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中国已授权德意志银行在欧洲办理人民币交易结算，使其成为首家获得这项资格的非中国银行。北京正借此扩大人民币海外清算网络。 这是中国政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动作，不代表市场看好中国经济，更不是西方在给中共信用背书。

为什么中共治下的中国无法、永远无法成为消费型大国？ 因为消费型大国的根基，不是人口多，而是居民强。 很多人以为，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只要经济发展起来，就自然会变成消费型大国。这是误解。 人口多，只代表嘴多、手多、劳动力多，不代表消费能力强。真正的消费型大国，需要普通人有稳定收入、有社会保障、有产权安全、有长期预期。简单说，就是老百姓不仅手里有钱，而且敢花钱，敢规划未来，敢买房，敢生孩子，敢承担长期消费。 这才叫消费型大国。 但中共治下的中国，恰恰不允许这种社会自然形成。 为什么？ 因为真正的消费者，不只是买东西的人。真正的消费者背后，是一个有收入、有保障、有权利、有安全感的居民部门。 而一个强大的居民部门，最后一定会变成强大的社会。 居民有钱了，就会问税花到哪里去了； 中产稳定了，就会要求产权保护； 民企强大了，就会要求政策边界； 普通人有安全感了，就不会事事依赖政府； 社会有组织能力了，就不会任由权力随意支配。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中共需要经济发展，但它不需要一个真正强大的社会。它需要人民能劳动、能纳税、能供养国家机器、能为出口和生产服务；但它不希望人民真正独立、富裕、有组织能力、有产权意识。 所以中国可以成为生产型大国，可以成为出口型大国，可以成为基建型大国，也可以一度成为房地产泡沫大国，但它很难、也不可能在中共统治逻辑下成为真正的消费型大国。 消费型大国需要的是：国家服务居民。 中共统治需要的是：居民服从国家。 这两者从根上就是冲突的。 中国长期消费不足，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不爱消费，也不是因为人口不够多，而是因为普通人不敢消费、不能消费、没有稳定预期。 教育要自己扛，医疗要自己扛，养老要自己扛，失业风险要自己扛，房贷压力要自己扛，政策变化也要自己扛。一个人对未来越不安全，他就越不敢花钱。 所以中国人不是不想消费，而是不敢把钱花光。 更深一层说，中共并不真正希望形成一个庞大、稳定、独立的中产阶级。因为这样的阶层一旦形成，就会天然要求法律、产权、问责、透明、边界和尊严。 这些东西，正是极权统治最不愿意交出来的东西。 所以中共所谓刺激消费，永远只能是表面刺激。发一点券，降一点息，喊几句扩大内需，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真正要让中国成为消费型大国，就必须让居民部门变强，让民营经济有信心，让产权稳定，让社会保障可靠，让普通人不再恐惧未来。 但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实现了，中共还能维持今天这种统治逻辑吗？ 不能。 所以结论很简单： 只要中共还是中共，只要它的统治逻辑不变，中国就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消费型大国。 因为消费型大国需要强居民，而中共需要弱社会。 消费型大国需要独立的消费者，而中共需要可控的人民。 这不是经济周期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纪念江泽民百岁冥诞 习近平高度评价、胡锦涛未到场】 前中国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2022年11月30日逝世，今年8月17日是他的百岁冥诞。这天，中国官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替他举行纪念大会，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大约40分钟的演说。 据香港《明报》报导，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已故领袖诞辰通常只会举行座谈会，仅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人举办过纪念大会，江泽民是第七位。此外，今年中国官方还替江泽民发行纪念币、纪念邮票；央视连日播出文献纪录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则在《人民日报》发表超过6千字的长文回顾他的一生。 在纪念大会上，习近平高度评价江泽民的生命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并多次强调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巨大贡献。 习近平提到江泽民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说江泽民“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 习近平不忘借这次演说，重申自身的主张，包含要做到“两个维护”，也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还说，在江泽民卸下党与国家领导职务后，仍然“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谈到江泽民“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习近平称他“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习近平并以“1989年春夏之交”的“严重政治风波”来称呼六四天安门事件，赞赏江泽民当年“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 事实上，六四事件是江泽民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镇压学生而失去权力，由江泽民取而代之。德国的汉学家列维（Katja Levy）曾形容他在外国观察家眼中是“机会主义者”，“如果不是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不会得到权力”；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亦曾指江泽民善于在党内各派系间灵活运作，最后形成自己的派系，也就是所谓“上海帮”。 