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 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副国务卿劳伦斯 · 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就秘密访问了北京,直到同年12月白宫宣布两人再次访问中国,这一行程才为人所知。 理由是什么?探索恢复与中国的接触。代价是什么?帮助粉饰对和平民主活动人士的屠杀,并向中国领导人传递了一个信息:他们可以对这些罪行逍遥法外。1994年,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决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尽管中国在人权方面未做出系统性改进。这一决定延续了接触政策的逻辑,即加深经济融合将推动政治自由化。 从那时起,世界上历届民主政府都对中国境内外的人权活动人士给予了适度的支持。他们在联合国机构中提出谴责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的决议,为一些需要庇护的活动人士提供庇护,并想方设法支持中国各地的人权律师、维权人士和其他独立的公民社会团体。但是,在外交政策的优先级和资源投入方面,这些人权倡议始终未能超过保障商业利益的努力。 当人权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人权往往成为牺牲品。面对北京的暴行,是谁在反对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以抵制维吾尔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正是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进口商。民主国家政府的对华政策未能跟上习近平日益加剧的高压统治,面对中国政府的施压,他们也甘愿削弱甚至放弃因人权问题而实施的制裁。令人不安的是,民主国家和公司仍然满足于与中国政府官员“接触”,这些官员以种族灭绝、酷刑和强迫失踪而闻名,包括对他们自己的同事以及和平的人权活动人士的迫害。 “去风险”改变了接触的性质,但这种转变也更多地是出于经济和安全的考量,而非对中国人权的关切。此外,几乎看不到“去风险”政策包含促进人权或民主的内容。这一疏忽是严重的,因为无论是经济关系还是安全关系,都与保障人权这一基础性问题密切相关,而这一点在当前的政策框架中被忽视了。 诚然,接触使互动成为可能,对人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活动人士能够相互联系、交流经验,外部资源支持了中国境内原本缺乏资源的工作,国际人权法律的信息也因此得以传播。但自 1989 年以来,民主国家与中国当局相对不加批判的互动关系的主要受益者是西方企业和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的人权、民主及其拥护者。 民主国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改变与中国的互动。首先,它们应确保自身及本国企业不再助长或维持人权侵害行为。美国的《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和欧盟的新尽职调查立法对一些商业交易引入了人权审查,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这类审查应进一步扩大范围,同样适用于投资、进口及出口管控等领域。 其次,民主国家政府应坚定履行国内法和国际法所规定的法律问责义务,对涉嫌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调查和起诉。数十年来,各类声明和人权对话并未阻止中国政府实施愈发严重的人权侵犯,受害者人数持续扩大。民主国家拥有收集证据和推动问责的国内和国际手段——对人权侵害的结构性调查和普遍管辖权起诉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而如若不采取这些行动,只会进一步加深北京对自身逍遥法外的认知。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民主国家应大力加强对中国境内外独立公民社会的外交、财政、法律和政治支持。正是这些公民社会力量推动言论自由,从而预防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正是这些人争取了有限的法律改革,为国际商业活动创造了条件;正是他们的思想鼓励民主辩论和代表权,帮助抵御全球威权主义的回潮。这些关键的盟友理应获得强大民主国家的团结支持,这种支持本身即是一种有意义的接触。 ------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刊立场。有关本期笔谈《西方对华政策转变与中国民主化前景》,详情请下载全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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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水平差,当然也包括了中国足球解说,张路之流张口就是鬼扯。好在现在数字电视可以看没有任何解说的原声。
缺少对社会层面的分析。即使在毛后,也出现了42天的西单民主墙,这意味着继承危机会释放机遇窗口,华国锋-邓小平剧本(改路线)与民间的政治诉求(改制度)将会平行一段时间,考虑到中国社会比当年拥有更多资源、空间和自主性,后者完全有机会让自身诉求呈现出来、与前者竞争乃至压过前者称为主流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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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renhua 7月23号也不是建党时间,因为党早就建了,这次只不过是走个形式,对外意思意思罢了,就好比公司早就建了,章程和董事会都定了,然后放了挂鞭炮,你不能说放鞭炮才是建立公司的时间,这个最硬核的证明就是当时中共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根本就没去。一大后来地位高主要就是老毛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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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renhua 7月23号也不是建党时间,因为党早就建了,这次只不过是走个形式,对外意思意思罢了,就好比公司早就建了,章程和董事会都定了,然后放了挂鞭炮,你不能说放鞭炮才是建立公司的时间,这个最硬核的证明就是当时中共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根本就没去。