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段落📝中国鲁东南区域聚落形态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发展（8） 一个更加集权化的政体，也体现在四处一级中心遗址更为规整的间距上。这四座中心的规模相对接近，不过大古城在建筑遗存的体量与数量上尤为突出。大古城地处南部，区位极具战略价值（图11）。南部一对遗址（大古城与尧王城）、北部一对遗址（两城、费疃村）各自相距约10千米；而大古城与两城之间相隔约20千米。在这些大型中心遗址上，首次出现了清晰代表国家权力的建筑标识。每一处主要中心都存在高等级墓葬，表现为大型封土冢。大古城的高等级墓葬数量多于其余中心，遗址内还发现了大型土筑城垣的遗迹。在本调查区域的其他地点，也出土了象征国家权力的孤立汉墓。 次级中心分布相对均匀，或许是为了管控、服务整个区域，包括海岸地带。这套主次中心布局经过精心规划、体系完备，很可能帮助汉代官吏管控本地原材料与商品的流通。在世界其他地区，规整排布的中心站点往往意味着运输效率提升，为市场形成创造条件（布兰顿，2004）。独立的商贸形态或许也由此发展起来。到后世中国历史阶段，聚落格局随时间不断变化，说明乡村聚落与市镇之间存在不同的联结模式（施坚雅，1964、1965）。 考古与史料证据清晰表明，周代之后，中原王朝的官吏至少掌控了山东东部的部分区域。据《史记》这部汉代史籍记载，在更早的秦代，公元前219年，皇帝巡视了日照以北的琅邪地区（图7）；此后他下令迁徙三万户百姓到此定居（博德，1986，第65页；司马，1975）。后来汉帝有了管控这片遥远疆域的机会，他将帝国划分为数个王国与郡县，自己作为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鲁惟一，1986a，第123页）。起初，日照地区属于本地齐国的领地，直到公元前143年，此地划入名为琅邪的疆域（鲁惟一，1986a，第146页；谭，1996）。 我们的结论是：到汉代，整个调查区域都被一个更大的区域政体所吸纳。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我们才有官方文书记录，证实日照区域已经纳入国家权力体系。一条出土于海曲县的简牍文本《汉书》记载，这里曾设立盐官（班，1962；方等人，2004），部分学者认为大古城就是该盐官的治所（杨、王，2005）。汉代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垄断盐、铁资源，仅有短暂的弛禁时期（鲁惟一，1986a，第202页）。大古城近年的考古发掘，直观证明汉代官吏已经牢牢掌控这片区域。 调查数据再次补充了官方史料与高等级墓葬所勾勒的汉代社会图景。日照区域一个突出特征是小型汉代遗址数量极多（图11）。和周代相比，小型乡村聚落显著增多，代表对这片多样地域（尤其是海岸地带）的开发程度加深。很可能，社群内部的生态分化催生了专业化社群，比如渔捞、采石村落。 虽然很多时代的考古文献都聚焦城市化发展，我们这套覆盖全域的调查数据，却揭示了鲁东南社会变迁的另一重面貌。我们记录到一个清晰的乡村化趋势（布兰顿，2004），而不是聚落持续集中化；乡村人口占比提升，城市人口占比下降。事实上，时至今日，日照地区依旧分布着大量小型村落与独立农庄（方等人，2004）。 汉代行政文书明确记载，里（hamlet）是国家认可的最小正式政治单元。一个里大约包含百户人家，常常孤立分布（鲁惟一，1986b；佐藤，1986，第551–552页）。官吏的治理重心，是县这类更大的政治单元；里一级并不存在直接的官僚行政体系（鲁惟一，1986b；佐藤，1986，第553页）。在中国部分区域，国家主持开垦新土地，通过治水、灌溉，让农民能够定居新区（佐藤，1986，第554页）。汉人迁入之后，普通民众和官吏的互动很少。汉代遗址里能看到的精英遗存十分有限，大多数遗址只有少量厚胎器物、瓦片（表10）；唯一例外，是高等级墓葬里的装饰砖。 因此，汉代鲁东南普通农户的日常活动，大体上和国家体系相互隔绝。但汉王朝依旧通过盐、铁这类必需品的专卖，从这些家庭手中攫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