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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为世界政党建设带来深刻启迪】 金秋的北京,汇聚世界目光。 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 “打铁必须自身硬。”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矢志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开辟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这次重要会议,也为世界探寻“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提供了重要窗口。 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葆政党生机活力 从192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第一份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到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战士写在包袱皮上的六项注意,再到中共十八大以来制定修订的一系列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一件件展品,记录着一个政党淬火锻造、百炼成钢的壮阔历程。 开馆五年多来,近300个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访华的外国政党团组走进这座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殿堂,不少人都带着这样一个疑问而来:为什么在不少国家政党政治面临种种困境之时,中国共产党却展现出蓬勃生机和强大韧性? 有的国家深陷政党纷争和社会动荡,有的国家长期处于冲突与失序状态,一些长期自诩“民主样板”的国家也面临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治理失灵等难题……世界价值观调查(2017-2022)显示,在39个国家中,民众对政党的平均信任度仅为17.1%。 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迈尔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致力于以全面从严治党铲除腐败毒瘤,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严以律己、恪尽职守、净化党风政风,提升全党拒腐防变能力,赢得了人民广泛拥护和支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都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管党治党长期性、艰巨性的清醒认识与长远思考。 腐败最容易颠覆政权,反腐败需要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如何预防腐败,如何发现和查处腐败,如何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是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难题。 中共十八大至二十大前夕,超过500名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调查;仅2025年一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查办督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8116起;中共十九大至二十大前夕,“天网行动”追回外逃人员6900人…… 面对腐败,中国共产党坚持“打虎”“拍蝇”“猎狐”不止步,反腐败力度之大、范围之广世所罕见、史所罕见,让世界看到了“刀刃向内、自剜腐肉”的坚定决心。 尼日利亚外交记者协会主席弗雷德里克·伊德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腐败问题的“零容忍”态度令人印象深刻;巴勒斯坦法塔赫革命委员会委员扎卡尔内表示,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的精神,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党看到,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直面问题的勇气,更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自我革命——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化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找到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 深圳大学国际政治传播学博士、来自尼泊尔的迪帕克·德夫科塔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全球政党的重要价值,在于提出一整套管党治党的系统性理念:始终植根于人民、持续反腐败、追求长期目标,以及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党际交流。 中央八项规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金色名片”,不仅改变中国,也正在影响世界。 2025年5月,加纳全国民主大会主席恩凯提亚率该党代表团一行5人访华。在江苏,代表团专程赴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听取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专题介绍。 恩凯提亚认为,加强作风建设知易行难、贵在落实,中共中央通过以上率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让廉洁自律、规范用权成为各级干部的自觉,在改进作风、打击腐败、革除积弊方面给了大会党很多启发。 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自2024年末执政以来,持续派出党的高级别领导干部访华,向中共全面从严治党“取经”。该党政治局委员,斯里兰卡交通、公路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拉特纳亚克说,该党已将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译为本国语言并下发全党学习。 越来越多外国政要和专家学者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党的领导力的“执政密码”,为世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治党新路径。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为那些正在寻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努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政党提供了具有重大价值的借鉴。 引领“中国之治”展现蓬勃新气象 2026年3月12日下午,人民大会堂。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决议。纲要7万余字、18篇62章,未来五年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全景图跃然纸上。从“一五”到“十五五”的接续奋斗,成就了中国发展的万千气象。 环顾全球,许多国家并不缺少蓝图,缺少的是把蓝图变为现实的能力。世界在追问:为什么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国家,能够把一张发展蓝图从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再贯通到每一个层级、每一个领域,而不在中途走样、不在换届中中断、不在执行中衰减?