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组织派她潜伏南京，给了二十根金条，结果这个女人，打了整整三年麻将，把钱输了个精光。 1946年4月，陈修良接到一道死命令：秘密潜入南京，重建被破坏殆尽的地下市委，并出任市委书记。临行前，组织上把20根金条交到她手里，这是整个南京地下党未来几年的全部活动经费。陈修良把金条裹进行李，心里清楚，这笔钱能不能花在刀刃上，全看自己的本事。 到了南京，她化名“张太太”，烫了卷发，穿上绸缎旗袍，踩着高跟鞋，在城西上海路一带租下一处独门小院。对外只说丈夫是个常年在外跑货的大商人，自己闲得发慌，找人打牌解闷。 邻居们看见的，是一个天天下午都约人打麻将的阔太太。没人知道，这位“张太太”就是新上任的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从搬进小院的第一天起，陈修良就定下了一套方针：把麻将桌当成办公室。她专门结交国民党官太太，警察厅厅长的老婆、空军司令周至柔的夫人、社会处头目的家眷，都慢慢成了她的牌搭子。 每次上桌，陈修良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只许自己输，不许自己赢。她知道，这些官太太赢了钱就高兴，高兴了话就多，饭桌上的牢骚、牌桌上的闲篇，三圈下来什么都能漏出来。 那20根金条就这样被她一点一点“输”了出去。有时一场牌下来，输掉的钱够普通人家过上大半年。组织上知道后，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又通过地下交通线，分几次给她送来追加的经费。 旁人不解：这不是拿着党的钱打水漂吗？陈修良只跟极少数同志交底：这些金条不是在赌桌上输了，是投进了看不见的情报网里。 这话很快得到了印证。1947年夏秋，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几次突击搜捕，陈修良都提前一天把名单拿到手，地下党员及时转移，没有一次失手。 其中一次消息的来源，就是警察厅厅长的太太在牌桌上一边摸牌一边随口抱怨，说自家男人最近天天半夜出去抓人，累得半死。陈修良面上不动声色，打完四圈回到家，连夜通知相关人员撤离。第二天一早，特务们扑了个空。 靠着这套牌桌上的功夫，陈修良在南京悄无声息地铺开了局面。到1948年，南京地下党已经恢复到上千名党员，学生运动、工人斗争此起彼伏。 这一年冬天，她更是通过和周至柔夫人的牌局，摸清了国民党空军的士气低落、兵力调配松散的实情，回头就指令地下党员抓紧策反工作。 1948年12月16日夜里，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的俞渤等五人驾驶一架B-24重型轰炸机，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起飞，直奔解放区。这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空军首次驾机起义，全国震动。而策反过程中的很多关键情报，最初就是在麻将桌上端茶送水、嬉笑闲聊间探听来的。 同样在这张无形的牌桌上，陈修良的触角还伸进了国民党海军和陆军。1949年2月，排水量超过5000吨的巡洋舰“重庆号”在上海吴淞口起义，驶向解放区，随后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反复轰炸，舰上官兵沉着应对。这场起义的幕后组织工作，同样是陈修良领导下的南京地下党一手推动。 几乎同时，她指挥潜伏在国民党第九十七师的内线，成功策动师长王宴清准备在南京近郊起义。尽管这次起义因泄密而中途被打乱，王宴清被迫只身进入解放区，但一个蒋介石亲信师长的“叛变”，对国民党朝野的打击比战场上丢掉一个师还重。 1949年春天，解放军渡江在即。陈修良手里又多了一份极为要害的情报——《长江北岸桥头堡防御图》和《长江南岸布防图》。这份东西由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从国民党国防部里带出，经过多次辗转才交到她手上。 图上标明了炮兵阵地、弹药库、江防工事的具体位置。陈修良立刻安排人将情报送出南京，为渡江战役的炮兵提供了精准的目标坐标。 这时的陈修良，依然每天下午准时坐到牌桌前，依旧只输不赢。三年的麻将打下来，20根金条早就输得精光，追加的经费也不知去向，全流进了官太太们的腰包。但换回来的，是整个南京城防的底牌、一次次成功的策反，以及大批同志的安全存活。 1949年4月23日深夜，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进入南京。天亮后，一位穿着素色旗袍的女人走进刚设立的军管会办公室，脸上没有半点牌桌上的嬉笑，只有长年地下工作磨出来的沉稳。 她自报家门：“我是陈修良，原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在场很多打了多年仗的老兵都愣住了——原来那个在敌人心脏里和他们里应外合的人，就是眼前这个看上去文文静静的南方女子。 三年时间，她天天坐在牌桌上，把真金白银一张张输出去，把国民党高官的家底一句句听进来，把一座城市里翻江倒海的情报战一次次推上高潮。那20根金条，没有一根是白输的。

