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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結果 政府規定必帶小黃卡與證件核對身分
政府規定必帶小黃卡與證件核對身分 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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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历史中学习金融:看完你会比90%的人更懂金融! 金融从来不是孤立的钱的游戏, 本质就是人性逐利冒险与文明规则约束的千年博弈。 人性要逐利冒险,文明要立规矩防混乱, 正是两者不断拉扯,才长出了今天我们熟悉的金融世界。 其实咱们现在天天纠结的: 该不该买股票? 利率涨了怎么办? 本质和几千年前古人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借粮食怕还不上,就像现在怕房贷断供; 想多赚点利息,就像现在想靠理财增值。 金融的源头,本来就是人性的真实需求,加上文明为了满足需求搭起的规则框架。 今天我们就顺着时间线,把这场跨越千年的博弈理清楚。 01)金融的起源:信用从泥板里诞生,规则从约束贪婪开始 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先有货币,才有金融。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请看以下这张图,这是公元前28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明泥板上的借据——核心两个字:信用。 那时候两河流域还没发明像样的货币,但苏美尔人已经把借贷关系刻在泥板上了。比如一块出土泥板清楚写着:「普兹拉姆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领了三巴舍克勒白银,收货时连本带利还,利率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选泥板?因为黏土在当地遍地都是,烧硬了能保存几千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合同——就算双方翻脸,旁人看泥板也能说清谁欠谁。这就是最早的信用凭证:金融的起点从来不是钱生钱,而是「我信你能还,咱们留个证据」。而且泥板上不仅记账,还写清楚了违约规则:还不上就用小麦抵押,实在还不上就当三年奴隶——从一开始,信用就和规则绑在了一起。 只靠熟人信任和简单约定,应付不了复杂情况,总有人把利息抬得离谱,逼得借债人卖儿卖女,整个社会都会乱套。于是文明出手定规矩,就有了我们熟悉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其实是人类最早的金融监管法。 公元前1750年的古巴比伦,法典专门给借贷定了红线:借谷物,利率上限是33.3%;借白银,利率上限是20%;谁敢超收,直接没收他借出去的东西。为什么定这么严?当时美索不达米亚人爱喝啤酒,40%的小麦都用来酿酒,如果高利贷把农民逼得种不出小麦,不光没酒喝,整个社会的粮食供应都要出问题。所以规则的意义从来不是扼杀金融,而是保护信用不被贪婪破坏,让借贷能长久做下去。 到了古希腊,金融又长出了新玩法——期权的雏形。哲学家泰勒斯其实是个隐藏的金融高手:有一年他通过天文观测,预判来年橄榄会大丰收,就提前付了定金,锁定了当地所有橄榄榨油机的未来使用权。等真的丰收,农民们都要榨油,只能从泰勒斯手里租机器,他一下子赚得盆满钵满。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是标准的期权:用少量定金锁定未来资源,按约定条件交易,本质和我们现在买期货期权没区别,支撑这笔交易的核心还是信用——泰勒斯信农民会履约,农民信泰勒斯会付定金。 说到这里我们再想「利息」的起源,其实特别实在:苏美尔语把利息叫「moss」,埃及语叫「ms」,都和「声誉」挂钩;日语里利息的词源,本意是「子嗣带来的利益」。这不是古人浪漫,而是本质就是:借出去一头牛,明年可能多一头牛犊;借出去一袋小麦,明年能多收半袋。利息本来就是对出借方「信用风险和机会成本的补偿」,你帮了我,我得让你不吃亏——这本身就是最朴素的规则。 所以金融的源头其实很清楚:信用是地基,没有信任,没人愿意把钱或东西借出去;规则是承重墙,没有规矩,贪婪会把整个信用体系拆塌。 02)中世纪金融:禁令下的博弈,逼出更灵活的创新 等到了中世纪的欧洲,这套「信用+规则」的逻辑突然被打乱了——基督教直接出台利息禁令:说「时间是上帝的,收利息就是赚上帝的钱」,给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套了个紧箍咒。 但规矩是死的,人要做生意要谋生,金融总能绕着禁令找活路,反而在道德枷锁和现实需求的拉扯里,催生出了更灵活的金融玩法。 我们先看看这个禁令有多严: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就规定,神职人员不能放贷收息;过了500年,到850年直接加码:放贷的人直接逐出教门。可现实呢?国王要打仗,商人要运货,农民要种庄稼,谁都有急用钱的时候。12世纪的意大利,商人运丝绸从威尼斯到布鲁日,光成本就要几千金币,自己拿不出只能借,禁令再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生意黄了。 所以第一个妥协的,反而是出台禁令的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教会松口了:「要是借债人逾期不还,收点罚金,不算利息」——这其实就是换个说法,本质还是补偿出借人的损失。后来更直接,你放贷赚了钱,买张赎罪券就能免罪,变相承认了利息的存在。甚至教皇克雷芒七世出身的美第奇家族,直接发行教廷公债,每年付10%的利息——毕竟教会要盖教堂、养神职人员,也需要钱。再严的道德禁令,遇到真实的资金需求,也得给现实让路。 那普通人借钱找谁呢?犹太人成了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犹太教规矩里有一条:「借给弟兄不能收利息,但借给外邦人可以」。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是少数群体,不能买土地,不能当公务员,只能靠商业谋生,放贷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活路——不是犹太人天生爱做高利贷,是规则把他们逼到了这个领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原型就是中世纪的犹太放贷人,他要一磅肉的极端约定,其实也是无奈:犹太人没有土地做担保,只能靠这种极端方式保障自己的本金。 伊斯兰世界的玩法更聪明:伊斯兰教也禁止收利息,但商人想出了「贸易差价」的办法——我帮你买一批香料,你卖掉再给我钱,我多收的服务费,其实就是变相利息;他们还早早搞出了汇票,商人在开罗买货,不用带沉甸甸的金币,开张汇票到巴格达就能兑钱,比欧洲早了好几百年。没办法,横跨欧亚非的商路需要便捷的支付工具,禁令反而倒逼出了更聪明的创新。 除了这些玩法,中世纪还给金融打下了两个关键的技术基础:一个是斐波那契把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写了《计算之书》,替代麻烦的罗马数字,算清复杂生意账;另一个是卢卡·帕乔利发明了复式簿记,一笔生意有借必有贷,赚了多少欠了多少一目了然。这看似是数学和会计的小事,其实是金融的基础设施——只有算清账,商人才能攒下信用,才能聚集更多资本做大事。 所以你看,中世纪的金融没被禁令打死,反而在博弈里攒下了一身新本事:有了变相收息的办法,有了跨区结算的汇票,还有了算清账的工具。这些积累都不是白费的,等大航海时代来了,要给哥伦布的探险凑大钱,这些本事正好派上了用场。 03)大航海时代:资本的地理冒险,改变了整个世界结构 大航海时代探险家们敢闯大洋,从来不是只靠勇气,背后是资本在赌一把——赌新航线能带来比陆地贸易高几十倍的利润,这就是一场资本的地理大冒险:敢花钱、敢担风险,为的是赚别人赚不到的差价。 这场冒险最大的诱饵,就是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胡椒。在16世纪的欧洲,胡椒比黄金还金贵:欧洲吃的胡椒都从印度东南亚运,中间经过伊斯兰商人好几手倒卖,每过一次价格翻一倍,到欧洲内陆,价格已经是产地的十倍,普通农民根本吃不起。所以商人都琢磨:要是能绕开中间商,直接从产地运,利润不就全归自己了?开辟新航线的需求,本质就是资本想赚差价的需求——没有高利润诱惑,谁也不会拿大笔钱赌远洋航行。 那钱从哪来?我们都熟的哥伦布,其实就是一个找投资的「连续创业者」:一开始找葡萄牙国王,人家觉得他算错了航线,不投;又找法国贵族,人家也不感兴趣;最后磨了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好几年,还承诺找到新陆地,西班牙分一半收益,女王才咬牙拿出钱。这不就是现在创业公司融资的样子吗?创始人画饼,投资方看收益评估风险,最后才掏钱;而且哥伦布还特别懂「定制方案」:跟西班牙说能找到亚洲捷径,跟法国说能发现新金银产地,这套看人下菜碟的融资逻辑,放到现在风投圈也不过时。 新航线打通之后,资本带来的连锁反应,直接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最典型的就是「白银引发的价格革命」:1545年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波托西银矿,之后大量白银顺着航线流回欧洲,1595年美洲出口商品里95%都是白银。这么多白银突然涌入,欧洲物价直接涨了四倍——原来一个金币能买一百斤小麦,现在只能买二十五斤。 