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家芒努斯 · 菲斯克修（Magnus Fiskesjö）接受《中国民主季刊》采访谈中国扩张性的帝国体制跟民族主义政策。 为什么说中国的民族政策仍然延续着帝国传统呢？中国的民族政策仍然残留有帝国体制对付“蛮夷”的意识形态。 菲斯克修：关键在于帝国的扩张性。这是理解帝国运作方式的核心。帝国通过兼并和同化，将不属于其统治体系的民族纳入统一的政治框架，最终实现扩张。这一过程都伴随着同化。这种同化有时是强制的，有时较为缓慢，但目的始终是吸纳被征服的民族。 中国历史就是这种扩张模式的一个例子。长江以南曾居住着不同语言的民族，有些与汉族毫无关系，甚至有独特的语言文化，但如今这些大多已被同化为汉族。而如今，这些语言和文化大多已经消失了。学者们通过研究，试图寻找这些文化遗存。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特殊词汇，甚至会附带注释，说明这些词源自于曾经生活在南方的“异族人”。 在罗马帝国历史中也看到类似情况。凯撒征服高卢，将高卢语言和文化逐渐消灭，取而代之的是罗马文化和拉丁语。高卢作为一个独立身份消失，罗曼语族成为了统治力量。这种历史过程与中国的同化逻辑相似。在中国的历史中，扩张和同化的过程一直在持续。我曾写过一篇引以为傲的关于帝国背景的文章，涉及到中文的术语“生蛮、熟蛮、生夷、熟夷”。“生”与 “熟”这一对概念，主要用于晚期帝制时期，用来区分自生自灭、未受中国国家控制的“生”蛮夷，和已经受中国国家控制，强制纳税、被征召入帝国军队，被迫建造城墙等工程，但他们仍保留一些文化差异，仍然使用自己语言的“熟”蛮夷。 在我的分析中，“熟蛮夷”象征着被帝国同化的民族，他们逐渐失去原有的身份、语言和文化。这种同化过程显然还在进行中。“生蛮夷”则指尚未被征服、仍在帝国边界之外的民族。帝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这些“蛮夷”。因为他们为帝国的军队、国家以及皇权的存在提供了存在的理由。 帝国本质上是永无止境的扩张体制，如果所有的“蛮夷”都被消灭或同化，帝国将寻找新的“蛮夷”，以维持这一扩张过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明显。 对于这样的帝国，存在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帝国按照扩张逻辑不断前进；尤其是在中国的例子中，帝国将自己描绘为仁政的中心，将“蛮夷”视为感激被纳入的群体。“归化”（returning）一词的使用尤为值得注意，“归”意味着“返回”，暗示这些民族本该属于帝国，征服后即被视为“归来”。可以将这种修辞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宣传策略。 他们将“蛮夷”描绘为自然归属于帝国的群体，若试图反抗，就会被战争征服。因此，帝国始终存在这样一个边界：一边是已经被征服并纳入帝国的“蛮夷”，另一边是未来可能被征服的“蛮夷”。只要帝国体制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继续存在，扩张的趋势就不会停止。 这是我对中国为何既是一个试图实现自身同质化的帝国，又同时具有扩张性的解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8 世纪的台湾。平定台湾后，清朝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将台湾正式纳入帝国版图，另一派则警告过度扩张的风险，认为国家资源有限，建议将汉人撤回福建，放弃台湾。 最终，支持吞并的一派获胜，认为扩张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可以获得新领土和资源。台湾被纳入帝国版图。然而，清政府仍禁止汉族定居者深入原住民居住的山区。这被视为满族分而治之的策略，以确保整体控制并避免与原住民发生冲突。清政府甚至为此修筑了边界墙，限制定居者活动范围，原住民则被禁止进入平原区。这种行为可能反映了帝国希望保留部分“蛮夷”的愿望。政府常宣称：“你们必须信任皇帝，因为‘蛮夷’非常危险，必须对他们进行控制。”保留一些尚未被同化或征服的“蛮夷”对帝国有利。清政府在18、19 世纪允许原住民留在山区，或许正是为了保留这种正当性。 当今中国政府在谈论台湾时仍在使用“归还”或“回归”这样的词汇，就像“香港回归”一样。这与帝国时代描述“蛮夷”时的术语相同。翻译这个词很困难，因为它描述的是从未属于你的人，但你却声称他们理应属于你，因为他们“自然”地归属于你。