共產黨的輸出革命，主要原因仍在於生存，意識型態的理念驅使，只是小部份理由，證據之一，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智小謀大的張學良，從歐洲遊覽了一圈，泡了墨索里尼的女兒，見了希特勒的大將戈林，也去了莫斯科，想見史達林，想要拿蘇共的援助，助他打日本。史達林瞧不起他，不見。回到中國後，張學良被蔣介石派去剿匪，但反而把蔣騙去了西安，兵變抓了蔣。毛澤東彼時躲在寶安的山洞裡，聽到張學良用收音機傳來的密報，大喜過望，非殺了蔣介石不可。 史達林一收到蔣介石被抓的消息，立刻在莫斯科開會，最後決定不殺蔣，要共產國際通知毛澤東放人，放了蔣，要他承諾國共聯合抗日。史達林彼時還把蔣經國控在蘇聯當人質，他可以控制蔣，所以他不怕放了蔣介石。對史達林來說，蘇聯最大的夢魘是東西兩面開戰，德國和日本，才剛簽了反共同盟，這個惡夢真實得不得了。全世界那個時候只有蘇聯和蒙古兩個共產國家，這個反共聯盟，反的不是蘇聯，還能是別人嗎？史達林怕日本怕得要死，日俄戰爭一敗把羅曼諾夫王朝一舉打趴，教訓仍在。毛澤東像個阿斗，一天到晚只會要錢，不但不聽話，還把紅軍越打越小。如果讓毛殺了蔣，何應欽這個日本軍校出身的軍頭，變成了國民黨的領袖，那中國就會倒向日本，加入反共同盟。因此史達林決定，不但不殺蔣，還要讓蔣繼續領導中國。 每當讀到這段歷史，很難不讓人想像歷史可能的不同走向。如果蔣介石在西安事變死了，日本和中國同盟，這正是日本內部兩派路線鬥爭的其中一個可能，日本帝國的侵略目標會轉向北方，變成反共的先鋒，日本不會和美國對抗，珍珠港事變不會發生，日本帝國今日仍在，而共產黨永遠無法在中國取得勝利，那會是一個多麼不一樣的世界。 張學良想當英雄，結果連狗熊都不是。史達林的決定，讓毛跳腳，他還是要殺蔣，但周恩來腦子比較清楚，中共需要蘇共的援助，不能得罪史達林。於是周從延安到西安，向校長敬禮後，要張學良放了蔣。少帥以為自己是民族英雄，下大棋，但連他自己抓的俘虜都不能決定生死。張學良後悔後，發傻，像蔣賠罪，居然和蔣回南京，蔣不殺他，一直把他軟禁到死。張學良的一生毀於一個少爺的衝動，但他更毀了億萬中國人的人生。 史達林一個鄉下讀書人，意志強大，腦筋清楚，世界大勢的判斷極為準確，但可惜的是，「你能把一個孩子，從邪教裡救出來，但你無法把他腦子裡的邪教移走」，共產天堂就是他致力人生的目標，而共產主義對世人危害這麼大，正因為蘇共政權落入了史達林這個，托洛斯基稱為「了不起的平庸」的政治天才手裡。而在史達林之前，沒有一個真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史達林一手打造出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所有的共產黨，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政權，只有史達林一個範本可以抄看，所以只要讀懂史達林為生存的種種手段，就可以理解並預測所有共產黨的行為。

【台當局擬封殺老人福利法 藍委批沒收弱勢長者重陽節禮物】 台灣立法機構三讀通過《老人福利法》修正案，65歲以上弱勢長者的健保費，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台灣行政機構負責人卓榮泰聲稱“違憲”，將採取應對作為。國民黨立委翁曉玲對此批評，連立法機構要送給經濟弱勢長者的重陽節禮物都敢沒收。 翁曉玲17日在臉書發文說明，台灣已經邁入超高齡化社會，為減輕年長者的經濟支出，目前全台有10多個縣市辦理“長者健保費補助”，每人每月最高補助826港元，一年可省下9912元。不過，該項福利措施，並非全台灣所有65歲長者都能享有，而且就算縣市有補助，各地設籍年限、年齡門檻及所得限制亦有不同。 因此為擴大照顧65歲以上長輩，翁曉玲指出，這次《老人福利法》修法過後，未來只要年收入未達一定條件、經濟不是很寬裕的長輩們（近一年所得總額未達申報標準，或綜所稅稅率未達20%），就由當局統一編列預算補助長輩的健保費，落實全面性實質扶助弱勢老人的政策。 但翁曉玲說，這樣造福弱勢銀髮族的福利法案，民進黨立委16日全部投下反對票，卓榮泰竟然在本法三讀通過後又放話說，這法案會增加財政負擔，是“違憲法案”，“卓榮泰已是殺紅眼了，竟連要送給經濟弱勢長者的重陽節禮物都敢沒收。” 翁曉玲進一步批評，民進黨當局欲補貼給中油、台電上千億的虧損經費，就不叫是增加財政負擔，而補貼頂多400億的經濟弱勢長者健保費，就變成是增加財政負擔，如此厚彼薄此的作法，實在無恥。她並點名民進黨縣市長候選人沈伯洋、蘇巧慧、陳亭妃、賴瑞隆、王美惠等人，別躲在背後，要公開表態是否支持卓榮泰不副署該項修法案。（來源：香港新聞網） 詳情：

