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正副主席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提出中方四点主张： ◆加强团结协作，全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方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强化发展支柱； ◆坚持行动导向，积极打造惠民式发展，中方将在未来5年为发展中国家培训1万名工程师； ◆拓展合作重点，加快推进赋能式发展，中方将同有关各方共同实施好“数字南方”“清洁炉灶”等倡议旗舰项目； ◆强化伙伴关系，有效促进联动式发展，中方将依托倡议相关机制广泛开展双边、多边和三方合作。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中非中心执行主任丹尼斯·穆内内：全球发展倡议充分体现习近平主席洞察世界变局的战略智慧，根植于中国自身消除绝对贫困的发展实践，饱含“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的博大情怀。

习近平论携手推进“大金砖合作” 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让我们勠力同心，携手推进“大金砖合作”，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学习强国# #每日金句#

习近平主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球发展倡议# 　　基于此精神的中国实践：2025年6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尼日利亚阿布贾大供水项目正式竣工，解决了约300万居民的用水难题。#全球发展倡议#

好大喜功的习近平又搞了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中扮演”制定规则”的角色。总部设在上海，中共宣称这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已有包括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29个国家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从成员国构成来看，创始成员主要来自”全球南方”国家以及中国传统外交伙伴，欧美、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主要人工智能强国并未加入。当前全球最先进的大模型、AI芯片、基础软件和算力资源主要集中在美国及其盟友手中，因此，这一组织在国际AI标准制定中的实际影响力，不过是自娱自乐。 对中共而言，这不仅是一次科技合作倡议，更是一次国际规则竞争。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又推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反映出中共希望在新兴科技治理领域扩大国际影响力，并争取更多发展中国家支持。