这一下子就冲击了旧秩序:靠固定地租吃饭的封建主惨了,收的地租还是老价钱,却买不到原来多的东西,慢慢就破产了;商人却赚翻了,用白银进货再高价卖出,差价越赚越大。资本就这么悄悄完成了社会结构洗牌:旧贵族退场,新商人崛起,资本开始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就是大航海给文明带来的最深刻改变。 还有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我们现在说「美元」,其实根子能追溯到这场大航海。美洲白银发现之前,欧洲有个「泰勒银币」,用波西米亚山谷的白银铸造,成色足分量准,成了欧洲通用货币。后来这个银币传到西班牙叫「dolara」,传到英国变成「dollar」,几百年后传到美国就成了「dollar」也就是美元,甚至我们人民币的「元」,日元的「円」,都和这个银币有关系。货币从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都是跟着资本和贸易走的,大航海把银币带到全世界,也为后来的全球货币体系埋下了种子。 当然,这场冒险从来不是稳赚不赔:投资的船队遇到风暴沉了,钱全打了水漂;囤白银赌涨价,结果白银太多价格跌了,反而亏了本——这和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模一样,高收益必然带高风险,资本愿意冒这个险,只是因为一旦成功,收益能翻几十倍。 大航海能成,本质就是中世纪金融经验的升级:复式簿记能帮商人算清远洋贸易的成本利润,汇票能不用带金币就完成跨洲结算,甚至中世纪的放贷逻辑都用来给船队融资。这些攒了几百年的基本功,才是资本敢闯大洋的底气。但远洋贸易成本越来越高,一趟下来成本是中世纪陆地贸易的十倍,单靠几个商人凑钱根本扛不住,还得有新的组织形式,把很多人的钱聚起来,还能分摊风险——于是,改变现代金融的两个发明就登场了:股份制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04)现代金融基石:公司和交易所,是资本的双刃剑 荷兰人拿出的两个发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被板古敏彦称为「资本的双刃剑」:一边解决了「聚钱+分摊风险」的大问题,让大航海能规模化推进;另一边,也催生出人类第一次全民投机泡沫,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也挡不住人性的贪婪。 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就是有限责任。在这之前,欧洲的公司基本都是无限责任:你投100吨开公司,万一船沉了欠了500吨债,你得卖掉房子田地凑钱还债,一次投资就赌上全部身家,谁敢轻易投?所以那时候要么是家族小生意,要么是国王特许的垄断商,做不大。 但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一样:明确规定股东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你投100吨,最多亏100吨,不用卖房子还债。就这一条,彻底改变了资本的态度:原来只有大富豪敢投资,现在普通工匠、店主都愿意拿出积蓄——反正亏了也不影响生活,赚了能分远洋贸易的利润。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下子募集了650万荷兰盾,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没有有限责任根本凑不齐这么多钱。 它还有个更绝的设计:不按单次航海结算,做长期事业。原来的贸易公司,一趟航海回来就分钱散伙,下一趟再重新凑钱;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把21年的航海计划打包成长期项目,股东的钱能一直用在开辟据点、垄断贸易上,就像现在的长期基金,能做需要长期投入的大事——建商馆、控制航道,这些都不是一次航海能搞定的。也正因为事业长期稳定,股票才有了交易价值,这就为交易所诞生埋下了伏笔。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作用,就是给资本找了个公开流动的「菜市场」: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急用钱,想把股票换成现金,不用挨家挨户问,直接去交易所卖就行。这个交易所不止交易股票,还能做期货、期权:有人觉得明年胡椒涨价,就提前约定价格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人怕股票跌,就花点钱锁定下跌风险;甚至连盐渍鲱鱼都能做期货,鱼还没捞,就先把未来的鱼卖掉,和现在农民提前卖粮食锁定价格逻辑一模一样。 但制度的另一面很快就露出来了——郁金香泡沫。17世纪30年代,荷兰人疯狂炒作郁金香球根:普通球根能卖几十吨,稀有品种「总督」球根能卖两万吨,相当于一个工匠十年的工资。为什么会炒成这样?有限责任让普通人也能进场投机,交易所让球根交易和股票一样方便,大家根本不关心郁金香能不能开花,只关心下一个人会不会出更高价买。结果1637年2月,球根价格突然崩盘,很多人早上还以为能靠球根发财,晚上就血本无归。 这就是泡沫的本质:当制度让交易变得太容易,人性的从众和赌性就会被无限放大,最后把资产价值炒成空中楼阁。不过这场泡沫也不是全没意义:它让人们意识到,光有聚钱的制度不够,还得有防炒作的规则——后来荷兰政府开始限制无实物交割的期货交易,就像现在监管裸卖空一样。而且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没受太大影响,因为它有真实的胡椒贸易利润支撑——这也告诉我们,有真实收益支撑的资产,才经得起泡沫的考验。 公司和交易所解决了「资本怎么聚、怎么流动」的问题,但还有两个大风险没人扛得住:国家要打大仗,动辄几百万英镑,国王自己掏不起;商船出海,万一沉了被抢了,船主一辈子家底就没了。单个机构和个人扛不住这么大的风险,就需要能把风险拆碎分摊的新工具——于是,国债和保险就诞生了。 05)风险分摊神器:国债和保险,把大风险拆给所有人 国债和保险的核心逻辑其实一句话:不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拆成小块,卖给很多人——国家把战争风险分给成千上万投资者,船主把海上风险分给成百上千投保人,这就是金融最聪明的「风险分摊术」。 先说说国债:本质就是国家学会了「靠谱借钱」。在这之前,欧洲国王借钱就是一锤子买卖:打赢了可能还点,打输了直接赖账。167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欠了金匠银行家一大笔钱,直接宣布不还,好多银行家直接破产——所以那时候没人敢给国王借钱,谁愿意把钱借给一个说赖账就赖账的人? 直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也不能随便赖账,国债才真正有了信用。法案写得清楚:没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征税——这就意味着国债的还款来源有了保障,不是国王一句话就能改的。1692年英国出台专门的国债法,把原来国王的私债,变成了国家欠所有人的钱,还发明了「统一公债」:没有偿还期限,每年固定付利息,想变现随时能在交易所卖掉。 这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原来投资者怕国王赖账不敢买,现在知道有议会担保,还能随时卖,纷纷掏钱买。英国国债从1739年的4400万英镑,涨到1816年的7亿英镑,全靠这套靠谱规则。国家把战争风险变成了「每年拿利息」的投资机会,投资者自然愿意接。而且设计还特别灵活,曾经发行过「彩票型国债」:买100英镑国债,不光每年拿利息,还能抽奖中额外奖金,一下吸引了很多普通民众,街边面包师都愿意拿出积蓄买,国家轻轻松松就凑够了军费——背后逻辑很简单:风险越大,就要给投资者越多甜头,大家才愿意一起扛。 再看保险:本质就是把「小概率大风险」,变成「大概率小支出」。最早的海上保险雏形古希腊就有了:船主借钱买货,约定船安全到港就还本金加利息,要是船沉了就不用还——其实就是用高利息买风险保障,只是没形成正规制度。真正把保险做成生意的,是伦敦的劳埃德咖啡馆。 1687年爱德华·劳埃德开了这家24小时咖啡馆,水手、船主、商人都爱来这歇脚,慢慢就有人在这「赌船」:船主花点钱,找几个有钱人约定,船安全到了,钱归有钱人;船沉了,有钱人赔船主钱——这些签字画押的有钱人,就是最早的承保人,这就是现在劳合社的前身。那时候承保人要承担无限责任,船沉了得卖房子赔钱,但还是有人愿意干,因为大多数船都能安全到港,保费攒下来就是稳赚的。 这就是保险的本质:大多数人没出事,他们的保费就用来补偿少数出事的人,大家一起扛住单个扛不动的风险。后来保险还扩展到了人寿:苏格兰的牧师们看到同事早逝后妻儿没人养,就搞了「苏格兰寡妇基金」,大家每年交一点钱,有人去世就从基金里拿钱给遗属;他们还聪明地用了哈雷生命表,算清楚平均多少牧师会去世,每年该交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保险精算,让保险从「凭感觉凑钱」变成「靠数据定价」。 不管是国债还是保险,核心都是「信任+规则」:国债靠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保险靠精算数据、契约精神,少了哪一样都玩不转。但随着战争规模变大,贸易范围变广,资本永远会跟着「安全+信用」走,金融中心也就开始慢慢转移——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从伦敦到纽约,每一次转移都是一场信用的较量。 06)金融中心迁徙:资本永远选择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金融中心的转移从来不是靠军队抢来的,是资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谁能给资本安全感,谁能守住还钱的规矩,资本就去谁那里。 