日本国民的文明素质真是很令人叹服。 反观中国人，随地吐痰，在明文不可抽烟的地方如厕所偏要抽烟。 中国人的文明素质一直是在倒退状态，哪怕硬件条件已经改善了很多。

只有可怜的8%！中南海居然还做“春秋大梦”/（颜纯钩评论文章）台湾籍经济学家在大陆“捞”得风生水起的有两个，一个是林毅夫，一个是郎咸平。林毅夫是从台湾游水偷渡大陆，长时间受中共重用，曾代表中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可算体制中人。郎咸平相对以民间身份，活跃于大陆不同的传播平台，因为算不上体制中人，所以针砭时弊比较敢言。 最近看到郎咸平一个视频，他以各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来比较各国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数字很有趣，值得转述给大家知道。 美国全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是58%，英国是56%，日本53%，法国53%，加拿大51%，澳大利亚47%，西方先进国家在50%至60%之间，这是第一个层级；此外，韩国44%，阿根廷36%，墨西哥33%，委内瑞拉31%，拉美国家大多在33%左右，这是第二个层级；亚洲国家中，泰国和菲律宾28%，伊朗和土耳其25%，这是第四个层级；非洲国家没有具体数字，郎咸平估计都在20%以下，这是第四个层级。 郎咸平在节目中请现场观众估计中国的数字，九成以上观众都认为中国国民收入占GDP比重，应该与非洲差不多，但郎咸平最后“开古”，中国人的收入总额占GDP比重只有8%，这是全世界包尾，属于第五个层级。 郎咸平是经济学家，在大陆舆论环境下，他不敢说假话，所以这些数字都是经得起拷问的，绝对可信。 这个数字比较的不是国民平均收入的绝对数字，而是国民收入总额占GDP数字的比重。中国人的收入总额，只占中国国家GDP总额的8%，相对于非洲国家的20%，中国少了一倍多。 中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怎么样的国家？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权利归于人民，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四是实行计划经济。其他的暂时放过，先问一句，是谁决定今日中国国家的财富分配，是中国人民吗？显然不是；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吗？更不是；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实际上也不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共中央决定以后，交给人民代表大会去举手通过的。 因此，决定中国财富分配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中共政府只分配给国民8%的GDP，剩下92%的GDP去了哪里？一是去了搞国家级投资，二是去搞国际战略扩张，三是去搞国防，四是去维持地方政府营运，五是去扶植政府的高质生产力，六是满足各级党官贪腐的胃口，最后才轮到分派给一般国民的残𡙡剩饭。 所谓社会主义，顾名思义，便是“社会”是最高原则。何为社会？社会即是全体国民组成，全体国民是这个制度的利益所在，意味著国家财富应该最先用来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政府决策时，国家利益虽然重要，但国民利益应该凌驾国家利益。如果国民利益被国家利益剥夺，国家对国民便没有意义，那不叫社会主义，叫国家主义。 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先设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才去满足国家发展的其他需求，而不是反过来，以国家碾压国民，置国民基本需求于不顾。今日中国人大面积返贫，中共政府对此无动于衷，这便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角度。 为什么非洲国家那么穷，但他们分配给国民的收入总额却比中国高？因为他们的政府重视国民生活多于国家发展，国家发展可以慢一点，但国民不能朝不保夕。