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eX昨天的財報後討論裡，執行長強調了Starlink Mobile的商機，她說現有手機服務業約六千億的市場，是SpaceX可以拿下的潛在市場。我一開始不太懂這個市場在策略上的意義，Verizon、T-Mobile這些公司，雖然大，一年有一千億的營收，但手機通信服務業是辛苦錢，競爭激烈、毛利不高、資本投資量大，完全不是高長成的科技業該追求的目標。但如果從SpaceX的發展史來看，手機通信服務，也許只是進入另外一個更大、更美好市場的一個橋頭堡。 原本只是要射火箭讓馬斯克圓夢，但馬斯克的SpaceX從頭到尾，都不是白日夢，都是做生意。為什麼要搞回收火箭推進器？因為要節省成本。國家贊助的太空計劃，從來都沒想過要賺錢，所以節省成本的觀念，和民營公司節省成本的觀念不一樣。政府經營的事業，只有預算被砍，才會開始節省成本，而且節省的方法，都只是頭痛醫頭的方式，少用點人，少買些東西，砍掉些不急迫的項目。但私人企業家想賺錢，所以就會重新思考生產方式，如果飛機可以一飛再飛，為什麼火箭推進器用完就丟？這麼一個觀念的轉換，馬上讓馬斯克的太空事業取得全世界第一名的成本結構，現在SpaceX射上太空的承載量，十倍於全世界其它人的總和。 有了承載能量，SpaceX可以做什麼？馬斯克生意人就想到了自己射衛星，自己搞Starlink，現在的Starlink賺的錢比射火箭還多，更不用說在軍事上的重要性。自己有滿天的衛星可以做什麼？全球無死角網路是一個生意，未來的太空AI算力也是一個生意。我相信在左派腦殘的抗議下，太空算力是唯一的AI出路，所以SpaceX取得先機，但這不是立即會發生。問題是，如果AI重要，為什麼要繞道搞手機通信服務呢？我的猜想是一個全球通連的手機訊號網路，是給未來的機器人舖路。現在的特斯拉每一台車都有連上網路，但特斯拉都是和當地的手機服務公司合作，大部份的時候是順暢的，但是出了大城市，降速，甚至是沒訊號的機會不小。當特斯拉和Grok結合越來越緊密，因為AI的inference都在雲端，不可能在本地機器上，那網路的通暢變得很重要。這個通暢的網路對robotaxi非常關鍵，因為無人全自駕的車，必需要遠端介入來處理極端情況時，沒有網路是不行的。robotaxi只是未來特斯拉能提供的服務之一，當全自駕的車滿街跑，外送、接送小孩、甚至是在車上娛樂、商K、過夜的旅館服務也都可行，沒有無死角的網路可以嗎？這還只是我的小腦袋可以想到的功能，特斯拉還有機器人，機器人當然也要連上網路，而機器人可以做的事就更多了。 所以SpaceX搶奪手機通信服務的市場，不是看上一年六千億的市場，而是全球無死角的通信網路，對馬斯克王國的無比重要性。說到這裡，華爾街日報說特斯拉要切割中國事業，為和SpaceX合併做準備一事，雖然馬斯克在推特上否認，但這事情的發展，和我之前的預測一樣，沒有切割中國事業，特斯拉就會被共產黨控制，不可能和美國國防重要一環的SpaceX合併。如果馬斯克真的要進行我上面的猜想大業，SpaceX和特斯拉合併是必然的，他一定得忍痛把中國事業切割，但共產黨就像繼母的臉色一樣，一日數變，馬斯克沒有十足把握之前，先試水溫發消息，再否認，那是小心的政治操作。我們繼續觀望，但我上面描繪的景色太迷人，聰明的馬斯克，處理掉上海特斯拉，壯士斷腕是必要的。 SpaceX進入手機服務的市場，還有另外一個觀察的方向。科技的破壞力，會隨著AI越來越強大，而更形明顯。傳統做生意的方法，都會因為有新科技的介入，而發生巨大的變化，我之前說OpenAI和Anthropic會變成巨人，吃掉許多大企業的生意，因為他們掌握了前沿模型。這是和軟體相關的產業，但在實體科技結合AI的能力上，沒有人比馬斯克更厲害，過去幾十年，美國只有兩個成功的大型製造業，一個是特斯拉，另一個是SpaceX，都是馬斯克的事業。手機通信服務，甚至手機本身，需要許多實體的建設，這是馬斯克的專長，他要吃這些市場，一定吃得下來。Verizon的股票應聲下跌，但顯然跌得還不夠。

Lindsay Clancy（林赛·克兰西），36岁，马萨诸塞州产科护士。2023年1月24日，趁丈夫外出取外卖时，用健身弹力带勒死了三个亲生孩子——5岁Cora、3岁Dawson、8个月Callan。随后割腕并从二楼窗户跳下自杀未遂，腰部以下永久瘫痪。最小的婴儿三天后死亡。 2026年8月正在审判中，她不否认杀了孩子，但以产后精神病（postpartum psychosis） 做无罪辩护 场外有支持者，比较离谱。 支持者认为她是受害者，甚至通过机构给她募集了3.1万人捐款200多万美金来帮他打官司。 📷 这让我想起来饥荒年代大家易子而食的故事，美国的中产现在也出现了集体玩这招的时候了 再来看看经济情况（根源）。 2018年和丈夫Patrick在Duxbury买房，约$50万。Duxbury是波士顿东南沿海的中产社区，房价不低，说明当时家庭财务状况还可以收入 她是麻省总医院的护士，他是专业人士（具体职业未公开），家庭应该属于典型的双收入中产产后减工时 老三出生后她主动减少了工作时间，加上长期精神状态恶化，实际工作收入在下降 医疗支出： 她看了大量精神科医生、去过急诊、住过McLean医院（麻省顶级的精神科医院，费用不便宜），处方药换了十几种——即使有保险，copay和自付部分也是负担 Patrick后来起诉了她的医生们，指控"未能关注她不断恶化的精神状态"——这侧面说明家庭在医疗体系里碰了壁，可能也有经济上的压力卖房 Patrick在2024年1月把房子卖了$67.5万，之后两人离婚，她住进了护理机构（看来这六年房价也没涨多少） 整体从这个故事来看，确实是一个中产彻底 恶坠的故事。当然精神疾病也是其巨大的因素，关于精神疾病和人的行为估计这里也写不完，但其核心是，这东西到底能不能成为免责的借口，或者说，如果明知精神疾病会导致出现及其风险的结果，那么不早期介入干预的行为，是不是本身就是其本身的代价。 任何责任一定要有主体，谁来买单的问题，就比如家里老祖宗有阿斯海默给隔壁打晕了，这家人就的乖乖赔钱并且看好自己的老祖宗，如果这家人可以不赔钱，那满街都是用这个bug伤害别人的玩法了。 恶坠这个词很有意思，就是绝命毒师的美剧的开头，breaking bad，相比坠落这个翻译，恶坠更显得自己要为了报复这个环境做一点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这位宝妈做的事情不得不说比老白更令人咋舌。 再说一个大家更好代入的，saw《电锯惊魂》的主角不就是因为绝症活不下去了，要组织大家一起干一下保险公司那帮不做人的高管和业务员，虽然这电影越拍越烂，但是真的召唤出来一个路易吉去把联合健康的ceo给干了。 讽刺的是，巴菲特最近还在联合健康亏了5.7亿美金， 今年已经2月份清仓割肉，估计董事会开会没少骂路易吉带来的黑天鹅。 更讽刺的是，路易吉是个中产出身，当年还是游戏实习生的时候给文明6修了300个ui的bug，当刺客前已经有几层浮屠塔可以修了。 恶坠在这件事情上是个贬义词，因为母亲最终举起屠刀面对的是自己的孩子，但凡她在看护的时候给联合健康的高管多扎两针估计捐款能比现在多10倍。 毕竟冤有头，债有主，医疗制度带来的压力，费用，债务，找对人。而不是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刺客也是有朴素价值观的，不然山上彻也也不会到处有人漫展cos他了。 挥刀向强者，叫做反抗，挥刀向弱者，那叫屠戮，挥刀向自己的孩子，那已经不是人类范畴了。 感谢阅读至此，没提行情，但更要求个赞和转发。

楼霁月&易理华 中国大陆关联主体 👉楼霁月 @Joylou1209 关联主体 1️⃣北京拓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TokenMania 主体） 法人代表： 楼霁月 股东：楼霁月100% 2️⃣共青城红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代表：楼霁月 股东：楼霁月 90.25%  徐为民 9.75% 3️⃣杭州蕴和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楼霁月 股东：楼霁月100% 4️⃣乾景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勃 股东： 易理华 79%  楼霁月20%  张勃1% 👉易理华关联主体 1️⃣上海雄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易理红 股东：易理华 99% 上海雄心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 司法案件：1条  2️⃣上海火眼技术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易理红 股东：易理红  100% 司法案件：3条  3️⃣上海了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易理红 唯一股东为：雄兵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4️⃣上海雄心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勃 股东：易理华 100% 司法案件：2条  5️⃣上海自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IntelliShare  法人代表：朱俊峰 股东：朱俊峰63% 上海钱易投资17% 上海雄心创业10% 6️⃣上海钱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易理华  股东：上海雄心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8% 上海博时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5% 7️⃣宁波市鄞州瀚璟西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信息：上海钱易投资  93.33% 易理华 6.66% 8️⃣南京链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媒体白话区块链主体） 法人代表：马丹 股东信息：马丹53.19948% 上海了得投资20% 南京白话信息技术 14.8% 9️⃣杭州火鸟区块链有限公司（媒体火鸟区块链主体） 法人代表：陆洲 股东信息： 浙江华媒控股35%   上海了得投资15%  泛城投资10%（陈伟星）  海南乐朋商务 10%（李林） 至此，楼霁月、易理华一手搭建了从一级投资（了得）、到二级操盘做市（TMAC）、再到币圈媒体（白话区块链、火球区块链）的行业上下游版图。 自己发垃圾项目、自己假义投、自己操盘、自己宣传，一条龙齐了。 