怎么会有人不属于中国这个世界中心、仁政统治的中心呢？这种意识形态暗示，所有“蛮夷”都渴望成为帝国的一部分。“请统治我们，请接管我们” ，这是帝国希望传达的形象。当然，确实有许多“蛮夷”会臣服，成为“熟蛮夷”。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被“烹熟”，没有遭到屠杀，得以生存并最终逐渐被同化，失去原有的身份认同。因此，帝国的这一同化过程是缓慢而有序的。 相比之下，2017 年中共在新疆发动了非常严厉的强制同化运动。这与他们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相吻合。统一的目标意味着对不同民族的存在表现出公开的敌意。虽然在名义上，少数民族今天依然存在，但显然政府的目标是让他们首先成为“中国人”。他们可以保留一些象征性的身份特征，用于旅游等目的，但不再被允许拥有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存在，语言也应当逐渐消失，充其量被博物馆化。因此，这一趋势与先进的现代监控和治理技术密不可分。今天几乎无人能够逃避这种控制。 过去，人们可以逃到山里成为土匪，隐匿于“生蛮夷”的土地上，与帝国边界外的未征服者共存。这也解释了为何帝国会将拒绝服从统治的人犯罪化。一旦服从，就被称为“归化”，意味着“回归”了。然而，这种“回归”并非服从者的自我认知，他们只是为了生存下来。我们缺少这些人自述的记录，但从帝国的视角来看，这一现象反复出现——帝国宣称本应属于它的人“回归”了，因为帝国自认为至善，所有人都应归属其中。 ------ 有关这次访谈的全部内容，敬请阅读原文《从帝国遗产到DNA政治：中国民族主义与少数民族政策的深层逻辑》：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藤校学生的就业压力，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两天在汉诺威旅行、访校，最重要的结论是，即使是达特茅斯这种拥有顶级校友网络和庞大捐赠基金的常春藤，在当下的大环境面前也无法幸免。 而整体而言，就业问题，是美本高知阶层正在经历的结构性挤压。 大多数 Ivy League过去几十年来最骄傲的就业出口，主要是两条极其固定的路径：投行咨询和大厂科技。 但这几年这两条路同时遭遇了重创。 McKinsey、BCG、Bain 等顶级咨询公司以及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在前几年大扩招后陷入了长期的消化不良，再加上M&A市场交易量下降，招人名额大幅缩水。 过去达特茅斯学生靠Networking递个 Resume 就能拿到的面试，现在变成了数百个同等顶级背景学生的内卷。 Big Tech 的效率年与 AI 替代无法阻挡。 硅谷大厂全面转入成本控制，传统 SWE的 Entry-level需求正在断崖式下跌。 加上生成式 AI 对写基础代码、做初级数据分析的效率提升，企业不再需要大量招募本科毕业生来做螺丝钉。 达特茅斯虽然是常春藤，但它的本质更像一个超大型文理学院，就像我之前说的，等同于威廉姆斯来看待。 达茅有大量学生主修历史、政治、政府学、英语文学等古典人文专业。在过去经济红利期，这些专业凭着常春藤光环进投行做 Generalist 毫无问题。但当下雇主极度功利，招聘极度看重硬核技术栈，代码能力与实际项目产出。 达茅的学生，我真的很喜欢。马术，冰球，滑雪，高尔夫，old money相关的爱好精通的很多，这是我的真心话。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想问，去达茅的还需要就业？其实还是需要的，不是所有人都是old money，还是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找工作的。 有一部分家境极其优渥的老钱学生，毕业后找不到理想工作可以先去欧洲旅行、去画廊实习或者直接读研，他们有强大的家族资源兜底。但对于靠奖学金、靠硬核能力拼进来的普通中产精英学生来说，当下的就业寒冬是极度真实的生存压力。 汉诺威深山老林的环境在做学术和沉淀智识时是绝佳的象牙塔，如果我有时间，我真的会多待几年。但在就业Recruiting Season，比起位于波士顿的 Harvard、MIT、位于纽约的 Columbia，或者在硅谷腹地的 Stanford，区位确实是个巨大的问题。 世界，正在属于科技新贵。

