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种新闻，除了叹息，只有窒息。 699分，那样的家庭，多么惊天动地的分数，拒绝北大，去清华卓医班，对于这个孩子和母亲。又是多么感天动地的孝心。但对不起，孩子太单纯了，单纯到根本不了解也不清楚中国医疗体制的残酷。 那是长达十几年的一场远水救近火的悲剧。 清华读医，进校先读8年，毕业博士学位。毕业后3年的规培是逃不掉的，如果想进清华对口的三甲顶尖医院，可能还要再加几年专培。 这意味着，从她踏进清华校门那一刻起，到她真正能坐诊、能主刀、在临床上有哪怕一点点话语权，起码需要11到13年。 如果母亲得的是需要紧急救治的重症或慢性消耗性疾病，这漫长的十几年里，一个医学生又能做什么呢？ 除了在实验室里刷文献、在科室里贴化验单，她连给亲人开一张处方的权力都没有。 这世界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 现在真正能跟天买命的医疗手段，是几十万一针的细胞疗法，是几万块一盒的自费进口靶向药，是上万流水的重症监护室支持。 这些东西靠的是真金白银，而不是你要读医学、懂它的药理学机制，才可拯救你的母亲。 就算你十几年后成了名医，面对昂贵的自费药和耗材，你同样得遵守临床路径，你同样没办法凭空给家里人变出几百万的医疗费。 学医能让你看清疾病的本质，但它绝不会自动免除你的医药费。 救命的事，从来靠的都是钱和资源， 我们可以敬佩她逆流而上的坚韧，可以理解一个寒门学子把高考当成唯一筹码的无奈。 但媒体真的别再把这种为了治好家人去学医的叙事捧为圭臬了。这不是一条明智的路径。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前段时间看有个老外博主这样讲，大陆的模型更容易获得海量的医疗数据，我们的体制模式会让这些公立医院自动交出医疗数据用作大模型训练。 他们觉得医疗诊断这方面国内更有优势。

现在大城市里面也是体制内家庭和体制外家庭基本不通婚了。 因为大家越来越发现父母的体制内的，和父母不是体制内的，在后期夫妻生活里面影响太大了。 给大家说几个对比。 第一。 从退休工资来说。 父母是体制内退休的，如果是老师，一般退休工资普遍能在6000以上，如果是普通公务员，退休工资一般在4000以上，综合算下来，父母2个人一年退休工资起码10万以上。 父母是农村人退休，就算他们买的是农村的顶格养老，父母加起来一个月2600，一年下来3万多，这已经是按照最顶格的农村退休养老金来算了，如果这个人的父母没给自己买顶格的农村养老，就是普通的，那一个月就400左右，一年5000左右。 一边是10万以上的收入，一年是最多3万多，最小0.5万左右。 第二。 从医保的角度来说。 农村人买的是农村合疗，这个优点是每年交的钱少，但缺点也很明显，报销的比例明显不如职工医保。 而体制内的退休的人比职工医保还要强，公务员是在职工医保的基础上还能再报一次。 人都会老，老了就会得病，得病了就要看病花钱。 这个时候报销50%和报销80%差距就很明显了。 第三。 从父母托举子女的角度来说。 体制内退休的父母大概率身体条件都还不错，人脉自身的认知也相对比较高，但是体制外的年龄大的父母年轻的时候普遍吃很多苦，身体以及人脉之类的，大概率是不如体制内的。 别的差距咱都不说，光上面三条，收人、医疗、托举等方面，体制内的父母是时间越长，帮助子女的就越多，这些在20来岁刚结婚的时候还不明显，往后越随着时间走，就表现的越明显。

推两本书吧《以日为鉴》和《以日为镜》，微信读书就能直接搜到。 很多关于未来问题的答案都能找到：要不要现在上车买房，已经买的房要不要出售，要不要削尖脑袋进体制，手里这点钱该怎么放才不缩水，三十年后会不会老到没钱看病。 接下来这二三十年的大方向，已经没那么不确定了，想知道会怎么走，看日本就行。 日本的泡沫 1990 年破，到2024年开始全面复苏，中间差了三十多年。日本人这三十年踩过的坑、做对和做错的每一个选择，已经用一两整代人的人生跑完了实盘。 这也是我最近在认真读《以日为鉴》和《以日为镜》的原因。 《以日为鉴》从宏观把这条时间线完整讲了一遍，《以日为镜》写满了泡沫破裂后小人物的真实境遇，二者的内容刚好可以互为补充、互相印证；书为了能过审上架，部分内容写的还是很克制，但如果你真的用心去读，还是能看出作者的弦外之音。 认真研究研究日本过去的几十年，可能是普通人能抓到的少数确定性之一。 1️⃣ 买房 日本房价从 1991 年的顶峰一路跌了二十多年，东京圈的房子超过腰斩，乡下、旅游区的房子几乎直接归零。一个 90 年咬牙上车的东京白领，房贷还了二十年，房子还在亏。 2️⃣ 体制 日本通缩这三十年，最稳的就是公务员和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工资不涨，但也不失业。整个社会的蛋糕不变大了，进去就等于把自己锁在一个不增长的格子里，年轻时图个安稳，中年抬头发现天花板就在头顶。稳和闷，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3️⃣ 银发经济 日本老龄化跑在我们前面，养老、医疗、护理、适老化改造这些行业，在失去的三十年里反而是少数一直在扩张的。 4️⃣ 投资 通缩年代里表现最差的两类资产，恰好就是房子和本国股市，长期跑赢的是黄金和海外优质股票。 很多日本主妇（渡边太太）借着极低的利率把钱投到海外，吃了三十年的利差。 5️⃣ 老后破产 日本有个词叫下流老人，说的是一辈子正经工作、也攒了点钱的人，结果一场大病、一次失业、或者单纯活得太久，晚年照样滑到贫困线以下。

