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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一下 懵懵懂懂的時候… 那時候還不太會慰慰 😳 自己看影片自己學習(///▽///) 自己的敏感點自己找 靠自己摸索才有成就感 現在看這影片才發現我的腳好有感 動作是不會騙人的 可以想像當時的我有多舒服😌 #回憶自己的成長# #完整版片片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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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一下 懵懵懂懂的時候… 那時候還不太會慰慰😳 自己看影片自己學習(///▽///) 自己的敏感點自己找 靠自己摸索才有成就感 現在看這影片才發現我的腳好有戲 動作是不會騙人的 可以想像當時的我有多舒服😌 #回憶自己的成長# #完整版片片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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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起剛踏入這個圈子的那一天 那時候的我.. 連鏡頭都不太敢直視 說話都會結巴 根本不懂得怎麼與人相處 如今再回頭看 才發現原來那些緊張、不安與笨拙 都是成長路上最真實的模樣 謝謝當初那個勇敢踏出第一步的自己 雖然青澀懵懂 卻從來沒有放棄往前走 #舊照# #歲月見證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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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由不是政权恩准的:从六四到中国的未来》——王苡儒 “各位牧長、各位前輩、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 我是公民抵抗協會的理事長王苡儒。今天因為人在臺灣,無法親自到場跟各位一同與會,我感到非常遺憾。但我也非常感恩,能夠透過錄影的方式,代表公民抵抗協會,向在場每一位為自由、人權、信仰,還有為中國未來持續守望的朋友,致上最深的敬意。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裡,不只是為了紀念一場歷史事件,更是為了回應一個尚未完成的使命。三十多年過去了,六四不是過去式。因為真相仍然被掩蓋,受難者家屬仍然沒有得到公義,許多中國人仍然不能自由地哀悼、不能公開地發問、不能誠實地記憶自己的歷史。當一個政權害怕人民記得歷史,正說明歷史本身仍然有力量。 六四告訴我們,人的尊嚴不是國家賞賜的,人的自由也不是政權恩准的。天賦人權,意思就是人的良心、人的信仰、人的言論自由、人的政治參與權,不是任何極權政府可以任意剝奪的。坦克可以壓過街道,卻壓不碎人對自由的渴望;子彈可以奪走生命,卻不能消滅公義的呼聲。 今天我們談公民抵抗,並不是鼓吹仇恨,也不是追求暴力。真正的公民抵抗,是在恐懼面前仍然選擇站立;是在謊言面前仍然選擇說真話;是在犬儒與麻木成為常態時,仍然相信人可以被喚醒,社會可以被重建,中國也可以有不一樣的未來。 我們深知,中國民主化不會只靠某一個英雄,也不會只靠某一次運動。它需要長期的公民教育,需要跨族群、跨信仰、跨世代的連結,需要中國人重新學會什麼是責任、什麼是權利、什麼是自治、什麼是尊嚴。更重要的是,它需要我們在海外、在臺灣、在香港、在美國、在世界各地,把被中共切斷的歷史重新接起來,把被恐懼打散的人心重新連起來。 所以,公民抵抗協會存在的意義,就是希望與所有追求自由的人站在一起。與六四受難者家屬站在一起,與仍在中國境內受逼迫的基督徒、維權人士、良心犯站在一起,與香港人、維吾爾人、蒙古人、藏人,以及所有被極權壓迫的群體站在一起。因為我們相信,任何一個群體的苦難,都不應該被孤立;任何一個人的自由被剝奪,都是對整個人類尊嚴的挑戰。 作為一名來自臺灣的民間工作者,我也想特別說,我們的自由不是理所當然的。臺灣地區今天能夠公開討論六四,能夠紀念受難者,能夠批判極權,能夠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投票,這一切都提醒我們:自由需要被守護,民主需要被實踐,而中華民國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極權敘事的一種見證。 它告訴我們,華人社會不是天生只能接受專制。中國人不是天生不能民主。說中文的人,也可以擁有自由的國會、自由的媒體、自由的教會與自由的公民社會。 今天,我們在六四的記憶前低頭默哀;但默哀之後,我們仍要抬起頭來,繼續前行。 願我們記得死難者,不只是以悲傷記得,而是以行動記得。願我們紀念六四,不只是為了控訴過去,而是為了開啟未來。願我們推動公民教育,不只是傳播知識,而是幫助更多人重新成為有尊嚴、有良心、有責任感的公民。願我們的信仰參與,不只是停留在禱告,更能成為愛與公義的實踐。 最後,我代表公民抵抗協會,感謝今天所有主辦、協辦單位,感謝各位牧長、嘉賓、義工與朋友的付出。也向所有六四親歷者、天安門母親、政治受難者家屬,以及仍在黑暗中堅持的人,表達最深的敬意。 願真相不被遺忘,願公義終必彰顯,願自由的火焰,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繼續傳下去。願上帝賜福各位,也願上帝憐憫中國,帶領中國走向自由、民主與尊嚴的未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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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訊:高牆內外的歲月 徐文立夫婦22年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 2026-11-09 09:37閱讀時間 8 分鐘 徐文立賀信彤夫婦金婚合照。(受訪者提供) 【大紀元記者林子晨採訪報導】一份從監獄裡輾轉傳出的手稿,讓一位母親讀到深夜,仍捨不得放下。