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读懂“中国之治”,必须先读懂“中国共产党之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 埃及青年政党领袖和政治家协调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委员叶海亚表示,中共持之以恒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坚持高压反腐,真正做到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这是中共保持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困难挑战的重要秘诀。 截至2025年底,中共基层党组织总数达543.1万个,建立起包括中央、地方、基层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顶层设计直达执行落地的神经末梢,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再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各级党组织闻令即动、筑牢堡垒,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肩,铸就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制度管根本、管长远,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 2024年元旦,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施行。2025年6月1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同步施行……制度的“篱笆”越扎越紧。 从纪律处分条例、问责条例,到党内监督条例、首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已经形成;制定修改监察法、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实现对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健全纪检监察法规制度体系,进一步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新时代以来,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日益完善,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中国之治”的卓越效能。 印尼国家研究创新署研究员莉迪亚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越来越严格地执行党的规章制度。中共采取行动,严厉查处党员违法违纪行为,有利于维护中国政治稳定,也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了中共严明的纪律。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全面从严治党守的是人民的心。 人民为什么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答案,蕴藏在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人民立场之中。 从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到纠“四风”树新风,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党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变成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塞浦路斯民主阵线表示,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要保证人民生活幸福安康,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正在赢得越来越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的认同。印度全印前进同盟总书记德瓦拉坚表示,一个政党唯有保持组织纯洁、坚守理想信念、恪守道德责任,才能赢得人民信任。中共持续完善治理、健全制度、严明纪律,进一步夯实群众对党的领导的信心。 探寻“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越来越多国际人士强调,一个政党能够赢得人民衷心拥护,靠的是始终如一地为人民谋利益;能够保持长久生命力,靠的是人民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支持。衡量一个政党的治理能力,最直接的标尺印刻在国家发展的轨迹上、体现在人民生活的变迁中。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自身之治有效引领保障了“中国之治”,以东方智慧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 丰富世界政治文明百花园 “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面向各国政党领导人深刻揭示政党肩负的重要使命。 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破了唯西方政党模式的迷思,拓展了世界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丰富了世界政治文明百花园,为世界政党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提供了新经验。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的书桌案头,摆放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他反复研读,将其列入必读书单向全党推荐。 “俄共应该学习中共‘自我革命’‘刀刃向内’精神,认真研究中共反腐经验。”久加诺夫多次组织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开展集体学习,同中共开展深入交流。 “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有效约束党员,让党内每一名成员都对自身行为负责,推动党员在社会各个岗位充分履职尽责,最终转化为国家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汤加副首相拉图由衷表示。 新时代中国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使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希望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密码”。从亚洲到非洲,从拉美到欧洲……越来越多政党把目光投向中共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希望从中找到破解自身难题的钥匙—— 柬埔寨人民党以中共“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做法为蓝本,提出“‘大鱼’‘小鱼’一起抓”的反腐方针;坦桑尼亚革命党借鉴中央八项规定,推出坦桑尼亚版“八项规定”;参照中共党内监督机制,西班牙人民党成立人民监督办公室…… 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名誉主席、前总统沃罗宁表示,中共勇于面对自身问题,敢于不断自我纠正和革新。中共反腐败斗争的成就再次证明共产党是有生命力、竞争力的政党。 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南非共产党总书记马派拉近年来多次率高级干部考察团访华。他坦言,为解决南非民族民主革命领导力量腐败和纪律涣散的问题,南非共探索建立纪律委员会。“我们期待学习中共在全面从严治党上的经验做法。”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不断转化为全球治理公共产品,为世界破解反腐败难题提供有益借鉴。 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大力推动亚太反腐败合作,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推动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在2024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期间宣布中国支持包括落实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在内的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的全球多边平台持续推动全球反腐败合作。