第一个转折点,是阿姆斯特丹的衰落。17世纪阿姆斯特丹本来是全球金融心脏,东印度公司股票在这交易,霍普商会能帮瑞典、俄罗斯发国债,但拿破仑战争打碎了一切:拿破仑要征重税,还要把荷兰的黄金运去法国充军费——资本最怕什么?怕被强征、怕没保障。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连夜打包资产,有的去伦敦,有的去汉堡;1806年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量,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没了资本信任,再繁华的金融中心也会变成空城。 接着就是伦敦崛起,它赢就赢在靠谱的规矩和安全的环境。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一边打仗,还能让资本安心:第一,英国有统一公债,不管战争打得多凶,每年利息从不拖欠,投资者知道买了不会亏;第二,英镑和黄金稳定兑换,拿着英镑在哪都能换成黄金,比法国法郎靠谱太多;最关键的是,英国议会管住了国王的手,《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赖账,这比任何军事威慑都管用。1803年拿破仑要卖路易斯安纳给美国,美国拿不出1500万美元,最后还是英国的巴林商会帮忙发行债券凑齐了钱——连法国的交易都要靠伦敦资本,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还有谁能抢? 但伦敦的地位,最终还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垮了。一战之后,英国为了筹军费,卖了海外资产还欠了美国一大笔钱,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二战的时候,伦敦被德国轰炸,交易所好几次停市,资本怕被炸没,纷纷跑到纽约。纽约道琼斯指数在战争期间涨了近一倍,伦敦股票市值跌了一半。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一开,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伦敦彻底失去了金融主动权——不是英国不想争,是战争耗光了它最核心的「安全+信用」,这两个恰恰是资本最看重的东西。 而纽约呢?两次世界大战都没烧到本土,还靠帮各国发债积累了信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给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自然就接住了金融中心的接力棒。但掌握主动权不是一劳永逸,纽约成为中心后,现代金融很快就陷入了「规则防贪婪,贪婪破规则」的循环,一次次引发动荡。 07)现代金融的循环:规则永远在给贪婪补课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到日本泡沫经济,再到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都是同一场博弈:规则想给资本划红线,贪婪却总在找漏洞,每次博弈过后,要么是体系动荡,要么是规则升级。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金融第一次认真建规则:1944年四十四个国家约定,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美元挂钩,固定汇率做生意,避免二战前汇率乱涨乱跌,让国际贸易安稳发展。结果才运行20多年,就被美国的贪婪打破了:美国为了打越战,搞「伟大社会」福利,印了太多美元,黄金储备根本不够兑换;其他国家拿着美元要换黄金,美国拿不出来,1971年尼克松直接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下子就崩了。之后汇率自由浮动,通胀起来,石油输出国因为美元贬值,直接把油价涨了三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来了——这就是第一个回合:规则想绑定美元信用,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突破规则,留下烂摊子给全世界收拾。 再看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就是典型的「规则跟不上贪婪」。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出口不好做,政府就放水降利率,鼓励大家借钱。这下贪婪直接冒头:企业拿着低息贷款不搞实业,全都去炒股炒房;普通人觉得房价只会涨,砸锅卖铁买房;银行也不管风险,有土地担保就放贷。那时候东京的房价能买下整个美国,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000点,涨到1989年的38915点,所有人都觉得泡沫不会破。但日本政府那时候根本没跟上规则:没限制房地产抵押融资,也没管企业脱实向虚,等想加息降温的时候,泡沫已经太大了。1990年股价房价一起崩,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这告诉我们,规则要是滞后于贪婪,哪怕是经济强国,也会栽大跟头。 到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贪婪钻了规则的漏洞」。美国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次贷债券,还找评级机构给这些高风险债券评AAA级,卖给全世界投资者;银行明明知道这些贷款会坏账,还是拼命放拼命卖,因为卖出去就能赚手续费,风险都是别人的。贪婪到这一步,规则却没跟上:监管机构没查次贷打包的猫腻,也没限制银行的杠杆。最后次贷违约潮一来,雷曼兄弟破产,它的衍生品规模比美国GDP还大,银行倒闭、基金爆雷,全世界都跟着亏——这就是贪婪突破规则的代价,不止自己玩崩,还要拉着全世界买单。 但博弈从来不是只有贪婪赢,规则也会慢慢补课:2008年后,各国推出巴塞尔协议Ⅲ,要求银行提高资本金;美国重启类似《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规定,禁止银行一边做储蓄一边搞高风险投机;中国也出台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都是规则在博弈后补上的漏洞。当然这场博弈永远不会停,现在的加密货币、算法稳定币,本质还是有人想绕开规则赚快钱,各国对这些新事物的监管,就是规则在跟上贪婪的新玩法。 08)金融史的永恒真相,听懂就能少踩坑 聊完了千年的博弈,最后我们总结三个不管时代怎么变,都不会变的真相,这些真相藏在泥板里,藏在股票里,也藏在一次次危机的教训里,对我们普通人特别实用。 第一个真相:金融的本质从来不是钱生钱,是信用。最早的泥板借据,苏美尔人愿意借白银,不是因为白银多,是相信刻在泥板上的承诺会兑现;英国统一公债能卖遍欧洲,不是因为军队强,是议会担保、税收兜底,不会赖账;我们现在敢把钱存银行买基金,也是相信银行不会卷款跑,基金公司会按规矩运作。信用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没了,再复杂的金融体系都会塌——阿姆斯特丹被法军破坏了信用,资本立马跑光;2008年次贷骗了大家,信用破了整个市场就崩了。对我们来说,不管借钱还是投资,先想清楚「这事的信用在哪」,比先想「能赚多少」重要得多。 第二个真相:泡沫和危机是人性的必然,别指望彻底消灭。从郁金香泡沫里赌球根翻倍的荷兰人,到日本泡沫里买套房躺赢的日本人,再到次贷危机里借高利贷买房的美国人,本质都是同一种心态:「别人都在赚,我不赚就是亏」。这不是制度的错,是人性里的从众和贪婪天生就在,只要有赚快钱的诱惑,就会有人忘了资产本身值多少钱。没人能避开所有泡沫,但我们能做到不栽大跟头:别信「只涨不跌」的神话,别用自己输不起的钱去投机——要是记得郁金香不能吃不能用,只是个观赏品,很多人也不会血本无归。 第三个真相:金融不是洪水猛兽,是文明的加速器。我们总说金融干坏事,但别忘了:没有资本支持,哥伦布到不了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不了新航线;没有国债,英国打不赢拿破仑,也建不起遍布全国的铁路;没有保险,商船不敢闯大洋,我们也用不上便宜的进口香料。金融的本事,就是把分散的小钱聚成大钱,把没人敢担的风险分给大家——它能帮普通人凑钱开工厂,帮国家修铁路,帮科学家搞研发,关键不是要不要金融,是怎么用规则管住它,不让它变成少数人投机的工具,让它服务真实的需求。 说到底,金融史就是一部「人性和规则的平衡史」: 太放任人性,就会泡沫破裂;太死守规则,就会耽误发展。 我们读金融史,不是为了记住一堆年份和事件,是为了下次听到「某某东西能翻倍」的时候,能想起郁金香的教训; 在所有人都抢着投资的时候,能停下来问问「这东西的信用在哪」。 毕竟,金融本来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不是为了让钱焦虑,这才是学习金融史最该有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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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大家可能都在想,到底是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我也來説説我的看法。 法國足球巨星姆巴佩(Kylian Mbappé)最近惹惱了中共,原因很簡單,他說毛澤東是個獨裁者。