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習近平與盛大排場下的戰略現實
余茂春(Miles Yu)
華盛頓時報,2026年9月29日
英文原文在此:
美中關係愈是變化,愈是原地踏步。
習近平此次訪問華盛頓,迎接他的是盛大的國事禮遇、川普總統的溢美之詞,以及「戰略穩定」的種種說法。然而,在這些外交排場之下,有一個冷峻的戰略現實始終沒有改變:美國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依然是彼此強大的戰略對手,因為雙方對世界秩序的基本構想,從根本上就互不相容。
中共至今仍把美國的力量稱為「霸權主義」,認為美國注定在阻礙中國崛起,也阻礙北京建立其所追求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就在訪美前幾個星期,習近平本人還在使用這套語言。
與此同時,美國仍在西太平洋強化盟友體系、迅速提升軍事嚇阻能力與經濟安全措施,而其中相當一部分,正是為了制衡中國日益擴張的全球力量。就在習近平專機抵達安德魯斯聯合基地前幾天,美國司法部起訴華為為犯罪組織的案件也剛剛在紐約開庭。
所以,川普給予習近平的盛大歡迎,絕不能被誤讀為美國在戰略上對中國示弱。
星期三,習近平抵達安德魯斯聯合基地。美國國歌奏響之際,兩架B-1B戰略轟炸機從上空呼嘯而過。第二天在白宮,一架B-2「幽靈」隱形戰略轟炸機飛越上空,並由四架F-22「猛禽」戰鬥機伴飛。B-2正是美國打擊伊朗核設施時所使用的同型轟炸機。整場歡迎儀式共有近480名美軍官兵參加。
這當然是外交禮遇。但這也是一場以展示美國軍事、經濟與科技實力為背景的外交禮遇。
峰會期間文化上的象徵意味同樣耐人尋味。
白宮國宴演奏了《悲慘世界》的音樂。其中的〈你可聽見人民的歌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曾是2019至2020年的香港反抗中共爭取自由運動中的街頭戰歌進行曲。
席間還演奏了鄧麗君唱紅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鄧麗君從來不只是一位流行歌手。她的歌曲曾被中共斥為「精神污染」,卻從台灣透過電波傳向中國大陸。在冷戰年代,她的歌聲代表著另一個華人世界——一個不受北京共產黨統治的華人世界。她拒絕前往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演出,也曾公開聲援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
在一場招待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白宮國宴上,很難想像還有比這更具歷史反諷意味的音樂安排。
就連國事訪問期間演奏的《茉莉花》,也不是什麼「紅色歌曲」。它是一首流傳數百年的中國民間樂曲,其歷史遠早於中共政權;浦契尼 (Puccini)更曾把《茉莉花》的著名的旋律融入歌劇《杜蘭朵公主》(Turandot)。
這裏面的寓意十分重要:中國遠比中共古老,也遠比中共偉大。
這種象徵意義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繼續上演。
川普帶著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最高領導人,去觀看美國的《獨立宣言》、《憲法》和《權利法案》——這些文件代表的,恰恰是有限政府、個人自由與人民主權,是與列寧主義政治傳統截然不同的立國原則。
還有1951年的《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是一份北京寧願世界以另一種方式記住的歷史文件。根據條約,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卻沒有在條約中把台灣主權移交給中國。