2002年，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将权力交给被普遍视为邓小平隔代钦定接班人的胡锦涛。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泽民百岁诞辰纪念大会上，卸任的前领导阶层人士多数都到场，但胡锦涛并未出席。 海外民主人士、《北京之春》期刊荣誉主编胡平在X平台发文指出，到场参加的「元老」包含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俞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岚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缺席的有胡锦涛、李瑞环、吴官正、罗干。 胡锦涛现年83岁，今年7月底曾有未经证实的传闻称他“食物中毒身亡”，在网路上引发热议。他上一次公开露面是2022年底参加江泽民的告别式；此前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曾被工作人员“请出”会场。官方当时说法是胡锦涛“身体不适”，但有观察认为，这展现出习近平与胡锦涛的立场与路线冲突，而胡锦涛被带走的画面象征性地呈现出“旧时代的终结”。 另一方面，在江泽民的纪念会隔日，刚于今年8月12日逝世的前总理朱镕基，遗体即将火化。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导，北京天安门，还有各省级特区政府所在地都会降下半旗致哀。

只有可怜的8%！中南海居然还做“春秋大梦”/（颜纯钩评论文章）台湾籍经济学家在大陆“捞”得风生水起的有两个，一个是林毅夫，一个是郎咸平。林毅夫是从台湾游水偷渡大陆，长时间受中共重用，曾代表中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可算体制中人。郎咸平相对以民间身份，活跃于大陆不同的传播平台，因为算不上体制中人，所以针砭时弊比较敢言。 最近看到郎咸平一个视频，他以各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来比较各国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数字很有趣，值得转述给大家知道。 美国全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是58%，英国是56%，日本53%，法国53%，加拿大51%，澳大利亚47%，西方先进国家在50%至60%之间，这是第一个层级；此外，韩国44%，阿根廷36%，墨西哥33%，委内瑞拉31%，拉美国家大多在33%左右，这是第二个层级；亚洲国家中，泰国和菲律宾28%，伊朗和土耳其25%，这是第四个层级；非洲国家没有具体数字，郎咸平估计都在20%以下，这是第四个层级。 郎咸平在节目中请现场观众估计中国的数字，九成以上观众都认为中国国民收入占GDP比重，应该与非洲差不多，但郎咸平最后“开古”，中国人的收入总额占GDP比重只有8%，这是全世界包尾，属于第五个层级。 郎咸平是经济学家，在大陆舆论环境下，他不敢说假话，所以这些数字都是经得起拷问的，绝对可信。 这个数字比较的不是国民平均收入的绝对数字，而是国民收入总额占GDP数字的比重。中国人的收入总额，只占中国国家GDP总额的8%，相对于非洲国家的20%，中国少了一倍多。 中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怎么样的国家？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权利归于人民，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四是实行计划经济。其他的暂时放过，先问一句，是谁决定今日中国国家的财富分配，是中国人民吗？显然不是；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吗？更不是；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实际上也不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共中央决定以后，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去举手通过的。 因此，决定中国财富分配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中共政府只分配给国民8%的GDP，剩下92%的GDP去了哪里？一是去了搞国家级投资，二是去搞国际战略扩张，三是去搞国防，四是去维持地方政府营运，五是去扶植政府的高质生产力，六是满足各级党官贪腐的胃口，最后才轮到分派给一般国民的残𡙡剩饭。 所谓社会主义，顾名思义，便是“社会”是最高原则。何为社会？社会即是全体国民组成，全体国民是这个制度的利益所在，意味著国家财富应该最先用来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政府决策时，国家利益虽然重要，但国民利益应该凌驾国家利益。如果国民利益被国家利益剥夺，国家对国民便没有意义，那不叫社会主义，叫国家主义。 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先设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才去满足国家发展的其他需求，而不是反过来，以国家碾压国民，置国民基本需求于不顾。今日中国人大面积返贫，中共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这便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角度。 为什么非洲国家那么穷，但他们分配给国民的收入总额却比中国高？因为他们的政府重视国民生活多于国家发展，国家发展可以慢一点，但国民不能朝不保夕。为什么中国人收入占GDP比重那么低，因为中国政府维持统治需要更多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唯一的途径就是从每个中国人口袋中来。 说穿了，中共搞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人的社会主义，只是中共以社会主义为名，巧取豪夺的一种口实而已。为什么中共的改革开放做到一定程度就要往回收，绝对不会搞政治改革，因为一搞政治改革，就把社会主义改到资本主义那头去了。