🔟共青城雄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代表：易理华  注册资本：10，00万(元) 股东信息：易理华85%  徐为民15% 关键的来了。 共青城灵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法人代表：易理华  注册资本：2,100万(元) 这个主体背后的组合精彩极了，属于华语币圈顶级大割云集荟萃。 共青城灵境股东信息： 1 戴旭光 @PatrickXDai 38%  @qtum 2 笪鸿飞 @xildcapital 38%   @Neo_Blockchain @OntologyNetwork @FlamingoFinance @OMOSwapX 3 图2 曹真 @GemBooMBooM 9.52%  @joinrepublic 4 图3 孙诗皓  4.76%   @TROY_DAO 5 易理华 @Jackyi_ld  4.76%   @Liquid_Capital_ 6 图4 李希     @xildcapital 4.76%  @Liquid_Capital_ 百科认为，这几哥们堪称币圈凤凰男三巨头： 贫困县最凶狠镰刀     戴旭光 抛弃糟糠，拥抱天菜 笪鸿飞 高攀楼家，入赘上门 易理华 这里插两句： 1 笪鸿飞呢，以前在杨浦的时候极穷无比，饭都快吃不上了，全靠他前妻接济。 奈何笪鸿飞始乱终弃，一心拥抱天菜。 2 当年312那次楼霁月爆仓后遭遇财务危机，易理华转头就跟她离了婚。 终究是楼霁月一场错付。 当这几个凤凰男集合在一起，会开出如何炸裂的花朵呢？ @hazenlee @LuYao_Trader @0xVeryBigOrange @CryptoApprenti1 @punk2898 @0xDeMoo @wdctlllltcdw @web3annie @mao_rocky @0xCPT_Capital @YingeAI @mryao90 @Mrluanluan @colinwu @BitcoinNewsCom @brc20niubi @williamlab @Michael_Liu93 @garyvgroup @biupa @XXY177 @EmberCN @Bitebishuqin @tiger_web3 @IamRamenPanda @WallStreet0Name @MrQin_BTC @jason_chen998 @roger9949 @roger73005305 @xtony1314 @Bqlsj2023

以前還在台灣上班的時候，去馬來西亞看過一次子公司，已經超過二十五年了，有些事記憶很深刻，但現在的馬來西亞當然不一樣了，所以很可能已經不是我記憶裡的馬來西亞。子公司總部在吉隆坡，KL的機場在那時很新很漂亮，但在機場接機的馬來西亞人，穿著卻和環境和不搭配，完全和韓國相反，金浦機場很破舊，但韓國人很光鮮亮麗。當然，我們知道硬體的進步，可以很快，只要有心，也很容易，所以仁川機場一蓋好，KL就比不上了。 吉隆坡的子公司，狗皮倒灶的事一大堆，華人同事要爭搶業績，弄到找印度人來黑巷裡偷偷打人。財務爛帳一大堆，公司文化老舊不堪，性別歧視嚴重，總經理在飯局裡吃我們總公司同行同事的言語豆腐，可惜老總不知道他惹到什麼人，因為這個吃豆腐，後來掉了工作。吃完海鮮酒樓的大餐，男同事就被一車載去酒家，在一堆女陪侍中，猛灌酒，完全是惡質的吃公款文化。第二天享受完飯店的早餐buffet，這可能是我看過最誇張的早餐，我連滾帶爬地上飛機，去了檳城。 檳城在印度洋邊上，華人很多，海灘很長很漂亮，所以很多白人在檳城渡日子。子公司的經理Peter，和KL那些鳥業務，完全是不同文化的人。Peter在台北的時候，我帶他去星巴克買咖啡，他看到這麼多人在星巴克讀書，非常不以為然。所以我到檳城，他沒帶我去星巴克，他帶我去文昌廟！文昌廟裡有圖書館，裡面滿滿的都是華人子弟在讀書，Peter很得意地告訴我，「這才是讀書的地方」。 Peter沒帶我上酒家，也沒吃高級館子，只有我一個人飛檳城，所以一對一的相處，蠻好。Peter中午叫麵到辦公室給我們兩個人吃，一邊吃，一邊談公事。送麵的拿來的是那種傳統的木提盒，沒有什麼免洗餐具，彷彿一下時光倒流幾十年。又是文昌廟，又是木盒打菜，真是「禮失求諸野」。黎智英以前寫過，因為有錢的華人人口沒有像香港那麼多，高級餐館在檳城這種老華人聚居的地方做不起來，東南亞的真正好吃中餐，通常都是大戶人家裡長期聘用的大廚做的，你要讓人帶進大宅裡，才有機會吃到名菜。可惜Peter只是個打工的經理，也沒機會帶我去見識老錢豪門，但檳城因為Peter的關係，讓我印象極好，只是兩個男人一起在海邊散步，有點好笑就是。

2026年纯211大学投档平均分数线，北京邮电大学最高。在当今工科为王的大环境下，工科院校的分数线不断攀升，以前霸榜的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经济、法律、语言类院校分数线正逐步滑落，北邮、南航、南理、西电等理工类就业前景好的高校分数线不断攀升，前六名全部来自工科院校。

大多數的革命發生後，革命勢力都會忙著輸出革命，因為革命不但破壞了國內秩序，也改變了國際政治，一方面革命的意識型態經常讓革命家充滿使命感，需要把「好東西」和世人分享，另一方面，外國勢力經常「反動」，極欲恢復舊有秩序，因此對革命家來說，外國勢力是危險需要對付的目標，輸出革命，是為了製造對革命安全的環境。 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是斷裂歷史的大事，因此輸出革命和保守反動的鬥爭，驚天動地，拿破崙戰爭打了近二十年。然後是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規模及影響，不下於法國大革命，到現在，我們都還在體驗這個餘震。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47年了，伊朗的神學政權一直是驅動中東騷動及全球政治的重要角色。許多人不知道，卡特的大衛營協定，算是解決了以阿衝突，如果不是伊朗，之後的美國，根本不用捲入這麼多的衝突。 但我要講的是這個輸出革命的心態，對這些革命起源國家的影響，尤其是共產革命。如果你戴上了意識型態的眼鏡，你看的世界從此不一樣，你以為不再「被唬弄」，你覺得「看清了世界運作的方式」，但你也「容不下其它的觀點」，當世界只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世界的運行都是靠階級鬥爭的時候，你如何心平氣和的看這世界？永遠都有不公不義，永遠都不可能享受繁榮富裕，因為朱門永遠酒肉臭，路上永遠有凍死骨。然而當你的無產階級專政了，財產都公有化了，為什麼人間天堂還沒來？為什麼外面的資本主義邪惡世界，歌舞昇平，他們不是該失敗了嗎？怎麼他們又有車、又有房、還有手機？為什麼我們什麼都沒有？這一定有原因，一定不是我們的革命理念出了問題，一定是有敵人在破壞我們，資本家的帝國主義，一邊破壞我們的發展，一邊還要假裝幸福快樂，邪惡地不得了，我們只能加強防備敵人，找出內部的反動份子，那些和外國勢力勾結的壞份子，一再鬥爭，一再肅清。 一旦了解了共產黨的「外敵理論」，我們就可以解釋共產黨的一些，我們外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行為。為什麼共產黨明明已經用高牆把世界擋在外面，但又不斷地滲透民主國家，搞大外宣、搞假消息戰、買通間諜？因為他們還在對抗外部敵人，還在相信社會主義遭到帝國主義的破壞，所以他們還是要輸出革命，為了天國到來，只能不停地鬥爭。因為是和強權鬥爭，所以沒有任何道德的底線，「結果合理化了手段」，偷搶拐騙，沒有關係，因為敵人更壞。 而輸出革命、抵抗強敵的這些心態，也讓我們可以預測出一些共產黨的未來行為。史達林一直要到希特勒把軍隊開到邊界，打了第一發子彈，才相信希特勒不能被收買，這一仗一定要打，不然，史達林死活都不願意放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因為共產黨的不安全感，讓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隨時都處於「求生存」的模式，為了存活，他們不會輕易開啟戰爭，他們可以移山倒海，但就是不要挑戰強權。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要相信社會主義是別人害的才不能成功，所以要炮製一個外敵來破壞革命，而為了要強化這個威脅，不得不把外敵變成無所不能，時間一久，自己也相信外敵的強大，所以不敢輕易言戰。這是我一貫認定共產黨不會打台灣的重要原因。 這個「求生存」的心態，也注定了和共產黨的聯盟，永遠都是脆弱而不可靠的。習近平願意一直挺普丁下去，「友誼沒上限」，不是因為他重情重義，而是中俄幾千里的邊界，如果邊界的另一方，變成了親西方的國家，那就是共軍得派重軍駐守的邊界，就是得從台海分兵的不良發展。這也是季辛吉當年分裂中蘇同盟，接近中國，而讓蘇聯害怕的同樣原因。但伊朗和中國的關係，不能與俄羅斯同日而語，如果為了生存，把德黑蘭出賣來換取中東的石油利益，那是可能發生，而且就會很快發生。在「強敵」川普的威脅下，中國暫時作小伏低，那是說得過去的，說實話，讓伊朗擁核，對中國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伊朗因為群龍無首而無法向美國投降，導致波斯灣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境，將會因為習近平放棄德黑蘭，而得到一個快速解決。