北京長期拒絕承認這項條約的合法性。無論人們如何看待台灣最終的法律地位,《舊金山和平條約》的存在至少說明一件事,即中共所堅稱的「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是國際社會早已確定、毫無爭議的歷史事實」,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爲事實並非如此。
台灣問題本身也呈現出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對比。
習近平要求川普超越美國歷來「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政策表述,進一步明確宣布「反對台灣獨立」。但川普對這兩個話題都拒絕公開宣布作出任何讓步。
雙方使用的語言,也形成鮮明對照。
習近平講的仍是那些熟悉的抽象口號和黨八股:和平共處,以及年復一年被重複使用的「合作共贏」。
華盛頓講的,卻愈來愈是數字、期限和具體落實的措施:
貿易休戰延長到2027年1月10日;中國每年至少購買170億美元美國農產品;恢復美國牛肉與家禽產品的市場准入;2027年和2028年各購買1,000萬公噸美國煤炭;雙方各有300億美元商品適用特定關稅安排;以及稀土和關鍵礦產必須有具體、可以驗證的交付。
但華盛頓必須牢記一點:承諾不是履約。北京先前作出的若干承諾至今仍未完全兌現,包括購買波音飛機與美國農產品。
因此,這次華盛頓峰會並沒有產生什麼宏大的戰略交易。兩位領導人基本上只是同意繼續談下去。
但這次峰會還有另一個重要訊息,而這個訊息是說給日本聽的。
美中關係固然佔據了外交舞台的中央,但川普同時也刻意強化美日條約同盟。
就在會見習近平的前一天,川普在聯合國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舉行了一場高度公開的會晤。雙方討論了中國、人工智慧、半導體、關鍵礦產、軍事嚇阻、「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習近平剛剛啟程回國,前脚一走,高市早苗便直接從她口中的「親愛的唐納德」那裡,獲得了有關美中峰會的詳細說明。
這幅戰略圖景,習近平不可能看不懂:中國得到的是總統級的盛大排場;日本得到的,則是美國最重要的印太盟友地位,以及作為美國在亞洲維持力量與影響力之基石的戰略角色。
戰略穩定需要戰略耐心,也需要謀略。川普一生都在強硬討價還價的世界裡打滾——從紐約房地產,到賭場,再到娛樂產業。他很清楚,笑臉與實力從來不是互相矛盾的。
美國現在需要的,正是胡蘿蔔與大棒並用。
川普可以扮演外交上的「好警察」,保持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並在中國作出可以衡量、可以驗證的實際履約時給予相應回報。
但他的政府裡也有馬可・魯比歐,司戈特・北森特和皮特・赫格塞斯這樣的内閣官員,可以在北京拒不履約時扮演更強硬的角色。
中國當然也有籌碼,尤其是在稀土和關鍵礦產方面。但依賴從來不是單向的,而且雙方的依賴並不對稱。
中國仍然高度依賴美國消費市場、先進科技、金融力量,以及一套由全球經濟網絡和盟友體系所構成、而美國至今仍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國際體系。
華盛頓手中的籌碼,遠比那些習慣性悲觀的人所想像的更多。問題只在於美國願不願意使用這些籌碼?
所以,這場峰會傳遞的訊息,不是美國開始對中國軟弱。也不是什麼「美中友誼」。它所展現的,是一種更微妙、也可能更有效的戰略,也就是:
對習近平微笑。帶他去看美國憲法。讓他聽鄧麗君,也讓他聽浦契尼。讓B-1B和B-2戰略轟炸機從他頭頂飛過。要求北京交出日期、數量和履約成果。然後,把大棒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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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Analysis Weekly — Ep. 031 - EMERGENCY EPISODE: Are We Doomed?