一大后来地位高主要就是老毛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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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西方人还是不要太看重自己的作用:西方对中国友好也没有促进中国民主化,再回想当初的苏东巨变,西方的态度又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西方和中国作为对手,其合作、竞争乃至对抗自然会导致各种情势,这些情势或许有利或不利于中国民主化,但这与西方的意愿关系不大,而且也多半是事先所无从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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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国民主季刊》发文:西方对中国敌意造成的反作用可能不利于中国民主化。 黎安友:自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以来,西方对华政策逐步变得更具敌对性。我在这里无意探讨这一变化的原因,也无意定义西方政策是“竞争”、“遏制”抑或是所谓“颜色革命”,更无意评估美国盟友和伙伴在对华政策上的统一程度。我的核心议题在于,西方对华压力的加剧对中国民主化究竟是利是弊。 我认为,其影响是负面的。西方对中国表现出越多的敌意,对中国民主化的作用就越不利。原因有三: 首先,西方压力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确信其政权受到攻击。这促使其加强防御,包括对社会中被视为敌对或批评力量的要素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因此,党内外支持民主化的声音被压制。 其次,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认为西方对中国“不公平”。他们将民主视为外来概念,并希望捍卫自己的国家。这样一来,外部压力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而这正是有利于中共维持权力的因素。 第三,西方政策(例如关税措施)加剧了中国公民的生活困难。这类经济政策不仅加深了精英阶层的不安全感,也强化了民众的愤怒情绪。 以上分析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西方应该停止向中国施压。中美(更广义上是西方与中国)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存在真实且不可调和的利益竞争。这些问题包括台湾问题(更广义上是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对先进技术的控制权,以及在全球南方的外交和政治影响力。双方不可避免地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施压,并且双方都会感受到来自对方的压力。 事实上,中国对美国的施压正在推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的兴起,而西方对中国的施压也在巩固中国的威权主义政体。总体而言,国际紧张局势的上升往往会助长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一种典型的“国际事务的悲剧”,即尽管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发生,它仍然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 ------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刊立场。有关本期笔谈《西方对华政策转变与中国民主化前景》,详情请下载全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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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效应(极化/民粹)在目前的西方社会已是常态,不过,西方社会也有长期的建制生态(法治、媒体、学术、公民社会),不排除发展出新的应对机制的可能。相比之下,本来就离散的中文圈,面对这样的冲击几乎没有招架之力,很快就被各种流量所裹挟,进而陷入各种对立/冲突,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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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效应(极化/民粹)在目前的西方社会已是常态,不过,西方社会也有长期的建制生态(法治、媒体、学术、公民社会),不排除发展出新的应对机制的可能。相比之下,本来就离散的中文圈,面对这样的冲击几乎没有招架之力,很快就被各种流量所裹挟,进而陷入各种对立/冲突,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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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媒让绝大多数人拥有更强的信息获取和表达能力,在信息平权意义上其实是积极的。让社媒变味更多在于平台的算法:通过挖掘用户偏好并定向投喂,让个体沉溺于自身偏好编织的信息茧房,更促进了类似偏好全体积聚为部落或孤岛,这不仅令不同立场趋于极化,更重要的是,对立各方连事实本身也难以形成交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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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媒让绝大多数人拥有更强的信息获取和表达能力,在信息平权意义上其实是积极的。让社媒变味更多在于平台的算法:通过挖掘用户偏好并定向投喂,让个体沉溺于自身偏好编织的信息茧房,更促进了类似偏好全体积聚为部落或孤岛,这不仅令不同立场趋于极化,更重要的是,对立各方连事实本身也难以形成交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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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年6月23日多州民主党初选,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再次引起关注,尤其在纽约。 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支持的DSA候选人在纽约国会众议院初选中几乎实现“横扫”:布拉德·兰德(Brad Lander)在第10选区以约66%得票率击败现任议员丹·戈德曼(Dan Goldman);达里亚莉萨·阿维拉·谢瓦利埃(Darializa Avila Chevalier)在第13选区以49%对46%击败现任阿德里亚诺·埃斯帕亚特(Adriano Espaillat);另一名DSA成员克莱尔·瓦尔德斯(Claire Valdez)赢得第7选区开放席位。这些均为安全民主党选区,初选胜利基本锁定11月席位。此外,DSA在纽约州立法机构也赢得多席,包括州参议员阿伯·卡瓦斯(Aber Kawas)等,整体12场关键初选中胜出11场。 《纽约时报》称其为“纽约左翼的超级星期二”,强化了马姆达尼的政治影响力,使DSA成为当地“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全国其他地区,DSA支持的候选人也取得零星胜利,如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选区克里斯·拉布(Chris Rabb)胜出,以及科罗拉多、佛罗里达和密苏里等州的初选进展,尽管规模小于纽约。 