从世界历史中学习金融:看完你会比90％的人更懂金融！ 金融从来不是孤立的钱的游戏， 本质就是人性逐利冒险与文明规则约束的千年博弈。 人性要逐利冒险，文明要立规矩防混乱， 正是两者不断拉扯，才长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金融世界。 其实咱们现在天天纠结的： 该不该买股票？ 利率涨了怎么办？ 本质和几千年前古人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借粮食怕还不上，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 想多赚点利息，就像现在想靠理财增值。 金融的源头，本来就是人性的真实需求，加上文明为了满足需求搭起的规则框架。 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把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理清楚。 01）金融的起源：信用从泥板里诞生，规则从约束贪婪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先有货币，才有金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请看以下这张图，这是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泥板上的借据——核心两个字：信用。 那时候两河流域还没发明像样的货币，但苏美尔人已经把借贷关系刻在泥板上了。比如一块出土泥板清楚写着：「普兹拉姆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领了三巴舍克勒白银，收货时连本带利还，利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选泥板？因为黏土在当地遍地都是，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双方翻脸，旁人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金融的起点从来不是钱生钱，而是「我信你能还，咱们留个证据」。而且泥板上不仅记账，还写清楚了违约规则：还不上就用小麦抵押，实在还不上就当三年奴隶——从一开始，信用就和规则绑在了一起。 只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应付不了复杂情况，总有人把利息抬得离谱，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整个社会都会乱套。于是文明出手定规矩，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金融监管法。 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专门给借贷定了红线：借谷物，利率上限是33.3%；借白银，利率上限是20%；谁敢超收，直接没收他借出去的东西。为什么定这么严？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爱喝啤酒，40%的小麦都用来酿酒，如果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不光没酒喝，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所以规则的意义从来不是扼杀金融，而是保护信用不被贪婪破坏，让借贷能长久做下去。 到了古希腊，金融又长出了新玩法——期权的雏形。哲学家泰勒斯其实是个隐藏的金融高手：有一年他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就提前付了定金，锁定了当地所有橄榄榨油机的未来使用权。等真的丰收，农民们都要榨油，只能从泰勒斯手里租机器，他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是标准的期权：用少量定金锁定未来资源，按约定条件交易，本质和我们现在买期货期权没区别，支撑这笔交易的核心还是信用——泰勒斯信农民会履约，农民信泰勒斯会付定金。 说到这里我们再想「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苏美尔语把利息叫「moss」，埃及语叫「ms」，都和「声誉」挂钩；日语里利息的词源，本意是「子嗣带来的利益」。这不是古人浪漫，而是本质就是：借出去一头牛，明年可能多一头牛犊；借出去一袋小麦，明年能多收半袋。利息本来就是对出借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你帮了我，我得让你不吃亏——这本身就是最朴素的规则。 所以金融的源头其实很清楚：信用是地基，没有信任，没人愿意把钱或东西借出去；规则是承重墙，没有规矩，贪婪会把整个信用体系拆塌。 02）中世纪金融：禁令下的博弈，逼出更灵活的创新 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这套「信用+规则」的逻辑突然被打乱了——基督教直接出台利息禁令：说「时间是上帝的，收利息就是赚上帝的钱」，给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 但规矩是死的，人要做生意要谋生，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活路，反而在道德枷锁和现实需求的拉扯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禁令有多严：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就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过了500年，到850年直接加码：放贷的人直接逐出教门。可现实呢？国王要打仗，商人要运货，农民要种庄稼，谁都有急用钱的时候。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运丝绸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光成本就要几千金币，自己拿不出只能借，禁令再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 所以第一个妥协的，反而是出台禁令的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松口了：「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收点罚金，不算利息」——这其实就是换个说法，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后来更直接，你放贷赚了钱，买张赎罪券就能免罪，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甚至教皇克雷芒七世出身的美第奇家族，直接发行教廷公债，每年付10%的利息——毕竟教会要盖教堂、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再严的道德禁令，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也得给现实让路。 那普通人借钱找谁呢？犹太人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犹太教规矩里有一条：「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但借给外邦人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是少数群体，不能买土地，不能当公务员，只能靠商业谋生，放贷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活路——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他要一磅肉的极端约定，其实也是无奈：犹太人没有土地做担保，只能靠这种极端方式保障自己的本金。 伊斯兰世界的玩法更聪明：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我帮你买一批香料，你卖掉再给我钱，我多收的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利息；他们还早早搞出了汇票，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开张汇票到巴格达就能兑钱，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没办法，横跨欧亚非的商路需要便捷的支付工具，禁令反而倒逼出了更聪明的创新。 除了这些玩法，中世纪还给金融打下了两个关键的技术基础：一个是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写了《计算之书》，替代麻烦的罗马数字，算清复杂生意账；另一个是卢卡·帕乔利发明了复式簿记，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只有算清账，商人才能攒下信用，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 所以你看，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反而在博弈里攒下了一身新本事：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有了跨区结算的汇票，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这些积累都不是白费的，等大航海时代来了，要给哥伦布的探险凑大钱，这些本事正好派上了用场。 03）大航海时代：资本的地理冒险，改变了整个世界结构 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敢闯大洋，从来不是只靠勇气，背后是资本在赌一把——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一场资本的地理大冒险：敢花钱、敢担风险，为的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 这场冒险最大的诱饵，就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胡椒。在16世纪的欧洲，胡椒比黄金还金贵：欧洲吃的胡椒都从印度东南亚运，中间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每过一次价格翻一倍，到欧洲内陆，价格已经是产地的十倍，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所以商人都琢磨：要是能绕开中间商，直接从产地运，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开辟新航线的需求，本质就是资本想赚差价的需求——没有高利润诱惑，谁也不会拿大笔钱赌远洋航行。 那钱从哪来？我们都熟的哥伦布，其实就是一个找投资的「连续创业者」：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人家觉得他算错了航线，不投；又找法国贵族，人家也不感兴趣；最后磨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好几年，还承诺找到新陆地，西班牙分一半收益，女王才咬牙拿出钱。这不就是现在创业公司融资的样子吗？