如果把中国缩小成一个30人的班级。 这个班里有15个男人和15个女人。 其中，5个人不到16岁，7个人超过60岁，其他18个人正处于劳动年龄。 20个人拥有城镇户口，其他10个人拥有农村户口。 7个人接受过大学教育，其中5个人拥有本科学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不足1个人。其他23个人没有大学学历。 有2个人是党员。 2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疾。 在18个劳动年龄人口中，2个人在体制内工作，6个人属于灵活就业，1个人暂时失业，其他9个人在企业、工厂、物流、建筑、零售和服务业工作。 7个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 有10个人需要长期服药或者定期接受医疗管理。 20个人已经结婚。 10个人正在抚养未成年子女。 17个人未来需要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 22个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其中4个人仍在偿还房贷。其他8个人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房产。 15个人所在家庭拥有汽车。 3个人拥有护照，其他27个人没有。 2个人出过国，其他28个人从未离开过国境。 10个人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3个人从来没有坐过火车。 25个人拥有智能手机。 20个人每天观看短视频。 而经常使用AI工具的人不足1个。 2个人的存款超过50万元，其中1个人超过100万元。 5个人月收入超过1万元。 其中只有1个人月收入超过2万元。 1个人有刑事犯罪记录。 7个老人里，有5个出生在计划经济时代。 18个劳动年龄人口里，有10个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出生的。 5个孩子里，则没有一个经历过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 如果您也是这个班级里的一员，您坐在了哪里？

王晓东上周被抓，今天就官宣了。又一个武汉病毒的替罪羊！ 2021年5月，王晓东卸任湖北省省长，随后，王晓东转任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属于典型的“退居二线”安排。外界当时普遍认为，这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已经提前结束。 在武汉封城及疫情初期处置过程中，湖北省委、省政府曾因信息披露迟缓、防控措施混乱遭到舆论强烈批评。尤其是在李文亮事件、医疗资源挤兑以及大规模人员流动等问题上，地方被指未能及时发出有效预警。 但是疫情初期的信息发布与重大防控决策，并非湖北地方官员所能主导。由于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涉及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信息披露，往往需要层层上报和等待中央授权。因此，包括蒋超良、王晓东、马国强、周先旺在内的湖北及武汉主要官员，必须承担病毒肆虐的政治责任。 王晓东此次被查，距离卸任湖北省省长刚好五年。官方目前尚未公布其涉嫌违纪违法的具体内容，但在中共二十大后持续高压反腐背景下，退休或“退二线”高官被追查已成为常态。此前，多名曾在地方主政、后转任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闲职的副国级、省部级官员，也先后落马。

每次有人提到“为什么不能给交了一辈子公粮的老农民多发一点退休金”时，总会有盘盘反驳：钱从哪儿来？那我告诉你钱从哪儿来。 从城投亏空的几十万亿呆坏账里来，从烂尾的雄安新区的基建费用里来，从下饺子、用来威胁打压台湾的军舰里来，从除了京沪线几乎全面亏损、到处是幽灵站的高铁建设费用里来，从每年一次花费重金在大年三十硬要教育人的春晚里来，从几千个老干部就超过好几个省全部医疗开支的高干病房经费里来，从每年超过军费的维稳费用里来，从给东南亚儿童的免费早餐、阿富汗儿童患心脏的所谓“援外费用里来”，从每个非洲留学生几十万、还配三个学伴的“奖学金”里来，从满世界找洋五毛、养着一大推假外媒的外宣经费里来，从全国各地的网评员、在推特上刷屏“有附近的哥哥们，找线下男大”、批量注册上千万假账号、甚至假装日本网友抹黑高市早苗的信息战费用里来。 以上任何一项开支，你敢说是必要的，比让几亿老农民过得好一点，有起码做人的尊严更重要吗？如果你有机会搞民调，问问占人口一半以上的退休农民、退休农民们的子女和孙辈，他们会怎么选？ 有国内大学的学者做过测算，只要像我爸妈这种体制内退休人员每年的退休金涨幅稍微低那么一点，就能让老农每个月退休金从不到200涨到500，大大改善生活，为什么不做呢？ 你今天能恬不知耻地反问“钱从哪儿来”，不就是因为这些人都发不出声音，不被当成人，什么都包子一个人说了算吗？以上那些毫无意义的挥霍被花出去的时候，你有追问过“钱从哪儿来吗”？为什么你从不敢反问“钱往哪儿去呢”？