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中国以实际行动,持续推动全球反腐败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有效的方向迈进—— 始终高度重视和全面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推动在多边框架下的反腐败合作,多年捐款资助联合国毒罪办反腐败合作项目; 深入推进廉洁丝绸之路建设,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与多国对口机构签署反腐败合作备忘录,将共建廉洁丝绸之路写入我国与数十个国家的双边合作文件; 举办国际反腐败培训班、研修班,向多国反腐败机构官员传经送宝; ………… 近年来,越来越多外国领导人在访华期间前往中国各地,在实地参访中全面深入了解真实立体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锻造自身,以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赢得人民信任,以强大的组织能力汇聚发展合力。正是这样一个坚强有力的执政党,引领中国走出了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分享治党治国实践经验,为世界各国政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政党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治理道路、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持续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China# #五中全会# #CPC#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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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共如此关注列治文市选?从地下洗钱网络、袁荣祥到华人社团与加拿大政治的关系 一个只有20多万人口的加拿大城市,为什么会出现在洗钱调查、外国干预情报与跨国政治关系网络的交汇处? 把过去十多年的调查资料放在一起,会发现列治文(Richmond)具有几个特殊条件:庞大的华人社区、活跃的跨境资本、复杂的社团关系,以及能够进入加拿大政治体系的地方性接触渠道。 这些条件不代表华人社区存在问题,却能解释为什么外国政府可能特别重视这里的政治影响力。 一、为什么是列治文?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1年人口普查,列治文约54.3%的居民属于华人人口,是加拿大华人人口比例最高的主要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列治文拥有国际机场、重要的物流与贸易设施、大量房地产投资,以及与中国和亚洲密切往来的商业社区。 必须强调,机场及主要港口设施并不由市政府直接管辖。但市议会掌握土地规划、开发审批、地方基础设施、部分公共采购及社区政策等权力。 对于试图在加拿大建立长期影响力的外国政府而言,地方政治的价值不只是控制某个市政决定,更可能是建立商业联系、培养政治关系和接触未来更高层级政治人物。 这不是没有现实依据的推测。 2023年3月,《环球邮报》披露一份日期为2022年1月10日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报告。 据报道,时任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佟晓玲曾讨论利用社区组织及相关人士,支持符合北京利益的温哥华地方政治人物,并培养未来可能进入更高级别政治职位的人选。 这份情报针对的是温哥华2022年市选,并不能直接证明2026年列治文发生了同样的行动。但它揭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长期政治影响模式: 地方政治接触,可以成为未来更大政治影响力的起点。 二、列治文曾是加拿大重大洗钱调查的中心之一 2022年,BC省Cullen洗钱调查委员会确认,数以亿计加元的犯罪收益曾通过BC省赌场清洗。 列治文的River Rock Casino,以及涉及地下汇兑的Silver International调查,都是其中的重要案例。 警方调查披露,一些地下汇兑网络能够在加拿大提供大量现金,再通过海外资金安排完成价值转移。 这种机制使毒品犯罪等活动产生的现金有机会进入跨境资金循环。 调查还涉及高额赌场现金贷款和私人放贷活动。 但Silver International相关刑事检控最终中止,不能把所有被调查人员认定为已被法院判定有罪。 这些历史案件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当跨国资金网络与房地产、赌场、私人贷款和商业活动交织时,犯罪资金的来源与真正受益人可能变得难以辨认。 而当拥有大量资金和社会资源的人士同时活跃于政治捐款、社区组织及政界活动时,公众自然需要更清晰的资金透明度。 但金融风险与政治关系同时存在,并不自动证明犯罪资金流入政治活动。 三、袁荣祥:赌场调查与政治关系之间的真实交集 2026年10月13日,Global News再次报道袁荣祥(Rong Xiang “Tiger” Yuan)。 他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2008年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后来在加拿大经营商业活动。 根据Global News引述的BC省博彩监管记录: 2015年,袁荣祥在列治文River Rock Casino的现金买入超过400万加元。 由于现金来源问题,他被列为需要加强审查的高风险赌场客户。 相关法院资料还记载,他表示曾向他人借入大笔加元现金赌博,并在中国偿还债务。 这种跨境结算方式与历史调查发现的某些地下汇兑模式存在结构相似性,但不能因此认定袁荣祥进行了洗钱。 他从未因这些赌场交易受到洗钱刑事起诉,其律师也明确否认任何违法金融活动。 然而,袁荣祥的另一组公开记录同样值得关注。 他是Canada-China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Friendly Relations(CCAPFR,中加友好关系促进组织)的创始董事之一。 他曾与加拿大联邦、省、市三级政府政治人物及中国领事官员共同出席社区活动。 Elections Canada记录显示,2016年他向特鲁多所在的Papineau自由党选区协会捐赠1,500加元,另向自由党捐款约2,800加元。 同一时期,与他相关公司的其他董事也有政治捐款记录。 2018年,他与曾进入赌场现金调查视野的Paul King Jin(金京),以及时任自由党国会议员Joe Peschisolido,出现在相关社区活动的公开照片中。 这些事实证明了什么? 一个曾受到博彩监管关注的人士,也能够通过合法捐款、社团活动和社区关系接触加拿大政治人物。 它们尚不能证明其捐款违法,也没有证据证明袁荣祥接受中共指令、利用洗钱资金资助选举。 袁荣祥的律师表示,他没有与加拿大政治人物建立私人关系,也未进行超出合法捐款范围的政治游说。 2026年,CBSA又对袁荣祥提出涉及历史战争行为和移民申请陈述的严重指控,案件已被转交移民与难民委员会。他否认指控,尚未经听证裁定。 这个案例真正揭示的是:赌场监管、移民审查、跨境财富及政治接触,可以集中在同一人物的公共记录中,而这些系统过去未必能够充分共享信息。 四、中共可能通过地方社团获得什么? 公开的加拿大安全情报报告与外国干预调查,已经指出一种重要风险:外国国家行为者可能借助社区组织、商业关系、媒体渠道及代理人士建立政治影响。 这与正常的华人社团活动必须明确区分。 华人社团组织节庆、接待官员、举办商业活动、鼓励加拿大公民参与政治,本身都是正常而合法的公共活动。 问题在于:如果这些活动背后存在未披露的外国政府指令、秘密资金、胁迫或有组织的欺骗,性质就可能从正常交流转变为外国干预。 从国家利益角度分析,外国政府可能希望通过这些渠道实现几种长期目标: 首先,建立政治关系。 地方政治人物经常参与社区活动,可能在未来进入省级或联邦政治。 其次,扩大政策影响。 包括经贸合作、公共采购、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以及涉及台湾、香港、人权或外国干预问题时的公开立场。 再次,影响公共讨论。 地方华文媒体和社交网络能够塑造居民接触到的信息;但不能把所有亲中言论都认定为外国政府操控。 