创始人画饼，投资方看收益评估风险，最后才掏钱；而且哥伦布还特别懂「定制方案」：跟西班牙说能找到亚洲捷径，跟法国说能发现新金银产地，这套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放到现在风投圈也不过时。 新航线打通之后，资本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154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1595年美洲出口商品里95%都是白银。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物价直接涨了四倍——原来一个金币能买一百斤小麦，现在只能买二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冲击了旧秩序：靠固定地租吃饭的封建主惨了，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却买不到原来多的东西，慢慢就破产了；商人却赚翻了，用白银进货再高价卖出，差价越赚越大。资本就这么悄悄完成了社会结构洗牌：旧贵族退场，新商人崛起，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就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深刻改变。 还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现在说「美元」，其实根子能追溯到这场大航海。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欧洲有个「泰勒银币」，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铸造，成色足分量准，成了欧洲通用货币。后来这个银币传到西班牙叫「dolara」，传到英国变成「dollar」，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dollar」也就是美元，甚至我们人民币的「元」，日元的「円」，都和这个银币有关系。货币从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都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走的，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场冒险从来不是稳赚不赔：投资的船队遇到风暴沉了，钱全打了水漂；囤白银赌涨价，结果白银太多价格跌了，反而亏了本——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高收益必然带高风险，资本愿意冒这个险，只是因为一旦成功，收益能翻几十倍。 大航海能成，本质就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复式簿记能帮商人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利润，汇票能不用带金币就完成跨洲结算，甚至中世纪的放贷逻辑都用来给船队融资。这些攒了几百年的基本功，才是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但远洋贸易成本越来越高，一趟下来成本是中世纪陆地贸易的十倍，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扛不住，还得有新的组织形式，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还能分摊风险——于是，改变现代金融的两个发明就登场了：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04）现代金融基石：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的双刃剑 荷兰人拿出的两个发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被板古敏彦称为「资本的双刃剑」：一边解决了「聚钱+分摊风险」的大问题，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另一边，也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就是有限责任。在这之前，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你投100吨开公司，万一船沉了欠了500吨债，你得卖掉房子田地凑钱还债，一次投资就赌上全部身家，谁敢轻易投？所以那时候要么是家族小生意，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做不大。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明确规定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不用卖房子还债。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原来只有大富豪敢投资，现在普通工匠、店主都愿意拿出积蓄——反正亏了也不影响生活，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下子募集了650万荷兰盾，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没有有限责任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 它还有个更绝的设计：不按单次航海结算，做长期事业。原来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下一趟再重新凑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长期项目，股东的钱能一直用在开辟据点、垄断贸易上，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建商馆、控制航道，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股票才有了交易价值，这就为交易所诞生埋下了伏笔。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就是给资本找了个公开流动的「菜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急用钱，想把股票换成现金，不用挨家挨户问，直接去交易所卖就行。这个交易所不止交易股票，还能做期货、期权：有人觉得明年胡椒涨价，就提前约定价格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人怕股票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甚至连盐渍鲱鱼都能做期货，鱼还没捞，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逻辑一模一样。 但制度的另一面很快就露出来了——郁金香泡沫。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疯狂炒作郁金香球根：普通球根能卖几十吨，稀有品种「总督」球根能卖两万吨，相当于一个工匠十年的工资。为什么会炒成这样？有限责任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交易所让球根交易和股票一样方便，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结果1637年2月，球根价格突然崩盘，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根发财，晚上就血本无归。 这就是泡沫的本质：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人性的从众和赌性就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不过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没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光有聚钱的制度不够，还得有防炒作的规则——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像现在监管裸卖空一样。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这也告诉我们，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 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怎么流动」的问题，但还有两个大风险没人扛得住：国家要打大仗，动辄几百万英镑，国王自己掏不起；商船出海，万一沉了被抢了，船主一辈子家底就没了。单个机构和个人扛不住这么大的风险，就需要能把风险拆碎分摊的新工具——于是，国债和保险就诞生了。 05）风险分摊神器：国债和保险，把大风险拆给所有人 国债和保险的核心逻辑其实一句话：不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卖给很多人——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投资者，船主把海上风险分给成百上千投保人，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 先说说国债：本质就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在这之前，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打赢了可能还点，打输了直接赖账。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直接宣布不还，好多银行家直接破产——所以那时候没人敢给国王借钱，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说赖账就赖账的人？ 