中国一实施资本主义，最终就会改行议会民主、全民投票、健全法治与人权、实现充份的个体自由，那时中共就“冇碇企”，国家就不是中共的，红色家族就会“见财化水”。 中国2025年的GDP总值为14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中国人的收入占GDP提升到泰国与菲律宾的28%（都是亚洲国家，没有理由不如他们），那就相当于39.2万亿人民币，这笔财富给全中国13亿人分，每人可得3万元。每年多收入3万元，等于每个人平均月收入多二千多元。 这𤴓以常识推断的数字，以目前中国国民收入占GDP低至8%，要提升到28%，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不管如何，即使赶上泰国菲律宾，对中国人也是不无小补，再努力几年，中国有没有机会追上韩国呢？按理也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中共不要这样干。 郎咸平的数字里没有台湾，我问了AI，它的回答是：受雇人员报酬（劳工薪资与福利），占GDP比重43.1%，正差不多是韩国的44%，可见台湾人现在的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居于世界第二高层级，同样是中国人，遭遇如此不同，而中共居然还有脸要去统一人家！ 看了这些数字，我们便明白，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实质是中共诓骗中国人的伎俩，说穿了一毛钱不值。问题是，还有那么多中国人，至今说到“祖国母亲”，还要热泪盈眶，有谁反对共产党，还要骂人家是汉奸——这些人是蠢到家了，还是活该永世为奴？

回顾首届创始选民交流会（四） 金岩：今天的民主实践，是为了未来的中国做好准备 随后，六四纪念馆执行长、中国议会筹委会委员金岩发表讲话。杨晓在介绍时表示，金岩从八九运动一路走来，多年来始终投身中国民主运动，为民主事业付出了大半生的时间。 金岩首先向现场创始选民表示祝贺。他说，自己和所有注册成为中国议会选民的朋友一样，都是中国议会第一代选民，也是这一民主实践最早的参与者。 他随后结合议会制度的发展历史，介绍了议会的起源。从古希腊的公民大会，到古罗马的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再到英国议会逐渐扩大社会参与，议会制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让更多公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如何治理社会。 金岩认为，政治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而是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到整个国家，大家共同讨论、共同决定公共事务，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中共长期刻意淡化公众的政治参与，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使中国人民长期失去参与政治、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机会。 他表示，正因为如此，身处海外的中国人更应该珍惜民主社会提供的自由环境，积极探索民主制度。中国议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希望让海外华人率先实践议会民主，为未来中国培养更多具有民主意识和民主经验的参与者。 金岩回忆，中国议会刚提出时，包括自己在内，也曾对这一构想抱有疑虑，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推动起来。但看到越来越多中国人注册成为创始选民，也让他更加相信，中国人同样认同议会民主的理念，也愿意参与这样的民主实践。 他表示，中国议会通过选民选举代表，再由代表共同讨论、协商并形成决议，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实践。未来，当中国实现民主转型时，今天积累的经验将成为一笔宝贵财富。 最后，金岩勉励大家继续参与中国议会建设。他表示，希望通过不断实践和积累，当中国迎来民主转型的那一天，大家已经拥有民主运作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国走向现代民主国家。 （作者：传播部 罗志飞@zhifeiluofree）

权力莫大於生命，善行何罪之有？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对广西洪灾及体制性救灾危机的严正声明 ​当前，广西多地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强烈洪涝灾害。从一线辗转传出的灾情显示：无数同胞正处於水深火热之中，有学校学生在缺乏后续支援下紧急撤离，更有成百上千的基层村民受困於高山、断粮超过30个小时，生命危在旦夕。 ​然而，更令人痛心与愤慨的是，在同胞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当局却将政治维稳与权力垄断凌驾於人道救援之上。灾区实行严酷的交通管制，将满载救命物资的民间志愿组织拒之门外，强令其接受繁琐的「官僚审纰」；在网络空间，当局更是疯狂删帖封号，令民眾不敢转发灾情视频，试图将这场比郑州水灾更為惨烈的灾难掩盖於黑箱之中。甚至有志士悲愤直言：「在中国，救灾和救人已经成了谋反罪证。」 ​对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发表深切关注与严正声明：天灾面前，生命至上！任何以「维稳」為名阻碍民间救援、封锁灾情真相的行径，都是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是对全体国民的犯罪！ ​一、 救灾「霸权化」：集权体制对民间社会的制度性扼杀 ​在一个拥有现代宪政与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必然依赖政府与民间的双轨协同。政府进行宏观调动，而灵活、高效的民间NGO与志愿者网络则深入毛细血管，填补官方救助的死角。 ​然而，在中共一党抟政的畸形逻辑下，国家权力试图垄断社会的一切资源与道德话语权。当局将民间自发的组织能力与人道互助视為对其极权统治的潜在威胁。在他们眼中，未经党委纰准的善举即是「僭越」，超越官方掌控的救援就是「颠覆」。 ​这种将救灾「霸权化」、「政治化」的作法，将原本高尚的民间互助污名化為「寻衅滋事」甚至「煽动颠覆」。