ARR 是新的 GDP
市場目前幾乎只盯四個數字:OpenAI 與 Anthropic 的新增 ARR,以及 AWS、Azure 的年增率。Joey 認為這才是半導體交易的真正基準,其他指標都是雜訊。Max 指出算力仍是「需求遠大於供給」的結構,短期不會翻轉。即使 Dario 主張放慢前沿推進,也不等於需求下降;市場若把「pace the frontier」解讀成訂單減少,方向很可能錯。短期內,實驗室仍會繼續搶產能,因為成長數字才是定價核心。
安全控制反而增加算力消耗
更多安全機制不會省算力,反而更耗。OpenAI 在 Hugging Face 事件後,已把約 20% 算力拿去監控思維鏈。若要讓 METR 這類第三方真正嵌入訓練流程,還得理解模型行為、GPU 叢集與 Kubernetes,計算成本極高。Doug 用極端邏輯補充:若模型消滅人類,終端價值歸零;因此任何降低災難機率的動作,理論上都該抬升整體市場估值基數。安全不是減速器,而是新的算力消耗項。
宣言缺乏硬性約束
Dario 文章最具體的承諾,幾乎只剩引入 METR 做嵌入式評估、審查訓練流程而非只看輸出。但 METR 大約只有 40 人,要同時覆蓋兩大實驗室的複雜基礎設施,門檻極高。更諷刺的是,METR 自己才剛發生 API key 被盜、損失約 60 萬美元算力。Joey 認為短期財務與 IPO 影響很小,反而可能因為安全檢查點增加而加快招聘。真正關鍵不是宣言措辭,而是後續有沒有可驗證的執行。
OpenAI Hugging Face 事件
防守前沿模型攻擊,本身也需要前沿模型。攻擊者可一次部署數千到數萬個 agent,傳統資安工具跟不上。更嚴重的是模型已能利用公開 CVE,在基礎設施未更新時拿到內部 Linux 主機 root。Jordan 假設:若模型挾持 1 萬顆 GPU 的資料中心,而現場拔線要 90 天,等於被自己訓練出的系統勒索。這不是理論風險,而是「模型能越獄自己所在環境」的實例延伸。
生物武器風險:意圖 vs. 意外
Max 預測兩年內可能出現 AI 相關生物傷害事件,規模可達數百到數千人死亡,但自承非生醫專家。Jordan 認為真正危險不是「AI 故意造武器」,而是「AI 做錯事卻像生成網站一樣說抱歉」。例如新創用 AI 開發蛋白質補充劑、跳過嚴格審批就上架,導致罕見疾病患者集體死亡。這是價值觀與流程失調的副產品,不是蓄意攻擊,但後果同樣致命。風險框架若只盯惡意,會漏掉更大的意外傷害。
TSMC 的 KYC 與算力主權
Doug 問:如何阻止 Instinct、Muse 這類 agent 自己向台積電下單?Max 說台積電已有 KYC,但十萬級 agent theoretically 可繞過。Doug 主張直接拒絕所有來自 AI 的晶片訂單,才是控制算力主權的辦法。Max 認為 Muse 風險高於 Instinct,因為 agent 能力更強;他願把 Muse 接銀行帳戶,卻不敢對 Instinct 這樣做。重點是:算力取得一旦自動化,主權與風控會被規模擊穿。
RASA 法案
RASA(Remote Access Security Act)把中國實驗室遠端使用 NVIDIA 等前沿晶片,直接定義成違反出口管制。眾議院以 300 多票對個位數通過,幾乎全面共識,卻在參議院卡關數月,並遭遇 Oracle 等遊說。Jordan 認為這可能是第一個真正落地的 AI 相關監管,而且是「出口管制更新版」,會先於全面 AI 法案出現。它被低估,卻可能成為後續監管的起點。
監管前景:2028?
Joey 認為催化劑不一定是生物武器,中型銀行被攻破、金融災難或武器技術外洩,更容易推動政治系統。Max 反問:關鍵不在「發生什麼」,而在「遊說力量誰比較強」。若 AI 遊說像 NRA 一樣強,災難也可能被壓下來;但事件夠大,民意仍可能突破。Jordan 判斷下一屆美國政府無論誰上台,都會搶先宣稱「我們率先監管 AI」,目的是在中國等國出台框架前占住話語權。
投資啟示:做空網安?
