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段落📝 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3） 这些聚落要么维持原有规模（丹土遗址），要么规模扩大（DG-LCZ-2/3）。 在距离两城镇最近的五处三级中心里，有四处到龙山中期仍维持原有等级。变化最显著的是两城镇北部的龙山早期中心群：原先的次级中心井沟（JN-JWD-2）以及两处相邻的三级中心，完全退出了聚落等级体系。这一小片聚落集群的衰落，或许意味着该区域失去了一个政治对手。再往北，另一个次级中心西寺（JN-XS-1）以及附近两处三级中心，依旧保持原有等级。由于距离更远，这些中心可能对掌控两城镇权力的群体构成潜在威胁，或是带来经济层面的竞争。 尧王城片区南部的聚落格局变化，解读难度更高。次级、三级中心分布一向更为分散，围绕主中心形成的集聚效应更弱。虽然尧王城在龙山早期至中期维持了自身规模，但它对腹地的掌控力已经有所衰减。在龙山早期的三处次级中心里，仅陵阳河保住了等级，尽管它的规模已经明显缩小；另外两处早期次级中心——丹土、董家旺（DG-DWJC-1），等级下降，沦为三级中心。 鲁东南地区区域社会政治组织 我们的工作假说：龙山早、中期，尧王城与两城镇是政治上相互独立、文化上存在联系的区域政体中心。尧王城和两城镇之间的遗址分布出现明显断层，这条地带恰好是一处天然分水岭，很可能是两个政体之间的缓冲地带。在世界其他复杂社会区域，也存在政体之间的缓冲带现象，例如瓦哈卡地区（布兰顿等人，1999）。另一个影响因素是两城镇与尧王城之间较远的距离（约34千米）。哈利（1999）整理了北美密西西比时期酋邦的对比资料，这类酋邦的控制半径约20千米，边界之外的聚落就很难管控。我们计划继续调查尧王城南部、西部区域，进一步完善这套聚落格局与第二个政体可能边界的证据。 还有一条证据可以支撑“两个独立政体”的观点：两城镇与尧王城周边的聚落格局存在差异，二者各自形成了四级聚落等级体系，并且发展速度不同。前文提到，尧王城以及它的部分次级中心，衰落时间要早于两城镇。这种截然不同的聚落模式，也说明两地精英采取了不一样的统治策略。 正如布兰顿（2004）所说，次级中心与主中心的空间关系，可以反映区域政治、经济组织的关键特征。龙山早中期，两城镇周边遗址的集聚特征十分突出，最合理的解释是：精英主动采取策略，管控原料、成品物资向中心的流动。这是早期国家精英群体很常见的诉求。斯泰波奈提斯（1981）提出，主中心和次级中心距离近，能够降低人员、物资运输成本。两城镇周边距离最近的次级中心（包括丹土）相距不足2千米。次级中心围绕主中心集聚，代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布兰顿，1999；特里格，2004）。埃及王朝时期也存在同类模式。同时，掌控劳动力与生存物资，是中国东部青铜时代早期区域政体精英的核心策略（基特利，1999；安德希尔、方辉，2004）。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证明，晚商王室持续控制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 两处大型中心都存在一种劳动力管理形式：排干沼泽开垦耕地，或是堆筑抬高的土台作为居住场所。日照地区新拓土地的先民，首要任务就是统筹人力，修建房屋、开垦农田。两城镇的考古发掘发现，聚落外围有大型壕沟，东部区域还发现人工堆筑的高台（于，2005）。植硅体证据显示这里生长水生植物（靳等人，2004）。当时人们已经发展出水利管理，服务家庭生产与农耕；除粟之外，还发现了水稻遗存（克劳福德等人，2004，2005）。另外，部分房屋建在高出地面的大型夯土台之上，可能是为了抵御水涝。 尧王城大概率也存在一套水利管理体系。我们调查区域南部水稻遗存更多，气候相对温和，水源更充足。不管是区域北部还是南部，水利、农耕的人力调度，都依靠合作机制，包括亲属网络。 两城镇周边次级中心的空间布局，也有利于资源向主中心汇集。龙山早期，两城镇东北部辐射范围内的次级中心分布均匀，例如相距约7.0千米的井旺疃，以及距离两城镇约16千米的西寺。而位于推测缓冲带以南的另一个次级中心董家旺，偶尔也会向两城镇输送物资（距离约10千米），尧王城同样如此。龙山中期，两城镇的精英巩固权力，当这些北部次级中心规模缩减之后，从这些据点获取资源的重要性下降。 经过五年调查之后（方辉等人，2002；安德希尔等人，2002），聚落集群的特征依旧清晰，在我们调查区域的北部尤其明显。次级、三级中心的间隔规律，体现出嵌套式的管控层级，两城镇区域这一点最为突出。以西寺这个次级中心为例，它周边5.5千米范围内，分布着三处三级中心。很多三级中心的位置，是为了管控更小的聚落；同时，若干次级中心也会选址，用来管控同一片区域内的三级中心。 部分自然地貌，也被用来在北部中心之间转运人员与物资。两城镇紧邻一条主河，大部分次级中心都分布在河流或者支流附近（表2）。次级中心兼顾山麓、冲积平原两种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