据北京可靠消息源向《爆点周刊》透露，2025年底，中共中央作出一项涉及中国大陆互联网开放的重大决定：允许两类特定人群在严格审批和监控条件下访问国际互联网。 据悉，此次获准访问国际互联网的对象，主要服务于中国官方所谓“走出去”和“请进来”两大战略。 “走出去”人员范围包括：因对外宣传、舆论战、国家安全及相关涉外工作需要访问国际互联网的人员。具体包括各级党委、政府及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包括临时聘用人员；受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委托，承担对外工作任务的人员；以及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和相关研究人员。这一范围相较以往大幅扩大。 “请进来”人员范围则主要包括：来华参加会议的外国人员，以及被中方认定为“可信赖、安全可控”的在华外籍工作人员。 中央网信办在相关通知中强调，这项举措是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经习近平批准后出台的。通知要求，各地要“大力动员、精准施策”，尽快在国际互联网舆论场中夺取主动权和话语权，服务中共所谓“国家中心工作大局”。与此同时，对于普通民众通过 VPN 等翻墙技术擅自访问国际互联网的行为，中央要求“严厉打击、坚决管住”。 针对这一消息, 一般我们都会联想到中共将要加强“大外宣”的主动, 全面出击. 对此我完全同意, 看来我们以后将面对更多的宣传矩阵了, 不仅规模更大, 而且我猜将会呈现多层次, 关联性, 规模性等特点. 但在这个消息所反映出的中共动向的角度去解读, 我认为还不能错过另一个角度, 那就是习近平的“全球治理”野心, 也就是他已经跃跃欲试了很多年的“给人类指明方向”的野心.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 2026年6月17日 正式发布了一部重磅白皮书：《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 针对当前科技热点，特别提到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主张统筹AI的发展与安全，探索开展国际监管合作。 该报告是中国在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之后，又一次“给人类指明方向”之举. 《人民日报》等党媒在解读白皮书和习近平思想时，将这种参与提升到了历史高度，称其“体现了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要“为天下计，为万世谋”。官方试图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中国的目的不是取代美国成为单一霸权，而是要推动世界走向“平等有序的多极化”。而习近平, 将扮演新的全世界领导人的角色. 我们看到, 在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扫清了党内所有潜在对手之后, 习近平的目光已经伸向了全球, 这从他最近几个月频繁的外事活动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这次以文件下发的方式动员网军向全球进军, 也可以看作是配合习近平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又一个动作. 你可能会觉得这很可笑, 但人家是相当认真的. @baodiantimes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对外发布。中国官媒说，中方推翻南海仲裁案所谓法律依据。 根据官媒介绍，《报告》认为，《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 《报告》指出，《公约》在实施中也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亟待破解。《公约》部分条款表述模糊、易生歧义，给各国统一、有效地实施《公约》带来了困扰。曲解条款、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了《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对《公约》所建立的法律秩序造成了深层破坏。 《报告》向国际社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二是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三是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破解《公约》实施的难题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稳步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为官媒没有给出中方的这个报告在哪些方面推翻了南海仲裁案的法律依据（也许报告里，但没看报告，所以不能确定），仅从官媒的报道来看，说中方推翻南海仲裁案的所谓法律依据，是不是有点草率？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时表示，各国应“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并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人工智能能力。他同时警告，应避免因获取人工智能技术机会不平等而“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路透社指出，这是习近平迄今为止最明确阐述中国希望塑造全球AI治理体系的一次讲话。他将中国的开源AI模型定位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并在全球科技领导权竞争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将北京塑造为华盛顿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传递主导制定全球AI标准的愿景 习近平将AI的重要意义比作蒸汽机和电力的发明，并描绘了一幅由中国向“全球南方”国家分享AI技术与经验，同时主导制定全球AI标准的愿景。 习在讲话中提出的中国AI合作机制，被认为是对美国主导的“硅和平”（Pax Silica）国际倡议的抗衡。该倡议旨在保障全球AI及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虽然其在讲话中并未直接提及美国。 习近平还表示，人工智能系统应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呼吁各国建立人工智能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防范“滥用恶用”。路透社评论称这是他迄今为止就AI安全问题发表的最明确表态。 中国希望“引领世界” 而不是“被引领” 习近平表示，由中国发起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已于周四吸纳29个成员国。他称该组织“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回应全球南方国家希望更多参与AI治理诉求的重要举措。 中国官媒将该组织描述为一个总部设在上海、致力于推动全球AI治理的政府间组织。 习近平还表示，中国将为金砖国家、东盟、拉美及非盟成员国提供人工智能培训，并建设人工智能合作中心。这意味着，中国正将AI外交与其在全球南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多个合作机制相结合。 咨询公司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数字业务负责人乔治·陈（George Chen）表示：“习近平释放的信息非常明确：中国无论是在AI技术还是标准制定方面，都不会追随任何国家，而是要在这两个领域引领世界。” 他还表示：“习近平的讲话既是一项宣示，也可被视为一种警告：中国不会允许任何人告诉中国应当如何发展AI。” 批评“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习近平周五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主导，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应成为全球共同努力的事业，并呼吁“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 在美国主导的限制措施下，中国获取部分全球最先进技术的渠道受到阻碍，这也促使中国加快自主技术研发，并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 习近平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成为全球合作的‘交响’。”并表示，未来五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培训名额。 习近平还承诺将向30个国家开放使用中国自主研发、具备预警功能的人工智能气象系统。 中国开源AI模型挑战闭源模型 习近平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中国开放权重AI模型正迅速追赶美国OpenAI和Anthropic等公司开发的闭源模型。 中国推出的DeepSeek等开源AI模型，被认为是美国以闭源模型为主的AI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更具吸引力且成本更低的替代方案。 一些科技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已经成为AI领域的创新者，而不仅仅是追赶美国。中国面向2030年的五年发展规划已将AI等前沿科技列为重点发展方向。 总部位于北京的初创企业月之暗面（Moonshot AI）周五发布了Kimi K3模型，并称其按参数规模计算是全球最大的开源AI模型。就在一个月前，美国政府因安全考虑突然叫停了Anthropic公司前沿级AI模型的部署。 中美将举行首次政府间AI对话 7月17日至20日世界AI大会召开之际，美国与中国正准备举行首次政府层级人工智能对话。这也使本届大会从一个行业展示平台，上升为观察中国将如何争夺全球AI治理规则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窗口。 就在上周举行的联合国AI对话会上，中美两国分别提出了不同的AI治理理念。美国认为，过度监管可能抑制创新；而中国则主张，低成本、开源的AI模型有助于缩小全球在AI获取方面的差距。 除中国主要科技企业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以及泰国总理阿努廷·参威拉恭等也出席了本届世界AI大会。 中国官媒称，今年共有1100多家企业和1400多位嘉宾参加世界AI大会。大会期间，科技企业华为展示了其高性能AI计算系统——Atlas 950 SuperPoD。 （消息来源：路透社等）