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也不能随便赖账，国债才真正有了信用。法案写得清楚：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这就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1692年英国出台专门的国债法，把原来国王的私债，变成了国家欠所有人的钱，还发明了「统一公债」：没有偿还期限，每年固定付利息，想变现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 这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现在知道有议会担保，还能随时卖，纷纷掏钱买。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全靠这套靠谱规则。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自然愿意接。而且设计还特别灵活，曾经发行过「彩票型国债」：买100英镑国债，不光每年拿利息，还能抽奖中额外奖金，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街边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国家轻轻松松就凑够了军费——背后逻辑很简单：风险越大，就要给投资者越多甜头，大家才愿意一起扛。 再看保险：本质就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古希腊就有了：船主借钱买货，约定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利息，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只是没形成正规制度。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 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水手、船主、商人都爱来这歇脚，慢慢就有人在这「赌船」：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约定，船安全到了，钱归有钱人；船沉了，有钱人赔船主钱——这些签字画押的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这就是现在劳合社的前身。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船沉了得卖房子赔钱，但还是有人愿意干，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保费攒下来就是稳赚的。 这就是保险的本质：大多数人没出事，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大家一起扛住单个扛不动的风险。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寿：苏格兰的牧师们看到同事早逝后妻儿没人养，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大家每年交一点钱，有人去世就从基金里拿钱给遗属；他们还聪明地用了哈雷生命表，算清楚平均多少牧师会去世，每年该交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保险精算，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定价」。 不管是国债还是保险，核心都是「信任+规则」：国债靠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保险靠精算数据、契约精神，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但随着战争规模变大，贸易范围变广，资本永远会跟着「安全+信用」走，金融中心也就开始慢慢转移——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每一次转移都是一场信用的较量。 06）金融中心迁徙：资本永远选择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转移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是资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谁能给资本安全感，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资本就去谁那里。 第一个转折点，是阿姆斯特丹的衰落。17世纪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心脏，东印度公司股票在这交易，霍普商会能帮瑞典、俄罗斯发国债，但拿破仑战争打碎了一切：拿破仑要征重税，还要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资本最怕什么？怕被强征、怕没保障。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有的去伦敦，有的去汉堡；18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量，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没了资本信任，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 接着就是伦敦崛起，它赢就赢在靠谱的规矩和安全的环境。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边打仗，还能让资本安心：第一，英国有统一公债，不管战争打得多凶，每年利息从不拖欠，投资者知道买了不会亏；第二，英镑和黄金稳定兑换，拿着英镑在哪都能换成黄金，比法国法郎靠谱太多；最关键的是，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赖账，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纳给美国，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最后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忙发行债券凑齐了钱——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资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 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一战之后，英国为了筹军费，卖了海外资产还欠了美国一大笔钱，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二战的时候，伦敦被德国轰炸，交易所好几次停市，资本怕被炸没，纷纷跑到纽约。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一倍，伦敦股票市值跌了一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伦敦彻底失去了金融主动权——不是英国不想争，是战争耗光了它最核心的「安全+信用」，这两个恰恰是资本最看重的东西。 而纽约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没烧到本土，还靠帮各国发债积累了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自然就接住了金融中心的接力棒。但掌握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纽约成为中心后，现代金融很快就陷入了「规则防贪婪，贪婪破规则」的循环，一次次引发动荡。 07）现代金融的循环：规则永远在给贪婪补课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规则想给资本划红线，贪婪却总在找漏洞，每次博弈过后，要么是体系动荡，要么是规则升级。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1944年四十四个国家约定，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做生意，避免二战前汇率乱涨乱跌，让国际贸易安稳发展。结果才运行20多年，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印了太多美元，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美国拿不出来，1971年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子就崩了。之后汇率自由浮动，通胀起来，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直接把油价涨了三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规则，留下烂摊子给全世界收拾。 再看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是典型的「规则跟不上贪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出口不好做，政府就放水降利率，鼓励大家借钱。这下贪婪直接冒头：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全都去炒股炒房；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砸锅卖铁买房；银行也不管风险，有土地担保就放贷。那时候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所有人都觉得泡沫不会破。