Max 提出極端觀點:可考慮做空 Okta、CrowdStrike、Zscaler 這類傳統網安籃子。理由是攻擊已變成大規模 AI agent 協同滲透,端點、身分、網路防護架構過時。JFrog 被入侵、Artifactory 遭利用,被他視為信號。但他也承認股價仍在漲,因為「攻擊真的發生」和「市場相信會發生」之間還有巨大落差。這是結構性質疑,不是短期交易訊號。
全球競爭與安全悖論
Anthropic 威脅情報指 Moonshot API 背後呼叫 Claude,並把對話拿去訓練;另有 PLA 附屬機構用 Kimi 建構敏感技術的跡象。這引出經典悖論:自己放慢做安全,對手加速,會不會輸掉競爭?Jordan 認為認真做安全反而是優勢——對手若不斷把技術秘密暴露給你,而你又較不容易被自己的系統反噬,你才是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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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訊:高牆內外的歲月 徐文立夫婦22年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
2026-11-09 09:37閱讀時間 8 分鐘
徐文立賀信彤夫婦金婚合照。(受訪者提供)
【大紀元記者林子晨採訪報導】一份從監獄裡輾轉傳出的手稿,讓一位母親讀到深夜,仍捨不得放下。數十年後,83歲的徐文立回憶母親當年的話——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的父親一樣。說到這裡,他一度情難自已。
11月6日,徐文立教授接受本報遠程專訪,講述與妻子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的經歷。兩度入獄、實際服刑16年,他記得在三平方米的「反省號」監房裡度過的五年寒暑,也記得妻子如何將家裡的一點一滴寫進信中,讓無法相見的丈夫彷彿仍在家中。
從2004年起筆、2021年中文書出版,到今年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在全球問世,夫妻倆用了22年時間。他稱之為「22年磨一劍」:透過一家人的遭遇,揭示中共統治下「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的處境;也將兩人的經歷留下,獻給父母與後代,向歷史交出一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不食言的人生答卷。
夫妻分別執筆,留下高牆內外的記憶
2002年12月24日聖誕夜,徐文立以保外就醫名義,在妻子陪同下抵達美國,與女兒團聚。此後,他在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院任資深研究員。
徐文立教授在哈佛法學院。(受訪者提供)
來美後,老友胡平勸他寫下這段經歷,並將記憶比作珍珠:若不及時串起,散落後可能再也撿不回來。
夫妻倆決定分別執筆:他寫獄中的生活,她寫獄外的遭遇。那些年,兩人被迫分離,各有對方無法親見的生活,如今終於能一起慢慢回想、寫下並編輯成書。
當時他既要教課,又忙於政治事務,只能抽空寫一點。他說,兩人性格都很頑強,決定做的事,就從未想過放棄。
三平方米的「獄中獄」
徐文立1978年參與民主牆運動,創辦了《四五論壇》及其前身《四五報》;1981年被捕,後被判15年徒刑。1998年參與創建中國民主黨,再被判13年。兩次刑期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
第一次走進監獄時,他還不到40歲,心想:「我還能夠出得來嗎?」於是決定把自己的經歷與想法寫下來。
據他回憶,他在六平方米的單人監房裡,以申辯形式撰寫《獄中手記》。1985年前後,手稿傳到海外,在《中國之春》發表,隨後,他被轉入「反省號」。
那裡約三平方米,兩平方米睡覺,一平方米踱步,沒有窗戶。一排十幾間監房,其他監房的人都被移走,只留下他一人,約五年不能與家人見面。
北京的冬天,太冷了,他只能一層層裹上棉衣,像一個棉球般;夏天,沒有通風條件的監房如同一個暖爐,只能把身體貼在水泥牆上降溫。他還被限制用筆,只有寫家信時才能領取,寫完即被收走。
後期,他曾養貓、養狗,也讓蜘蛛走進瓶子,觀察牠結網、產卵。他說,有這些事情能轉移他的思緒,緩解長期獨處的壓力;看著小蜘蛛出生,也讓他想到,一代人過去,下一代自會「奔向前方」。
家書讓他彷彿仍在家中
高牆外,賀信彤與女兒徐瑾也承受著分離的痛苦。徐文立回憶,被捕最初一年多,家人不知道他關在哪裡,也不知他的死活。女兒曾設法尋找能望見監獄的高處,也盼望從經過的囚車裡看見父親。
