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他是做空的，達拉斯城裡有很多辦公樓，都是玻璃帷幕，從外面可以清楚看見裡面的那種，他的朋友帶他遠看這些辦公樓，裡面都沒有人，他心想，不做空，難道要做多嗎？所以在1985年，Shad Rowe自己開始創業做投資，他賣空銀行股和建商，賺了些錢。那時候做空，不但不用付利息，券商收你質押的公債，還付你利息，然後在稅法上，還讓空頭可以拿多頭的股票來抵，沒有什麼資本利得稅的問題，所以算是對做空的投機客，相當有利。但是看起來有利，做起來卻有可能傷害身心健康。空頭永遠都在等公司爆掉，但是再爛的公司，真要爆掉的時點也很難預測，所以Shad Rowe經常心情不好，但他的母親與他相反，總是非常樂觀，總是可以找到一些點來安慰他，她說，「別擔心，遲早這些公司會爆掉」。就是這樣心裡的不健康，讓Shad Rowe開始思考不要做空，要開始做多，至少不用再冀望別人爆掉，詛咒別人惡運。當他開始轉多的時候，他乘著西南航空剛開始的順風起飛，大賺一筆，慢慢地讓他相信，唯有巴菲特的那種投資方式，才能在股市賺錢又保持身心愉悅。 Shad Rowe也喜歡逛好市多，Costco代表的就是他的新投資哲學，能用「更好、更快、更省」的方式來照顧客戶的消費產品，就是他的投資目標。這裡面有一個有意思的觀點，Shad Rowe認為，公司經理人，永遠都比股東知道得更多，對公司經營有更多的掌控，所以如果經理人要騙投資人，那投資人還真得很難對抗。不能投資這種蓄意欺騙投資人的經理人，但我們要怎麼找到讓人信賴的經理人呢？會想盡辦法對客人、對員工好的經理人，就是比較可靠的公司，就比較可能長期持久而不用擔心被騙，因為這代表了經理人不是把自己的短期私利放在第一位。 Shad Rowe當然不是價值型的投資人，他看好的股票，不是被低估的那種，而是有成長潛力的股票。在尋找能讓客戶得到「更好、更快、更省」的產品的公司時，他還注重一點，「可以放大增長scale up」的能力。對於這一點，他也有一個很直觀、簡單的看法，所謂的「全球化」就是「美國化」，一旦在美國市場站穩腳步，就可以攻佔全球的市場，消費性產品像麥當勞、星巴克如此，科技產品更是如此，所以他專買那些很「無趣」、很大的美國高科技公司，全世界人都耳熟能詳的蘋果、谷歌、微軟、亞馬遜等等。 Shad Rowe信奉「只需一次決定」的投資方法，一旦看好股票，買好部位，就放著不管。他經營一個hedge fund，長期持有十幾支股票，公司管理階層只有他一個人，反正他的買賣次數極少，也沒有什麼費用，所以他也沒向投資人收管理費，只有獲利抽成12%(遠小於業界的20%常規)，經營了四十年，沒有賣出，就沒有資本利得稅，連報稅都單純，完全是我夢想的資金經理人模式。不過Shad Rowe在2024年過世了，巴菲特級的神人又少了一個。

#蹭網發推之一八一# 平生買了第一張足彩票 美加墨世界杯進行了一個多月，我能叫得出名字的球星只有梅西一個人，沒看過一場轉播。但是截止18日，阿根廷7場的比分我都知道，因為梅西，阿根廷也成了我唯一關注戰績的球隊。 18日，是爭奪三四名的日子，一早，我什麼也干不了，正寫的文章竟然寫不下去了。我開始關注世界杯，不是關注將要進行的銅牌爭奪戰，而是關注冠亞軍的終極之戰。從各大媒體的文字報導，到五花八門的視頻分析，連看到19日，整整看了兩天，看得我頭昏眼花，專業技術性的分析，似乎改變不了我什麼，作為一個足球外行，我只記住另一個球星的名字——亞瑪爾。 19日晚8點半，我決定買一張足彩票，當然賭阿根廷衛冕成功。 此時誰要問我為什麼？我大概會有2023 年6 月15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的阿根廷与澳洲友谊赛中，私自跳下3米看台那個稚氣未脫的年輕球迷的熱情。這位18歲的球迷甩掉成群保安的追逐在比賽場地擁抱了梅西，最後因體力不支倒地，被四個保安抻着四肢抬出比賽場地，臉上還掛着萬分滿足的笑容，他是出於對這位世界球王精湛球技由衷的欽佩和熱愛；而我這個世界杯一場球賽沒看的球盲，希望梅西完美結束世界杯的里程，純粹就是對這位世界最偉大球員人格的敬重。 梅西贈給劉曉波簽名照片 9年前的7月13日，劉曉波在嚴格的拘押環境下，病逝於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12天后，我在網上看到梅西和他效力的巴塞羅那足球俱樂部給劉曉波的梅西簽名照。