全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浅浅显然已经为成为一个诗人做了充分准备，她熟悉那些外国诗人——现代诗的神祇们，她熟悉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她的口音里有本能的古意。”“浅浅的词语和句子——那是好的……或者说，仅仅因为一朵花开一声鸟鸣，她就拥有或失去了江山。”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清华：“浅浅诗歌里面的诗意是自然的绽放，来源于本身的素养、修为，她把自然看作是生命本身的投射，因而她的诗里能读到很多禅意。”《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她从生活细节入手，有着朝圣者般的细腻与真诚，在古典美学与现代生活的夹缝中，找到某种黠慧的表达方式，并以自然和平等的审度，达到了一种新境界，一种自然和健康的爱欲观。”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晓辉：“孔子曾将人分为‘生而知之者’和‘学而知之者’，约翰·斯图尔特·米尔进而将诗人分为‘天成的’诗人和‘炼就的’诗人。贾浅浅可能就属于‘生而知之者’，注定是‘天成的’诗人，甫一出道，就像一只轻盈的百灵，用婉转嘹亮的歌声恣情肆意地吟诵着对自然和人世的思考与情怀，不但在向来以小说见长的陕西文坛特别突出，甚至在全国也赢获了不俗的口碑。”著名诗人西川：“贾浅浅仿佛有两百根感知世界的手指，对生活的感知细腻又丰富，诗歌里的幽默感独一无二、极其难得，没有天生的顶级诗才，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她的创作对当代新诗有着开创性意义。”北师大教授、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其诗歌泛着灵性，且是万物有灵的东西。”

经过一段非静止画面的诡异沉默之后，我设法把气氛拉回通俗世界，推荐了一部电影，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传记片「飞行家」，主角霍华德·休斯是马斯克的偶像，一个从好莱坞制片人转型成蓝云杉飞机发明者的传奇企业家，这就是老编辑所说的那种标准的古典企业家，他最伟大的作品就是自己的人生，而不是他创办的公司，事实上你看完电影后大概也不会记得他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对比大卫·芬奇拍的「社交网络」，就更明显了，扎克伯格成了Facebook的配角。 潘乱说他又有一个——为什么要说又呢——搁置的选题，是中关村企业家和知春路企业家的比较，也就是杨元庆刘强东周鸿祎和王兴张一鸣宿华的区别，两拨人的世界观跟审美完全不一样。 此时老编辑突然cue了王传福，比亚迪最近给老板出了本传记「工程师之魂」，信心满满到处送人，然后因为开创了拍马屁文学的新境界，已经被群嘲了好几轮，其中最生动的莫过于写王传福有天晚上做梦，梦到了双模混动的技术方案，然后在白板上徒手画了结构图，手下无不深感震动，纷纷表示王总如此殚精竭虑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啊⋯⋯ 赤裸裸的天命情结，还能这么不动声色的写出来，就很服气有没有。 所以虽然前面我们好像是在褒奖那种人格色彩比较浓烈的企业家，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人性越足，也就越能闻到人身上的臭味，所谓「父权觉醒」和生理意义上的性别其实没太大关系，像是董明珠虽然是女性，但她也属于「父权觉醒」这个队伍里的。 如果你们去看柳传志给杨元庆写的家书，那味道会更加让当代年轻人生理不适，但这种古典的家长制，在动荡时期是能提供安全感的。 比如川普提名的商务部长候选人就在宣扬美国几百年前很美好，因为那时没有个人所得税，只有关税，每个人都富足幸福，等等。这种对于黄金时代的投射实际上是非常具有煽动性的，钟睒睒的话在今天可能很多人会一笑而过，但未来社会矛盾更大的时候，搞不好就会有更多人相信就是这些互联网企业家把我们的社会秩序给搞乱了，它的动员能力会增加很多。（6/n）