最后,建立持续的人脉网络。 相比一次性支持某场选举,能够跨越多届政府、多个党派和不同层级政治机构的关系更具有长期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地方选举不能简单视为与国家安全毫无关系。 五、2026年的列治文,出现了什么新的警讯? 2026年8月,调查记者Sam Cooper在The Bureau报道,据直接知情消息来源,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曾向列治文市长和市议员进行关于中国外国干预风险的闭门简报。 列治文市政府确实公布过7月6日特别闭门会议的议程,但公开议程没有确认完整简报内容。 因此,CSIS简报的具体情况仍应归于记者消息来源,而不是宣称市政府已经公布全部证据。 这至少说明,有调查记者获得消息认为,列治文地方政治面临值得情报机构关注的外国干预风险。 但截至2026年10月15日,公开资料仍没有证明某位列治文市长候选人接受了中国政府的秘密竞选资金或直接指令。 六、那张“从渥太华到维多利亚”的关系图说明什么? 附图来自Canadian Friends of Hong Kong与Found in Translation联合发布的关系图。 它将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商业团体、智库、华人社团和加拿大政治人物之间的多种联系放在一起。 其中涉及前BC省长Christy Clark、前厅长Teresa Wat、加拿大参议员Yuen Pau Woo,以及多名商界和社团人士。 这张图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跨机构关系研究的思路,但它是民间组织绘制的分析图,并非CSIS或法院认定的犯罪关系图。 公开接触、正常商业合作、政治捐款、政府任命、被调查的犯罪活动以及未经证实的政治指控,不能仅凭箭头连接就视为同一种关系。 它提出了值得核查的问题,却不能代替司法证据。 七、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资金和政治影响之间的透明度 将列治文的历史洗钱调查、袁荣祥的公开记录、华人社团政治活动,以及CSIS披露的外国干预情报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三个已经存在的现实: 第一,列治文曾经存在严重的跨境非法资金流转问题。 第二,部分在赌场调查中受到关注的人物,同时拥有政治捐款和社团活动记录。 第三,加拿大情报机构已经识别出中国政府试图影响地方政治、培养未来政治关系的风险。 这三项事实能够支持对金融网络、政治接触和外国影响活动之间潜在交集的严肃调查。 但它们还没有形成一条经证实的“洗钱资金→袁荣祥→中共组织→2026年列治文候选人”的完整证据链。 为什么北京可能重视列治文? 因为这里同时拥有与中国联系密切的经济活动、成熟的社区组织、重要的地方行政权力,以及通往加拿大更广泛政治体系的潜在关系渠道。 对于长期政治影响活动而言,这种组合具有现实吸引力。 但能否证明某项具体选举确实受到操纵,最终仍取决于资金记录、组织指令、通信证据和执法调查,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族裔、合影或一般性对华立场。 列治文最值得追问的问题,不是哪些候选人与中国人交往,而是谁向竞选活动提供了资金、资源或指令,这些关系有没有依法披露,以及加拿大选民能否充分了解其中的外国政府利益。 地方民主的边界应该由依法享有政治权利的当地居民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外国政府秘密决定。 主要调查来源: Cullen Commission(2022) Global News,袁荣祥调查(2026年10月13日) The Globe and Mail,CSIS温哥华市选情报(2023年3月16日) The Bureau,列治文CSIS闭门简报报道(2026年8月1日) Elections BC,地方选举政治捐款规定 #RichmondBC# #列治文市选# #ForeignInterference# #MoneyLaundering# #Canada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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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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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授权德意志银行在欧洲办理人民币交易结算,使其成为首家获得这项资格的非中国银行。北京正借此扩大人民币海外清算网络。 这是中国政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动作,不代表市场看好中国经济,更不是西方在给中共信用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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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共治下的中国无法、永远无法成为消费型大国? 因为消费型大国的根基,不是人口多,而是居民强。 很多人以为,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只要经济发展起来,就自然会变成消费型大国。这是误解。 人口多,只代表嘴多、手多、劳动力多,不代表消费能力强。真正的消费型大国,需要普通人有稳定收入、有社会保障、有产权安全、有长期预期。简单说,就是老百姓不仅手里有钱,而且敢花钱,敢规划未来,敢买房,敢生孩子,敢承担长期消费。 这才叫消费型大国。 但中共治下的中国,恰恰不允许这种社会自然形成。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消费者,不只是买东西的人。真正的消费者背后,是一个有收入、有保障、有权利、有安全感的居民部门。 而一个强大的居民部门,最后一定会变成强大的社会。 居民有钱了,就会问税花到哪里去了; 中产稳定了,就会要求产权保护; 民企强大了,就会要求政策边界; 普通人有安全感了,就不会事事依赖政府; 社会有组织能力了,就不会任由权力随意支配。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中共需要经济发展,但它不需要一个真正强大的社会。它需要人民能劳动、能纳税、能供养国家机器、能为出口和生产服务;但它不希望人民真正独立、富裕、有组织能力、有产权意识。 所以中国可以成为生产型大国,可以成为出口型大国,可以成为基建型大国,也可以一度成为房地产泡沫大国,但它很难、也不可能在中共统治逻辑下成为真正的消费型大国。 消费型大国需要的是:国家服务居民。 中共统治需要的是:居民服从国家。 这两者从根上就是冲突的。 中国长期消费不足,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不爱消费,也不是因为人口不够多,而是因为普通人不敢消费、不能消费、没有稳定预期。 教育要自己扛,医疗要自己扛,养老要自己扛,失业风险要自己扛,房贷压力要自己扛,政策变化也要自己扛。一个人对未来越不安全,他就越不敢花钱。 所以中国人不是不想消费,而是不敢把钱花光。 更深一层说,中共并不真正希望形成一个庞大、稳定、独立的中产阶级。因为这样的阶层一旦形成,就会天然要求法律、产权、问责、透明、边界和尊严。 这些东西,正是极权统治最不愿意交出来的东西。 所以中共所谓刺激消费,永远只能是表面刺激。发一点券,降一点息,喊几句扩大内需,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真正要让中国成为消费型大国,就必须让居民部门变强,让民营经济有信心,让产权稳定,让社会保障可靠,让普通人不再恐惧未来。 但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实现了,中共还能维持今天这种统治逻辑吗? 不能。 所以结论很简单: 只要中共还是中共,只要它的统治逻辑不变,中国就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消费型大国。 因为消费型大国需要强居民,而中共需要弱社会。 消费型大国需要独立的消费者,而中共需要可控的人民。 这不是经济周期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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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江泽民百岁冥诞 习近平高度评价、胡锦涛未到场】 前中国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2022年11月30日逝世,今年8月17日是他的百岁冥诞。