这不仅仅是对民间善意的粗暴打击，更是集权政体在面临社会自组织能力时，所表现出的深度政治恐惧。 ​二、 官僚审纰与生命倒计时：程序正义的彻底扭曲 ​生命流逝是以分秒计算的，横州云表镇断粮的村民与前线撤离的学生，其生存希望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逝。在此危急关头，多阻挡一辆民间救援车、多耽搁一小时的「行政审纰」，就是在对灾民进行变相的谋杀。 ​本委员会强烈谴责这种将「程序合规」和「免责第一」置於「救人第一」之上的冷血官僚主义。当前灾区的所谓交通管制与审纰制度，绝非為了科学调配，而是為了实施政治管控。中共体制内的基层官员往往「对上负责」而非「对选民负责」，他们寧可看着灾民在山上挨饿，也不愿承担「民间力量失控」的政治风险。这种体制性的僵化与无能，是导致天灾迅速演变為人祸的直接根源。 ​三、 资讯封锁与黑箱维稳：被强制消音的集体苦难 ​我们注意到，海内外民眾对广西洪灾的关注正遭到当局网信部门的严厉压制。社交媒体上风声鹤唳，真实的惨烈画面被成纰删除。 ​资讯自由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更是灾难发生时的重要救命通道。中共政权之所以恐惧真相的传播，是因為真实的灾情会刺破其「治理神话」，暴露其基层官员救灾不力的无能本质。他们為了营造「形势大好」与「抗洪胜利」的政治景观，不惜阉割整个社会的共情能力，将受灾同胞的痛苦呼救强制静音。这种以维稳布幕遮掩苦难的行径，是对人类文明与基本良知的公然挑衅。 ​我们的呼吁与宪政愿景 ​「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能不能先把救命的物资送进去？」这声来自民间的吶喊，是全中国人民最卑微也最正义的控诉。 ​為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郑重呼吁： ​立即解禁民间救援： 中共当局必须立即取消针对民间合法救援组织的所有政治性审纰与无理限制，开放绿色通道，允许民间物资与志愿者自由、安全地进入广西灾区。 ​停止封锁灾情资讯： 停止对广西洪灾相关言论和视频的审查与删除，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呼救权，让真实的灾情获得全社会的关注与驰援。 ​落实官员责任追究： 对於在此次洪灾中瞒报灾情、救灾不力、阻挠民间救援导致严重后果的各级官员，必须进行公开、公正的法律与行政追责。 ​同胞们，公民们！ 广西洪灾的悲剧再次向我们证明：没有民主宪政，就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没有真正的民意代表机构（议会）来监督行政权力，政府就会沦為凌驾於人民生命之上的冷酷机器。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将始终与受灾同胞站在一起，為恢復民间社会的自主性、争取言论与资讯自由、建立一个真正「生命至上、主权在民」的宪政中国而奋斗不懈！ ​愿广西同胞平安！愿天佑中国人民！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 同仁 2026年7月15日 执笔：杨纯华

台湾何去何从：北京会在什么时候认为“不能再等”？ ---从台湾世代变化、芯片产业、中美军力和2035窗口谈起 讨论台湾问题时，人们往往喜欢寻找一个年份。 有人说2027，因为那是解放军建军百年节点；有人说2049，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还有人认为根本不会打，两岸会无限期维持现状。 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种说法都把问题简单化了。 真正决定台湾问题何时进入终局的，未必是哪一年写在日历上，而是北京什么时候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待，已经不会让统一变得更容易。 如果这个判断始终没有出现，两岸完全可能继续拖下去。 但如果中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条件已经成熟，而台湾社会又越来越明确地把“永久维持分治”当成最终状态，那么北京的决策逻辑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从今天能够看到的趋势出发，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2027，而是2035年前后。 一、先说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却不等于越来越支持法理独立 台湾最明显的长期变化，不是哪一个政党支持率高了几个百分点，而是身份认同。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几十年的长期调查非常清楚地显示，单一“台湾人认同”长期上升，而单一“中国人认同”已经降到很低；在统独选择上，各种形式的“维持现状”长期占据主体。 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年轻人的主流政治心理，很可能既不是传统国民党的“中国统一”，也不是早期独派意义上的“赶快成立台湾共和国”。 更像是： “我是台湾人。” “我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改国号打一场战争。” “现在这样自己选总统、自己治理自己，最好一直维持下去。” 这是台湾社会最值得北京重视的变化。 因为从台湾人的主观角度看，这叫“维持现状”。 但从北京的长期国家目标看，如果“维持现状”的真实含义逐渐变成： 2026这样，2046这样，2066还是这样，而且永远不讨论统一， 那它最终就不再是一个临时状态，而接近永久分治。 问题就出在这里。 《反分裂国家法》并没有规定“台湾必须在某年以前统一”，但它明确保留了在“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等情况下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空间。2025年《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时，北京仍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并强调大陆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所以台湾社会越觉得“永久维持现状”是最安全的选择，北京反而越可能在更远的未来产生另一个判断： 如果再等下去，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只会越来越小。 