一周之内，我失去了五十多位微信好友 今年4月，我的人生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 短短一周时间里，我的50余位微信好友相继将我拉黑。 他们之中，有认识多年的诗友、画友，有一路支持我的读者，也有购买过我画作的客户，还有准备与我合作的人。他们来自不同城市，彼此之间大多互不相识，却几乎在同一时间与我失去了联系。 最初，我以为只是巧合。 直到越来越多的信息汇集到一起，我才意识到，这样大规模、同步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巧合所能解释的范围。 据我了解，有人陆续联系了我的微信好友。他们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对我进行各种污蔑，将我描述成所谓“反华分子”“汉奸”“恐怖分子”等，并要求对方立即删除、拉黑我。 如果有人表示怀疑，或者不愿相信，他们便进一步施加压力，声称如果继续与我保持联系，今后可能会受到调查，甚至承担法律风险。 面对这样的压力，不少朋友最终选择了沉默，也有人不得不与我断绝联系。 于是，仅仅几天时间，我便失去了五十多位微信好友。 而真正失去的，不只是通讯录里的一个个名字。 那些一起讨论诗歌的人，那些欣赏我绘画的人，那些准备购买作品的客户，那些曾经给予我鼓励和信任的朋友，也一同离开了。 我的艺术事业因此遭受重创。 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 我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曾担任高校领导。从小，我就在文学与艺术的熏陶中长大。 我喜欢绘画，也喜欢诗歌；喜欢古典舞、古琴，也长期从事古典诗词和现代诗创作。 多年来，我始终依靠自己的创作生活。 一幅画、一首诗、一场展览、一本书，不仅是我的作品，也是我赖以生存的方式。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客户不再回应消息，当越来越多的朋友不敢再联系我，我的收入迅速减少，生活也随之陷入困境。 这一切，都源于一场震惊世界的冤案。 2019年，广东当局为了拍马屁，杀良冒功，非法抓捕了一批无辜青少年，并对他们实施了极为残酷的拷打折磨。而后在中国某高级权贵的仆从——杨晔（上海）的命令下，广东省政法委要求广东各公、检、法机关串联办案，将其中24人冤判，包括数名未成年人。 我儿子牛腾宇便在这24人之中，他遭到了最为惨烈地拷打，两次被打至濒临死亡，两根手指被打废。而后杨晔（上海）将牛腾宇列为主犯，并命令广东当局冤判牛腾宇一个超长的刑期。于是我儿在酷刑拷打、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被冤判了14年。 判决作出之后，我开始为儿子持续申诉，希望案件能够依法得到重新审视。 也正是从那时起，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这些年来，我的人际关系、工作、生活都不断受到影响。我不仅失去了许多朋友，也失去了大量客户，正常的创作和谋生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我从未想过放弃。 因为我不仅是一位艺术工作者，更是一位母亲。 对于一位母亲而言，孩子蒙受冤屈，她就没有理由沉默；对于一位普通公民而言，当自己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有权依法寻求救济。 我知道，这条路并不容易。 可是，无论前方还有多少困难，我都会继续走下去。 因为我相信，时间会留下答案，事实终将接受检验，而每一个追寻公正的人，都有坚持下去的理由。 直到我儿子重获自由，我都不会停止为他发声。（谷歌搜索牛腾宇了解详情）

<纽约客>：“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奥德赛》，把众神剪进了废片里”（有些微剧透） 作者：Richard Brody 最有可能喜欢克里斯托弗·诺兰新版<奥德赛>的，或许恰恰是那些没有读过荷马原著的观众。原因并不只是电影删掉了大量内容——任何篇幅较长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都免不了删减和压缩——而是因为影片中存在一个更加根本、无处不在的缺失：众神。 在荷马史诗中，故事的第一幕发生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宫殿里。众神召开会议，争论奥德修斯的命运。而在诺兰的电影里，人们会提起神，却看不到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辩论。事实上，古希腊诸神中真正现身的只有雅典娜，由赞达亚饰演。她只是偶尔出现，注视并守护着故事的发展。 诺兰呈现的，是一场完全属于人类的戏剧。 影片开场时，曾在特洛伊战争中率领希腊军队作战的奥德修斯，由马特·达蒙饰演，已经离开故乡伊塔卡大约二十年：十年征战，之后又漂泊了十年。他迟迟无法归乡，一路上遭遇了无数诱惑和阻碍，从卡吕普索的勾引，到食人独眼巨人的暴怒。 