这天,中国官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替他举行纪念大会,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大约40分钟的演说。 据香港《明报》报导,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已故领袖诞辰通常只会举行座谈会,仅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举办过纪念大会,江泽民是第七位。此外,今年中国官方还替江泽民发行纪念币、纪念邮票;央视连日播出文献纪录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则在《人民日报》发表超过6千字的长文回顾他的一生。 在纪念大会上,习近平高度评价江泽民的生命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并多次强调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巨大贡献。 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说江泽民“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 习近平不忘借这次演说,重申自身的主张,包含要做到“两个维护”,也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还说,在江泽民卸下党与国家领导职务后,仍然“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谈到江泽民“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习近平称他“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习近平并以“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来称呼六四天安门事件,赞赏江泽民当年“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 事实上,六四事件是江泽民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学生而失去权力,由江泽民取而代之。德国的汉学家列维(Katja Levy)曾形容他在外国观察家眼中是“机会主义者”,“如果不是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不会得到权力”;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亦曾指江泽民善于在党内各派系间灵活运作,最后形成自己的派系,也就是所谓“上海帮”。 2002年,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将权力交给被普遍视为邓小平隔代钦定接班人的胡锦涛。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泽民百岁诞辰纪念大会上,卸任的前领导阶层人士多数都到场,但胡锦涛并未出席。 海外民主人士、《北京之春》期刊荣誉主编胡平在X平台发文指出,到场参加的「元老」包含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岚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缺席的有胡锦涛、李瑞环、吴官正、罗干。 胡锦涛现年83岁,今年7月底曾有未经证实的传闻称他“食物中毒身亡”,在网路上引发热议。他上一次公开露面是2022年底参加江泽民的告别式;此前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曾被工作人员“请出”会场。官方当时说法是胡锦涛“身体不适”,但有观察认为,这展现出习近平与胡锦涛的立场与路线冲突,而胡锦涛被带走的画面象征性地呈现出“旧时代的终结”。 另一方面,在江泽民的纪念会隔日,刚于今年8月12日逝世的前总理朱镕基,遗体即将火化。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导,北京天安门,还有各省级特区政府所在地都会降下半旗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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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唐山地震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病重,工作人员把他从住处抬了出来,他似乎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一月周恩来去世,四月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被撤了职,华国锋当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全国正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天中共中央给灾区发慰问电,电报说,相信灾区人民"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号召灾区的党员、干部、群众和解放军"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第二天《人民日报》登出第一篇地震新闻,标题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灾情只有一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死亡人数三年以后才公布,二十四万二千多人,重伤十六万四千多人。 地震的消息,外国政府当天就得到了。七月二十八日,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盖茨向华盛顿报告,在中国的美国人都安然无恙,他已原则上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希望得到的任何援助。白宫新闻处同一天给记者准备的答问稿写着,国务院正在给盖茨拟指示,让他向中方提出,美国愿意提供中方认为合适的任何援助。七月二十九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从日内瓦给华国锋总理发电报,说联合国准备帮助灾区人民克服这场自然灾害。同一天,英国下院开会,前首相希思提出紧急质询,问政府是不是准备向中国提供医疗物资和设备。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回答,政府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驻北京大使馆头一天已奉命去问中国当局需要什么援助,比如紧急物资和医药用品。议员丘吉尔,就是二战首相丘吉尔的孙子,建议派一架大力神运输机送医疗队和药品过去,还可以派一支皇家工兵部队去帮助恢复供水。克罗斯兰说这些建议都可以考虑,但要先等中国政府的答复,他还说,过去发生这类灾害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非常自足的,不希望西方大张旗鼓地提供援助。 七月三十日,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中国大地震,日本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内阁通过了。外务省当天动手准备药品、衣物、帐篷,宫泽指示驻华大使小川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作好接受的准备,就将发送。以色列总理拉宾地震后也给华国锋发了慰问电,电报里提出愿意提供医疗和其他援助。 也是七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答复了日本大使馆。日本共同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对日本大使馆说,中国谢绝外国因华北东部地震而提供的任何援助;外交部告诉日本大使,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中国人民正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震救灾,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拉宾的电报在八月初被退回,附了一张便条,说北京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不能接受这份电报。