北京立刻火冒三丈,指責他「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可是,毛澤東本來就是獨裁者,他的統治還造成數千萬中國人死亡。難道說出這個歷史事實,比毛澤東當年害死那麼多中國人,更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這件事看起來荒唐,卻正好戳破了中共多年來慣用的一套政治把戲。只要有人批評共產黨,就說人家侮辱了中國;只要有人批評毛澤東,就說人家傷害了中國人民。毛澤東雖然已經死了半個世紀,但他留下的獨裁體制還在,中共對毛的政治遺產更是碰都不讓人碰。 「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這句話,大家應該早就聽膩了。美國總統見了達賴喇嘛,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傷了。日本首相談到台灣,中國人民的感情又受傷了。外國政府批評中共迫害人權,中國人民的感情還是受傷了。 奇怪了,十四億中國人真的都這麼容易被傷感情嗎?更重要的是,誰問過他們? 一個不讓人民自由選舉國家領導人、不准人民公開批評政府、連上網說幾句真心話都可能惹上麻煩的政權,居然一天到晚宣稱自己最了解全體中國人民的感情。這不是很可笑嗎? 其實,這套說法已經用了幾十年。中國媒體研究計畫(China Media Project)發現,早在1959年,中共《人民日報》就在中印邊界爭端中拿「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來指責印度。研究人員統計了1959年至2015年間《人民日報》的143個相關案例,發現中共用這句話罵得最多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國,而台灣和西藏問題也經常成為引爆點。 說穿了,只要有人碰到中共的政治利益,或者不接受它對歷史和領土的說法,中國人民的感情就會突然受到「嚴重傷害」。 最離譜的例子之一,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當年中共出動軍隊鎮壓屠殺要求民主改革的中國民眾,美國國會對這場血腥鎮壓提出譴責。結果北京竟然反過來指責美國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這是什麼道理?殺害中國人民不算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譴責殺害中國人民的暴行,反倒成了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罪過? 這就是中共這套說詞最荒謬、也最虛偽的地方。 毛澤東搞大躍進,造成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大饑荒,估計有三千萬到四千五百萬中國人因此喪命。接著又搞文化大革命,整個社會被折騰得天翻地覆。無數家庭被拆散,老師被學生批鬥,知識分子遭到迫害,寺廟古蹟被砸得亂七八糟。到了1989年,中共又在北京向自己的人民開槍。 中共治國無方,折騰有數。目前的中國,民不聊生,失業飛漲,就業艱難,人人思潤,萬衆躺平,遍地貪腐,無限監管,鎮壓空前。難道因此而受煎熬的億萬中國人民的痛苦就不算數?難道這些事情沒有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可是,中共偏偏不准這些人公開訴說自己的苦難。誰想追究責任,誰就可能受到打壓;誰想紀念歷史,誰就可能被當成政治上的尋釁滋事的人物。 所以,中共口中的「中國人民的感情」,其實有一個很奇怪的規矩,只要是外國人讓中國人不高興,中共就要替大家出頭;但如果是共產黨自己傷害了中國人民,那就最好閉嘴,連提都不准提,因爲在中共眼中, 被肆虐幾十年的中國人民是沒有感情的。 姆巴佩事件就很能說明這種荒唐的地方。中國媒體忙著譴責他的所謂「辱華」言論,卻不敢清楚告訴中國民眾,他到底說了什麼。有些中國網民連事情的來龍去脈都不知道,就被要求跟著生氣。連別人講了什麼都不讓你知道,卻要你義憤填膺,這不是很滑稽嗎? 這種憤怒,很多時候根本不是人民自己產生的,而是中共需要人民生氣的時候,才刻意製造出來的。這套把戲其實很好懂。對內,中共可以把老百姓對經濟、失業、貪腐和社會不公的不滿,轉移到外國人身上。對外,則可以利用龐大的中國市場,逼外國政府、企業、學校、運動員和演藝界人士乖乖接受中共的政治規矩。 2019年,美國職籃休士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雷(Daryl Morey)發文支持香港示威者,北京馬上對NBA展開抵制。其他外國企業和名人,只要在台灣、西藏等問題上說了中共不愛聽的話,也可能遭到封殺。 北京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你在美國可以有言論自由,但如果想賺中國市場的錢,就得先學會看共產黨的臉色。這其實就是拿生意當武器,逼自由世界接受中共的言論審查。 但是,中共這種動不動就發火的習慣,也暴露出它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 在台灣問題、美國軍事行動,以及其他國際爭端上,北京經常把話說得很重,動不動就警告對方要承擔「嚴重後果」。但很多時候,最後也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嘴巴上喊得震天響,真正能做、敢做的事情卻未必有那麼多。 中國當然是一個有實力的大國,這一點沒有人否認。但一個真正有自信的大國,何必整天為了外國人的一句話、一張地圖、一個玩笑,就氣得跳腳? 一方面宣稱中國已經強大起來,正在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另一方面又把中國人民說得好像玻璃心一樣,動不動就被外國人傷害。這兩件事擺在一起,不覺得很矛盾嗎? 說到底,中共真正害怕的,不是中國人民的感情受傷,而是有人不再把共產黨當成中國的唯一代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共特別喜歡拿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做文章。 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確實受到過列強侵略、不平等條約,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帶來的巨大災難。這些歷史都是真的,也值得中國人記住。但問題是,中共只准中國人記住外國人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卻不准中國人自由討論共產黨自己造成的災難。 外國人一百多年前犯下的前科,北京可以沒完沒了地要求道歉;共產黨對中國人民造成比外國人所爲多出幾十倍的數千萬人死亡的歷史,卻連公開追究都不准。這根本不是尊重歷史。 只要國內經濟出了問題,社會矛盾增加,或者人民對政府不滿,北京就可以找個外國人來當出氣筒,然後把自己打扮成捍衛民族尊嚴的大英雄。這套政治操作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故意把共產黨和中國畫上等號。但中國就是中國,共產黨就是共產黨,兩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對美國人來說,這件事其實有一個很直接的教訓,不要再為了行使自己的自由,而向獨裁者低頭道歉。北京沒有權力規定美國人能說什麼、大學能教什麼、企業能發表什麼,更沒有資格決定哪些歷史事實可以公開討論。 中共現在很聰明,它不需要在美國制定法律,只要拿中國市場當誘餌,就能讓不少美國機構自己替它執行言論審查。好萊塢為了中國票房修改劇本,大學怕惹北京不高興而迴避敏感議題,企業為了生意限制員工發言,體育聯盟更是動不動就為一句完全合法的政治言論公開道歉。 這才是美國人真正應該警惕的事情。一個外國獨裁政權,居然可以利用商業利益,讓自由社會的人自己放棄言論自由。這不是一般的外交摩擦,而是中共把自己的政治規矩一步步帶進美國社會。我們應該公開揭露中共的經濟脅迫,保護因為合法言論而遭到北京報復的美國人,並且清楚告訴北京,中國市場再大,也買不到替美國人制定言論規則的權力。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看穿中共最大的政治謊言, 强調共產黨不等於中國,共產黨的利益也不等於中國人民的利益。 真正侮辱中國人民的,不是有人說毛澤東是獨裁者,而是一個造成數千萬中國人死亡、掩蓋歷史真相、剝奪人民基本自由的政黨,居然還厚著臉皮,自稱是中國人民感情的守護者。北京與其整天教訓全世界不要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不如先向中國人民交代,共產黨自己到底給他們造成了多少苦難。 說穿了,中共根本不是在保護中國人民的感情,而是在拿中國人民的感情當人質。真正傷害中國人民尊嚴的,不是外國人批評共產黨,而是共產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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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斗倒王明? 一九四二年三月,延安中央医院,王明病好转了,正准备出院。三月十三日,主治医生金茂岳给他吃了一片药。后来医生会诊的总结写着:“三月十三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十五日金茂岳又让他吃了一片。此后几个月,金茂岳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王明自己记下的是:“从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渐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我。”