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处于王虹在北大discouraged的时间。 应试教育cult卷过了，考过全市前二十，考研考过top2，雅思托福gre，cfa都考过了…… 中美big name的大厂也去体验过…… 互联网每个工种都体验过了 卷过…… 做交易一把子梭哈死了算了的日子也体验过了，亏麻。 也体验过某些拜高踩低，结果请客吃饭必开发票的某种金融行业。 总结下来，我的20s前半段完全在体验一种内卷毒化的toxic positivity，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不允许脆弱、必须光鲜、必须积极进取，不能落后要当第一名，完全不可以average，不仅要竞争还要要体面，要不动声色，要融入集体的“奥德赛时期”。 但是你不想做的事情都是消耗你的。 凡是你想做的事情都是滋养你的。 关键是这样的价值观我以前也觉得没什么问题挺好的，直到我考研的时候开始呕吐，一直到我英文面试大厂的时候也会呕吐，一直到我开始排斥用英文。 事到如今感觉early 20s 经历的一切都像是一场邪教，我最震惊的是在我20出头听到一个很厉害的姐姐歇斯底里说她已经25岁了，再不成功就老了。 其实相对来讲我已经是相当松驰的一个人，但不可避免卷入优绩主义的漩涡中也会迷失自己，但是当初最恐惧的事情，比如生存的危机，比如一个人出国留下来，赚钱，这些都解决之后， 还是会怅然想一想自己最擅长最想要的是什么。 决定把最具创造力的年华奉献给什么东西呢，那个东西肯定不应该是赚钱了，但是是什么，我却完全不知道。

刷到王虹教授的采访时，戳中了多少人的discourage moments. 我们从小到大的环境，好像默认了“否定才是教育”：不擅长=我有罪，表现不好=我有问题。久而久之，我们学会了外控归因内化：明明是环境的问题，却总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明明是正常的情绪和短板，却不敢表露，只能压抑成自我攻击，最后变成躯体化的焦虑和抑郁。

菲尔兹奖公布后，王虹在一段视频中说，自己曾经感到“有点discouraged（受挫）”，但后来在法国和美国都遇到了帮助她建立自信的教授。王虹并不是在批评北大，但她提到的“discouraged”一词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共鸣。许多人把它当作对在一个由惩罚和羞辱塑造的高度竞争教育体制中类似经历的概括。

王虹此前的采访，她曾坦言，在北大的日子让她很沮丧（feel discouraged）。她最初并非数学系学生，历经曲折（费好大的力气）才得以转入；而在她的履历中，还有一个极其醒目的“空白” —— 她从未参加过任何数学奥赛。北大校友网的官方报道曾写道：“王虹未曾接受过系统的数学竞赛训练，她对数学的最初想象，仅仅源于阅读课外书以及独自琢磨书中的难题。” 回忆起在北大数院的时光，她的表达坦率：那是一段不断挣扎的过程，甚至直言当时觉得“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王虹这一生的挫折，感觉都留在北大了。 保研失败后，深陷自我怀疑的她远赴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就读。她说，很快她发现建筑需要不断说服他人投资，而数学能赋予她独立研究的自由。于是决定重新投身数学。在法国取得硕士学位后，她前往麻省理工学院（MIT）读博。最终在数学博士导师拉里·古斯（Larry Guth）的引领下在科研中建立自信，逐步攻克了几何测度论与挂谷猜想。 如果没有导师古斯的循循善诱和赏识，王虹这颗明珠或许真的会被蒙尘，甚至被时代错过。

王虹拿奖，有几个细节想拎出来聊聊。 一、北大作为”原生学校”的意义 王虹在菲尔兹奖的新闻采访里没有感谢北大，她感谢的是自己在法国的老师，说是法国的学术训练让她坚定了对数学的热爱。 我的理解是，北大在她的故事里扮演的是”原生学校”的角色——类似原生家庭。它提供了一套非常全面基础的本科训练，这是真的；但师生关系里的人文关怀相当稀薄，这也是真的（去各大论坛搜北大数院的自述，能看到大量说自己在数院自卑了四年得不到认可的描述）。 在一个 IMO 奖牌遍地跑、大神密度极高的环境里，王虹的位置几乎注定尴尬：她不是竞赛生，是从地空系考进数学系的高考转系生。面对一群绩点逆天的应试佼佼者，受挫（discouraged）几乎是结构性的。她自己在采访里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本科阶段，她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擅长数学。 还有一个细节：她去美国读博之前先去了法国，而当时替她写留法推荐信的，是大一地空系的一位主任老师。这是否侧面说明，她在数学系后半段的学习并不理想，以至于找不到足够多愿意为她背书的老师？后来看到更多同届同学的回忆，才知道她本科时的 GPA 确实不高。 二、评价的错位，比评价本身更值得看 北大师友回忆她：不是竞赛生，成绩不算突出，班上偏内向、话不多，但极其自律、肯下苦功。 法国同僚那边给出的形容词是：活泼、开朗、有想法。 巴黎理工的老师评价她：直觉罕见，远超同年级所有学生，能快速攻克超纲难题；是那种天赋、韧性、思维深度全部拉满的极罕见学生。 MIT 的博导评价她：研究气质”慢而深”，不被传统路径束缚，能用新方法找到前人没看见的突破口。 同一个人，隔着一个太平洋，被描述成了两种生物。 今天听到一个说法，觉得特别贴切： “一个人被说内向，她不一定真的内向，而可能说明她在这个环境里失权。” 三、纯数研究讲究”师傅带进门”，也讲究真正的热爱 去法国大概是她学术生涯真正的转折点。 Yvan Martel 教授告诉她，学习中遇到任何困难可以先攒着，下次见面再问。她说，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我不必独自解决所有问题。 后来她去 MIT 跟着 Guth 读博，此后一路进的都是最前沿的组：MIT、普林斯顿、UCLA、NYU Courant、IHES。在傅里叶分析和几何测度论这两个方向上，她遇到了足够多有统治力、有真 insight 的领路人。 这些组给的从来不只是资源，而是一套很难自学的判断力和科研审美： •哪些公开问题其实早就没人关心了； •哪些看起来很小的问题，背后连着一个重要理论； •哪些猜想看起来重要，但用现有方法根本推不动； •某篇论文哪里有洞，哪里还可以推广。 这种品味几乎只能从人身上长出来。长不出来的人往往不是不够努力，而是从没被行业的执牛耳者/伯乐 真正带领过，眼界始终没能打开。 最后一点：纯数、理论物理，或者任何基础学科的研究，一旦掺进功利心，多半会更难成功。因为科研不顺是常态，而功利心会把每一次卡壳都翻译成”我是不是不行/我干别的会不会更好”，让人陷进无尽的自我怀疑和内耗里。 Quanta 记录了她在法国重新走回数学时的那个决定，她的原话是： “我决定不再纠结自己是不是够好，只管把东西理解得更透一点。” 我在王虹的成功里看到的是这种纯粹的热爱，也因此受到了鼓舞。发自内心恭喜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