这是两岸今天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二、但是，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不代表台湾一定越来越支持民进党 这一点经常被混淆。 2024年总统选举的年龄结构很有代表性。柯文哲在年轻人中明显占优，侯友宜在年轻层严重落后，赖清德则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基础。 这说明台湾年轻人的变化首先是： 传统蓝绿政党认同变弱，台湾身份认同却变强。 一个30岁的台湾人完全可以同时认为： “台湾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一部分。” “我不想统一。” “但我也讨厌民进党。” 所以未来真正可能消失的不是“国民党”这个组织，而是传统国民党的某些政治叙事。 如果国民党想长期活下去，它最终很可能必须进一步台湾化，变成一个主张中华民国框架、反对法理台独、重视两岸交流、但同时明确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控制的台湾中间偏右政党。 民众党或者未来其他第三势力同样可能占据这个空间。 换句话说，台湾未来未必越来越“绿”，却很可能越来越形成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不主动宣布独立，也不愿接受统一。 这才是北京真正要面对的东西。 三、台湾今天经济很好，但最大的长期危险不是衰退，而是“不再不可替代” 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已经经济不行了，这与现实不符。 2025年台湾实际GDP增长超过8%，2026年在AI、半导体和服务器需求推动下，官方最新预测甚至达到11%左右。台湾2025年出口达到约6400亿美元，美国已经以31%的占比超过中国大陆及香港的26.6%，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所以台湾现在绝不是一个正在经济崩溃的地方。 真正的问题在于另一件事： 台湾目前最重要的战略价值，很大程度建立在它拥有一些大陆和世界短期难以替代的技术与产业。 最典型的当然是先进半导体。 台湾过去几十年很多优势其实已经经历过类似过程。 LCD面板、普通电子制造、部分PCB、LED、太阳能等领域，过去台湾都有很强的领先地位。大陆产业规模扩大以后，并不是台湾突然不会做了，而是大陆也会做，而且很多领域做得更多、更便宜。 台湾于是只能继续往产业链上游跑。 从PC代工跑向晶圆代工，再跑向先进封装、AI服务器、高性能计算。 问题是，这是一场永远不能停下来的比赛。 中国目前已经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约32%，超过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四国之和。 所以长期真正值得问的问题不是： “中芯国际今年是不是已经追平台积电？” 而是：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体系、远大于台湾的研发投入、完整产业链和巨大工程师规模的经济体，如果连续二十年把先进半导体国产化当成战略目标，台湾能否永远保持两三代优势？ 我认为很难把答案理所当然地设定成“可以”。 如果到2035年前后，大陆在先进逻辑制程、存储、半导体设备、材料、AI芯片等主要领域都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核心需求，那么台湾对大陆最重要的一张经济牌就会明显贬值。 大陆未必需要制裁台湾。 只要自己会做了，台湾原来的稀缺价值自然就下降。 这反而比制裁更加不可逆。 四、台湾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大陆从下面追，美国从上面搬 台湾现在有一个长期容易被忽视的夹击。 大陆不断向高端制造爬升。 与此同时，美国又在主动降低先进半导体过度集中台湾的风险。 2026年美台达成的半导体与投资安排中，台湾半导体及科技企业承诺至少新增2500亿美元美国投资，以加强美国本土先进半导体、能源与AI产业能力。 这当然不会让台湾半导体产业明天消失。 台积电最重要的研发、人才和先进产能目前仍然高度集中台湾。 但长期方向很值得关注： 大陆希望降低“没有台湾芯片就无法正常发展”的风险； 美国也希望降低“台湾出事美国科技产业就瘫痪”的风险。 这意味着台湾过去最重要的“硅盾”，实际上同时受到两边侵蚀。 大陆追赶它。 美国复制它。 台湾仍然可能长期保持富裕、先进和高技术，但存在一种2035至2045年的可能： 台湾从一个全球高度不可替代的科技节点，逐渐变成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富裕，却没有过去那么不可替代的发达经济体。 如果出现这种变化，最大的影响甚至不是台湾人的收入，而是台湾在大国战略计算中的重量。 五、为什么我认为北京最容易做的，反而不是政治工作，而是继续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力 两岸和平统一最难解决的，其实一直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互信。 北京可以承诺： 统一以后台湾保持现有生活方式； 保护私人财产； 保持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 台湾可以享受大陆巨大市场。 2022年大陆统一白皮书确实仍然强调这些内容。 问题是台湾人真正担心的是： “今天答应了，三十年以后怎么办？” 这是一种典型的可信承诺问题。 哪怕大陆明天把香港政治制度重新放宽，也未必能让台湾多数人马上接受统一。 因为台湾对统一的拒绝已经不只是制度恐惧，还包含非常深的政治共同体认同。 一个人完全可能认为大陆民主、富裕、自由，却仍然说： “很好，那我们就做关系很好的两个华人社会，为什么一定要合并？” 所以政治互信可能是北京最难解决的问题。 相反，有两件事的结果非常容易验证： 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军事实力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芯片造出来就是造出来。 军舰下水就是下水。 导弹、无人系统、核力量、造船工业和航空工业有没有形成规模，也都是客观能力。 