“我常常失去知觉。” 陪他住院的是妻子孟庆树。她不懂医,看他吃了药反应异常,不许他再吃,把药扔了。后来她连药方也不照了,自己去找中医西医。王明晚年写:“我能够免于一死是由于当时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庆树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 四年多以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坐苏联军用飞机到延安,毛泽东在机场的欢迎大会上讲话,说这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他那年三十三岁,是斯大林派回来督促中共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本里讲的“王明路线”,说的就是他。 他带回来的是莫斯科的方针。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中共服从国民政府的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到前线去打日本。毛泽东的方针是另一套。四个月前的洛川会议上他已经定下:军队不受国民政府调动,避开日军的正面,绕到敌后去打游击,趁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全力壮大,等日军杀伤了国军再夺国民党的天下。八路军出发前,他和朱德召集干部训话,据后来投向国民党的八路军支部书记李法卿说,定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十二月会议上多数人站在王明一边。毛泽东表面不否定王明的口号,内部照旧指示八路军、新四军不受国民政府调遣,对日军避战。王明会后去武汉主持长江局。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提出王明不要再回武汉去,表决,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他只好把事放下。 八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中共的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九月六中全会,毛泽东作报告,把避战的方针叫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只准打游击,擅自对日军开战的干部要受军纪处罚;王明接着作报告,讲的还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回在座的高层多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一年多下来,军队翻了两番,地盘大了,延安太平无事。全会照王明的提议决定召开七大。七大要选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担心王明在七大上接任最高领袖,这个会他拖着不开。手握新四军的项英明说要在七大上支持王明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先把新四军九成的部队调到江北交给刘少奇,只留项英和军部在皖南;一九四一年一月军部按毛泽东指示的路线南下,被国民党军围住打散;三月,项英在逃亡途中被随行的副官枪杀。这就是皖南事变,毛泽东是借它除掉项英的。六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顾不上延安了。毛泽东让胡乔木、王首道等人编《六大以来》,收进五百多篇文件,对他不利的删掉,加进他在党内一贯正确的话;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整风,全党拿这本书作学习范本。 十月四日,毛泽东把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交给王明,让他先考虑怎么回。电报问了十五个问题,其中一条是:德军还在继续进攻苏联,中共准备在中国战场上采取什么行动打击日军,让日本腾不出手去打苏联;另一条问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持什么立场。问的还是四年前争过的那两件事。王明的老师米夫,三年前已经在苏联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近三年王明没有直接收到过季米特洛夫的联络。七日晚上,毛泽东带着任弼时、王稼祥到他住处商量回电,他当面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整风前,他还要求在党的大会上和毛泽东辩论,请共产国际评判。八日晚上书记处开会,他又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接着说。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在座的人一个接一个批评他,康生也在内。 这之后王明病了,住进中央医院。在医院里他写诗:“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他说毛泽东是在“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毛泽东那段时间写了九篇文章,骂王明和王明从前的同盟者。文章里叫他们“最可怜的小虫”。毛泽东把文章改了又改,没有发表,收了起来。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整风的事归总学委管,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事也归了总学委。金茂岳是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主任,王明住院,院里派他做主治医生。八月十三日王明回到杨家岭家里,他继续上门给王明治病。 整风期间,刘少奇几次告诫王明:“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同志就是犯上!”王明问,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他的领袖权威不能碰。王明说,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得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两个苏联军事记者来看王明。他问,能不能用他们的电台给季米特洛夫发一份电报。他们同意了。他后来写:“我想,这是我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二月,回电到了,季米特洛夫说:“我们设法用飞机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二月十二日,金茂岳又给他开了甘汞加小苏打。一星期后开了单宁酸灌肠,浓度高到会诊总结说的“有严重危险”。王明没有吃,也没有灌,把处方留了起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不在。会议把中央书记处改成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人,毛泽东任主席,并且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两天以后,三月二十二日,王明把金茂岳开的处方交给了苏联医生阿洛夫。 会诊安排下来了。一位医生搬到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把薄金片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看,金片上要是有红色,就是汞沾在上面。“里面有几次阳性。他是慢性中毒。”六月三十日正式会诊,七月二十日作出结论:金茂岳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金茂岳在结论上签了字。一次开会,当着一屋子医生,他跪在孟庆树面前哭了很久,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他随身带的一本《军医必携》里写着甘汞不能和小苏打配用,那一行下面有他自己用红笔画的线。跪在王明床前那次,他说得更明白:“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说,您是个教条主义者,是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决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医生,他们就把这事委托给我了。”李富春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下毒,是毛泽东指派金茂岳做的。 当局的结论不是这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富春、李克农组成调查委员会,前后讯问金茂岳十二次,结论是医疗事故,“由于操作疏忽、经验不足”。一九四四年十月,延安市法院判金茂岳有期徒刑五年,缓刑五年。同一个月他回到中央医院,仍旧当妇产科主任。 接王明的飞机来了。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架苏联飞机落在延安,机组等了又等,空着飞走了。十月二十日又来一架,等了四天,带走几个苏联情报人员,没有王明。