与此同时，他的妻子潘妮洛普——由安妮·海瑟薇饰演——正在抵挡几十名伊塔卡贵族男子的追求。这些人逼迫她从中挑选一人再婚，一边等待她作出决定，一边住在王宫里大吃大喝，挥霍王室储存的粮食和美酒。 奥德修斯出征时，他的儿子忒勒马科斯还只是个婴儿。如今，由汤姆·赫兰德饰演的忒勒马科斯已经长大成人，一心想把这些求婚者赶出家门。这是一条最古老、最典型的成长故事线。最终，当奥德修斯设法回到故乡后，父子二人联手对付这些试图篡夺家业的人。 当故事以这种方式讲述，将神明干预压缩到最低限度后，它依然是一场令人兴奋的冒险，其中充满激情、恐惧、温情和奇观。但它失去了阅读荷马时那种独特的震撼：现代人的思想，与青铜时代人的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荷马描绘的是一个陌生而令人不安的世界。人类的生存始终受制于神明的商议与反复无常，而这些神明也有自己的欲望、动机和算计。诺兰切断了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之间原本连贯的联系，也因此舍弃了许多真正让荷马时代显得如此不同的东西，其中包括无处不在的神圣气息，以及与之相伴的独特道德体系。 我原本很好奇，诺兰会如何处理故事中其他带有远古色彩的部分，比如暴力与宗教仪式：动物献祭时鲜血喷涌的场面；怪物在受害者凄厉惨叫中将人活活吞食的超自然暴怒；砍掉手掌和生殖器；对酷刑的依赖；以及人们从残忍复仇中获得的强烈满足感。 他又会如何表现荷马世界中那种极度外放的情绪？比如人们会因为痛苦而撕裂自己的衣服，或者像艾米莉·威尔逊在2017年出版的<奥德赛>译本中所写的那样，奥德修斯“放声痛哭，在悲伤中翻滚”。 还有那些色彩斑斓的幻想场景。例如在第一卷中，雅典娜与忒勒马科斯告别时，“像一只鸟一样飞走，穿过烟雾升入空中”，从而显露出自己的神性。 但诺兰并没有试图把观众带进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他选择了一种经过精简、几乎接近自然主义的处理方式，将一切驯化、节制，并削去锋芒。 影片中的暴力大多被拍成了缺乏具体质感的普通动作场面。快速剪辑的战斗，只是隐约暗示人物死得十分惨烈；献祭场面只短暂出现，而且干净得如同外科手术；复仇既没有多少鲜血，也缺少恐怖感，执行起来极为克制；泪水带着煽情片式的精确，从人物的一侧脸颊缓缓落下；悲痛则通过现代军人式的沉默和隐忍来表达。 尽管诺兰的创作构想迎合观众，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错位，他仍以强劲的自信和无可挑剔的清晰度将其推进。 电影对白简短、现代，让这批知名演员能够在自己最熟悉的表演方式中发挥，也把古代那些充满流光溢彩般复杂性的角色，重新雕琢成轮廓鲜明、质地坚硬的人物。 饰演潘妮洛普的安妮·海瑟薇，拥有与这一处理方式相匹配的锐利目光。在告诉忒勒马科斯，他还不够成熟、无法参加真正的大战时，她借用了一个古典好莱坞式的绝妙动作：先盯着他的眼睛，然后短暂而嘲讽地把视线向下移到他的身体上。 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由乔·博恩瑟饰演。博恩瑟为这个角色赋予了一种纽约外围城区白人族裔口音，听起来出人意料地合适。 露皮塔·尼永奥饰演海伦。她与墨涅拉俄斯的婚姻显得有些勉强，而她当年的被劫持正是特洛伊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当海伦哀叹自己被当成死亡与毁灭的借口时，尼永奥以一种压低音量、却极具力量的方式，将角色的愤怒推向高点。 约翰·雷吉扎莫饰演被奴役的牧猪人欧迈俄斯。这个人物对奥德修斯忠心耿耿，也极力保护忒勒马科斯。雷吉扎莫身上流露出一种饱经世事的智慧和粗粝沉稳的气质。他内在的高贵，与那些身份显赫却贪婪卑劣的求婚者形成鲜明对比。 萨曼莎·莫顿饰演的瑟西直率强硬，带着一种乡野人物的粗犷气质。她的表演几乎让剧本对原著的改写显得可信。在荷马笔下，瑟西拥有迷人的歌声，是一名危险的诱惑者；在电影中，她却变成了一位喜欢训诫他人、批评社会风气的人。她解释说，自己之所以把奥德修斯的手下变成猪，是因为他们吃东西时“就像猪一样”。 在所有演员中，与诺兰对人物的整体构想结合得最紧密的，是饰演奥德修斯的马特·达蒙。 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以足智多谋、善于谋划而闻名。但在这部电影中，他显得朴素而直接，是一个粗犷、务实的战术家，而不再是那个更富创造力、行动更加活跃，同时在道德上也更值得怀疑的人。 这个角色原本需要一种既强健又圆滑、既有力量又变幻莫测的表演。但达蒙遵循诺兰的设定，将奥德修斯塑造成一个不动声色、背负重担的人。 