不僅《零八憲章》的簽署者，世界為劉曉波爭取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政治家、學者和國際組織的負責人都會為劉曉波生前沒有能夠看到這張照片感到遺憾。 這張照片的聯繫人是香港民主黨成員林子健，他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政治神學博士，已經取得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研究計畫獎學金，準備到美國念書。當他得知重病的劉曉波是梅西的球迷之後，於2017年7月9日（距離曉波離世僅4天）“發電郵向梅西索取簽名照，並介紹劉曉波是他的球迷，是人權捍衛者，曾獲諾貝爾和平獎，因罹癌恐將不久人世。”天人永隔的遺憾，無法改變，林子健用臉書公佈了梅西的簽名照，並稱讚“巴薩隊和梅西無懼中共專政封殺的可能性，依然本著人文精神送上關懷，這無疑是一種人性的典範。” 林子健因此被綁架，遭受酷刑、被逼交出梅西簽名照，除了毆打，還被用釘書機在大腿上釘滿冒血的小十字架，他一口咬定照片已經送出。最後被扔到香港西貢海灘。他開始舉報綁架 ，官司打了兩年，北京央視出面竟捏造他被綁架是“自編、自導、自演”， 最終因“報假案”，又系獄5個月。出獄之後，護照被沒收，失去出國機會，處於失業狀態。這就是一位香港人為劉曉波索要一張梅西照片付出的代價。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梅西率阿根廷隊奪冠。媒體舊事重提，採訪林子健。受盡磨難的林子健對自由亞洲說：“他拿世界盃，一個好人，球技好、人品也好，至少敢簽名給劉曉波。有勇氣去簽名給劉曉波，能夠拿世界盃他是配得的，他不只是阿根廷的球王，是全世界的球王。”“我相信，如果劉曉波有在天之靈，應知道梅西拿世界盃，也會很開心的。” 今年7月是劉曉波病逝的9週年，適逢39歲的梅西再率阿根廷隊闖入決賽，我作為一個球盲，買張彩票只為祝福梅西，算不得什麼。昨晚一夜沒睡，凌晨觀看了大力神杯的爭奪戰，我看到足球後浪推前浪的洶湧，看到梅西只獲亞軍獎牌的淚水，這依然是英雄的淚水，是劉曉波在天之靈能獲得慰籍的淚水。 【補充一點，看完昨天的比賽，我才知道，足彩買的是不算加時賽的比分。我才知道我讓兒子幫我買彩票時他說：“你買的是大比分，我看好小比分。”是什麼意思。“0比0”我這個球盲絕對猜不中，我想就是老牌球迷大概猜中的也不多，我的一個鄰居，前國家隊後衛，實德隊教練，他買的彩票也賭阿根廷贏，結果也是一聲嘆息。我兒子雖然看好西班牙，但是與 “0比0”相比，還是距離不小。】

纪念高善文君—— 薪火微茫处的时代挽歌/文/楼上楼 一 中华民国……不，这已是公元二零二六年的七月了。当噩耗穿越紧闭的屏幕与冰冷的数字网络，陡然砸向这片在酷暑与焦虑中沉默的土地时，我正枯坐在喧嚣的资本市场的边缘，感受着一种近乎窒息的空洞。张雪峰的骤然倒下，高善文君的遽然离世，接踵而至的死亡讯息如同一道道冰冷的闪电，将这本就晦暗的夜空撕扯得支离破碎，把无数如达叔这般冷眼观世的人，生生吓了一跳。指点江山者戒，敢作直言者殒，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令人战栗的年份？ 高善文君的突然去世，于几天前被大家所知。有人喟叹，有人默哀，亦有人冷嘲热讽，但在这一片纷繁的喧哗声中，真正货真价实的一位学者，却已经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高博一生，以敢说、敢下判断、战绩惊人而著称于世。在当下这个唯唯诺诺、顾左右而言他的公共话语场里，他讲了几句真话，便成了公众所能给予的最高褒奖。这本身是高君的骄傲，却未尝不是这个时代的莫大悲哀。我沉重地铺开纸张，唯有做一下他的观点总结，算是对他最后的缅怀。我无意流泪，因为在真正的悲哀里，眼泪是多余的。 二 高君之死，是极其突然且惨烈的。那吞噬他生命的，是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中的血管免疫母细胞亚型（AITL）——在全世界血液学界都被公认为“难治之王”的绝症。五年生存率仅在百分之三十左右，极易产生耐药，复发后的生存期甚至要以“月”来计算。高博士在留给世界的绝笔信中详细披露，他自二零二五年一月便已出现早期症状，中间却历经了长达十个月的诊断波折。十个月啊！