苏联联络员孙平在日记里写:“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十月二十八日,苏联医生阿洛夫去看王明,王明一看见他就哭了。王明的儿子记得,母亲有一次关上门,在屋里的土地上又踢又滚,用布堵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主持高级干部大会。王明没有来,孟庆树代表他出席。一个叫李国华的干部从关押的地方被带到台上,揭发说,孟庆树头一年对他讲过,“王明同志之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孟庆树上台,否认说过这话。十五日,她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说李国华是“撒谎”“造谣”,信里写道:“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 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七日,政治局开会,继续批王明。王明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的码头,是眼下这个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会,共产国际的人把王明一派扶上台;一九三四年的五中全会,是博古他们主持选的。延安的这个中央,还是这两次会以来的班底,当年给毛泽东定“机会主义”的也是他们。他现在管着这个中央,名分上却还是人家选出来的,所以要再忍一忍,等七大来选一个新的。他又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 二十九日,李富春代表中央去和他谈话,要他检讨。十二月一日,孟庆树代笔、王明签名,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十二月十三日,季米特洛夫给王明来电:“至于你们党内的事,你们自己去解决吧,我这儿一时鞭长莫及。”二十二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电报说,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它过去的领导人不得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回电。关于周恩来:“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关于王明:“王明一直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举了两条,一是王明从前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过,在狱里承认了党员身份才放出来;二是王明和米夫的关系可疑。关于康生:“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七大开会前,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毛泽东以前的历任领袖都定成犯了“左倾”或“右倾”错误,王明是“左倾机会主义”。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王明病重,要请假,毛泽东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务必参加开幕式。他被担架抬进会场。四十四名中央委员,王明和博古排在最后两名。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西柏坡,毛泽东的住所。王明问他,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把“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释成“一切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整风时又把“一切服从”“一切经过”这两个口号定成“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你现在怎么想。毛泽东答:“这完全不是少奇的发明,这都是我的发明。”“在这些方面,我都是不对的。”王明说欢迎他的进步。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满脸通红,敲了一下桌子,喊起来,说他一定要创立毛泽东主义,党的历史要写成他个人的历史,七大党章已经定了,王明不承认也办不到。至于今天谈的话,“你应该像太庙里的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不能对任何人讲!而一旦讲了,那么,哼,你知道,我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两个人又争了两个来小时。孟庆树找来,说到处找遍了,回家吃晚饭吧。一直坐在屋角听的江青站起来:“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第二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五点,毛泽东带着博古、张闻天、杨尚昆写的交代材料到王明住处,要他也写一份,骂自己,骂博古他们,骂俄国人。他说:“如果你不交代,我就要像对待博古那样来对待你!”王明让他把材料带回去。 中共建政后,王明当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长期卧病。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在刘少奇和其他同志,其中还有几位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直接上了苏联飞机。二月一日,他写道:“我再次来到我们大家的亲爱的莫斯科。” 九月八大,九十七名中央委员,王明得票最少。他的工资按行政五级发,秘书代领,换成卢布,半年寄一次。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起,再没有寄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从一九五六年上飞机那天起,他没有再回过中国。三个月后,毛泽东把一九四一年那几篇骂王明的文章找了出来,仔细看了一遍。一九七六年八月,他死前一个月,又请人读给他听了一遍。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6、151、168—169、287—289、306、589—590、603、634、636—637、642页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943年11月13日—27日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95—296页(1974、1976年毛泽东重读九篇文章;王明1943年12月1日信)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延安日记》中译本,1943年8月26日条 ——王明《中共五十年》,徐小英等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8、40—44、71、76—79、145、152页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开放出版社,2006年,第223—229页(1943年7月延安医生会诊总结、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会诊医生口述及胡乔木语,均转引自此书)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明镜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刘少奇的党的工具论」一节(刘少奇与王明的对话,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在莫斯科告诉司马璐)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第358页(李法卿所述毛泽东、朱德训话) ——余汝信《康生年谱》,新世纪出版社,2023年,第128页(金茂岳案调查与判决) ——《王明回忆录》,哈耶出版社,2009年,编者按(八大得票、工资) ——霞飞《王明中毒事件》,《党史文苑》2007年(当局“医疗事故”结论) ——田中仁《王明著作目録初稿(III)》,《大阪外国語大学アジア学論叢》第3号,1993年,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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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手難遮的仰望:從家庭教會的屋頂,看極權與信仰的生死結 楊純華 ​這幾年,關於中國大陸家庭教會被查封、牧師被帶走、十字架被拆除的新聞,早已不再是新聞,而是變成了一種常態性的背景噪音。那些本該在主日傳出讚美詩的聚會所,被貼上了冰冷的封條;那些拒絕將政治標語掛進講壇的傳道人,轉瞬之間成了法庭上的囚徒。 ​每當看到這類消息,人們總不免產生一個巨大的困惑:中國《憲法》第三十六條明明赫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為什麼一個掌握著軍隊、武警、大數據監控和龐大經濟體系的強大政權,會如此容不下幾十個、幾百個在民房裡低聲祈禱的普通信徒?