數十年後,83歲的徐文立回憶母親當年的話——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的父親一樣。說到這裡,他一度情難自已。 11月6日,徐文立教授接受本報遠程專訪,講述與妻子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的經歷。兩度入獄、實際服刑16年,他記得在三平方米的「反省號」監房裡度過的五年寒暑,也記得妻子如何將家裡的一點一滴寫進信中,讓無法相見的丈夫彷彿仍在家中。 從2004年起筆、2021年中文書出版,到今年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在全球問世,夫妻倆用了22年時間。他稱之為「22年磨一劍」:透過一家人的遭遇,揭示中共統治下「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的處境;也將兩人的經歷留下,獻給父母與後代,向歷史交出一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不食言的人生答卷。 夫妻分別執筆,留下高牆內外的記憶 2002年12月24日聖誕夜,徐文立以保外就醫名義,在妻子陪同下抵達美國,與女兒團聚。此後,他在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院任資深研究員。 徐文立教授在哈佛法學院。(受訪者提供) 來美後,老友胡平勸他寫下這段經歷,並將記憶比作珍珠:若不及時串起,散落後可能再也撿不回來。 夫妻倆決定分別執筆:他寫獄中的生活,她寫獄外的遭遇。那些年,兩人被迫分離,各有對方無法親見的生活,如今終於能一起慢慢回想、寫下並編輯成書。 當時他既要教課,又忙於政治事務,只能抽空寫一點。他說,兩人性格都很頑強,決定做的事,就從未想過放棄。 三平方米的「獄中獄」 徐文立1978年參與民主牆運動,創辦了《四五論壇》及其前身《四五報》;1981年被捕,後被判15年徒刑。1998年參與創建中國民主黨,再被判13年。兩次刑期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 第一次走進監獄時,他還不到40歲,心想:「我還能夠出得來嗎?」於是決定把自己的經歷與想法寫下來。 據他回憶,他在六平方米的單人監房裡,以申辯形式撰寫《獄中手記》。1985年前後,手稿傳到海外,在《中國之春》發表,隨後,他被轉入「反省號」。 那裡約三平方米,兩平方米睡覺,一平方米踱步,沒有窗戶。一排十幾間監房,其他監房的人都被移走,只留下他一人,約五年不能與家人見面。 北京的冬天,太冷了,他只能一層層裹上棉衣,像一個棉球般;夏天,沒有通風條件的監房如同一個暖爐,只能把身體貼在水泥牆上降溫。他還被限制用筆,只有寫家信時才能領取,寫完即被收走。 後期,他曾養貓、養狗,也讓蜘蛛走進瓶子,觀察牠結網、產卵。他說,有這些事情能轉移他的思緒,緩解長期獨處的壓力;看著小蜘蛛出生,也讓他想到,一代人過去,下一代自會「奔向前方」。 家書讓他彷彿仍在家中 高牆外,賀信彤與女兒徐瑾也承受著分離的痛苦。徐文立回憶,被捕最初一年多,家人不知道他關在哪裡,也不知他的死活。女兒曾設法尋找能望見監獄的高處,也盼望從經過的囚車裡看見父親。 不能相見時,夫妻便靠書信互訴近況。賀信彤兩三天就寄一封,連家中的房間怎樣整理、書櫃搬到哪裡,都細細寫下,讓丈夫知道家裡的一切。 談及這些信,徐文立說,妻子不僅體貼,文筆也好。兩人總有說不完的話,連監獄警察都曾問,怎麼有那麼多話可講。 徐文立妻子賀信彤。(受訪者提供) 他認為,家人雖未被判刑,卻因他的政治身分受到監視、歧視,生活也充滿不確定,這就是,「獄外獄」。 母親抱著手稿,像抱著孩子一樣 談到妻子與母親,徐文立一度難以繼續。 據他回憶,賀信彤設法取得獄中傳出的手稿後,母親連夜讀完。老人抱著它,像抱著嬰兒,一遍遍的翻看,夜裡仍忍不住與兒媳談論手稿中的內容。 他記得妻子描述當時的情景,老人抱著手稿邊說邊哭:「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爸爸一樣。」 父親徐裕文在抗戰期間放下醫學院的平穩工作,帶學生到江西建立後方軍醫院。這段經歷影響了他,使他從年輕時起便立志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徐文立父親徐裕文抗戰勝利紀念章證明書與紀念章。(受訪者提供) 母親從文字中理解了兒子的選擇;她對兒媳的疼愛,也讓獄外苦撐的賀信彤得到溫暖與鼓勵。徐文立特別感念妻子的努力,讓母親有機會理解他的政治理念。 從一家人的遭遇,看見「獄外獄」 徐文立希望讀者看見的,不只是家庭的分離。 他認為,中共透過基層組織、思想匯報及日常監視,把控制延伸至工作、鄰里和家庭。他回憶,妻子一次探監時,曾在監獄獄政科辦公室牆壁上看到各監號負責監視、向獄方提供情報的報告員名單。 在他看來,當人們擔心自己的言談被人偷偷報告時,彼此之間便難以互相信任;即使身在監獄之外,也可能生活在互相無法信任的恐懼與轄制中。 「中國一定要回到一個正常社會。」他希望年輕人了解所處的環境,再思考如何改變。出版英文版,則是希望海外讀者透過他們一家人的經歷,更透徹的了解中國。 向歷史交卷,把選擇留給後人 夫妻將書獻給雙方父母與後代。談到這份歷史答卷,徐文立提及「不食言」:年輕時把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付諸行動,現在,再用文字留下這些經歷。 如今,他的獄中手稿、書信、照片等文獻原稿,已由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與檔案館收藏。 他希望後人讀到這些故事,但不強求子女走自己的路。「一,不打聽;二,不干涉。」讀不讀、學不學,都由他們自行決定。 從獄中偷偷寫下手稿,到與妻子共同完成《獄中獄與獄外獄》,再到英文版問世,兩人如今都已年邁,平均已80歲高齡。 徐文立說,希望透過自己的獄中生活與妻子的獄外遭遇,讓讀者了解他所說的「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也向歷史交出一份答卷。他多次強調: 「這(代指英文版書籍出版)是我們人生當中最喜悅、最難得的事情之一。」 作者簡介 徐文立,1943年7月9日生,1978年北京民主牆運動參與者與組織者、《四五論壇》主編,1998年中國民主黨創黨領袖之一。兩次被中共判刑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在美國克林頓、喬治·W·布什政府及國際社會營救下,先後於1993年、2002年獲釋,2002年聖誕夜流亡美國。