但日本政府那时候根本没跟上规则：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等想加息降温的时候，泡沫已经太大了。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告诉我们，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栽大跟头。 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贪婪钻了规则的漏洞」。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AAA级，卖给全世界投资者；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还是拼命放拼命卖，因为卖出去就能赚手续费，风险都是别人的。贪婪到这一步，规则却没跟上：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雷曼兄弟破产，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GDP还大，银行倒闭、基金爆雷，全世界都跟着亏——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不止自己玩崩，还要拉着全世界买单。 但博弈从来不是只有贪婪赢，规则也会慢慢补课：2008年后，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一边搞高风险投机；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都是规则在博弈后补上的漏洞。当然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现在的加密货币、算法稳定币，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赚快钱，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 08）金融史的永恒真相，听懂就能少踩坑 聊完了千年的博弈，最后我们总结三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这些真相藏在泥板里，藏在股票里，也藏在一次次危机的教训里，对我们普通人特别实用。 第一个真相：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是信用。最早的泥板借据，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不是因为白银多，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英国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不是因为军队强，是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不会赖账；我们现在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信用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没了，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会塌——阿姆斯特丹被法军破坏了信用，资本立马跑光；2008年次贷骗了大家，信用破了整个市场就崩了。对我们来说，不管借钱还是投资，先想清楚「这事的信用在哪」，比先想「能赚多少」重要得多。 第二个真相：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别指望彻底消灭。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根翻倍的荷兰人，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躺赢的日本人，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别人都在赚，我不赚就是亏」。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性里的从众和贪婪天生就在，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但我们能做到不栽大跟头：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要是记得郁金香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很多人也不会血本无归。 第三个真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是文明的加速器。我们总说金融干坏事，但别忘了：没有资本支持，哥伦布到不了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没有国债，英国打不赢拿破仑，也建不起遍布全国的铁路；没有保险，商船不敢闯大洋，我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金融的本事，就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把没人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帮国家修铁路，帮科学家搞研发，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是怎么用规则管住它，不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让它服务真实的需求。 说到底，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 太放任人性，就会泡沫破裂；太死守规则，就会耽误发展。 我们读金融史，不是为了记住一堆年份和事件，是为了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的时候，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 在所有人都抢着投资的时候，能停下来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 毕竟，金融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不是为了让钱焦虑，这才是学习金融史最该有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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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何去何从：北京会在什么时候认为“不能再等”？ ---从台湾世代变化、芯片产业、中美军力和2035窗口谈起 讨论台湾问题时，人们往往喜欢寻找一个年份。 有人说2027，因为那是解放军建军百年节点；有人说2049，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还有人认为根本不会打，两岸会无限期维持现状。 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种说法都把问题简单化了。 真正决定台湾问题何时进入终局的，未必是哪一年写在日历上，而是北京什么时候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待，已经不会让统一变得更容易。 如果这个判断始终没有出现，两岸完全可能继续拖下去。 但如果中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条件已经成熟，而台湾社会又越来越明确地把“永久维持分治”当成最终状态，那么北京的决策逻辑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从今天能够看到的趋势出发，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2027，而是2035年前后。 一、先说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却不等于越来越支持法理独立 台湾最明显的长期变化，不是哪一个政党支持率高了几个百分点，而是身份认同。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几十年的长期调查非常清楚地显示，单一“台湾人认同”长期上升，而单一“中国人认同”已经降到很低；在统独选择上，各种形式的“维持现状”长期占据主体。 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年轻人的主流政治心理，很可能既不是传统国民党的“中国统一”，也不是早期独派意义上的“赶快成立台湾共和国”。 更像是： “我是台湾人。” “我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改国号打一场战争。” “现在这样自己选总统、自己治理自己，最好一直维持下去。” 这是台湾社会最值得北京重视的变化。 因为从台湾人的主观角度看，这叫“维持现状”。 但从北京的长期国家目标看，如果“维持现状”的真实含义逐渐变成： 2026这样，2046这样，2066还是这样，而且永远不讨论统一， 那它最终就不再是一个临时状态，而接近永久分治。 问题就出在这里。 《反分裂国家法》并没有规定“台湾必须在某年以前统一”，但它明确保留了在“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等情况下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空间。2025年《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时，北京仍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并强调大陆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所以台湾社会越觉得“永久维持现状”是最安全的选择，北京反而越可能在更远的未来产生另一个判断： 如果再等下去，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只会越来越小。 