为什么中国人收入占GDP比重那么低，因为中国政府维持统治需要更多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唯一的途径就是从每个中国人口袋中来。 说穿了，中共搞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人的社会主义，只是中共以社会主义为名，巧取豪夺的一种口实而已。为什么中共的改革开放做到一定程度就要往回收，绝对不会搞政治改革，因为一搞政治改革，就把社会主义改到资本主义那头去了。中国一实施资本主义，最终就会改行议会民主、全民投票、健全法治与人权、实现充份的个体自由，那时中共就“冇碇企”，国家就不是中共的，红色家族就会“见财化水”。 中国2025年的GDP总值为14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中国人的收入占GDP提升到泰国与菲律宾的28%（都是亚洲国家，没有理由不如他们），那就相当于39.2万亿人民币，这笔财富给全中国13亿人分，每人可得3万元。每年多收入3万元，等于每个人平均月收入多二千多元。 这𤴓以常识推断的数字，以目前中国国民收入占GDP低至8%，要提升到28%，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不管如何，即使赶上泰国菲律宾，对中国人也是不无小补，再努力几年，中国有没有机会追上韩国呢？按理也应该是可以的，可惜中共不要这样干。 郎咸平的数字里没有台湾，我问了AI，它的回答是：受雇人员报酬（劳工薪资与福利），占GDP比重43.1%，正差不多是韩国的44%，可见台湾人现在的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居于世界第二高层级，同样是中国人，遭遇如此不同，而中共居然还有脸要去统一人家！ 看了这些数字，我们便明白，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实质是中共诓骗中国人的伎俩，说穿了一毛钱不值。问题是，还有那么多中国人，至今说到“祖国母亲”，还要热泪盈眶，有谁反对共产党，还要骂人家是汉奸——这些人是蠢到家了，还是活该永世为奴？

AI狂飙带来的新分配制度越来越近，K型分化的未来财政产业政策风向。今天韩股大跌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提出将AI产业超额利润部分返还全体国民的“公民红利”构想。他认为韩国正从循环型出口经济向技术垄断型经济结构转型，但AI产业超额利润天然集中于少数群体，若不加以制度设计将加剧经济的“K型分化”和国内贫富差距。 再加上三星电子工会要求要求员工从AI利润中获得更大份额，否则威胁5月21日起罢工。今天也是三星电子与其工会进入由政府斡旋的高风险薪资谈判的最后一天。更引发市场担忧。 其实金容范的言论更值得关注，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表态，也表明韩国政府越来越将AI视为国家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另一种科技趋势。现在全球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越来越多地提醒人们注意，AI技术的出现可能会加剧贫富差距。 金容范在文章里援引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作为参照——挪威在1990年代将石油收益注入主权基金，并按财政原则将运营收益回馈社会，将资源繁荣转化为长期社会资产。 他的核心逻辑是：AI基础设施时代的果实，并非少数企业单独创造的成果，而是“源于全体国民半个世纪共同积累的产业基础”。因此，这些果实的一部分应当结构性地返还给全体国民 很巧的是，我引用的推文在2月下旬也有聊过这一点：AI的快速发展一定会带来社会制度、治理结构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会导致新的分配制度。有潜力推动社会向挪威或者沙特模式的分配主义制度转型。以韩国为例，现在存储产业已经成了战略资源资产，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类石油的关键资产。 AI时代的超额利润，属性上是集中的。AI产业链上龙头企业的股东、核心工程师、核心资产持有者——这些已经接触到生产性资产的群体，极有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巨大收益。而相当一部分中间阶层，可能只能享受到间接效果。国家变富了，但财富的分布不会自动扩散。 这就需要政府在产业财政政策上重新规划，考虑中间塌陷地到的民众。