曾在布朗大學服務10年,2003年獲該校人文科學榮譽博士學位(L.H.D.)。 出版資訊 徐文立、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紙本於2026年11月7日發行,全書696頁(電子書1159頁),含80頁彩色文獻圖片與歷史照片,定價60美元。另有中、英文電子書,可透過Amazon、Kobo等平台查詢選購。 英文版紙本書: 英文版電子書: 中文版電子書: Amazon 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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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昔日同班老大哥周宜地,早在疫情期间就已经走了。消息传来,我愣了很久,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周宜地比我大16岁,跟我是湖南老乡。只是他在湖南最南边的邵阳武冈,我在靠近湖北公安县的湘北。一南一北,相隔几百里,却因为求学的缘分,阴差阳错成了同窗。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老周已经是湖南颇有影响的作家了。上大学之前,他就写过不少小说、散文,长篇小说《黑白》《红蛇》,中篇小说《父亲的寓言》《拗相公出山》,短篇小说《九癫子说书》《街坊》,还有《农民右派》《乡村木匠的上梁歌》等等。他走进大学校园的时候,不是一个青涩的文学青年,而是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多年、真正尝过人间酸甜苦辣的过来人。 我记得老周上大学第二年,他儿子就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在我们那个年代并不算特别稀奇。恢复高考以后,一批被岁月耽搁过的人重新走进大学校园,同一个教室里,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也有已经成家立业、做了父亲甚至母亲的中年人。年龄相差十几二十岁,坐在一起听课、读书、谈文学、谈人生。老周自然就成了班里的老大哥。奇怪的是和他相处,沒人觉得他比我们老。 退休后他被广东一家杂志聘去当主编,那段经历好像并不十分愉快,他偶尔说起,只是淡淡几句,并不见多少抱怨。2011年,我从北京到广州办企业,有了机会和他多次见面。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吃饭,说文学,也说各自这些年走过的路,说湖南,说同学,说那些已经远去的校园往事。 我印象最深的,始终是他的笑。老周是一个整天乐呵呵的人。脸上常常挂着一种近乎孩子气的笑容,说话不急不躁,声音温和,风趣幽默。岁月在别人脸上留下的是皱纹,在他那里却好像没有多少威力。无论外貌还是心态,都显得比我们这些比他年轻十几岁的人还要年轻。 我那时常常拿他开玩笑:“老周,你这个样子,至少要活到一百岁!”他听了又是呵呵大笑。 最后一次和老周出游,大概是他67岁那年。惠州同学相邀,我们满满的一车人同去,游了惠州市中心的西湖,去海边渔村吃海鲜,还到了同学当过镇长的地方品尝荔枝,老周一路上乐呵呵的和大家说说笑笑,非常开心。 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不过是同学之间一次再普通不过的相聚。分别时他说准备回十堰,安安静静写点东西,专心创作。我想这倒很像老周,一个写了一辈子小说的人,大城市的热闹看过了,人情世故经历过了,最后还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守着自己的书桌,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们就这样分别了,谁也没有想到,那一次惠州之行竟成了永别。 后来十多年间,同学们不是没有找过他。有人打过电话,有人发过微信,可电话始终没人接,微信没有回音。大家偶尔说起老周,总会问一句:“老周到底到哪里去了?”也有人猜,也许他真是躲起来写东西了,或者换了电话号码,抑或年纪大了不大用微信了。 可是今天,从东风汽车公司那边终于传来确切的消息:老周几年前就已经走了,而且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寻找了这么多年的老大哥,早已不在人世;这些年我们常常念叨他的名字时,他已经听不见了;那个我们一直以为暂时失去联系的老同学,早已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最让人难过的,有时甚至不是死亡本身,而是一个人的离去,我们竟隔了这么多年才知道。 老周一生写小说、写散文,写乡村,写农民,写父亲,写母亲,写那些小人物的命运。他用文字记录过那么多人的悲欢离合,到最后,自己也成了我们这些同学记忆里的片段。 人生到了这个年纪,越来越明白,同学之间每一次见面不应该觉得以后还有机会。年轻时说下次再聚,那个“下次”理所当然,年纪大了才知道,有些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根本看不出任何征兆。 没有郑重的告别,没有挥泪,没有一句“珍重”。只是像往常一样吃了一顿饭,游了一次山水,说了几句闲话,然后挥挥手,各自回家。从此天各一方,再后来竟是天人永隔。 今天翻检记忆,我已经想不起当年分别时老周最后说的究竟是哪一句话了,可我还记得他的笑。那个比我大16岁的湖南老乡,那个坐在同一间教室里的老大哥,那个写了一辈子小说的作家,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老去。他还是六十多岁的样子,笑呵呵地坐在那里。我甚至还能想象,如果再见到他,我还会拿当年的话取笑他:“老周,我不是说过,你至少要活到一百岁。”只是这一回,再也等不到他呵呵的笑声了。 有女同学写了几句感言: 惊闻周子已西驰, 宜把文心寄远思。 地厚难埋椽笔梦, 天高易断故人期。 同窗每忆班头暖, 旧照犹存英容姿。 此去泉台应不寂, 新篇还向九泉题。 还有老同学感慨唏噓,说看着老照片,回忆些在广州和周大哥往来的片段,有些眼泪出来,抹了抹。过往如何,各有不同感受。总是,开心多过伤怀。往事虽如烟,想起来,都是大家笑起来的样子。 照片不会老。