在癌细胞疯狂在全身广泛扩散的每一秒里，官僚式的迟钝、医疗资源的错配，将最黄金的救治时间无情挥霍。直到年底在香港最终确诊并明确亚型时，大势已去，多轮常规化疗与免疫PD-1治疗皆在顽固的多药耐药性前折戟沉沙。当时机退缩到极小的边缘，纵是寻遍日、美乃至内地最顶尖的医疗技术，也无法在已形同枯槁的脏器功能上重塑奇迹。时机之残酷，莫过于此。 然而，比肉体消亡更令我无法忘却的，是高君留给这个世界那庞大、清醒而又深邃的思想灰烬。在这一堆灰烬中，有三个观点，如同漫漫黑夜中的灯塔，不仅曾指引了无数在迷雾中夜行的投资者，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 其一，是他关于消费之重要性的终极关怀。高君曾反复申明：所有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是让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消费活动应该是所有经济活动最终极目的。这本是一个几乎接近于常识的真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机器却在疯狂地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投资而投资，甚至将劳动者的克制与匮乏视为某种体制的优势。高君将目光重新拉回到“人”的本身，他明白，没有消费的繁荣，一切高楼大厦与数字增长都不免沦为毫无生气的沙丘。倘若经济增长的代价是让具体的人在焦虑中捂紧钱袋，那么这种增长便失去了其合法的终极意义。 其二，是他关于市场底部判断的冷峻准则。在历次的公开演讲中，他的那一句话让无数在股海中浮沉的灵魂引为圭臬：“合理的价格并不是底部，显著的背离和低于合理价格才能形成底部。底部形成的时候，空方永远是多数派的，多方永远是胆战心惊的。”高君深谙人性的懦弱与群体性疯狂。当熊市的铁蹄践踏过每一寸尊严，合理的估值往往会被恐慌轻易踩在脚下，唯有当价格跌到荒谬的背离状态，跌到连最坚定的多头都开始战战心惊、空方彻底统治战场时，真正的血色底部才会悄然浮现。这不仅是对金融市场的技术拆解，更是对人类非理性行为的心理学侧写。 其三，则是他对于中国GDP实际增长率的深刻洞察。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高君对二零二三年中国GDP实际运行状况的剖析，那是穿透了重重宏观数据迷雾、直击经济底层水温的真知灼见。当年我执掌兴健基金做2023年度财富论坛的投资演讲时，便曾毫无保留地借鉴并引述了他对于二零二三年GDP实际趋势的观点。正是凭借着他那套剔除了水分与虚饰、基于微观实感与因果逻辑的研究框架，我们才得以在那个充满变数与犹疑的十字路口，看清宏观趋势的真实流向，不至于在乐观的幻觉或悲观的盲动中迷失。高君的研究，是真正能够为实战者披荆斩棘的武器。

出發！前往馬來西亞，面基我大哥 @0xKingsKuan 幣世王😘😘 天堂經典版玩半年了，團隊漸漸成形，但還沒到能在打架熱區和戰盟打成順風，所以收益上還是有影響的，但和鄉下區的幣值比起來，差有50%呢！ 道具價值還是依舊可觀，技能書、裝備，都還能有幾萬～幾十萬台幣都有，甚至古老的劍成交價達百萬台幣一把。 未來還有很多版本要更新，遊戲繼續，收入繼續，反正能賺錢，那就這樣搞下去😆 是說幣圈最近 NFT 的熱度好像開始回升？我看好多相關的抽獎👀 被@egyptk6 杯杯師父拉上車，看看到時候能不能有新收入🥳 #Malaysia# #自由行# #Lineage#

今天早餐时，思绪飘摇，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想到价值观纷争这个问题上。 或许是长期以来，solana和hype与eth之间中心化与去中心化演化方向引发的突然一念。 想法突然冒出来了： 价值观是人类需求最密集、最显化的形式，它甚至不是抽象的“普世真理”，而是特定群体在不同阶段、生存境遇下的最高表达。 也就是说， 价值观本质上还是人类需求密度最高的显化。这意味着，它一定是多元的。 比如，“自由”这个概念先是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为代表提出的，他的《社会契约论》开篇即“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本身是他所处阶层的意志表达，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和启蒙知识分子的核心需求是，摆脱旧制度枷锁、追求个体自主与人民主权。 