《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DSA在纽约“巩固权力”的表现,通过年轻、多族裔选民 联盟扩大基础,但全国推广仍具挑战。《Politico》指出DSA正借势布局2028年。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成立于1982年,由迈克尔·哈灵顿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DSOC,1973年从美国社会党分裂而出)和新左派组织新美国运动(NAM)合并而成,初始成员约6000人。早期长期处于边缘,成员数徘徊在数千至上万,主要在民主党内推动进步议程、支持工会和左翼候选人。2015年后迎来爆发式增长:伯尼·桑德斯2016年竞选普及“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特朗普胜选激发反建制情绪,2018年AOC【AOC,即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兹,美国国会众议员(纽约州第14选区),1990年出生,2018年以28岁之龄当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之一,也是DSA 重点支持并背书的标志性人物】当选国会众议员成为标志性事件,成员从约6000人激增至2020-2021年的9万+高峰,目前稳定在约10万,遍布50州支部。DSA不是独立政党,而是会员制激进组织,主张通过民主手段实现经济民主、医保、住房等改革,近年在纽约等城市展现强劲地方动员能力,成为美国当代左翼最重要的平台。 DSA能否是民主党的未来?书评以此为主题,推荐四本书/文章。 书讯 | 民主社会党(DSA)能否拯救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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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kilr 尽管我不赞同儒家的社会和政治蓝图,但也不否认原始儒家内涵的人本/民本思想内核,对港台新儒家(或许也有大陆新儒家)试图返本开新,重新挖掘这些内核并加以创造性转化,使之适应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其持赞赏态度。至于试图将后儒政治建制与当代极权体制嫁接的大陆政治儒家,我只有呵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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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kilr 尽管我不赞同儒家的社会和政治蓝图,但也不否认原始儒家内涵的人本/民本思想内核,对港台新儒家(或许也有大陆新儒家)试图返本开新,重新挖掘这些内核并加以创造性转化,使之适应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其持赞赏态度。至于试图将后儒政治建制与当代极权体制嫁接的大陆政治儒家,我只有呵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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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kilr 老友转向之后也有过交流,我的观点是,一百多年来不仅儒家对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彻底变了,文化教育也没了根基,再提儒家,已经称不上保守主义,而是类似文艺复兴,换言之其实是激进运动了,但我看不到它有什么现实的对应。而最后搞到竟然寄望于最保守现状的当局,还真应了葛老师的标题: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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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kilr 老友转向之后也有过交流,我的观点是,一百多年来不仅儒家对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彻底变了,文化教育也没了根基,再提儒家,已经称不上保守主义,而是类似文艺复兴,换言之其实是激进运动了,但我看不到它有什么现实的对应。而最后搞到竟然寄望于最保守现状的当局,还真应了葛老师的标题: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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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著名人权捍卫者董广平2026年5月25日,驾橡胶艇逃离中国,经过海上三十多个小时抵达韩国。在各方的高度关注、呼吁和大力营救下,2026年6月26日董广平乘加航终于抵达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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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kilr 大陆新儒家五重镇中有我早年很好的朋友,在一开始,他其实是从自由主义出发,试图为自由主义寻找本土根源,和港台新儒家的出发点并无二致,我没有问过他后来是怎样转变的,但我猜想,在转变的过程中离不了这样一个阶段:即随着他对儒家根源的挖掘,发现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之间存在不可通约的内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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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kilr 大陆新儒家五重镇中有我早年很好的朋友,在一开始,他其实是从自由主义出发,试图为自由主义寻找本土根源,和港台新儒家的出发点并无二致,我没有问过他后来是怎样转变的,但我猜想,在转变的过程中离不了这样一个阶段:即随着他对儒家根源的挖掘,发现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之间存在不可通约的内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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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kilr 很多人也注意到了历史儒家与观念儒家之间的落差,于是创造了原始儒家这样的概念,大意是儒家本来是好的(孔孟),后来被(荀子、董仲舒)念歪了,其实也就是变相承认了后儒与法家的合流;问题是,被念歪,那肯定就有相通之处,原始儒家固然包含了人本/民本等积极内涵,但其政治和社会蓝图还是宗法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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