為什麼他們甘願公然撕毀自己寫下的憲法承諾,也要把這群人趕盡殺絕? ​要理解這種近乎偏執的恐懼,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民主在美國》中留下的洞見,恰好提供了一面最好的鏡子。 ​兩套靈魂重塑計畫的對撞 ​托克維爾在19世紀考察美國時,曾驚嘆於宗教信仰與自由制度之間的微妙平衡。他發現,美國的宗教不直接掌權,也不靠政府強迫,卻能通過家庭、社區和道德,在社會深處發揮約束人心、維系穩定的作用。 ​「自由如果失去信仰,很容易變成放縱;民主如果失去道德,很容易滑向多數人的暴政。」 ​托克維爾敏銳地看到,宗教為世俗社會提供了一個超越物質的道德邊界和最高責任。 ​而這,恰恰點中了中共最深層的政治死穴。 ​在極權主義的邏輯裡,政權不僅要統治人民的肉身,更要壟斷人民的靈魂。中共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世俗宗教」,它要求絕對的效忠、唯一的真理,以及對領袖和組織的無限崇拜。當一個基督徒宣稱「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並將《聖經》的誡命置於世俗政權的指令之上時,在統治者眼中,這不是個人的信仰選擇,而是一種政治上的不絕對忠誠。 ​如果人民心中有了更高的敬畏,他們就不再容易被恐懼徹底瓦解;如果社會有了獨立於權力之外的道德準則,政權的黑白顛倒、指鹿為馬就無法輕易得逞。打壓宗教,本質上是為了清除思想市場上的「競爭對手」,確保權力對靈魂的絕對壟斷。 ​恐懼自治:組織化的焦慮 ​托克維爾特別指出,美國的偉大在於把「政治自由、社會自治和宗教信仰」結合在一起。宗教培育了守法的公民,同時也訓練了人們在社區中彼此連結、共同承擔責任的能力。 ​然而,在中國的統治術中,「社會自治」本身就是一個禁忌的詞彙。 ​極權統治的底色是原子化社會——把每個人孤立成無依無靠的個體,讓他們只能向權力依附。而家庭教會恰恰具有極強的橫向連結能力。在這裡,沒有官方的行政撥款,信徒們卻能自發組織聚會、彼此互助、關懷弱勢、甚至自辦教育。這種基於共同信仰而產生的凝聚力、信任感和高度自治性,讓習慣了控制一切的體制感到極度焦慮。 ​在他們眼裡,一個不受黨委書記領導、不聽從街道辦指揮、卻能讓成百上千人風雨無阻聚在一起的組織,就是對政權潛在的威脅。不管你是在查經還是在祈禱,只要你「非官方組織化」,就是原罪。 ​憲法只是權力的「晴雨表」 ​那麼,既然要打壓,為何又要在《憲法》裡寫上「信仰自由」? ​這恰恰展現了實用主義的犬儒本質。在外界看來,《憲法》是一國之根本,是限制政府權力的法律邊界;但在這裡,《憲法》往往被當作對外展示的櫥窗、或是特定歷史時期統戰的工具。 ​當政權需要營造開放形象、吸引外資時,「信仰自由」就是寫給國際社會看的漂亮履歷。 ​當政權感到安全感缺失、社會控制需要收緊時,憲法條款就可以隨時被各類「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行政法規和內部文件架空。 ​正如托克維爾所言,美國的宗教與國家保持距離,反而獲得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而在中國,當局試圖通過「宗教中國化」將所有教會閹割為權力的附庸,要求「愛國教」必須高於「愛信仰」。這種對憲法條款的公然踐踏,暴露出的是統治者對社會失控的極度恐懼。 ​結語:高牆與小草 ​托克維爾看到,宗教提醒人們「個人並不是世界的中心,欲望不能成為唯一準則」。一個缺乏信仰與敬畏的社會,最終會滑向道德的沙化與權力的暴政。 ​中共對家庭教會的打壓,看似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圍剿:一邊是國家機器的鋼筋水泥,一邊是手捧聖經的血肉之軀。但歷史無數次證明,權力可以拆掉有形的十字架,卻無法拆除人心中對超越性價值的渴望;高牆可以禁錮肉體,卻無法阻擋靈魂向光生長。 ​當一個政權需要動用整部國家機器去對抗幾個在客廳裡唱讚美詩的信徒時,這場博弈的勝負,其實在精神層面上早已有了定論。 作者系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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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風暴與數字迷局:權力、慾望及無孔不入的暗戰 在這個把科技浪潮攪得天翻地覆的時代,真可謂是“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誰能想到,手握全球人工智能命脈、身價動輒以萬億計的科技巨頭掌門人,也會在情感的漩渦里翻船。 時光回溯到2024年的台北電腦展期間,在一場看似平常的行業聚會里,命運的齒輪悄然轉動。當時,63歲的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勳在酒吧與一位名為黃樂的女子相識。本以為這只是一場尋常的商業社交,卻不曾想這段私下的交集,在經歷了數月的發酵後,變成了一顆足以在硅谷和華盛頓引發大地震的深水炸彈。 隨著主流媒體在2026年10月底的深度爆料,這樁原本屬於個人私德範疇的婚外情,被迅速撕開了一道更大的口子——直指長期以來無孔不入的中共滲透。 俗話說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在這場看似離奇的桃色事件背後,隱藏著的是令人脊背發涼的定向圍獵。長久以來,中國相關情報網絡對西方核心科技圈的滲透從來沒有停止過。他們往往利用形形色色的手段或情報人員,處心積慮地向硅谷的高層核心靠攏。在這場博弈中,黃仁勳顯然低估了對手的步步為營,最終一步步陷入了精心編織的陷阱。當私密的情感防線被輕易突破,其背後所牽扯出的供應鏈安全、核心算法數據以及尖端芯片的戰略機密,自然也就暴露在了潛在的風險之中。 隨著醜聞的發酵,資本市場首先給出了最殘酷的反應。英偉達的市值在短短幾天內蒸發了超過一千億美元,公司股價遭遇滑鐵盧,甚至還引發了投資者的集體訴訟。 正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一個頂尖科技企業的掌舵人,因為管不住自己的私慾,不僅讓自己身陷囹圄,更讓整個公司被架在了地緣政治的風口浪尖上。面對鋪天蓋地的指責與危機,英偉達董事會迅速宣佈介入調查。 最終,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AI教父”在2026年11月8日向全體員工發送了一封公開信,毫無保留地承認了自己對婚姻的不忠,並坦言沒有任何藉口可找。雖然他暫時保住了首席執行官的寶座,但經此一役,他苦心經營數十年的人設轟然倒塌,公司治理與合規的漏洞也暴露無遺。 當代的情報滲透與反滲透鬥爭,早已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特工之間的隱秘交鋒,演變為一場涵蓋科技研發、商業合規、學術倫理、輿論傳播以及法律制度的全面較量。對於跨國企業和公眾人物而言,在享受全球化帶來的商業紅利與跨國合作便利的同時,也必須面對日益嚴苛的地緣政治審視與合規要求。 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如何在維護國家安全、保護核心知識產權與保持經濟開放、促進正常國際人文交流之間尋找平衡,將是各國政府、司法機構以及全球商界共同面臨的長期課題。 復盤整場鬧劇,從最初的酒精與邂逅,到後來的精准圍獵與滲透,再到最後身敗名裂、千億市值灰飛煙滅的慘淡結局,無不印證了一個深刻的道理:權力與慾望永遠是危險的伴侶。在這個充滿明槍暗箭的時代,究竟是冷冰冰的高科技芯片更能決定一個帝國的命運,還是那些藏在人性深處、被別有用心者輕易利用的軟肋,才是敲響文明喪鐘的真正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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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X原創內容獎勵計劃 在Creator Studio中註冊 什麼是原創內容獎勵計劃? 原創內容獎勵計劃旨在獎勵製作原創、高品質內容的創作者。 任何格式的內容——從帖子或文章到影片或影象——反映您自己的聲音、專業知識或創造力。 該計劃旨在獎勵為X帶來原創想法、觀點、專業知識和創造力的創作者。 這對創作者收入分享意味著什麼? 從2026年8月7日起,我們不再接受收入分享的新註冊。 如果您目前註冊了收入分享,您將在2026年9月7日之前繼續賺錢。 您將收到三筆最終付款:8月14日和8月28日兩筆,符合標準付款時間表,以及截至9月7日的收入的最終付款,預計在9月11日或前後。 從2026年9月8日開始,我們將開始為現有收入分享會員推出訪問許可權,以申請新的原創內容獎勵計劃。 要加入,您需要滿足該計劃的資格要求。 您可以隨時透過轉到Creator Studio→原創內容獎勵來檢視您的資格狀態。 如果您已經完成了身份驗證,並且有有效的支付方式連線到您的帳戶,則無需再次完成這些步驟。 一旦獲得批准,您將根據原創內容獎勵計劃及其條款和條件繼續賺錢。 如果您的帳戶貨幣化目前因之前違反政策而暫停,您此時將沒有資格註冊原創內容獎勵計劃。 程式是如何運作的? 符合條件的創作者根據其原始內容產生的合格印象獲得報酬。 只要您的帳戶和內容繼續滿足該計劃的要求,每兩週發放一次付款。 合格印象是什麼? 合格印象是高階使用者(X Premium Basic、Premium、Premium+或Premium Business的訂閱者)在主頁時間線提要上的獨特印象,其中至少50%的帖子可見。 以下內容被排除在合格印象之外: 來自同一帳戶的展示次數在每個帖子中計算不止一次 付費、推廣或人工生成的印象 欺詐性印象 在這個計劃下,什麼被認為是原創內容? 原創內容是您親自創作的內容——編寫、拍攝、設計或製作——反映了您自己的聲音、觀點或專業知識。 評論是X的核心。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做出反應、分析或構建是一種合法和有價值的原創表達形式。 