不能相見時,夫妻便靠書信互訴近況。賀信彤兩三天就寄一封,連家中的房間怎樣整理、書櫃搬到哪裡,都細細寫下,讓丈夫知道家裡的一切。
談及這些信,徐文立說,妻子不僅體貼,文筆也好。兩人總有說不完的話,連監獄警察都曾問,怎麼有那麼多話可講。
徐文立妻子賀信彤。(受訪者提供)
他認為,家人雖未被判刑,卻因他的政治身分受到監視、歧視,生活也充滿不確定,這就是,「獄外獄」。
母親抱著手稿,像抱著孩子一樣
談到妻子與母親,徐文立一度難以繼續。
據他回憶,賀信彤設法取得獄中傳出的手稿後,母親連夜讀完。老人抱著它,像抱著嬰兒,一遍遍的翻看,夜裡仍忍不住與兒媳談論手稿中的內容。
他記得妻子描述當時的情景,老人抱著手稿邊說邊哭:「兒子沒有做錯事,跟他爸爸一樣。」
父親徐裕文在抗戰期間放下醫學院的平穩工作,帶學生到江西建立後方軍醫院。這段經歷影響了他,使他從年輕時起便立志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徐文立父親徐裕文抗戰勝利紀念章證明書與紀念章。(受訪者提供)
母親從文字中理解了兒子的選擇;她對兒媳的疼愛,也讓獄外苦撐的賀信彤得到溫暖與鼓勵。徐文立特別感念妻子的努力,讓母親有機會理解他的政治理念。
從一家人的遭遇,看見「獄外獄」
徐文立希望讀者看見的,不只是家庭的分離。
他認為,中共透過基層組織、思想匯報及日常監視,把控制延伸至工作、鄰里和家庭。他回憶,妻子一次探監時,曾在監獄獄政科辦公室牆壁上看到各監號負責監視、向獄方提供情報的報告員名單。
在他看來,當人們擔心自己的言談被人偷偷報告時,彼此之間便難以互相信任;即使身在監獄之外,也可能生活在互相無法信任的恐懼與轄制中。
「中國一定要回到一個正常社會。」他希望年輕人了解所處的環境,再思考如何改變。出版英文版,則是希望海外讀者透過他們一家人的經歷,更透徹的了解中國。
向歷史交卷,把選擇留給後人
夫妻將書獻給雙方父母與後代。談到這份歷史答卷,徐文立提及「不食言」:年輕時把對國家、社會的責任付諸行動,現在,再用文字留下這些經歷。
如今,他的獄中手稿、書信、照片等文獻原稿,已由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與檔案館收藏。
他希望後人讀到這些故事,但不強求子女走自己的路。「一,不打聽;二,不干涉。」讀不讀、學不學,都由他們自行決定。
從獄中偷偷寫下手稿,到與妻子共同完成《獄中獄與獄外獄》,再到英文版問世,兩人如今都已年邁,平均已80歲高齡。
徐文立說,希望透過自己的獄中生活與妻子的獄外遭遇,讓讀者了解他所說的「不在獄中,便在獄外獄」,也向歷史交出一份答卷。他多次強調:
「這(代指英文版書籍出版)是我們人生當中最喜悅、最難得的事情之一。」
作者簡介
徐文立,1943年7月9日生,1978年北京民主牆運動參與者與組織者、《四五論壇》主編,1998年中國民主黨創黨領袖之一。兩次被中共判刑共28年,實際服刑16年。在美國克林頓、喬治·W·布什政府及國際社會營救下,先後於1993年、2002年獲釋,2002年聖誕夜流亡美國。曾在布朗大學服務10年,2003年獲該校人文科學榮譽博士學位(L.H.D.)。
出版資訊
徐文立、賀信彤合著《獄中獄與獄外獄》英文版《Prison Within and Beyond》,紙本於2026年11月7日發行,全書696頁(電子書1159頁),含80頁彩色文獻圖片與歷史照片,定價60美元。另有中、英文電子書,可透過Amazon、Kobo等平台查詢選購。
英文版紙本書:
英文版電子書:
中文版電子書:
Amazon Ki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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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有兩個老公」惹怒全網!中國手機品牌OPPO母親節文案大翻車 兩度道歉承認價值觀出問題
近日,中國手機品牌OPPO發布的一則母親節文案,因出現「母親有兩個老公」等表述,被大量網友批評低俗、扭曲親情。
事件迅速發酵後,OPPO於5月8日先發出致歉並下架相關物料,但因回應態度敷衍、開啟評論精選,再度引發眾怒。
5月11日,OPPO再次發布致歉聲明,承認公司「因追逐流量而忘記本心」,並坦言在價值觀、內容審核與公眾溝通上存在嚴重問題,還承認早期對網友提醒「麻木、傲慢」。
有網友跟帖評論:「營銷失當翻車,再一次證明了尊重與底線才是品牌的立身之本。用擦邊文案博眼球,踩中大眾情感雷區,這波翻車真的不冤。營銷沒創意不可怕,沒底線才是品牌最大的危機。」
據報導,5月11日,OPPO內部已發布問責通告,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定級處罰。