这是两岸今天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二、但是，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不代表台湾一定越来越支持民进党 这一点经常被混淆。 2024年总统选举的年龄结构很有代表性。柯文哲在年轻人中明显占优，侯友宜在年轻层严重落后，赖清德则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基础。 这说明台湾年轻人的变化首先是： 传统蓝绿政党认同变弱，台湾身份认同却变强。 一个30岁的台湾人完全可以同时认为： “台湾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一部分。” “我不想统一。” “但我也讨厌民进党。” 所以未来真正可能消失的不是“国民党”这个组织，而是传统国民党的某些政治叙事。 如果国民党想长期活下去，它最终很可能必须进一步台湾化，变成一个主张中华民国框架、反对法理台独、重视两岸交流、但同时明确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控制的台湾中间偏右政党。 民众党或者未来其他第三势力同样可能占据这个空间。 换句话说，台湾未来未必越来越“绿”，却很可能越来越形成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不主动宣布独立，也不愿接受统一。 这才是北京真正要面对的东西。 三、台湾今天经济很好，但最大的长期危险不是衰退，而是“不再不可替代” 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已经经济不行了，这与现实不符。 2025年台湾实际GDP增长超过8%，2026年在AI、半导体和服务器需求推动下，官方最新预测甚至达到11%左右。台湾2025年出口达到约6400亿美元，美国已经以31%的占比超过中国大陆及香港的26.6%，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所以台湾现在绝不是一个正在经济崩溃的地方。 真正的问题在于另一件事： 台湾目前最重要的战略价值，很大程度建立在它拥有一些大陆和世界短期难以替代的技术与产业。 最典型的当然是先进半导体。 台湾过去几十年很多优势其实已经经历过类似过程。 LCD面板、普通电子制造、部分PCB、LED、太阳能等领域，过去台湾都有很强的领先地位。大陆产业规模扩大以后，并不是台湾突然不会做了，而是大陆也会做，而且很多领域做得更多、更便宜。 台湾于是只能继续往产业链上游跑。 从PC代工跑向晶圆代工，再跑向先进封装、AI服务器、高性能计算。 问题是，这是一场永远不能停下来的比赛。 中国目前已经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约32%，超过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四国之和。 所以长期真正值得问的问题不是： “中芯国际今年是不是已经追平台积电？” 而是：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体系、远大于台湾的研发投入、完整产业链和巨大工程师规模的经济体，如果连续二十年把先进半导体国产化当成战略目标，台湾能否永远保持两三代优势？ 我认为很难把答案理所当然地设定成“可以”。 如果到2035年前后，大陆在先进逻辑制程、存储、半导体设备、材料、AI芯片等主要领域都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核心需求，那么台湾对大陆最重要的一张经济牌就会明显贬值。 大陆未必需要制裁台湾。 只要自己会做了，台湾原来的稀缺价值自然就下降。 这反而比制裁更加不可逆。 四、台湾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大陆从下面追，美国从上面搬 台湾现在有一个长期容易被忽视的夹击。 大陆不断向高端制造爬升。 与此同时，美国又在主动降低先进半导体过度集中台湾的风险。 2026年美台达成的半导体与投资安排中，台湾半导体及科技企业承诺至少新增2500亿美元美国投资，以加强美国本土先进半导体、能源与AI产业能力。 这当然不会让台湾半导体产业明天消失。 台积电最重要的研发、人才和先进产能目前仍然高度集中台湾。 但长期方向很值得关注： 大陆希望降低“没有台湾芯片就无法正常发展”的风险； 美国也希望降低“台湾出事美国科技产业就瘫痪”的风险。 这意味着台湾过去最重要的“硅盾”，实际上同时受到两边侵蚀。 大陆追赶它。 美国复制它。 台湾仍然可能长期保持富裕、先进和高技术，但存在一种2035至2045年的可能： 台湾从一个全球高度不可替代的科技节点，逐渐变成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富裕，却没有过去那么不可替代的发达经济体。 如果出现这种变化，最大的影响甚至不是台湾人的收入，而是台湾在大国战略计算中的重量。 五、为什么我认为北京最容易做的，反而不是政治工作，而是继续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力 两岸和平统一最难解决的，其实一直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互信。 北京可以承诺： 统一以后台湾保持现有生活方式； 保护私人财产； 保持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 台湾可以享受大陆巨大市场。 2022年大陆统一白皮书确实仍然强调这些内容。 问题是台湾人真正担心的是： “今天答应了，三十年以后怎么办？” 这是一种典型的可信承诺问题。 哪怕大陆明天把香港政治制度重新放宽，也未必能让台湾多数人马上接受统一。 因为台湾对统一的拒绝已经不只是制度恐惧，还包含非常深的政治共同体认同。 一个人完全可能认为大陆民主、富裕、自由，却仍然说： “很好，那我们就做关系很好的两个华人社会，为什么一定要合并？” 所以政治互信可能是北京最难解决的问题。 相反，有两件事的结果非常容易验证： 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军事实力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芯片造出来就是造出来。 军舰下水就是下水。 导弹、无人系统、核力量、造船工业和航空工业有没有形成规模，也都是客观能力。 这就产生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逻辑： 如果北京认为未来十年自己的综合实力仍然会上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天承担战争、制裁、资本外逃和战后重建的巨大成本？ 继续投入经济、科技、军工和抗制裁能力，本身就具有更高的期权价值。 最理想的军力从来不是打出去的军力，而是让别人重新计算选择的军力。 六、2035为什么比2027更值得注意 2035不是公开的台湾统一期限。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但是2035本身确实是中国官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节点。中国公开规划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美国国防部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也仍然把2027、2035和2049作为解放军三个主要现代化节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是2035前后，而不是把2027当成所谓“攻台截止日期”。 到2035年可能同时出现几件事。 第一，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常规军事能力与今天相比更加成熟。 第二，中国战略核力量更加完整，美国干涉台海需要考虑的已经不是损失几十架飞机，而是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失控升级的可能。 第三，大陆先进产业对台湾关键技术的依赖进一步下降。 第四，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固化，北京对“台湾民意以后自然转向统一”的期待更低。 第五，美国、日本、台湾也在加速军事建设，因此北京同样不能假设时间永远只对自己有利。 所以2035的特殊意义不是： “到这一年必须打。” 而是： 到这一阶段，北京可能第一次同时具备更成熟的实力，又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继续等待的政治收益在下降。 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才是真正的风险窗口。 七、美国到底会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开战？ 这是台湾问题里最容易被情绪化讨论的问题。 支持台湾的一方经常默认美国一定会来。 另一边又经常默认美国绝不会来。 两种判断都缺乏依据。 美国对台湾没有类似美日安保条约那样的自动共同防御义务。美国长期政策本身就是战略模糊。 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同时达到两个目标： 让北京相信美国可能介入，因此不敢轻易动武； 又不提前把自己锁死，真正发生战争时仍然保留选择。 台湾对美国当然重要。 它位于第一岛链中央，关系日本、菲律宾、西太平洋力量平衡和美国亚洲联盟信誉。 因此把台湾简单说成“美国只关心芯片”同样不准确。 但台湾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是不对称的。 对北京而言，台湾同时涉及： 国家统一、民族历史叙事、中共政治使命、沿海安全、西太平洋军事地理和中美战略竞争。 对华盛顿而言，它主要涉及： 地区力量平衡、亚洲联盟信誉、第一岛链、供应链、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 中国可以认为： “这是我的国家统一问题。” 美国不会认为： “没有台湾美国就不是完整的国家。” 这个差异非常重要。 