而照片外面的我们,在一年一年老去,我们一边努力回忆,一边不断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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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红九师师长段德昌要被自己人杀了。行刑前,军长贺龙叫伙房弄些肉和酒来,让他吃一顿饱饭。段德昌当面向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提了三条:红三军已经濒临绝境,这里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自己不是改组派;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省一颗子弹,用刀砍头吧。他这年二十九岁。后来,新中国给烈士家属发的第一号光荣纪念证,给的就是他的家属。 夏曦是一九三一年中央派到湘鄂西苏区的,管着那里的党和贺龙带的红三军。他到任就主持肃反,在自己队伍里抓“改组派”。苏区拿这个名目当反革命的代号:说谁是改组派,就是说他是混进红军的敌人。 肃反是中央要的。中央一再批评这里肃反不力;一九三二年一月的指示信说,中央分局在苏区有最高权力,怀疑中央分局的路线是极端严重的错误。夏曦就一轮接一轮地抓、杀。两年下来,红三军从三万多人(编军史的黎白记作两万多)只剩三千。 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央分局开扩大会议,夏曦提出把红三军的党、团组织解散,继续肃反。到会的人都反对。段德昌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的吗?这次没解散成。后来,军里的党员已经杀的杀,抓的抓,夏曦还是下令把军里的党组织全部解散。红三军只剩下三个党员:夏曦、贺龙,还有军政委关向应(同在红三军的廖汉生回忆是四个)。 一九三三年春天,段德昌从前方写信回军部,建议带队伍打回他参与创建的洪湖老根据地。信一到,夏曦下令抓他。 贺龙问凭什么。夏曦说,他是改组派。贺龙问有什么根据。夏曦说,写信要带队伍回洪湖,就是要拖着队伍逃跑、叛变。贺龙说,段德昌真要拖队伍跑,何必先写信、又回军部?他有大功,不能杀。夏曦拍了桌子:“哼!我决定了!”中央定的规矩,分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贺龙只好服从。 同一轮被杀的,还有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和一批团、营干部。贺龙记得,一天他和夏曦、关向应走过村头,看见王炳南被绑着押出来,上身剥光,打得浑身没一点好肉,有的地方有蛆在爬。王炳南冲夏曦喊:从洪湖撤退,在江陵,你掉到河里,是老子救你上岸的,救了你一条命,有这样的改组派吗?你瞎了眼,把同志当敌人杀,你杀了多少啊……夏曦一声不吭,走过去了。王炳南又朝贺龙叫:胡子,我就问你一句,我王炳南是改组派吗?贺龙说:你算什么改组派?叫喊什么?杀就杀么,掉下脑壳碗大的疤!王炳南说:好,胡子,我最后听你一次话!胡子是部下对贺龙的称呼。一九三三年五六月又是一轮,红七师的师长、政委也被杀。 一九六一年四月,黎白问贺龙:如果您当时更坚决一些,像段德昌等同志,是不是有可能不被杀害?贺龙说,中央下指示要湘鄂西肃反,说有反革命打进了红军,他当时也信;后来杀的许多是大革命时期就跟着他的人,他才怀疑,才去争。再就是中央定的那条规矩,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哪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 讲完,贺龙泪流满面。出门的时候,一位同去的领导批评黎白,不该向老总提这样的问题。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的新指示信送到已转到贵州沿河一带的红三军,说分局估计党政干部十分之九是改组派,这完全不正确,是夸大。第二年一月,夏曦被撤职。他申辩说,自己是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两年前批评这里肃反不力、确认分局最高权力的,也是写这封信的中央。 一九五二年八月,段德昌死后十九年,毛泽东给他的家属签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第零零零壹号。 ——黎白《忆贺龙谈湘鄂西肃反》,《中共党史资料》第71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4、50—58页;《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41、154—159页 ——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报告,《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89页;1934年中央指示信内容据黎白前文第55页 ——中共中央1932年1月指示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63页;《萧克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90页(夏曦申辩);《贺龙传》附《贺龙年谱》1934年5月条(红三军入黔东);《红军与贵州革命老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红三军在黔东特区时序列”(廖汉生在红三军) ——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1935年1月撤职);张永《锻造组织:红军与苏区史新探(1927—1934)》,2023年,第441页(廖汉生回忆) ——《段德昌:共和国“一号烈士”》,华声在线,2019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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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妈妈生日快乐。 这些年,我们同框的照片越来越少。不能相聚的日子里,我便把对妈妈的种种回忆寄于笔下,不知不觉也写下了不少长篇。 