金容范提到的一些措施可能就是未来的分配形式的主要内容之一：“国民红利目前仅是原则，而非具体政策。核心不是某个具体项目，而是原则。至于最终形式可能：青年创业资产账户、农村基本收入、艺术家支持、老龄年金强化，或AI时代转型教育账户等” 当然这现在应该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PS：在日本通缩期间，低息借入日元，买入高息外国资产的居民群体，被称为“渡边太太”群体。 渡边太太做空自己的祖国，都发财了，日本政府不但不反对，还支持，把这个当作给国民的福利。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昨晚直播，被问到最多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高市早苗什么时候下台？ 另外一个是永住如果没有足够的报税，会不会取消？ 第一个问题很难，一时半会儿下不了台。高市的支持率即使下滑了，也比她的前几任高不少。无论是之前文部科学大臣松本洋平婚外情事件，还是后面的AI视频攻击竞选对手事件，对高市的影响都非常有限。 至于第二个问题。 自从官方宣布明年4月1号起要取消永住之后，后台的咨询明显增多了。昨晚多次被问及的是收入达不到日本的平均水平是否会被取消永住。 目前没有官宣里没有这一条，主要是针对不履行税金和保险缴纳义务的恶劣人员，才会被取消永住。 但会不会有影响，肯定还是有的。 过去在日华人三件套，最重要的就是永住。 拿了永住之后，做低工资不报税，成了永住最大的漏洞。 后台的咨询，很明显永住获得者的收入，是不低的。只是表面上被故意做低了。 比如有的甚至都没有报税，有的不再做确定申告，有的打现金工，有的不申报海外收入，有的隐瞒了工资，甚至有的长期居住海外仍保留了日本的住民登记、、、、、、 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尾巴都在呢？ 官方也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在外国人政策上，高市内阁在某些签证上选择“一刀切”，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昨天在直播间用了一句话：叫各打五十大板。 言下之意是现在的局面，外国人有责任，高市内阁也有些问题。 其实要说责任，肯定是钻空子的一方责任更大。被钻空子的一方是被动应对。 被动应对选择一刀切，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官方的无奈。 就拿永住来说，你拿永住前收入上千万，永住后收入不足300万。 你到一个国家，拿了永住，没钱，没消费能力，没纳税能力，没贡献，资产很多，收入很低，凭什么继续给你永住？ 你拿永住前很优秀，拿了永住之后更优秀，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钻空子的苦恼，是因为过去钻的很爽，把钻空子当成了正常态，突然有一天空子被堵上了，他觉得不舒服了，以为是不正常了？于是痛心疾首，难以接受，甚至破口大骂。 其实，这才是正常态。 外国人在别人的国家，你更优秀，比一般日本人优秀，应该是正常态。否则，凭什么需要你，凭什么给你永住呢？ 有人说，我是永住，你说的问题我没有，我凭什么受到影响？ 你既然没有，大概率就不会受到影响。换一句话说，将近100万人持永住许可，哪怕只有1万人有问题，也会影响到这个集体。你做100件好事就能抵掉你做的1件坏事吗？ 不可能的。 昨天有后台咨询日本的永住还值不值得申请。 我毫无疑问的回答：太值得申请了。 明年4月开始，永住的门槛确实会变高，但是也更规范了。 其实永住条件改了，还是没那么难。 一来高才还在，1-3年拿永住不是不可能，但是高才评分的空子，官方很快也会收紧； 二来收入是算世代收入，两口子都工作，很容易达标； 三来你不要搞那么多抚养人，就不需要增加太高的收入。 我昨天写的日本的人口数据： 日本人一年减少92万，外国人一年增加35万，当下的日本根本离不开外国人。 日本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移民国家。 而要成为移民国家，如何更好的管理移民人口，如何筛选更合适的移民人口，这是需要国民智慧的？ 我这里讲国民，没有讲高市内阁，是因为高市代表了国民的最大公约数！不要忘了，民选政府是具备天然的纠错能力和自我保护机制的。 过去没有设置门槛，是因为信任。结果发现，无论是经管签，还是高才，还是永住，还是民宿，全是投机，全是空子。 信任，变成了危机。 那么收紧就成了必然。 收紧之后，精准打击了钻空子的人，在日外国人更加规范，也更受尊重，长远来看，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