八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说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和救灾物资源源运往灾区,"体现了我国人民自力更生的伟大力量和高度的共产主义风格","说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把这篇社论散发给各国代表,以此谢绝了瓦尔德海姆提出的援助。八月十八日,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在华盛顿见基辛格。基辛格说,美国已经对地震表示过同情,对中国自力更生的处理办法也表示过赞同,在今天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态度。黄镇答,地震很严重,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已经学会了克服大的困难。 地震当天,唐山机场卫生队的军医邵俊兰、汪雅莲把战备药箱全搬了出来,给伤员清创、固定、打强心针,急救药很快就紧张了,伤员越来越多,机场的各个角落都躺着人。开始手头还有强心针和绷带,后来只剩下红汞和四环素。有个八九岁的男孩哭着喊:"阿姨!快救救我的哥哥吧,我的爸妈全没了,只有我哥了,你们救救他吧……"他旁边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满口吐血,胸前一片殷红,一看就是内脏砸坏了,正在内出血。军医后来回忆:"可我们别说没有手术设备,就连止血药也已用完。孩子休克了,没法子,急慌了,给他掐'人中'。明明知道不管用,还是拚命地掐呀、掐呀,直到孩子的脑袋耷拉下来,身体越来越凉……"对尿闭的伤员没有导尿管,对骨折的人没有夹板,清创没有麻药。一个七岁的孩子头皮掀开一大块,里面全是沙子,只能用盐水冲、用刷子刷。当天晚上,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医生在机场搭起三个手术台,机场连自来水都没有,护士用煮沸的游泳池水消毒器械,医生在汽灯下开颅剖腹,没有血浆,伤员一个个在手术台上死去。手术帐篷外面有一个土坑,里面堆满截下来的胳膊和大腿。就在这几天,英国大使馆奉命去问中国需要什么援助,日本外务省在准备药品、衣物和帐篷,丘吉尔建议的医疗队、药品和工兵,英国政府说要先等中国政府的答复。 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刘贞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说:"伤员得向外转送!这样做手术,几个月也做不完!"七月三十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十一个省市转运,到八月二十五日,一共运出去十万零二百六十三人。救人的部队是赤手空拳进去的,没有带大型机械,用小锯条一根一根锯钢筋,把预制板一小块一小块分解开。到八月七日以后,救灾部队才陆续配发吊车、电锯、凿岩机、电焊切割机。埋尸体的士兵在最初几天没有任何防护,八月一日以后才开始运到防护用品。 一九七〇年一月五日云南通海七点八级地震,死了一万五千多人。几个国家通过外交渠道表示愿意援助,周恩来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需要。我们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一月九日,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按周恩来"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的批示,打电话要求灾区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公粮照样上缴。全国各地送到灾区的,是十几万册《毛主席语录》、几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和十几万封慰问信。灾民在无粮、无水、无药、无衣的寒冬里大批死去,军队和军车把尸体运到山沟里掩埋。通海地震的死亡数字到二〇〇〇年三十周年纪念会上才公布。一九七五年八月河南板桥等水库垮坝,洪水淹死十万人,水退以后政府见死不救,又有十四万人死在无粮、无水、无药、无处安身的绝境中。这两次灾难,当局都封锁了消息。 一九七六年夏天,毛泽东病重,中共政治局正忙着一场权力斗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抓着批邓不放,邓小平的罪状之一是搞经济规划引进太多外国技术,不讲自力更生。拒绝外援的决定是这个政治局作出的,对外由外交部七月三十日答复日本大使馆,对联合国由驻联合国代表团散发社论,对灾区由率领中央慰问团的中央领导人在帐篷里讲出来,理由都是一个:自力更生。抗震救灾一开始就被放进批邓这场运动。七月二十八日的慰问电已经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说:"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暂时的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社论接着说:"抗震救灾的现场,也是批邓的战场。我们要以批邓为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八月号《红旗》杂志短评《人定胜天》写道,地震造成了困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灾害及其所造成的困难和一切'乱子'一样,具有二重性"。九月一日,华国锋在北京的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上讲话,会场的巨幅标语是"深入批邓,夺取抗震救灾的新胜利!"第二天的社论要求"批判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史学者雷颐后来把那年的救灾纲领归纳成一句话:"以批邓促抗震""不能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要以"抗震救灾"来证明自力更生。按这个纲领,救灾要证明的是自力更生能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谢绝外援的那几天,华国锋还处理了外交部的另一件事,讲的也是国家尊严。七月三十日,北京传来还要有一次更大余震的消息,外交部长乔冠华安排各国使馆人员疏散,余震没有来,第二天华国锋打电话斥责外交部擅自行动,说这是惊慌失措,没有纪律,损害了国家尊严。两天以后外交部开始天天批判乔冠华的"严重错误"。同一天,中央慰问团的三个分团到了唐山、天津、北京,华国锋当总团长,八月初到唐山,去了开滦煤矿和唐山钢铁公司。 接受外援,外国的医疗队和救援人员就可能进灾区,死了多少人、灾区是什么样子,他们会看见,也会说出去,而这些正是当局要瞒的。地震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报纸没有公布过一个伤亡数字,唐山的日本、法国、丹麦游客说那里被夷为平地,《纽约时报》八月二十一日写道,北京到底为什么不愿让民众知晓灾难的真实程度,是一个谜。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公室一九七七年五月的报告里,唐山地震那一段记的是:中国没有提出国际援助的请求,也没有给出官方的伤亡数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全国地震会商会议在大连开会,最后一天向到会专家通报了唐山的死亡人数。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写了一条稿子,送大会秘书长审。秘书长问他:"稿件一定要今天发吗?"徐学江说一定要今天发,又补了一句,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不是人为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秘书长签了字。 迟浩田那时是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成员。多年以后他对钱钢讲起"拒援"这件事:"那是我们的失策啊。"又说:"但那时我们谁意识到了呢?当时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在我们的帐篷里,他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我们当时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也跟着那么喊。多少年后才知道是干了大蠢事!