不过，对于“贩夫走卒”（底层民众）来说，这是他们当下的真实或最大需求吗？ 在温饱与安全尚未满足的阶段，安全、稳定和基本生存是不是更迫切的价值优先级？ 坦白说，上述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吧。 在今天充满极端化的时代，任何一点不同都会引发极端的“对战”。 目前的信息环境（算法推送、回音室）会让任何细微差异都迅速极端化。双方都把自己的“最高需求表达”视为“绝对真理”，而对方变为威胁，跟单纯的“立场问题”不同，感觉上更像是需求未被普遍满足的集体投射。 真正包容性时代至少在AI完成对人类需求的极大提升之前，都是极其稀缺的存在。不过，如果AI没能顺滑地普惠到多数群体，或许又会是人类历史上的动荡时代。

【深度分析】月之暗面掀起AI交易變局 盤點新形勢下的贏家和輸家 月之暗面最新發布的 AI模型引發市場震動，Kimi K3的問世挑戰了美國限制晶片出口將阻礙中國AI發展的觀點，還引發新疑問：性能更強、成本更低的模型是否會在加速全球AI應用普及的同時，導致AI基礎設施產能過剩。

古有云：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句话，是农耕时代的自我宽慰。彼时世道简单、结构固化、人情质朴，书本之理，尚能贴合人间常态。 可时至今日，时代早已翻天覆地。 今日许多专家、学者、文人、媒体人，饱读万卷书，却空白万里路。 他们未曾触摸两希文明的源头底蕴，未曾见证大航海、文艺复兴的思想革新，未历经数次工业革命的迭代洗礼，更不懂当下AI时代的全新逻辑。 更关键的是： 不曾为农，不知土地苍生之苦； 不曾做工，不知产业市井之难； 不曾经商，不知市场盈亏之实； 不曾理政，不知世事进退之度。 一身书本理论，半生书斋静坐，无基层阅历、无实操历练、无社会打磨。 却年年著书立说、频频公开发声，以纸上空谈，评判真实人间。 书里的道理是死的，世间的生活是活的。 未经世事淬炼的学识，看似高深，实则悬浮；看似有理，实则偏颇。 故而有一句朴素良方，可破今日文人之弊： 文人欲立言，必先立世。 下乡耕稼两年，知民生百态； 进厂做工两年，知产业实情； 入市历练两年，知商业冷暖、人间盈亏。 先沉身烟火，再提笔论道。 先历经众生，再评判天下。 唯有人走过土地、工厂、市井、世事，读书才有根，发言才有度，笔墨才有重量。 否则，满腹经纶，终是空中楼阁；滔滔立论，皆是隔纸观天。

是什么让“龙餐馆外交”刺痛西方主流舆论？ 世界早已厌倦西方高高在上的价值说教。绝大部分国家真正关心的问题其实很具体。道路能不能修起来，港口能不能建起来，电力能不能稳定供应，投资能不能创造就业，贸易能不能带来发展。“龙餐馆”之所以引发持续讨论，正是因为它把一种中国人熟悉的处世方式摊在了世界面前：先让人活着，先让人吃上饭，先把炮火停下来，再谈其他。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掀起观影热潮，西方老牌杂志《经济学人》近日在一篇文章中创造了“龙餐馆外交”一词，引发不少议论。这篇文章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很拧巴”，它既充满了意识形态傲慢，宣称“好好吃饭、好好养孩子”折射出中国对海外伙伴支持的所谓“局限性”；同时文章又不得不低下头，承认中国广交朋友的外交方式，对“那些厌倦了西方人傲慢态度的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吸引力。 客观来看，《经济学人》解释“龙餐馆外交”时，虽然充满了酸葡萄味，但它也敏锐捕捉到了中国外交区别于西方的鲜明特质。它看到中国能够同时与彼此存在矛盾的国家保持合作，愿意把经贸合作建立在相互需要的基础上，也很少要求合作伙伴首先回答一套政治立场问题。文章甚至直言，相比关税施压乃至用炸弹迫使别人屈服，中国外交显然更受欢迎，落到实处的投资胜过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坦白讲，这些话从《经济学人》笔下写出来，确实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它可以被视为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外交全球吸引力的被动承认。 