增加您真實觀點的內容,無論是分解新聞故事,分享您對文化時刻的看法,還是新增其他人沒有的背景,在這個專案中都算作原創。 不計入的是您的貢獻很少或沒有的內容。 如果主要價值來自其他人的工作,而你幾乎沒有做過什麼來轉換或增加它,那麼它不會在程式下產生合格的印象。 具體來說,根據原創內容獎勵計劃,以下內容型別不被視為原創內容: 複製的內容:完全從其他創作者或來源複製的文字、影象或影片,沒有任何原創貢獻。 這包括從X或其他平臺下載,然後重新上傳到X的內容。 最小修改的內容:從其他人那裡複製的內容,只需稍作更改,例如在帖子中更改一兩個單詞、新增過濾器、調整影片速度或放置文字疊加,這些內容不會對原件進行有意義的轉換。 聚合內容:主要彙編或組合來自其他創作者或來源的內容的帖子、影片或影象,而不新增實質性的新視角或框架。 跨平臺轉發:從其他平臺取來的內容,並由原始建立者以外的其他人轉發。 原創內容和智慧財產權 這些原創內容獎勵指南與X的智慧財產權政策是分開的。 根據本計劃,內容可能符合原創條件,但仍然違反了我們的智慧財產權規則。 創作者有責任確保他們擁有使用他人建立的內容的必要權利、許可或許可證。 謹此提醒,X上不允許釋出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的內容,無論該內容是否符合本計劃的原創條件。 資格要求 要加入原創內容獎勵計劃,您必須在申請時滿足以下所有標準: 地點:位於提供原創內容獎勵計劃的國家/地區。 可用國家列表見下文。 年齡:18歲以上。 帳戶狀態:擁有信譽良好的X帳戶,沒有多次違反我們的貨幣化指南或服務條款的歷史。 帳戶型別:擁有個人或企業帳戶。 屬於政治或政府組織的賬戶不符合條件。 高階訂閱:持有有效的X高階、高階+或高階商務訂閱。 印象:在過去90天內,來自經過驗證的使用者至少有50萬次主頁時間線印象(不包括對回覆的印象)。 關注者:至少有500名經過驗證的關注者。 原創內容:積極釋出本政策中定義的原創內容。 滿足這些要求並不能保證被錄取。 一旦您滿足所有資格要求,您就可以提交快速申請,以考慮該計劃。 我們將對其進行審查,並在3個工作日內通知您結果。 如果您的申請未獲批准,您可以提交一份上訴。 如果上訴不成功,您可以在90天后重新申請,前提是您繼續滿足所有資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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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7月6日出席台中市春雨文教基金會主辦的「NEXT CITY春雨創生行動營」演講,活動結束離開飯店,遭一名陌生男子尾隨盯梢,並突然出手攻擊臉部,導致流血受傷。嫌犯行兇後迅速逃逸。 台中市警察局第六分局案發後立即成立專案小組,調閱監視器追查犯嫌行蹤。警方很快鎖定33歲中國籍廖姓男子,並於當日下午四時許,在台中國際機場將準備搭機前往韓國釜山的廖姓男子攔截逮捕。目前警方正深入釐清其犯案動機,以及是否涉及他人教唆、組織策劃或跨境指使。 這起案件並非單純臨時起意,而是有預謀、有特定目標的暴力攻擊,其性質絕不只是普通刑事案件,而是涉及台灣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以及國家安全的重大事件,也說明中共黑手已經伸向民主世界。 矢板明夫長期關注中國政治、中共對台政策及兩岸關係,也是少數長年公開批評中共威權體制的媒體評論人。他近年來頻繁在台灣、日本及國際媒體發聲,此次襲擊顯然具有政治動機,勢必引起台灣社會以及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嫌犯犯案後沒有選擇躲藏,而是第一時間趕赴機場,準備搭乘國際航班離境。如此倉促的逃離方式,很難不令人懷疑,他是否事先已規劃好完整的逃逸路線?是否有人替他安排機票、交通,甚至指示犯案後立即離境?這些疑點,都有待警方調查釐清。 近年來,民主國家多次出現異議人士、流亡人士、批評中國政府的學者、記者遭受跨境威脅、騷擾甚至暴力攻擊的案例。從海外「秘密警察站」、跨境監控,到針對異議人士家屬施壓,北京的「長臂管轄」早已引起多國政府警覺。此案如果證實具有政治背景,其意義將遠超過一宗普通傷害案件。 更重要的是,任何人在台灣,不論支持哪一種政治立場,都不應該因為發表言論、公開評論或參與公共討論,而遭到暴力攻擊。這不只是對受害者個人的傷害,更是對台灣民主社會的公然挑戰。 如果今天可以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就動手毆打一位媒體人;那麼明天就可能是學者、立法委員、社運人士,甚至任何持不同意見的普通民眾。暴力一旦被默許,民主社會最重要的言論自由便會受到侵蝕。 因此,警方除了依法究辦施暴者,更應徹查幕後指使者、資金來源、通聯紀錄及跨境聯繫,向社會交代真相。若只是將案件定性為單純的個人衝突,而沒有釐清是否涉及境外勢力介入,恐怕難以回應社會大眾的合理疑慮。 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社會,任何政治立場都可以辯論,但絕不能以拳頭取代言論、以暴力取代辯論。這起事件真正考驗的,不只是警方的辦案能力,更是台灣能否有效捍衛民主制度、保障新聞自由,並向任何企圖以暴力干預台灣公共空間的人發出明確訊號:台灣不是可以用恐嚇和暴力噤聲異議的地方。 @baodia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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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加密税之争,进入国会必审环节。 一项要求废除22%加密投资收益税的请愿书突破5万签名门槛,达到国会财政经济计划委员会必须审查的标准,目前已超52,000个签名。 这项税计划2027年1月生效。请愿者的核心不满—— 加密资产税负远高于其他资产类别; 报告义务繁琐; 限制了年轻一代的财富积累机会。 更深层的担忧是产业层面—— 22%高税可能导致产业萎缩、资本和人才外流,长期损害韩国作为亚太加密枢纽的地位。叠加严格的AML/KYC规定,投资者流失正在加速。2025年3月韩国加密持有率曾达32%,但此后持仓总值和交易量大幅下滑。 一边是政府想征税,一边是民众怕赶走产业。 这场博弈的结果,会成为其他国家制定加密税政策时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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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批评白左的时候,总有一些脑残跳出来说是白左接纳我的庇护申请,我的言行是忘恩负义。我统一在这里回复一下。 对受到迫害的人提供人道庇护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政治原则,这不是左派政府独有的。就连独裁中共都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尽管他们自己是最大的人权迫害者。我到西方来寻求庇护不是冲着左派来的,是对西方民主自由和文明的基本信任。 相反,西方左派才是故意歪曲人道庇护政策的。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偏袒那些敌视西方基督教信仰的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群体,引进大量支持左派政策、试图消灭西方传统文明的底层民众。左派和他们引进的这些非法移民是现代文明的敌人。 而对于我们这些反抗中共独裁暴政、向往西方民主自由的受迫害者在左派当权的时候一直受到歧视。我几次申请美国签证都被拒绝,原因就是我因为参与8964民主运动、有坐牢经历,因此有移民倾向,所以被拒绝。 现在右派川普上台,走向另一个极端,打击非法移民的同时,也打击受到中共迫害的民主人士。我同样对川普进行强烈批评。 尽管现在的荷兰政府并不是完全左派,是各个派别联合执政。但是对于申请庇护的难民明显倾向于穆斯林。跟我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好几批穆斯林的庇护早就完成了,只有我这个反共基督徒一直在等候。 但是荷兰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我一直在通过合法路径维权。法院已经两次对我的庇护案子进行判决,要求移民局尽快完成我的庇护程序,并对移民局进行了罚款。国家监察专员也两次受理我的投诉,第一次成功影响移民局启动我的庇护面谈。第二次干预也即将到来。同时荷兰众议会相关部门也受理了我的投诉。 我相信民主法治的荷兰政治法律体制会保护我的合法庇护权利。就算最后移民局拒绝我的庇护,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所有的合法程序都不能使我的庇护被同意,我也坦然接受。因为我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下一步上帝必会有更好的安排。 我们一家在中共国收到迫害的时候到处流浪,但是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我来到民主荷兰寻求庇护,造成一家人三年多的分离,确实让人很痛苦。中共长时间大规模在媒体上对我们进行污蔑和丑化。老婆孩子精神上已经处于严重病态。我多次向荷兰移民局求助,他们根本不理。如果不是上帝的看顾和保护,我们一家很可能都崩溃了。唯有上帝是我们的救主!荷兰是否接受我的庇护上帝都与我们同住。我相信上帝必会拯救我们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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