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我们每年不也都向受灾国家提供那么多的援助么!" ——钱钢《唐山大地震》(特别增订本),中华书局(香港),2008年,第66—68、72—75、83、173、186—190页 ——《人民日报》1976年7月29日第1版(中共中央慰问电);8月2日第1版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8月5日第1版(中央慰问团报道);8月11日第1版社论《深入批邓 抗震救灾》;9月2日第1、2版;1979年11月23日第4版 ——英国下院议事录,1976年7月29日,"China (Earthquake)",vol. 916, cc. 873–875 ——白宫新闻秘书尼森档案,"Chinese Earthquake",1976年7月28日,福特总统图书馆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9—1976年第18卷,第152号文件,基辛格与黄镇谈话备忘录,1976年8月18日 ——犹太电讯社,"Peking Rejects Israeli Offer to Aid Chinese Earthquake Victims",1976年8月6日 ——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A/32/64,1977年5月12日,第33段 ——雷颐《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第7—8页(《红旗》短评、救灾纲领、迟浩田回忆转引) ——徐学江《"迟到新闻":唐山地震死亡人数的报道背后》,新华网,2006年7月28日 ——包德甫《唐山大地震之后,中国为何拒绝接受国际援助》,《纽约时报》1976年8月21日(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年译文) ——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M.E. Sharpe, 2007, pp. 521–522(乔冠华事件、毛泽东震时状况) ——1970年通海地震周恩来批示及云南省革委会电话指示,据通海地震相关研究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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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可怜的8%!中南海居然还做“春秋大梦”/(颜纯钩评论文章)台湾籍经济学家在大陆“捞”得风生水起的有两个,一个是林毅夫,一个是郎咸平。林毅夫是从台湾游水偷渡大陆,长时间受中共重用,曾代表中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可算体制中人。郎咸平相对以民间身份,活跃于大陆不同的传播平台,因为算不上体制中人,所以针砭时弊比较敢言。 最近看到郎咸平一个视频,他以各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来比较各国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数字很有趣,值得转述给大家知道。 美国全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是58%,英国是56%,日本53%,法国53%,加拿大51%,澳大利亚47%,西方先进国家在50%至60%之间,这是第一个层级;此外,韩国44%,阿根廷36%,墨西哥33%,委内瑞拉31%,拉美国家大多在33%左右,这是第二个层级;亚洲国家中,泰国和菲律宾28%,伊朗和土耳其25%,这是第四个层级;非洲国家没有具体数字,郎咸平估计都在20%以下,这是第四个层级。 郎咸平在节目中请现场观众估计中国的数字,九成以上观众都认为中国国民收入占GDP比重,应该与非洲差不多,但郎咸平最后“开古”,中国人的收入总额占GDP比重只有8%,这是全世界包尾,属于第五个层级。 郎咸平是经济学家,在大陆舆论环境下,他不敢说假话,所以这些数字都是经得起拷问的,绝对可信。 这个数字比较的不是国民平均收入的绝对数字,而是国民收入总额占GDP数字的比重。中国人的收入总额,只占中国国家GDP总额的8%,相对于非洲国家的20%,中国少了一倍多。 中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怎么样的国家?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权利归于人民,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四是实行计划经济。其他的暂时放过,先问一句,是谁决定今日中国国家的财富分配,是中国人民吗?显然不是;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吗?更不是;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实际上也不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共中央决定以后,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去举手通过的。 因此,决定中国财富分配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中共政府只分配给国民8%的GDP,剩下92%的GDP去了哪里?一是去了搞国家级投资,二是去搞国际战略扩张,三是去搞国防,四是去维持地方政府营运,五是去扶植政府的高质生产力,六是满足各级党官贪腐的胃口,最后才轮到分派给一般国民的残𡙡剩饭。 所谓社会主义,顾名思义,便是“社会”是最高原则。何为社会?社会即是全体国民组成,全体国民是这个制度的利益所在,意味著国家财富应该最先用来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政府决策时,国家利益虽然重要,但国民利益应该凌驾国家利益。如果国民利益被国家利益剥夺,国家对国民便没有意义,那不叫社会主义,叫国家主义。 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先设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才去满足国家发展的其他需求,而不是反过来,以国家碾压国民,置国民基本需求于不顾。今日中国人大面积返贫,中共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这便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角度。 为什么非洲国家那么穷,但他们分配给国民的收入总额却比中国高?因为他们的政府重视国民生活多于国家发展,国家发展可以慢一点,但国民不能朝不保夕。为什么中国人收入占GDP比重那么低,因为中国政府维持统治需要更多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唯一的途径就是从每个中国人口袋中来。 说穿了,中共搞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人的社会主义,只是中共以社会主义为名,巧取豪夺的一种口实而已。为什么中共的改革开放做到一定程度就要往回收,绝对不会搞政治改革,因为一搞政治改革,就把社会主义改到资本主义那头去了。中国一实施资本主义,最终就会改行议会民主、全民投票、健全法治与人权、实现充份的个体自由,那时中共就“冇碇企”,国家就不是中共的,红色家族就会“见财化水”。 中国2025年的GDP总值为14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中国人的收入占GDP提升到泰国与菲律宾的28%(都是亚洲国家,没有理由不如他们),那就相当于39.2万亿人民币,这笔财富给全中国13亿人分,每人可得3万元。每年多收入3万元,等于每个人平均月收入多二千多元。 这𤴓以常识推断的数字,以目前中国国民收入占GDP低至8%,要提升到28%,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不管如何,即使赶上泰国菲律宾,对中国人也是不无小补,再努力几年,中国有没有机会追上韩国呢?按理也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中共不要这样干。 郎咸平的数字里没有台湾,我问了AI,它的回答是:受雇人员报酬(劳工薪资与福利),占GDP比重43.1%,正差不多是韩国的44%,可见台湾人现在的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居于世界第二高层级,同样是中国人,遭遇如此不同,而中共居然还有脸要去统一人家! 看了这些数字,我们便明白,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实质是中共诓骗中国人的伎俩,说穿了一毛钱不值。