长期以来，西方舆论习惯把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视为所谓“普世选择”。提供援助往往附带政治条件，开展合作经常附带价值判断，出现分歧便诉诸制裁和施压，严重时甚至直接军事干预。西方政治精英总觉得自己有权定义什么叫文明，什么叫进步，什么叫正确的发展道路，总觉得别国在接受合作之前，应当先接受一番训诫；甚至在发动战争、摧毁一个国家之后，依然能够站在道德高地上评价别人有没有承担足够的所谓“国际责任”。这种源自“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令人反感。 世界早已厌倦西方高高在上的价值说教。绝大部分国家真正关心的问题其实很具体。道路能不能修起来，港口能不能建起来，电力能不能稳定供应，投资能不能创造就业，贸易能不能带来发展。国际合作首先应当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至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制度、采取什么发展道路，应当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决定。把所有合作都变成价值观考试，把每一个国际问题都处理成阵营选择，只会给这个世界增加对抗，减少合作。 当然，电影只是艺术表达，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外交政策。但“龙餐馆”之所以引发持续讨论，正是因为它把一种中国人熟悉的处世方式摊在了世界面前：先让人活着，先让人吃上饭，先把炮火停下来，再谈其他。它没有承诺拯救世界，也没有把自己塑造成新的“世界警察”。它只是说，哪怕在最坏的时局里，一间餐馆、一锅热菜、一群孩子，依然值得被守护。对那些被战争、贫困和说教反复伤害过的社会来说，能把日子过下去，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 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吸引力，正在通过各国自己的选择得到证明。如果谁用“投机”“精明”或者“左右逢源”来解释这种现象，只能说明他已经无法理解世界政治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如果“龙餐馆外交”意味着少一点轰炸和制裁，多一点合作和共赢，少一点居高临下的训诫，多一点平等相待，那么它受到越来越多国家欢迎，不仅不难想象，甚至可以说是大势所趋。真正刺痛《经济学人》的，恐怕未必是《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而是世界对“西方中心主义”越来越明显的抛弃。 世界不需要高高在上的价值判官，需要的是踏实做事的实干能力。中国广交朋友，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而致力于推动形成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各国有权按自己的方式生存和发展。我们也愿意相信，一张能一起吃饭的桌子，未必比一座军事基地更脆弱；一间还在营业的餐馆，也未必比一份价值观宣言更浅薄。至于《经济学人》所揶揄的，《欢迎来龙餐馆》可能拿不到奥斯卡奖，正如有中国网友所说，谁又在乎呢？