其中回想起文革年间的你:少年时当过瓦匠,做过号称“一刀准”的屠夫,纺织工。后来阴差阳错,你三顾茅庐拜师学琵琶,竟练到全国数一数二。因为政治缘故,你登不了台,却为新聞电影制片厂的不少影片配过乐。你一曲《十面埋伏》,早已炉火纯青。 为了参加高考,你放下音乐,退回在纺织厂的单位。小学都没读完的你,孤注一掷:专攻语文,舍弃数学,竟一举考进北大法律系。流言随之而来,说你是走后门进的。殊不知那时黑眉爷尚未平反,还顶着“叛徒”的帽子,哪里有门可走? 北大毕业后,你放弃了去哈佛法学院深造的机会,本可与马英九同窗,却随爸爸去了金县。你提着油漆桶亲手刷广告牌;抱着刚出生的我在沙滩上散步,给它取名“金石滩”;看见海边的礁石,又命名为“贝多芬头像”等等。 大连的岁月里,也有因你的执着而换来的最痛苦的一段,但你始终默默支持。更大的打击在沈阳:新政策出台,禁止配偶从事律师行业。那时你的事务所已是国内佼佼者,被迫放下事业,你只能说这是“急流勇退”。在你看来,若不能在社会上有自己的名分,宁可退隐。也正因如此,你才可同我去英国,那六个月是我们母子最快活的时光。 2009年起你病重,卧床一年有余,几乎足不出户,与世隔绝。你把精力转向读书,为调理身体钻研医学,还为我写了一整套哲学历史教材。 回顾重庆那几年。医疗全落在别有用心的人手里。就像《花月杀手》里的奥塞奇人一样,你被人下药,身体日渐虚弱,最终落入圈套。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谈论妈的人并不认识她,认识她的人又不会谈起。你的形象成了旁人凭空的想象;你的所作所为与外界的叙事,完全是两码事。人们图省事,把你塞进“红颜祸水”这个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角色。但我知道,名誉这些身外之物,你早已看淡。这份心境,你早就修炼出来了。你目前的一段段是一出悲剧。但路还没有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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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永平说,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办法,就是把他说的话、写的文章和他的行为拿来对照,看是否言行一致。 前天打开微信读书,界面跳出《这个世界既残酷也温柔》,作者孙宇晨。 于是我花了2个小时,快速把它读完了,全书9万字。 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2017年4月,当时孙宇晨才27岁。 看完之后,对照他这么多年的所作所为,我发现孙宇晨严格践行了自己10年前的观点。 网上关于他的评价,大多是戏谑、嘲讽的口吻。对于这样一个言行一致,始终保持初心,同时又充满争议、负面评价的人,我更想知道他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人。 我总结了书中的观点,结合他的行为,剖析他行为背后的底层代码。 1、关于原生家庭 在孙宇晨的自述里,他没有说过原生家庭一句坏话,一句抱怨。反而在他口中,父母是开明的,包容、理解、无条件支持他的。 他这么形容与父母的关系。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把我当成一个自我的个体来对待。对他们来说,我的意见很重要。我的父母很少给我设限、指导我的人生,而是支持我去付出代价,并且为此承受。" 但是他的前女友爆料,孙宇晨从来没有被人爱过。 他9岁独自一人去武汉学围棋三年,冲段失败回到家,发现父母离婚了,母亲远嫁俄罗斯,缺席了孙宇晨整个成长过程。 母亲性格强势,从小给他灌输成功学,总逼他要赢,要出人头地。据说,孙宇晨提出想去武汉学习围棋,是他母亲决定让他一个人去武汉,连坐飞机都是独自一个人。 父亲酗酒度日,对孙宇晨的照顾非常少。孙宇晨曾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说,自己小时候每天放学,都要穿过几条街,到酒吧把喝醉的父亲扶回家。 后面孙宇晨把9岁独自一个人去武汉学围棋这段经历,说成是自己成年的标志。 对于一个9岁的孩子,正是渴望父母关爱疼爱的年纪,他却一个人远赴他乡,在没有母爱也没有父爱的环境里成长长大。他把这份缺失的爱,自我消化成是成年的标志。 孙宇晨的另外一个前女友说他赚钱成瘾,内心虚无。 也许他内心一直停留在童年被抛弃、不被爱的困境里。他无法接受自己不被爱的事实,所以他要一直赢,不择手段地赢,这样才能向所有人证明,他是值得被爱的。 2、关于人际关系 孙宇晨对任何人,不管是女友,还是粉丝,包括父母,都是非常凉薄,充满算计的。 网上流传他和他父亲的一个故事。 孙宇晨发财后,他父亲提出想买辆车,于是孙宇晨给他买了一个车库,让他努力赚钱,争取早点买上自己喜欢的车。 还有他和前女友曾颖的故事。两人在一起7年,曾颖陪他度过创业最穷的阶段。在美国两人为了省钱,天天吃凉拌沙拉,导致曾颖因营养不良晕倒。孙宇晨说,看病太贵了,你振作一点。 后面孙宇晨创业成功,以一句"我们咖位不一样了"单方面分手。 在孙宇晨的自传里,他是这么解释自己对人际关系的处理的。 "对于那些不断破坏边界、不断索取的人,即便他们是至亲,我们也需要勇敢地说出不字,勇敢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他不会为任何人兜底,哪怕是自己的孩子。 他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本质还是人的感情,既然是感情,就要接受感情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不会为了所谓的孝道,强行维持一段不好的感情。 孙宇晨对人际关系的边界非常敏感、清晰,不允许任何人,包括至亲,从他这里获得超越义务的一分一毫的利益。 3、关于规则 孙宇晨认为,想要成大事,就要在一个领域重新制定规矩。守规矩的人是创不了业的。 他从18岁开始,就把规则玩得炉火纯青。别人被规则束缚,而他利用规则一步步走向胜利。 孙宇晨在高三之前成绩很差,连上三本都够呛。他瞄准新概念作文大赛,仔细研究获奖作品的套路,揣摩评选老师的喜好,然后利用套路,拿到了比赛第一,从而被北大破格录取。 据他大学同学爆料,他大一刚入学就搞到全系同学手机号码,给每个人发了一段200字的自我介绍,成功让自己成为全系的风云人物。 