一位考公名师说： “考上公务员真正值钱的东西，其实只有公务员家庭才知道。考上公务员真正值钱的不是工资，而是公积金。25岁入职，55岁退休，30年下来，光是公积金的账户就能够攒下200多万公积金买房利率低的吓人，还款压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轻松买房，安稳养老，公积金才是最硬的那一块儿。” 很多老人积攒了一辈子的经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考公考编，年轻人觉得老人太保守，追求太低，考公考编可能限制了自己的人生上限，活到一定的年纪就会发现，能够考上公务员，绝对是普通人最好的选择。千万不要觉得公务员每个月只有几千块的死工资，每个月的餐补车补，杂七杂八的出差补贴，培训补贴，加班补贴，年底绩效考核，五险一金以及各种福利，都是顶格的！ 公务员最硬的福利，就是公积金。如果25岁入职，55岁退休，那么，公积金就超过200万，有些发达的地方可能更多。公务员平时碰到什么事情需要花钱，就用自己的公积金做抵押，就可以从银行贷出好几百个w。用公积金贷款买房利率相当低。还有在当地的教育医疗上，公务员的子女也占尽优势。 那些不愿意进体制的人，觉得在外面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其实殊不知外面的竞争非常激烈，就业和创业也非常残酷，真正能够赚到大钱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个只能勉强谋生的普通人，比起公务员来说，差的太远了。老人正是经历过世事的凉薄，知道人生的不易，才千方百计的让自己的孩子考公务员。

推特投稿： 现在中共国失业率很高，不得不回农村躺平的农村人也多起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想起温铁军以前的一些发言。 我一直觉得，温铁军那种所谓“替农民说话”的叙事，有时候比直接看不起农民还让我恶心。 他那套说法大家应该都见过。什么中国农民是“劳动力蓄水池”，农村是危机的“软着陆”载体，中国过去多少次经济和社会危机，最后都是靠农村、靠农民把成本接下来，所以整个体系才能撑过去。 然后一些农民的孩子听完特别感动。 “原来我们的父辈祖辈这么伟大。” “原来农民一次又一次拯救了中国。” “终于有人替农民说话了。” 但我每次看到这种反应都觉得很恶心。 因为你仔细想想，这真的是在尊重农民吗？ 我怎么听都觉得是在夸一个工具好用。 一个人首先是个人。他有自己的人生，想多赚点钱，想让孩子上好一点的学校，想有更好的医疗养老，想过得舒服一点，这些都很正常。他也没有义务天生就替什么“大局”承担代价。 可放进这套叙事里面，农民就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了。 经济发展需要廉价劳动力的时候，农民是劳动力来源。 城市装不下失业人口的时候，农村又成了蓄水池。 经济出问题了，农村负责吸收成本。 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头告诉你一句： 你看，农民多伟大，又一次拯救了中国。 我听着真的很恶心。 这和夸一个工具结实、耐用、抗造有什么区别？ 更荒谬的是，被当成工具的人听完以后，自己还感动了。 好像有人跑过来告诉你： 你爷爷吃了一辈子苦，你爸妈也吃了一辈子苦，你这一代继续承受城乡差距，但不要只想着自己吃了多少亏啊。你要想想，正是因为你们这么能吃苦，这个系统才能维持下去。 然后你一听，热泪盈眶：“原来我们这么重要。” 当然重要。 耗材也很重要啊。 机器没耗材怎么转？ 一个农民的孩子本来可以问：凭什么总是我们承担这些？ 结果听完这套话，问题反而变成了：原来我们农民这么伟大。共产党你看看我们吧，你要承认我们农民维护你体制的贡献啊，我们也是很有用的。 农民首先是人。是人就应该被尊重。每次看到有人因为“农民一次次拯救了中国”这种话感动，我都有一种强烈的不适。 因为我听到的潜台词是“你真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工具。你是个好奴才。” 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一个人被当了一辈子的工具，最后终于有人走过来摸摸他的头，夸了一句：“你这个工具，真的很伟大。” 他居然以为，这就是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