伊斯蘭從先知穆罕默德在七世紀創立以來，就是一直在向外擴張，但基督教也是這樣，沒有奇怪。有這麼一說，佛教在東南亞形成了一個盾，擋住了伊斯蘭往東亞傳播的路，從這個角度來說，東亞文明受到了佛教的庇護，你可以想像如果今天的東亞國家都成了穆斯林王國，東亞還能有今天的繁榮嗎？寫到這裡，大概有人要罵我「恐伊斯蘭」、充滿了自大與偏見了吧，但我覺得世人恐伊斯蘭的程度還不夠，因為伊斯蘭並沒有宗教改革，伊斯蘭沒有歐洲十六、七世紀的理性啟蒙對基督教的反思，所以伊斯蘭還處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伊斯蘭嚴重阻止信徒、非信徒成為自由人，所以只要伊斯蘭還持續地要穆斯林殺異教徒、不准女人不戴頭巾，我就要「恐伊斯蘭」，我就要反對穆斯林無限制的移民到任何國家。 就算有佛教這麼強的盾，東南亞還是極大程度地伊斯蘭化，東南亞的伊斯蘭化歷史，要作為今天限制穆斯林移民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如果去峇厘島觀光，你會看到處處都是印度教的寺廟，印度教和佛教在印尼歷史悠久，這本來也該是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模樣，但為什麼後來就改信了伊斯蘭？在讀台灣史的時候，我們知道，十七世紀的荷蘭已經靠著東印度公司，殖民了印尼群島，鄭成功就是把荷蘭人趕回了爪哇的巴達維亞總部，那時的印尼已經是遍地穆斯林，但三寶太監在十五世紀初下西洋到爪哇的時候，爪哇還有個印度教/佛教的帝國，叫滿者伯夷。從鄭和首次出航的1405年，到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的1602年，兩百年間，伊斯蘭就完全征服了印尼，不靠武力征服，只靠著貿易和分裂的政治局勢，印尼就這樣一步一步地伊斯蘭化。 伊斯蘭最早到東南亞的地方是蘇門答臘，因為就在印度洋邊上，貿易風吹來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在宋元時期就到了泉州，海上絲路中間當然要有據點，中南半島和印尼群島就是這個中間點。穆斯林商人不相信異教徒，所以為了貿易的利益，東南亞出現了改信伊斯蘭的土著。蘇門答臘有個王子，叫拜里米蘇拉，他本來也控有新加坡，但滿者伯夷帝國把他打敗趕走，拜里米蘇拉逃到馬六甲，改信伊斯蘭，在馬六甲成立了東南亞第一個伊斯蘭蘇丹王國，隨著鄭和下西洋宣揚國威，馬六甲王國稱臣於中國皇帝，取得了阿拉伯人和中國人兩邊的信任，馬六甲順勢拿走原來爪哇香料交易的中心位置，並且成為散播伊斯蘭的中心。隨著滿者伯夷帝國勢力衰退，鄭和之後的明朝轉向面對北方敵人，印尼群島失去主導的勢力，於是就一個島一個島轉信伊斯蘭，誰要和錢開玩笑呢？在宗教教義上來說，也許伊斯蘭比印度教讓人更容易接受也不一定，但我不是這方面專家，沒辦法評論。 鄭和後的南洋，最後取得主導權的當然是大航海時代的西方的帝國主義，但不管是葡萄牙人也好，英國東印度公司也好，荷蘭東印度公司也好，他們一開始的目的都是商業，而不是政治，伊斯蘭在他們眼皮底下擴張，說不定還利於他們的統治，因此這十五、六世紀的兩百年，伊斯蘭要拿下整個印尼，也不是很困難的事。國際左派現在熱情擁抱巴勒斯坦，反猶成了左派的新信仰，連帶著開大門接納穆斯林移民，這是一個類似印尼在十五、六世紀的情況，政治分裂，而人漸漸失去傳統信仰，高度組織化的伊斯蘭取得機會影響這些文化開放的地方，甚至變成安撫人心的力量，等到他們在移入國佔據了相當的人口比例，舊有文化被洗掉的機會相當大。底特律現在是美國最大的穆斯林聚集地，底特律所在的密西根州的民主黨，剛剛選出一個穆斯林要競選年底的聯邦參議員，這傢伙是公開宣稱美國人碰到九一一，是應得的報應。我不知道正常的美國人，怎麼可能接受這種言論，怎麼可能看著國家伊斯蘭化而無動於衷。民主黨為了利益，就像印尼人一樣，慢慢把自己變成穆斯林，但這不是我們要的美國，我們要積極對抗這個反動的宗教逆流。

馮小剛的諜戰主旋律電影《抓特務》在今年年中上映，上映後票房不如預期，也再次引發外界對中國主旋律電影的討論。 《抓特務》原版電視劇《無悔追蹤》講述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人肖大力為抓國民黨潛伏特務馮靜波的把柄，與其做鄰居的故事。時間跨度40年，呈現了中國上世紀後半葉的動盪歷史，是歷史題材影視內容。 然而在中國電影工業制度下，主旋律意味着歌頌，不能批判，甚至歌頌國家都不是唯一的目的，更要緊的是要擁戴強大的統治政權。 當作品無法呈現歷史的複雜性，也無法真實描繪人物與社會，觀眾便難以從中獲得真實而複雜的情感體驗。票房不佳是「難看」的一種反饋，也是人們對無處不在且口徑單一的愛國宣傳的厭倦表現。 當歷史、女性、戰爭等不同題材，都必須服從同一套創作邏輯，中國電影還能拍什麼？又還有誰能來拍？ 👉 請點擊連結，閱讀全文，題材反主旋律？那就更要改成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