如果未来中国第一岛链常规军力越来越强，核二次打击能力越来越可靠，而美国又逐渐把先进芯片产能分散出去，华盛顿最终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尖锐： 台湾很重要，但重要到值得美国本土冒核战争风险吗？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美国和整个北约可以提供巨额武器、资金、情报和制裁支持，却始终避免美俄军队直接全面交战。 台湾与乌克兰当然不能机械类比，中国与俄罗斯也不是同一个国家。 但乌克兰战争至少证明了一点： 面对另一个核大国，“支持一个伙伴”与“本国军队亲自参战”是完全不同的决策。 未来中国实力越接近甚至局部超过美国，这个区别只会更加重要。 八、日本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风险比美国更加直接 日本近年来明显把台湾海峡稳定与自身安全联系起来。 日本2025年防卫白皮书继续把中国军事活动称为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同时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从地图看，日本有充分理由担心台湾被大陆控制以后西南诸岛安全环境恶化。 但另一面同样存在。 如果日本真正参加台海战争，就意味着日本与中国发生热战。 这不是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能够概括的事情。 战争意味着冲绳、九州军事基地可能进入攻击范围，中日经济关系断裂，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武大国和世界级工业国。 所以日本同样面临一个悖论： 为了避免未来安全环境恶化，要不要今天承担一场可能直接破坏自身安全的战争？ 我认为日本会长期坚持“台海和平关系日本安全”。 但未来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把这句话自动兑换成军事参战，则会越来越取决于当时的中美军事力量和日本社会自己的风险判断。 九、经济压力真正可怕的，不只是金融，而是现代工业的“不可替代时间” 过去谈长臂管辖，人们通常想到美国。 美元、银行、保险、金融结算使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域外制裁能力。 但中国拥有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力量： 实体制造和供应链。 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约32%，在大量工业中间品、电子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加工环节拥有巨大的规模优势。 对于台湾这种高度发达、供应链极其复杂的岛屿经济体，危险之处不是“少买一些中国手机”。 手机可以晚一年换。 真正困难的是工业系统中某一个价值很低，却必须每天供应的零件、材料或中间品突然消失。 现代工业的特点是： 一个几美元的零件可能卡住几万美元的设备。 找到第二家供应商，也不代表第二天就能使用。 可能还需要验证、认证、重新设计生产流程。 所以中国制造业形成的经济影响力不能简单按进口金额计算。 当然，这种工具一旦频繁使用，也会产生强烈反作用，刺激台湾、美日欧不计成本建设替代供应链。 这也是为什么从北京自己的长期利益看，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不断制裁，而是： 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别人主动认为脱离中国的成本太高。 威慑的最高状态仍然是不用。 十、台湾相对大陆越来越小，也会改变统一后的政治经济计算 九十年代，两岸经济体量差距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今天台湾已经是一个不到大陆5%经济规模的经济体，而且随着大陆继续增长，这个比例未来还可能下降。 这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结果。 一方面，北京越来越没有必要为了台湾的财富破坏台湾经济。 未来大陆如果比台湾大几十倍，那么即使给予台湾非常优厚的财政、税收、市场和社会制度安排，对全国来说也只是很小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人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把台湾的钱拿走”，反而越来越缺乏经济逻辑。 但另一方面，台湾经济占全国越小，也意味着一旦台湾某些政治制度与北京认定的国家安全和中央权威发生冲突，北京为了保护台湾经济而克制自己的动力也会降低。 所以未来统一承诺中： 财产权、企业制度、福利和商业规则可能相对容易保障； 真正最困难的仍然是政治权利。 问题最终还是那几个： 台湾还能不能选出一个北京不喜欢的领导人？ 媒体能否主张台湾重新独立？ 台湾地方政治与中央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谁拥有最终裁决权？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互信可能永远比经济利益难解决。 十一、所以我为什么把真正的窗口放在2035前后 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交叉。 台湾社会长期来看，统一意愿没有明显上升的理由。 大陆的经济、工业、军力和科技能力却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美国和日本当然也会加强准备，但中国具有本土地理、全球最大制造业体系和军力集中于西太平洋的优势。 于是北京未来真正需要判断的是： 我的实力增长速度，是不是仍然快于台湾及其外部支持体系的增强速度？ 如果答案一直是“是”，那么北京越没有理由提前行动。 因为2026能做的事情，2030可能成本更低。 2030能做的事情，2035可能根本不用做就能形成威慑。 但到了某一个阶段，情况可能反转。 台湾身份继续固化。 美日军事体系继续强化。 台湾供应链继续向美国和东南亚转移。 大陆人口和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于是北京可能开始问： 再等十年，到底会更容易，还是更难？ 我认为这个问题真正进入决策层核心议程的时间，很可能就在2030年代。 所以我的基准判断不是： “2035年中国会攻打台湾。” 而是： 2035前后很可能成为北京重新评估“时间到底还站不站在统一一边”的关键节点。 如果北京仍然认为时间有利，完全可能继续等。 如果北京认为军事实力已经足够，而台湾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正在永久消失，继续等待反而降低统一概率，那么整个台海战略逻辑就会发生改变。 十二、最理想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不打 中国真正追求的最优结果显然不是： 花费巨大军费建设几十年，然后把这些军力全部投入一场破坏两岸经济、摧毁台湾基础设施、触发全球制裁甚至中美战争的大战。 如果实力增长最终能够让三个地方同时改变计算： 华盛顿认为直接与中国战争的成本超过台湾的战略价值； 东京认为台海虽然重要，但没有重要到值得日本本土进入中日战争； 台湾社会认为永久拒绝政治谈判已经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选择； 那么北京就可能获得远高于今天的谈判地位。 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正含义。 它并不是台湾人突然热爱统一。 甚至可能大多数台湾人在感情上仍然最喜欢维持现状。 只是到了那时，他们面对的现实选择已经从： “统一还是永远维持现状？” 变成： “在现有力量格局下，怎样安排两岸关系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台湾现有生活方式？” 一旦问题发生这种变化，台湾政治就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结语：台湾问题真正的倒计时，不在日历上 我不认为北京已经存在一个公开或可以证明的“2035统一时间表”。 我也不认为战争是必然。 台湾经济目前仍然非常强，台湾也正在强化防御、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并重新组织供应链；美国、日本同样不会坐着等待中国实力增长。2027年台湾国防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万亿新台币，本身就说明力量变化一定会产生反作用。 所以任何简单的线性外推都可能失败。 但如果一定要回答“台湾问题什么时候最值得担心”，我不会选择2027，也不会机械地选择2049。 我会看2035前后。 不是因为2035有什么神秘期限。 而是因为到那个阶段，有可能同时出现： 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入新的成熟阶段； 先进产业对台湾依赖明显下降； 战略核威慑进一步增强； 台湾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更加固化； 美国和日本是否愿意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变得更加现实； 北京也第一次需要认真判断，继续等待究竟是在积累实力，还是在永久失去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 台湾问题最后真正的临界点，很可能不是台湾哪一天宣布独立。 而是北京哪一天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下去，已经不会更好了。” 在那以前，时间是战略资源。 在那以后，时间本身就可能变成压力。 所以，与其天天猜“哪一年开战”，不如关注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的实力增长，台湾的身份变化，以及美国、日本承担战争风险的意愿，究竟哪一条曲线变化得更快？ 这三条曲线最终交叉的位置，才可能是真正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