OPPO是廣東歐珀移動通信有限公司旗下的智能終端品牌,該品牌早期以MP3、MP4及影音設備為主,現專注於以影像處理、快速充電為特色的拍照智能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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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士先生每天都會主動說現在在幹嘛。
有空就探頭出來跟我說說話分享照片,不管我上一句回他了沒。
如果我沒有回,他就會在晚上通話時直接再分享一次,從來不是質問我怎麼沒回他,或者今天怎麼那麼忙⋯
他要跟朋友玩、有什麼活動也都會自己說,除了上班見我之外,最常的就是打棒球跟玩戰鬥陀螺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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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英國首相伯納姆通電話】9月8日晚,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英國首相伯納姆通電話。
習近平祝賀伯納姆就任英國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戰略夥伴,雖然兩國社會制度和國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於分歧,雙方應當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異,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兩國政府都致力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可以優勢互補、相互助力。中國“十五五”時期將進一步擴大教育、醫療、金融對外開放,這些都是兩國合作有潛力的領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國,都有豐富的教育、文化、體育等資源,應當保持開放前瞻意識,加強各領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國投資者合法權益。中英兩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主要經濟體,都支持多邊主義、開放貿易,維護聯合國核心地位,要加強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世界貿易組織等框架內的溝通和協作,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
伯納姆對此表示贊同,表示我曾長期擔任曼徹斯特市長,與中國有着多年友好交往。習近平主席2015年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時曾到訪曼徹斯特,對推動當地與中方的交流產生重要影響。英方願保持對華政策連續性,堅定不移發展英中長期穩定的戰略夥伴關係。英方願同中方開展高層交往,推動兩國各領域合作,加強人文交流,將雙邊關係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兩國人民。英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沒有改變。在當前動盪複雜的國際變局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英中應推動通過對話解決國際熱點問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攜手維護世界穩定繁榮。伯納姆讚賞中方高效有力應對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災害,感謝中方為受影響的英國公民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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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長貝森特在週三進行少見的政策干預,他拿錢去買長期債券,把公債長期利率壓下不少。在1914年以前,美國有近百年沒有中央銀行,很多現在中央銀行做的事,當時都是由財長進行,所以貝森特像央行總裁一樣干預了債市,在市場操作上,不奇怪,但如果配合新任聯準會主席Kevin Warsh的改變來看,央行主動及被動地把市場影響力交出去,是美國貨幣金融史一個新頁的開始。