大二,孙宇晨发现中文系学霸太多,卷不过别人,然后转到人少竞争少、好糊弄的历史系。 在历史系,他拿到了全系年级第一。 他的高分秘诀就是跟老师搞好关系。上课时老师看向他,他就微笑点头。论文提交前,先拿给老师预审过目。 参加社团活动,没有回报的一概不参加。如果是来北大讲座的社会名流,他就跑腿打杂一整天,只为换取一张与社会名流的合影。 到了竞选学生会主席,孙宇晨玩弄规则的本事已经非常熟练了。他模仿公知,写文章,点评时政,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 竞选当天,他神秘失踪,事后说被校团委限制了自由,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姿态,赢得了大部分人的选票,成功竞选成为学生会主席。 后来去南方杂志实习,每篇文章最后一定要落款,孙宇晨于南方周末新闻部。 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法则。大众不需要真相,大众只需要标签。 所以他不断地给自己叠加标签,哪怕是弄虚作假的,哪怕是死皮赖脸自己粘上的。不管怎么样,只要贴上了,那就是自己的。 4、关于婚姻 孙宇晨的婚姻观是交换价值。 他认为婚姻的本质,是寻找"家庭无限公司"合伙人的过程。那么如何寻找这个合伙人呢,标准是这样的。 "我的人生可以没有你,但是有了你却会变得更好;你的人生也可以没有我,但有了我也会让你变得更好;于是,自由选择,我们决定在一起。" 孙宇晨非常反感迫于经济压力、传宗接代、搭伙过日子的依附性婚姻。 他认为婚姻是经济联盟,灰姑娘嫁给白马王子、嫁入豪门这种故事都是不存在的。婚姻不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方式。 从他的婚姻观,再回头看他和几任女友的纠纷,就非常合情合理了。 这次孙宇晨网上发文要求景甜退还3000万,很多人骂他不体面,太抠门了。对比他前几任,他给景甜花3000万,真的是出老血了。 他对前女友都是这样的。 1、吃最便宜的蔬菜沙拉,看盗版电影。 2、两人一起吃饭,他先把肉吃光。 3、即使有钱了,也只是请客吃肯德基,还是用优惠券。 4、连共享充电宝都要顺走。 5、对陪伴7年、为了他放弃事业的女友,分手费给6万。 6、分手后要求女友把赠送的衣柜,折价退还。 在孙宇晨看来,这些跟体面没有关系,这是正常的人际交往边界。 "你不能依附我,不能从我这得到一分一毫不属于你的收益。" 5、关于金钱观 孙宇晨的金钱观,是三句话。 "年轻人向钱看,是这个时代对于中国青年最切合实际的命题。" "利己主义可以成为这代中国年轻人的新道德。利己是合理的、合法的,是光荣的。" "永远都不会为他人而活,也从不要求他人为我而活。" 孙宇晨获取财富的过程,严格恪守了这三条观念。 单看这三条观念,是非常正常且符合现代社会的。但是在具体实操里,合理、合法的利己,很容易变成损人的精致利己。 孙宇晨最被诟病的一点,就是他获得财富的方式。他通过发行代币、制造热点、高位套现这一套流程,把普通投资者的钱转进了自己口袋。 这种手段本质上不是创造财富,而是转移财富。 2017年,他创立波场项目,通过ICO募资约4亿人民币。之后国内全面禁止ICO,他却借此把大部分代币收归自己手中,一人掌控超60%的TRX总量,实现绝对控盘。 2018年1月,他曾单次套现约3亿美元,随后币价暴跌90%,于是他被大众称为"孙割"。 在国内,这一套流程不合法,他跑到国外; 在国外,这套做法也不合法,他又寻找保护伞。 所以,他所谓的合理、合法、利己的赚钱,其实就是一句空话。 一个人无底线的利己、向钱看,就会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不合理,他就强行让它合理。 6、关于读书和学历 虽然孙宇晨头顶着北大名校毕业、留美精英头衔,但他骨子里对读书和学历是不屑的。 在孙宇晨极致追求性价比的观念里,想靠一个身份、学历、读书好,就改变命运,获得一份好工作,成功的人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配的。这是穷人思维。 他认为读书本身没有价值。 "一个人的读书经历并不代表你对社会有任何程度的贡献。读书只是个人的爱好或选择,你读了书,很开心,仅此而已。读书跟社会要给你的待遇和地位是没有关系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做的事情意义被认可,终归体现在你对于社会产生的价值。" 他觉得只有进入社会,解决他人的问题,才是创造价值。应该缩短读书时间,早一点进入社会。 孙宇晨非常鄙视、并且不认可那些觉得自己有高学历、读书成绩好,别人就应该给他一份好工作,让他过上体面生活的观念。 他喜欢以结果为导向。没有结果,一切都是0,哪怕你学历高,哪怕你很努力。都不行。 他在书中写道。 "努力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不能创造价值的努力都是廉价的自我感动,不应该被褒奖,不应该被鼓励和赞美。" "对结果负责,才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 孙宇晨在书中提到一个故事。有个销售公司,有段时间特别忙,需要经常加班,以前加班是没有任何加班费的。 后来有个负责人体恤员工辛苦,提出了加班费制度。从那以后,加班费成为常态,但是团队的效率却下降许多。 以前一个小时能做完的事情,现在要3个小时。以前一周能做完的,现在要一个月。 孙宇晨对于这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观点,非常反对。他对员工的价值判断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没有产生价值。 一个加班到12点,但是没有把事情做好的员工,他会非常不客气地让他返工重做。 7、关于事业、职场选择 孙宇晨是一个赌性很大的人。我在写曲曲那篇文章也写了,曲曲是个赌性很大的人。 赌性很大的人,在人生重大选择上面,尤其偏爱能让自己一夜翻身的机会。 孙宇晨人生第一次豪赌,是买特斯拉股票。当时马斯克邀请宾大校友参加自己的特斯拉工厂。 当时特斯拉在资本市场并不被看好,股价低迷。据孙宇晨讲,马斯克全程很少讲特斯拉怎么赚钱、能赚多少钱,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讲特斯拉未来将如何颠覆整个汽车行业。 听得孙宇晨热血沸腾。当时他还只是一个没钱的留美硕士,手里只有家里给的生活费加学费,一共2万美金。他一把梭哈买了特斯拉股票。 