尼泊尔和西藏的洪灾事发已经8天，至今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200人，还有近5000人仍然下落不明。尼泊尔外交部长Shisir Khanal上周接受尼泊尔媒体Kantipur TV访问，称这场灾难不只是一般的洪水，其规模之大有如海啸。他认为，冰川快速融化是全球暖化与气候变化的后果，但气候变化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尼泊尔。 “我们在为这场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全球危机，付出沉重代价。”Khanal指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是中国，美国是第二名，第三是印度，“这些国家负有历史责任，应该补偿像尼泊尔这样的脆弱国家。” 尼泊尔的气候倡议者Tashi Lhazom认为，气候变化之下，尼泊尔是脆弱的国家，却也是最重视气候和环境议题的国家之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区综合发展中心（ICIMOD）专家Saswata Sanyal向法新社表示，喜马拉雅山区暖化的速度，大约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两倍。 “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连锁灾难，就像8月26日的洪灾，一个事件触发了许多后续事件。” 专家一般认为，目前还很难直接把这场洪灾归因于气候变化或全球暖化。不过，气候变化的确导致高山的冰川变得更不稳定，未来可能还会发生类似的灾害。 尼泊尔官员表示已向联合国申请“损失与损害”资金（loss and damage）的紧急援助。国际气候倡议组织也纷纷呼吁工业大国应更积极协助。 “全球要求气候正义运动”（DCJ）9月1日声明表示，现在需要的不只是同情、哀悼和慰问，更重要的是各国政府正视喜马拉雅山区民众、以及那些身处气候冲击前线的社群所面临的处境。 “富裕国家不能一边把尼泊尔的灾难描述为气候变化的不幸后果，一边却又继续公然扩张那些驱动了气候变化的产业。”

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访问学者，原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 ）：自1989年以来，民主国家与中国当局相对不加批判的互动关系的主要受益者是西方企业和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的人权、民主及其拥护者。 索菲·理查森：回顾35年来民主国家与中国历届领导层的“接触”，很难找到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口头承诺在实际行动中战胜了经济和其他利益。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立即禁止了与中国政府的所有高层交流，但仅仅几周后，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 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副国务卿劳伦斯 · 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就秘密访问了北京，直到同年12月白宫宣布两人再次访问中国，这一行程才为人所知。 理由是什么？探索恢复与中国的接触。代价是什么？帮助粉饰对和平民主活动人士的屠杀，并向中国领导人传递了一个信息：他们可以对这些罪行逍遥法外。1994年，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决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尽管中国在人权方面未做出系统性改进。这一决定延续了接触政策的逻辑，即加深经济融合将推动政治自由化。 从那时起，世界上历届民主政府都对中国境内外的人权活动人士给予了适度的支持。他们在联合国机构中提出谴责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的决议，为一些需要庇护的活动人士提供庇护，并想方设法支持中国各地的人权律师、维权人士和其他独立的公民社会团体。但是，在外交政策的优先级和资源投入方面，这些人权倡议始终未能超过保障商业利益的努力。 当人权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人权往往成为牺牲品。面对北京的暴行，是谁在反对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以抵制维吾尔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正是美国和欧洲民主国家的进口商。民主国家政府的对华政策未能跟上习近平日益加剧的高压统治，面对中国政府的施压，他们也甘愿削弱甚至放弃因人权问题而实施的制裁。令人不安的是，民主国家和公司仍然满足于与中国政府官员“接触”，这些官员以种族灭绝、酷刑和强迫失踪而闻名，包括对他们自己的同事以及和平的人权活动人士的迫害。 “去风险”改变了接触的性质，但这种转变也更多地是出于经济和安全的考量，而非对中国人权的关切。此外，几乎看不到“去风险”政策包含促进人权或民主的内容。这一疏忽是严重的，因为无论是经济关系还是安全关系，都与保障人权这一基础性问题密切相关，而这一点在当前的政策框架中被忽视了。 诚然，接触使互动成为可能，对人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活动人士能够相互联系、交流经验，外部资源支持了中国境内原本缺乏资源的工作，国际人权法律的信息也因此得以传播。但自 1989 年以来，民主国家与中国当局相对不加批判的互动关系的主要受益者是西方企业和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的人权、民主及其拥护者。 民主国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改变与中国的互动。首先，它们应确保自身及本国企业不再助长或维持人权侵害行为。美国的《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和欧盟的新尽职调查立法对一些商业交易引入了人权审查，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这类审查应进一步扩大范围，同样适用于投资、进口及出口管控等领域。 其次，民主国家政府应坚定履行国内法和国际法所规定的法律问责义务，对涉嫌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政府官员进行调查和起诉。数十年来，各类声明和人权对话并未阻止中国政府实施愈发严重的人权侵犯，受害者人数持续扩大。民主国家拥有收集证据和推动问责的国内和国际手段——对人权侵害的结构性调查和普遍管辖权起诉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而如若不采取这些行动，只会进一步加深北京对自身逍遥法外的认知。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民主国家应大力加强对中国境内外独立公民社会的外交、财政、法律和政治支持。正是这些公民社会力量推动言论自由，从而预防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正是这些人争取了有限的法律改革，为国际商业活动创造了条件；正是他们的思想鼓励民主辩论和代表权，帮助抵御全球威权主义的回潮。这些关键的盟友理应获得强大民主国家的团结支持，这种支持本身即是一种有意义的接触。 ------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刊立场。有关本期笔谈《西方对华政策转变与中国民主化前景》，详情请下载全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