這個新頁,在於把之前學界的Fiscal dominance裡論,具體化。央行控制貨幣供給及利率水準,這是眾所週知的表定工作,但fiscal dominance的理論是說,行政部門的財政政策會擴張到導致央行的貨幣政策失效。以Covid疫情期間的景氣刺激政策為例,美國的行政部門在兩個總統任內,發出史出未見幾兆美元億規模的現金給民眾,這錢哪裡來呢?財政部要短期內拿現金出來,一定是到債市發國債,但在當時,有哪個機構有這個錢買美國公債?只有中央銀行。所以美國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在短短時間內,暴增數倍,印出來的現鈔是央行的債務,拿去買財政部發的公債,變成央行的資產。聯準會只能防衛財政部來的攻勢,如果不買財政部的債,那利率會暴增到景氣立刻陷入大蕭條的情況,所以央行只能一直買公債,壓低利率。也就是說,貨幣的供給,當時是財政部說了算。
當然,事過境遷後,聯準會又把發球權拿了回來,把美國公債釋了出去,拿回美金現鈔,減少了貨幣供給,但央行還是在防禦,但防的是通膨。這個防禦的工作,是所有總統都痛恨的央行政策。在川普的眼裡,利率降低有很多的好處,一是股市和經濟可以繼續高升,減少戰爭對經濟的衝擊,二是低廉的利率,也可以讓則政部的利息支出得以降低。在川普看來,通膨的威脅早過了,關稅沒有影響,石油的衝擊也是短期,前任主席Jay Powell一個老頑固,不願意配合降息,川普讓他穿盡小鞋,也還是不讓步,好不容易讓川普提了新的聯準會主席,當然要有新的作為。
現在Kevin Warsh宣佈能不公佈決策過程就不公佈,而且要華爾街來給他金融市場的訊息,而不是央行來影響金融市場。這個方式,對許多新入金融市場的大小朋友,是一個從來沒聽過的變化,但這是葛林斯潘前的央行標準程序,是葛林斯潘太入戲演出,而讓過去四十年的央行總裁一言一行都變得太過重要。我是比較喜歡央行在背景裡當一個重要,但不參與演出的角色,所以現在的回復舊規,不見得是壞事,我們可以讓川普和貝森特好好試一試fiscal dominance,讓他們好好試試這個理論。但如果兩個危機之一發生,央行就要積極跳入處理。一是金融風暴,二是通膨失控。短期內,這兩危機都應該不會發生,所以讓貝森特來把利率壓低,應該是好事一件。只不過,美國政府欠太多錢了,貝森特可以再拿錢出來買長債、壓利率的彈藥,可能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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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發和消費券不一樣,不是為了刺激景氣,所以不用管乘數效應,而且既不是借錢,也不是印鈔來支付,所以通膨的負面效應也不大。普發很單純就是台灣的經濟太好,稅收多到用不完,沒有一個國家不希望有這個問題。我基本上贊成普發,雖然我也拿不到就是了。
不分財富差距,全民皆發的方法,在課稅方法上算是「進步」的,也就是說窮的人佔了相對大的便宜。這是普發的一大好處,一萬台幣對有錢人來說,有跟沒有一樣,但對升斗小民的生活,不無小補。如果說今天台灣多徵的稅收,不用普發,但用減稅的方式,回饋給民眾,那也是繳的多的人,退的多,和普發比,比較沒有財富重分配的效應。
但如果要把錢給民眾,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趁機推動一些政策?比如說,不要普發,但給生小孩的年輕父母更多的補助,藉此提高生育率?又或者是拿這些錢來補助年輕人住房,或是創業?推動政策當然可以用財稅手段,但根據我的觀察,這些政府的補貼政策,最後經常變成維持管理人員的尾大不掉機構。誰來發這些錢?誰來審核?不都得僱用公務員來維持,這些花費,就像是滲漏一樣,一點一滴地把稅收吃完,吃完了超徵稅收後,轉頭就開始要編入經常預算。不然你以為加州為什麼那麼好心,給非法移民保健保?為什麼那些左派政客那麼喜歡搞社會住宅?利人又利己,何樂而不為?
所以普發退稅,一翻兩瞪眼,不用擔心長期的官僚組織肥大後遺症。
但如果超徵稅收不要花掉,也不要普發,為了國家的未來,把錢存起來,不是也比較好?如果台灣管理國家財富基金的政客和官僚,像挪威管理石油財富盈餘的官員一樣公正無私,且有遠見,也許可以考慮存起來當國家財富基金,但有一罐糖在那裡,你期望叫一個小孩來看管,而糖果不會不見?沒有被偷吃掉,也會被冠冕堂皇地在緊急時刻,甚至不緊急時刻,拿去花掉,也可能又被政客以其它私利理由,隨意挪用。既然有可能被濫用,那不是先退給民眾比較好?