后面特斯拉股票大涨,孙宇晨的这笔投资翻了5倍。 孙宇晨第二次豪赌,是买比特币。后来他接触了比特币,把特斯拉的股票全部抛售,以6美分买入1000个比特币。 后面比特币价格涨到1147美元。靠着比特币,他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马云是孙宇晨的偶像。他在写马云的文章里提到了两个关键词,务实和务虚。 他说,只有马云创业最喜欢务虚,一开始就谈使命谈愿景谈价值观。怎么赚钱,不知道;怎么活命,不知道;怎么务实,不知道;只有先谈谈怎么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孙宇晨对这种务虚的风格如痴如醉。务虚就是他事业的核心价值观。 他讨厌传统、讨厌老登、讨厌稳定。因为传统、老登、稳定都是超级务实的,他无法在其中找到灰色不透明的地带进行豪赌。 只有极致的务虚,才能带来极致的豪赌。孙宇晨本质是一个赌徒。 所以孙宇晨对年轻人的建议,都是去互联网公司,去做网红,做主播。 "网红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最大红利。互联网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就像19世纪的美洲大陆,遍地是机会,处处是野蛮生长的希望。人类社会将完成从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互联网社会的跃进。" 18世纪的主角是机器,19世纪是电气,20世纪是石油。那么21世纪,便是互联网。 最后,孙宇晨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三十岁前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把绝大多数的时间、金钱、精力都投入到自我提升、个人成长、灵魂自由中。 "这些在我们这代人中是稀缺、少数派的观念,将在十年、二十年后,最终成为中国绝大多数人的主流生活观念。" 孙宇晨也许很多人认为是个坏人,是个烂人,是个渣子,也许是个成功人士。 但是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一个言行一致,并且始终坚持的人,成功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不一定要学习他、成为他,但是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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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天刚亮,郑州北边的黄河大堤上,国军新编第八师的参谋熊先煜走进一座没人看守的关帝庙,对着关公磕了三个响头。他跪在地上默默祷告: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大约一个钟头以后,他在庙西约三百米的地方选定了扒口的位置。那个地方叫花园口。 两天以后,黄河从这里改道,水往东南漫过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下这道命令的是蒋介石,为的是挡住日军。挡住了吗? 那年五月,徐州丢了。日军顺着陇海铁路往西打,六月六日占了开封。再往西就是郑州,陇海、平汉两条铁路在这里交叉,日军过了郑州,就能沿平汉铁路一路南下武汉。日本急着拿下武汉,好早日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当时统帅部和政府机关都在武汉。国军刚在开封以东围攻日军一个师团没有得手,前线十万人奉命仓促撤下来,又累又乱。第一战区参谋长晏勋甫后来回忆当时的判断:假使敌人继续向西冒犯,我已无可使用的有力部队进行阻击了。 蒋介石这时要的是时间:让徐州撤下来的大军脱身,在武汉布防,政府往西迁。六月一日,国军决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转进,同时决定扒开黄河。这几天给蒋介石递扒堤主意的不止一个人。六月三日,洛阳的一个师管区司令发来电报,说要掘开黄河,用水淹没日军主力,“明知牺牲惨重”,为了救国,也只好忍痛去做。 据晏勋甫回忆,最后的决定是在电话里做的。他和司令长官程潜商定扒堤,正好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打电话来问以后怎么办。晏勋甫把计划告诉他,请他马上报告委员长。不到一个钟头,林蔚回电话:“委员长和我们研究了,委员长同意。”蒋介石派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督工。下游的百姓不预先通知,怕消息走漏,让日军知道。 头一处口子开在东边的赵口,挖了两天,水只流出一丈多远,两边的土就塌下来,把口子堵死了。六月五日中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商震,严厉督促实行。第二天傍晚,任务落到守这段河防的新编第八师。师长问熊先煜挖哪儿,他说花园口为宜。师长把这件事交给他主持。熊先煜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受命之下,颇感兴奋。 他看中庙西那段堤,是因为放出来的水可以顺着贾鲁河的河道往东南流,经过中牟、尉氏、扶沟、西华,进淮河;口子要是再往西一点,郑州和铁路沿线都要被淹。他在日记里写:利用贾鲁河道,以防漫延,当可减少人民之损害。 他把地图铺在地上,问黄河水利委员会管这段堤的张段长行不行。张段长两眼发直,连声说: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熊先煜提高了嗓门: “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段长看了地图,同意了。随行的工兵营长咚的一声跪下,大家跟着跪下,四个人跪成一排,对着黄河放声大哭。 两千多官兵在堤的南北两面同时动工,附近村子的百姓也被叫来帮着掘土。武汉的最高当局不时打电话来问挖到哪儿了。集团军的参谋处长到工地宣布:当夜十二点以前放水,总司令奖法币两千元。师长派一个团在四周警戒,对村里人说日本人快打过来了,把十里以内的人赶开。师长对副师长交代了一句:这必然使泛滥区的老百姓受到莫大的损失,为此,要避免说是挖堤。 