这就产生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逻辑： 如果北京认为未来十年自己的综合实力仍然会上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天承担战争、制裁、资本外逃和战后重建的巨大成本？ 继续投入经济、科技、军工和抗制裁能力，本身就具有更高的期权价值。 最理想的军力从来不是打出去的军力，而是让别人重新计算选择的军力。 六、2035为什么比2027更值得注意 2035不是公开的台湾统一期限。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但是2035本身确实是中国官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节点。中国公开规划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美国国防部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也仍然把2027、2035和2049作为解放军三个主要现代化节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是2035前后，而不是把2027当成所谓“攻台截止日期”。 到2035年可能同时出现几件事。 第一，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常规军事能力与今天相比更加成熟。 第二，中国战略核力量更加完整，美国干涉台海需要考虑的已经不是损失几十架飞机，而是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失控升级的可能。 第三，大陆先进产业对台湾关键技术的依赖进一步下降。 第四，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固化，北京对“台湾民意以后自然转向统一”的期待更低。 第五，美国、日本、台湾也在加速军事建设，因此北京同样不能假设时间永远只对自己有利。 所以2035的特殊意义不是： “到这一年必须打。” 而是： 到这一阶段，北京可能第一次同时具备更成熟的实力，又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继续等待的政治收益在下降。 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才是真正的风险窗口。 七、美国到底会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开战？ 这是台湾问题里最容易被情绪化讨论的问题。 支持台湾的一方经常默认美国一定会来。 另一边又经常默认美国绝不会来。 两种判断都缺乏依据。 美国对台湾没有类似美日安保条约那样的自动共同防御义务。美国长期政策本身就是战略模糊。 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同时达到两个目标： 让北京相信美国可能介入，因此不敢轻易动武； 又不提前把自己锁死，真正发生战争时仍然保留选择。 台湾对美国当然重要。 它位于第一岛链中央，关系日本、菲律宾、西太平洋力量平衡和美国亚洲联盟信誉。 因此把台湾简单说成“美国只关心芯片”同样不准确。 但台湾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是不对称的。 对北京而言，台湾同时涉及： 国家统一、民族历史叙事、中共政治使命、沿海安全、西太平洋军事地理和中美战略竞争。 对华盛顿而言，它主要涉及： 地区力量平衡、亚洲联盟信誉、第一岛链、供应链、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 中国可以认为： “这是我的国家统一问题。” 美国不会认为： “没有台湾美国就不是完整的国家。” 这个差异非常重要。 如果未来中国第一岛链常规军力越来越强，核二次打击能力越来越可靠，而美国又逐渐把先进芯片产能分散出去，华盛顿最终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尖锐： 台湾很重要，但重要到值得美国本土冒核战争风险吗？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美国和整个北约可以提供巨额武器、资金、情报和制裁支持，却始终避免美俄军队直接全面交战。 台湾与乌克兰当然不能机械类比，中国与俄罗斯也不是同一个国家。 但乌克兰战争至少证明了一点： 面对另一个核大国，“支持一个伙伴”与“本国军队亲自参战”是完全不同的决策。 未来中国实力越接近甚至局部超过美国，这个区别只会更加重要。 八、日本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风险比美国更加直接 日本近年来明显把台湾海峡稳定与自身安全联系起来。 日本2025年防卫白皮书继续把中国军事活动称为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同时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从地图看，日本有充分理由担心台湾被大陆控制以后西南诸岛安全环境恶化。 但另一面同样存在。 如果日本真正参加台海战争，就意味着日本与中国发生热战。 这不是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能够概括的事情。 战争意味着冲绳、九州军事基地可能进入攻击范围，中日经济关系断裂，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武大国和世界级工业国。 所以日本同样面临一个悖论： 为了避免未来安全环境恶化，要不要今天承担一场可能直接破坏自身安全的战争？ 我认为日本会长期坚持“台海和平关系日本安全”。 但未来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把这句话自动兑换成军事参战，则会越来越取决于当时的中美军事力量和日本社会自己的风险判断。 九、经济压力真正可怕的，不只是金融，而是现代工业的“不可替代时间” 过去谈长臂管辖，人们通常想到美国。 美元、银行、保险、金融结算使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域外制裁能力。 但中国拥有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力量： 实体制造和供应链。 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约32%，在大量工业中间品、电子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加工环节拥有巨大的规模优势。 