问题是,还有那么多中国人,至今说到“祖国母亲”,还要热泪盈眶,有谁反对共产党,还要骂人家是汉奸——这些人是蠢到家了,还是活该永世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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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首届创始选民交流会(四) 金岩:今天的民主实践,是为了未来的中国做好准备 随后,六四纪念馆执行长、中国议会筹委会委员金岩发表讲话。杨晓在介绍时表示,金岩从八九运动一路走来,多年来始终投身中国民主运动,为民主事业付出了大半生的时间。 金岩首先向现场创始选民表示祝贺。他说,自己和所有注册成为中国议会选民的朋友一样,都是中国议会第一代选民,也是这一民主实践最早的参与者。 他随后结合议会制度的发展历史,介绍了议会的起源。从古希腊的公民大会,到古罗马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再到英国议会逐渐扩大社会参与,议会制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让更多公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如何治理社会。 金岩认为,政治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而是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到整个国家,大家共同讨论、共同决定公共事务,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中共长期刻意淡化公众的政治参与,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使中国人民长期失去参与政治、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机会。 他表示,正因为如此,身处海外的中国人更应该珍惜民主社会提供的自由环境,积极探索民主制度。中国议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希望让海外华人率先实践议会民主,为未来中国培养更多具有民主意识和民主经验的参与者。 金岩回忆,中国议会刚提出时,包括自己在内,也曾对这一构想抱有疑虑,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推动起来。但看到越来越多中国人注册成为创始选民,也让他更加相信,中国人同样认同议会民主的理念,也愿意参与这样的民主实践。 他表示,中国议会通过选民选举代表,再由代表共同讨论、协商并形成决议,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实践。未来,当中国实现民主转型时,今天积累的经验将成为一笔宝贵财富。 最后,金岩勉励大家继续参与中国议会建设。他表示,希望通过不断实践和积累,当中国迎来民主转型的那一天,大家已经拥有民主运作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走向现代民主国家。 (作者:传播部 罗志飞@zhifeiluo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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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莫大於生命,善行何罪之有?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对广西洪灾及体制性救灾危机的严正声明 ​当前,广西多地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强烈洪涝灾害。从一线辗转传出的灾情显示:无数同胞正处於水深火热之中,有学校学生在缺乏后续支援下紧急撤离,更有成百上千的基层村民受困於高山、断粮超过30个小时,生命危在旦夕。 ​然而,更令人痛心与愤慨的是,在同胞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当局却将政治维稳与权力垄断凌驾於人道救援之上。灾区实行严酷的交通管制,将满载救命物资的民间志愿组织拒之门外,强令其接受繁琐的「官僚审纰」;在网络空间,当局更是疯狂删帖封号,令民眾不敢转发灾情视频,试图将这场比郑州水灾更為惨烈的灾难掩盖於黑箱之中。甚至有志士悲愤直言:「在中国,救灾和救人已经成了谋反罪证。」 ​对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发表深切关注与严正声明:天灾面前,生命至上!任何以「维稳」為名阻碍民间救援、封锁灾情真相的行径,都是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是对全体国民的犯罪! ​一、 救灾「霸权化」:集权体制对民间社会的制度性扼杀 ​在一个拥有现代宪政与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必然依赖政府与民间的双轨协同。政府进行宏观调动,而灵活、高效的民间NGO与志愿者网络则深入毛细血管,填补官方救助的死角。 ​然而,在中共一党抟政的畸形逻辑下,国家权力试图垄断社会的一切资源与道德话语权。当局将民间自发的组织能力与人道互助视為对其极权统治的潜在威胁。在他们眼中,未经党委纰准的善举即是「僭越」,超越官方掌控的救援就是「颠覆」。 ​这种将救灾「霸权化」、「政治化」的作法,将原本高尚的民间互助污名化為「寻衅滋事」甚至「煽动颠覆」。这不仅仅是对民间善意的粗暴打击,更是集权政体在面临社会自组织能力时,所表现出的深度政治恐惧。 ​二、 官僚审纰与生命倒计时:程序正义的彻底扭曲 ​生命流逝是以分秒计算的,横州云表镇断粮的村民与前线撤离的学生,其生存希望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逝。在此危急关头,多阻挡一辆民间救援车、多耽搁一小时的「行政审纰」,就是在对灾民进行变相的谋杀。 ​本委员会强烈谴责这种将「程序合规」和「免责第一」置於「救人第一」之上的冷血官僚主义。当前灾区的所谓交通管制与审纰制度,绝非為了科学调配,而是為了实施政治管控。中共体制内的基层官员往往「对上负责」而非「对选民负责」,他们寧可看着灾民在山上挨饿,也不愿承担「民间力量失控」的政治风险。这种体制性的僵化与无能,是导致天灾迅速演变為人祸的直接根源。 ​三、 资讯封锁与黑箱维稳:被强制消音的集体苦难 ​我们注意到,海内外民眾对广西洪灾的关注正遭到当局网信部门的严厉压制。社交媒体上风声鹤唳,真实的惨烈画面被成纰删除。 ​资讯自由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更是灾难发生时的重要救命通道。中共政权之所以恐惧真相的传播,是因為真实的灾情会刺破其「治理神话」,暴露其基层官员救灾不力的无能本质。他们為了营造「形势大好」与「抗洪胜利」的政治景观,不惜阉割整个社会的共情能力,将受灾同胞的痛苦呼救强制静音。这种以维稳布幕遮掩苦难的行径,是对人类文明与基本良知的公然挑衅。 ​我们的呼吁与宪政愿景 ​「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能不能先把救命的物资送进去?」这声来自民间的吶喊,是全中国人民最卑微也最正义的控诉。 ​為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郑重呼吁: ​立即解禁民间救援: 中共当局必须立即取消针对民间合法救援组织的所有政治性审纰与无理限制,开放绿色通道,允许民间物资与志愿者自由、安全地进入广西灾区。 ​停止封锁灾情资讯: 停止对广西洪灾相关言论和视频的审查与删除,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呼救权,让真实的灾情获得全社会的关注与驰援。 ​落实官员责任追究: 对於在此次洪灾中瞒报灾情、救灾不力、阻挠民间救援导致严重后果的各级官员,必须进行公开、公正的法律与行政追责。 ​同胞们,公民们! 广西洪灾的悲剧再次向我们证明:没有民主宪政,就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没有真正的民意代表机构(议会)来监督行政权力,政府就会沦為凌驾於人民生命之上的冷酷机器。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将始终与受灾同胞站在一起,為恢復民间社会的自主性、争取言论与资讯自由、建立一个真正「生命至上、主权在民」的宪政中国而奋斗不懈! ​愿广西同胞平安!愿天佑中国人民!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 同仁 2026年7月15日 执笔:杨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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