六月九日上午八点,放水。起初水流得很慢,到午后一点多,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熊先煜当天在日记里写: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几句之后又写: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救济之方,为我政府及全国同胞是赖也。 水顺着贾鲁河往下走。那正是麦收前,地里的人舍不得走。一个尉氏县的灾民后来回忆: “开始大家还想着水不会流多长时间,等挡住了黄河口,就有法生活了。全村几乎没有一人想到要出外逃荒。” 花园口附近的靳满仓那时还是个孩子,他记得:被围在高处的人没的吃,一阵子下来,饿死的老多,水浅的地方,麦子还露个头,逃到大堤上的人,就挎着个篮子,蹚着水到地里去薅麦穗。 六月十一日,蒋介石给程潜发了一封密电,头一条要对百姓说堤是日本飞机炸的,第二条要拿这片洪水当前线的屏障: “(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二)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 对外怎么说,放水当天程潜就向蒋介石报告过: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上面让新八师用炸药炸倒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几间房子、几棵大树,再发电报说大批日本飞机来轰炸,把大堤炸垮了。中央社随即发出消息:日本飞机违反国际公法,炸垮黄河堤岸。军事委员会给师长记了一功。外国记者要来看,就再演一场军民抢堵。记者边走边问,堤约有二十米厚,弹坑不过一米左右深,怎么炸得垮。有的去问被叫来演抢堵的人,这些人只好装作听不懂。八月,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报告说,到七月底口子已被冲到三百七十六米宽,报告里写的还是花园口被炸决口。对自己的百姓,这个说法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挡住日军了吗?挡住了,但只挡住了郑州这一路,也只挡了四个多月。放水第二天,熊先煜在日记里记,据报已经打进中牟县城的日军往回逃了。日军本想过郑州、沿平汉铁路直下武汉,这条路被水断了,只好绕到长江两岸往上打:六月打下安庆,七月打下九江,十月底打下武汉。武汉因此晚丢了四个多月,蒋介石换到的就是这四个多月。 这道口子在之后的九年里一直没有堵。泛滥的黄河成了国军和日军之间的一道防线。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徐福龄回忆,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河防即是国防,治河即是卫国”的口号,把泛区西边新修的防泛大堤当作前线阵地,要求大家严加防守。新堤修得仓促,许多地方是沙子堆的,屡次决口;修堤的人工和材料,都向当地百姓摊派。 尉氏有个叫刘焕的农民,水来以后,一家七口逃荒到西华,住在庙里,刘焕和弟弟打短工,王瑞英和弟媳带孩子要饭。妻子王瑞英在庙里生下的女儿饿死了,大女儿送给别人家当童养媳,没几天刘焕的母亲也死了。母亲死后四五天,保长上门派工,叫刘焕去打黄河堤,说这回以工代赈,给钱给粮。刘焕对王瑞英说: “俺去,俺这身子骨能撑一天就干一天,能挣一斤粮食给你和德安(他们的儿子)吃两顿面糊糊也是好的,这树皮草根再吃下去,俺一家又得死人。” 第二天有人捎信来,刘焕走了三十里路,到了道陵岗的工地,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王瑞英赶过去,人已经死了几个钟头。别人拿来一捆高粱秆,把他的尸体卷起来,埋了。 死了多少人,没有一个准数。战后的调查说,战争期间这片洪水在河南、安徽、江苏造成八十多万人死亡,近四百万人流离失所。尉氏、扶沟两县,平民每四个人里死了一个多。一九四三年,泛区刚熬过一场大旱,五月麦子快熟的时候,新堤又决了口。 一九四五年以后,真相瞒不住了,国民政府改了说法,把泛区百姓的遭遇说成中国人民为抗日救国所做的牺牲。七十年代出版的《蒋介石秘录》这样写这场洪水: “诚然,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不过,当时黄河水量不多,水流速度每小时只不过3公里,浸水地区最高水位不到一米,农民都还可以步行往来。” 五十年后,熊先煜回顾这件事,仍然认为是这场牺牲改变了战局,也说: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一九四七年三月,花园口的口子堵上了。这一年,王瑞英领着德安回到尉氏。九年前一家七口出门,回来的是两口。 ——熊先煜日记(1938年6月6日至10日)、刘仲元等1938年6月3日电、程潜1938年6月9日电、蒋介石1938年6月11日电、王郁骏1938年8月6日电、魏汝霖1939年3月报告,均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五),第421—433页 ——晏勋甫《记豫东战役及黄河决堤》、朱振民《爆破黄河铁桥及花园口决堤执行记》,《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173—175、182—184页 ——熊先煜口述、罗学蓬整理《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大堤真相》,《文史精华典藏版》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第60—63、65页 ——穆盛博《洪水与饥荒: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亓民帅、林炫羽译,九州出版社,2021年,第34—35、37、39—40、44—45、73—74、89、155、173—175、237页(灾民口述转引自梅桑榆《花园口掘堤前后》、王小秋等) ——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秘录》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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