对于台湾这种高度发达、供应链极其复杂的岛屿经济体，危险之处不是“少买一些中国手机”。 手机可以晚一年换。 真正困难的是工业系统中某一个价值很低，却必须每天供应的零件、材料或中间品突然消失。 现代工业的特点是： 一个几美元的零件可能卡住几万美元的设备。 找到第二家供应商，也不代表第二天就能使用。 可能还需要验证、认证、重新设计生产流程。 所以中国制造业形成的经济影响力不能简单按进口金额计算。 当然，这种工具一旦频繁使用，也会产生强烈反作用，刺激台湾、美日欧不计成本建设替代供应链。 这也是为什么从北京自己的长期利益看，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不断制裁，而是： 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别人主动认为脱离中国的成本太高。 威慑的最高状态仍然是不用。 十、台湾相对大陆越来越小，也会改变统一后的政治经济计算 九十年代，两岸经济体量差距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今天台湾已经是一个不到大陆5%经济规模的经济体，而且随着大陆继续增长，这个比例未来还可能下降。 这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结果。 一方面，北京越来越没有必要为了台湾的财富破坏台湾经济。 未来大陆如果比台湾大几十倍，那么即使给予台湾非常优厚的财政、税收、市场和社会制度安排，对全国来说也只是很小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人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把台湾的钱拿走”，反而越来越缺乏经济逻辑。 但另一方面，台湾经济占全国越小，也意味着一旦台湾某些政治制度与北京认定的国家安全和中央权威发生冲突，北京为了保护台湾经济而克制自己的动力也会降低。 所以未来统一承诺中： 财产权、企业制度、福利和商业规则可能相对容易保障； 真正最困难的仍然是政治权利。 问题最终还是那几个： 台湾还能不能选出一个北京不喜欢的领导人？ 媒体能否主张台湾重新独立？ 台湾地方政治与中央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谁拥有最终裁决权？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互信可能永远比经济利益难解决。 十一、所以我为什么把真正的窗口放在2035前后 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交叉。 台湾社会长期来看，统一意愿没有明显上升的理由。 大陆的经济、工业、军力和科技能力却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美国和日本当然也会加强准备，但中国具有本土地理、全球最大制造业体系和军力集中于西太平洋的优势。 于是北京未来真正需要判断的是： 我的实力增长速度，是不是仍然快于台湾及其外部支持体系的增强速度？ 如果答案一直是“是”，那么北京越没有理由提前行动。 因为2026能做的事情，2030可能成本更低。 2030能做的事情，2035可能根本不用做就能形成威慑。 但到了某一个阶段，情况可能反转。 台湾身份继续固化。 美日军事体系继续强化。 台湾供应链继续向美国和东南亚转移。 大陆人口和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于是北京可能开始问： 再等十年，到底会更容易，还是更难？ 我认为这个问题真正进入决策层核心议程的时间，很可能就在2030年代。 所以我的基准判断不是： “2035年中国会攻打台湾。” 而是： 2035前后很可能成为北京重新评估“时间到底还站不站在统一一边”的关键节点。 如果北京仍然认为时间有利，完全可能继续等。 如果北京认为军事实力已经足够，而台湾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正在永久消失，继续等待反而降低统一概率，那么整个台海战略逻辑就会发生改变。 十二、最理想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不打 中国真正追求的最优结果显然不是： 花费巨大军费建设几十年，然后把这些军力全部投入一场破坏两岸经济、摧毁台湾基础设施、触发全球制裁甚至中美战争的大战。 如果实力增长最终能够让三个地方同时改变计算： 华盛顿认为直接与中国战争的成本超过台湾的战略价值； 东京认为台海虽然重要，但没有重要到值得日本本土进入中日战争； 台湾社会认为永久拒绝政治谈判已经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选择； 那么北京就可能获得远高于今天的谈判地位。 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正含义。 它并不是台湾人突然热爱统一。 甚至可能大多数台湾人在感情上仍然最喜欢维持现状。 只是到了那时，他们面对的现实选择已经从： “统一还是永远维持现状？” 变成： “在现有力量格局下，怎样安排两岸关系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台湾现有生活方式？” 一旦问题发生这种变化，台湾政治就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结语：台湾问题真正的倒计时，不在日历上 我不认为北京已经存在一个公开或可以证明的“2035统一时间表”。 我也不认为战争是必然。 台湾经济目前仍然非常强，台湾也正在强化防御、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并重新组织供应链；美国、日本同样不会坐着等待中国实力增长。2027年台湾国防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万亿新台币，本身就说明力量变化一定会产生反作用。 所以任何简单的线性外推都可能失败。 但如果一定要回答“台湾问题什么时候最值得担心”，我不会选择2027，也不会机械地选择2049。 我会看2035前后。 不是因为2035有什么神秘期限。 而是因为到那个阶段，有可能同时出现： 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入新的成熟阶段； 先进产业对台湾依赖明显下降； 战略核威慑进一步增强； 台湾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更加固化； 美国和日本是否愿意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变得更加现实； 北京也第一次需要认真判断，继续等待究竟是在积累实力，还是在永久失去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 台湾问题最后真正的临界点，很可能不是台湾哪一天宣布独立。 而是北京哪一天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下去，已经不会更好了。” 在那以前，时间是战略资源。 在那以后，时间本身就可能变成压力。 所以，与其天天猜“哪一年开战”，不如关注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的实力增长，台湾的身份变化，以及美国、日本承担战争风险的意愿，究竟哪一条曲线变化得更快？ 这三条曲线最终交叉的位置，才可能是真正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地方。