那么，奥德修斯背负的究竟是什么？ 为了界定这位英雄的困境，进而塑造他的性格，诺兰大胆扩展了<奥德赛>中只是被顺带提及的内容，把它们变成电影中的重要场面。 其中最关键的，是特洛伊木马，以及奥德修斯在这项计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在诺兰的版本里，木马成为整个故事的核心：它塑造了奥德修斯的性格，也通过此后漫长的漂泊，决定了他一生的走向。 特洛伊人毫无怀疑地把木马运进城内，以为这是一件宗教祭品。但藏在木马内部、由奥德修斯率领的少数希腊士兵趁夜打开城门，让大批希腊战士涌入城中，将特洛伊彻底摧毁。 电影把奥德修斯描绘成一个长期为这项计谋深感内疚的人。他认为，自己将一件表面上的礼物变成致命武器，违反了宙斯所规定的待客之道。 影片还暗示，奥德修斯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他多年的漂泊，也代表着他多年无法重新融入战后生活。 他被卡吕普索扣留七年，几乎以囚禁情人的身份被带上她的床，又在她喂食的忘忧莲作用下变得麻木。卡吕普索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治疗他。 她对他说：“那时候的你，还没有准备好回家。” 以这种方式对奥德修斯进行心理分析，让<奥德赛>拥有了一种容易理解和消化的现代感——看吧，古希腊人其实也和我们一样。 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原著丰富的细节和复杂的社会结构。恰恰是这些内容，才使阅读荷马成为一种如此鲜活、直接而有生命力的体验。 电影压低原作中大量残酷情节，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净化和删改。这其实是在尝试为现代社会重新“拯救”奥德修斯，把他塑造成一个既值得同情、又具有悲剧色彩的英雄。 因此，电影里容不下荷马史诗第九卷中的那个奥德修斯。在原著里，他若无其事地向一位主人讲述自己旅途中较早的一站： “我洗劫了那座城，杀死了男人。我们带走他们的妻子，并把他们的财物平均分掉。” 我不会剧透电影的结局，但它并不是原著中的那个结局。这个改写大胆得令人兴奋，野心很大，具有鲜明的社会意识，却最终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作为导演，诺兰似乎在情节、对白、表演、自然景观、场景、陈设和服装上投入了远比影像本身更多的注意力。 电影的大部分画面都以一种中性的方式记录剧情，很少展现出足够鲜明的风格和质感，让人感受到导演对银幕世界有一套完整的美学构想。 诺兰在<信条>和<盗梦空间>等科幻作品中，曾展现出强烈得多的视觉冲击力。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电影所构建的世界，在文化和精神层面都与现代社会保持着连续性。 相比之下，<奥德赛>这种朴素的现实主义风格，似乎与诺兰试图将一种无法被简化的古老精神加以理性化的努力密不可分。 观看诺兰的电影时，我不断想起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拍摄的两部古希腊题材作品，并对它们产生了更深的敬意：<俄狄浦斯王>（1967）与<美狄亚>（1969）。后者由玛丽亚·卡拉斯主演，也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出演剧情长片。 在这两部作品中，古典时代令人不安的残酷，与一种崇高的视听体验彼此呼应。这种视听上的崇高，也准确反映了电影所依据的悲剧作品本身的诗意——两部电影分别改编自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 帕索里尼对青铜时代生活中暴力与神秘色彩的强调，还延伸到规模宏大的宗教仪式，包括活人献祭。这些场面既像经过精密设计的舞蹈，也带有一种人类学式的观察，而影像本身的高度形式化，与银幕上的行动完全融为一体。 诺兰则受到现代道德自我约束力量的推动，把一部史诗拍成了散文。

6月9日至10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

6月9日，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对中国日报社记者表示，世界应该赞赏中国推动全球对话从地缘政治转向文明交流的努力。#"地缘政治的话语总是零和的，谈来谈去无非是政治与经济，但这并不是我们真正生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