還有一些人,覺得超徵稅收,應該拿去投資,尤其是基礎建設,錢才不會被浪費。但千萬不要拿一次性的天降財富,去搞需要長期規劃、經營的基礎建設。加州政府向聯邦政府要了幾百億經費蓋高鐵,歐巴馬像聖誕老人一樣,錢發了,一個屁也沒蓋出來。再不然你看台中,中央政府也像聖誕老人一樣,預算追加了不知道多少,到現在台中捷運通車還是遙遙無期。基礎建設是要長期盯下去的,不然錢就像肉包子打狗一樣,經常有去無回。你把超徵稅收拿去基建,這些吃人不吐骨頭的工業綜合體,豈有不把你吃乾抹淨的道理?
超徵稅收不可能是經常性的,沒有人天天在過年,沒有一個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可以一直這樣一年二位數的成長率,所以普發的特例性,是相對較好的解決辦法。要避免罔顧國家未來的在野黨漫天開價的加碼,制度化的主動發放,每超徵多少,就啟動普發機制,應該是比較長期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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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交通部長指責福特依賴中企技術 美媒:這是逼美國車企自斷生路】
近日,美國交通部長達菲向福特汽車發難,在公開信中指責這家美國汽車製造商日益依賴中國企業的技術。福特汽車隨即罕見強硬回擊,稱達菲此舉是“博眼球的錯誤之舉”。美國彭博社10日發佈觀點文章稱,中國企業正在引領全球汽車產業發展,而福特需要他們的技術,達菲的發難無異於讓美國車企自絕斷路。
文章稱,達菲對他眼中這家標誌性美國企業將其未來與美國最大戰略競爭對手的企業綁得“過緊”一事,表達了“深度關切”。首先是,福特位於美國密歇根州的工廠使用授權自寧德時代的技術生產電池——這家中國企業是電池製造領域的全球領導者;達菲還不喜歡福特與中國吉利汽車在西班牙成立合資企業,也不樂意看到福特與中國比亞迪汽車就零部件供應進行洽談;達菲還稱福特曾提議與中國汽車製造商在美國成立合資企業——福特否認了該說法,儘管這是個好主意。
文章認為,這是一封奇怪的信,達菲既沒有指出福特違反了哪條法律,也沒有依據某項法定權力明確要求福特終止相關協議。相反,這封信交織著擔憂、警覺和失望的情緒,敦促福特通過自我約束,主動終止與中國企業的一切合作。
文章表示,達菲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與現實脫節。“像福特這樣的標誌性美國企業,同樣被期望能在創新方面超越競爭對手。為此他們需要規劃出實現技術自主的明確路徑”——達菲這話說得,好像“在創新上超越競爭對手”是多麼新穎且易於實現的目標。
文章續指,達菲忽略了一個事實:在汽車設計、製造周期、用戶體驗和電動化等領域,福特的中國競爭對手如今正引領全球汽車行業的發展步伐。他現在竟要美國汽車製造商在無法向行業頂尖創新者學習的情況下,實現“創新超越”。文章稱,福特之所以從寧德時代獲取技術授權,正是因為他們需要這項技術,以在美國建立具有競爭力的磷酸鐵鋰電池工廠;福特之所以與吉利成立合資企業,是為了提高西班牙工廠的產量,否則該廠或將面臨關閉。福特正在根據現實情況,做著力所能及的事。
文章表示,一邊是政治操弄,一邊則是務實行事,或許這就是福特罕見地公開回擊達菲的原因。
美國《外交政策》10日也發文稱,若美國想要生產更先進的產品,就必須對外國投資保持開放態度,包括來自中國的投資。中國目前在電動汽車、儲能等關鍵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在許多情況下,通過外國投資獲取這些技術,是美國迎頭趕上的唯一途徑。(來源:香港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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