今天上午, 应邀参加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第六十六届图伯特民主节, 这是流亡藏人一年一度必然庆祝的四个节日之一. 在行政中央司政和议会议长致辞之后, 我作为主宾发表了演讲. 演讲英文进行, 中文稿全文如下: 尊敬的达赖喇嘛尊者，各位藏人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 今天能够来到达兰萨拉，与各位共同纪念藏人民主日，我感到非常荣幸。首先，我谨向达赖喇嘛尊者，以及六十多年来为藏人自由与民主付出努力的人们，表达崇高的敬意。 不久前，藏人洛嘎·让赞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自焚抗议，不幸离世。我们为他的离去深感悲痛。这一悲剧也提醒世界：藏人承受的压迫并未成为过去。 六十多年前，许多藏人被迫离开家园。在极其艰难的流亡环境中，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藏人保存宗教和文化，也带领他们在流亡中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由藏人自己作主的社会。1960年，在尊者的推动下，首批民选藏人代表宣誓就职，开启了流亡藏人民主实践的历史。此后，藏人社会逐步提出未来西藏的民主宪政蓝图，不断完善民选议会制度，并于1991年通过《流亡藏人宪章》。2001年，行政首长开始由藏人直接选举。2011年，这一民主进程迎来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尊者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将政治权力全部移交给民选领导层。 2011年以后，流亡藏人继续通过投票选出司政和议会议员，并顺利完成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一次次选举已经证明：尊者移交的绝不是象征性的权力，他所推动建立的民主制度，已经能够依靠藏人自己的选择稳定运行。 藏人的经验向世界证明：即使没有实际控制的领土，没有军队，没有国家机器，民主制度依然能够成功运行，并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共依靠暴力、谎言和控制，流亡藏人依靠的却是人民的认同、民主的授权和制度的凝聚力。正是这套民主制度，把散居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的藏人凝聚起来，让藏人的声音没有被中共消灭，也让中共始终无法代表藏人、决定藏人的未来。 今天，我们也正在筹备中国议会。中国议会尚未正式成立，但已经有超过一千名创始选民参与。我们希望在中共体制之外，开始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民主实践，为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与宪政建设积累经验。在这条道路上，藏人议会已经走在了前面。藏人的选举实践，让经过选民授权的代表能够持续在国际社会发出声音。相比之下，中国民运发展多年，却始终缺少一个具有广泛选民基础的民主代表机构。这正是中国议会最需要学习的地方。 未来的民主中国，绝不能继续以强制、压迫和同化对待藏人，而必须尊重藏人的文化、宗教、语言、民族身份、基本权利和真实意愿。中国人与藏人之间的未来，应当建立在平等与和平对话的基础上，不能再由任何政党单方面决定。我们也真诚希望中国议会与藏人议会加强交流，以谦逊的态度学习藏人积累的民主经验。 同时我认识到, 达赖喇嘛尊重提出“中间道路”, 除了为解决政治问题提出途径之外,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宗教的慈悲心出发, 提出建设精神家园的问题. 鉴于佛教在中国有广阔的空间, 鉴于未来的不一样的中国的建设也需要建设新的精神家园, 我在此也郑重提出呼吁和建议: 希望海外的藏人与汉人能够通过举办论坛等方式, 重新建立直接的, 定期地对话平台, 针对围绕西藏问题的各种政治议题, 针对汉赞两个民族的精神家园重建的问题, 展开政治与文化的对话. 我相信, 很多海外反对运动的朋友, 乐见并期待这样的对话的尽早开始. 愿不再有人需要用生命唤醒世界。愿藏人与中国人民都能摆脱专制与压迫，拥有自由、民主与尊严，真正决定自己的未来！ 谢谢大家。

八十年代中英谈判香港前途的背景是：英国不愿意放弃香港，香港人也不愿意回归到一个专制独裁的祖国。照国际惯例香港应该享有殖民地人民公投自决的权利，可是中共凭借在联合国入常的特权，不承认香港殖民地的地位。而一八四二以来一个半世纪内，中国既不享有香港主权，也没有管治香港一天。甚至在中共 建国后也没有对香港提出领土要求，当英国议员在北京问到周恩来时，周也说过香港问题有条约限制。（甚至葡萄牙主动交回澳门，中国拒收。） 换言之，英国统治香港一百多年的根据就是三个条约。因此，英相戴卓尔夫人会见邓小平时，首提三个条约有效论，那是完全符合法理与实际的。（邓后来承认“这个女人难谈”），邓的应对是“主权问题不容讨论”，这个荒谬霸道的态度，就成为收回香港一言九鼎的主调。衍生了后来一系列决策。英方几个方案包括意欲引入香港的角色，均遭中方粗暴否定，甚至英方代表团一个华裔成员也被驱赶，民族主义牌北京玩到极致。中英谈判变成逼迫英国交械投降的过场，而将香港居民的参与权剥夺殆尽。港人形容是被一场盲婚哑嫁卖给中共。回归日，倾盆大雨，掺和着世代原居民和避秦而来的新移民的泪水，在骊歌声中送别港督乘伊丽莎白号离去。那边厢江泽民和一班奴才举杯高歌，对英国人及香港人予中国的巨大贡献没有一个谢字。 ---邓小平的遗产 作者: 金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