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取消对中国人免签 韩国超5万人联署 韩国国会请愿网站上的一项呼吁终止对中国人免签政策的倡议，已征集到超过5万人联署。 这项名为“要求禁止中国人免签入境及加强外国人入境审查与犯罪管理”的请愿，以保障韩国社会治安为由，要求取消对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政策，同时加强对所有外国人的入境审查、在韩管理以及犯罪信息共享机制。 请愿者称，随着在韩国居住和活动的外国人数量增加，部分韩国民众对外国人犯罪问题的担忧也有所上升。 中国人犯罪率高？ 韩国目前实施的并不是针对中国公民的个人免签，而是主要针对由指定旅行社组织的中国团体游客。原则上要求3人以上成团，可在韩国免签停留最多15天。该政策自2025年9月29日开始实施，今年又被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 请愿书援引统计数据称，2024年韩国共有35296名外籍犯罪嫌疑人，比上一年增加6.8%，并同时指出，中国籍人员在外国人犯罪案件中所占比例较高。 韩联社2025年5月曾援引韩国警方的数据报道，2024年共有768名外国人在韩国涉嫌杀人、抢劫、强奸等重大暴力犯罪，中国人占比为33.3%（256人）。但报道同时指出，这一高比例主要与在韩的中国人人数众多有关。若按各国人口计算犯罪嫌疑人比例，在韩中国人的犯罪率实际上低于韩国人。 外国人犯罪问题最近在韩国受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犯罪后逃亡韩国的外国人。官方数字显示，今年截至8月，潜逃韩国的外籍犯罪分子已逾百人，其中中国人最多。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警察厅9月8日向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提交的一份资料显示，截至上月12日，在境外实施犯罪后潜逃至韩国的外国人共计110人。而中国警方请求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协查的中国籍嫌疑人最多，共40人，占总数的36%。其次是乌兹别克斯坦（19人）、蒙古国（17人）和越南（13人）。 相关请愿认为，韩国有必要重新评估中国团体游客免签政策，并加强外国人在入境前的身份及犯罪风险审查，并进一步加强国际犯罪信息共享合作。对于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应进一步收紧入境管理措施。 济州岛的“中国现象” 此外，近期韩国济州岛发生多起涉及中国人的刑事案件，包括发生在中国人之间的暴力案件，也加剧了相关讨论。 根据济州地区的特殊法规，外国人可以在不持签证的情况下（免签）入境济州，入境后最长停留30天，但不得擅自前往济州以外的其它地区。此外，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济州岛在2010年代对投资移民推出优惠政策，规定只要投资超过500万韩元（约合32万欧元）即可获得当地永久居留身份。 上述规定不仅吸引了大量中国游客前往济州观光，而且济州也涌现了大批中资地产开发项目，其中一些现在处于烂尾状态。《南德意志报》9月初的一篇报道称，中国投资、移民和游客正在改变济州岛的面貌，这引起当地居民、发展规划专家和行政当局的担忧。 目前韩国国会请愿网站另有一项请愿，要求废除“济州特别自治道免签入境制度”。 按照韩国国会“国民同意请愿”制度，一项公开请愿如果在30天内获得5万人以上支持，就应进入国会相关委员会审查程序。因此，联署人数突破5万人的请愿，将移交国会相关委员会审议。

台湾何去何从：北京会在什么时候认为“不能再等”？ ---从台湾世代变化、芯片产业、中美军力和2035窗口谈起 讨论台湾问题时，人们往往喜欢寻找一个年份。 有人说2027，因为那是解放军建军百年节点；有人说2049，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还有人认为根本不会打，两岸会无限期维持现状。 我越来越觉得，这三种说法都把问题简单化了。 真正决定台湾问题何时进入终局的，未必是哪一年写在日历上，而是北京什么时候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待，已经不会让统一变得更容易。 如果这个判断始终没有出现，两岸完全可能继续拖下去。 但如果中国的军事、经济、科技条件已经成熟，而台湾社会又越来越明确地把“永久维持分治”当成最终状态，那么北京的决策逻辑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从今天能够看到的趋势出发，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2027，而是2035年前后。 一、先说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却不等于越来越支持法理独立 台湾最明显的长期变化，不是哪一个政党支持率高了几个百分点，而是身份认同。 政大选举研究中心几十年的长期调查非常清楚地显示，单一“台湾人认同”长期上升，而单一“中国人认同”已经降到很低；在统独选择上，各种形式的“维持现状”长期占据主体。 这意味着未来台湾年轻人的主流政治心理，很可能既不是传统国民党的“中国统一”，也不是早期独派意义上的“赶快成立台湾共和国”。 更像是： “我是台湾人。” “我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改国号打一场战争。” “现在这样自己选总统、自己治理自己，最好一直维持下去。” 这是台湾社会最值得北京重视的变化。 因为从台湾人的主观角度看，这叫“维持现状”。 但从北京的长期国家目标看，如果“维持现状”的真实含义逐渐变成： 2026这样，2046这样，2066还是这样，而且永远不讨论统一， 那它最终就不再是一个临时状态，而接近永久分治。 问题就出在这里。 《反分裂国家法》并没有规定“台湾必须在某年以前统一”，但它明确保留了在“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等情况下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空间。2025年《反分裂国家法》实施20周年时，北京仍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并强调大陆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所以台湾社会越觉得“永久维持现状”是最安全的选择，北京反而越可能在更远的未来产生另一个判断： 如果再等下去，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只会越来越小。 这是两岸今天最大的结构性矛盾。 二、但是，台湾年轻人越来越台湾化，不代表台湾一定越来越支持民进党 这一点经常被混淆。 2024年总统选举的年龄结构很有代表性。柯文哲在年轻人中明显占优，侯友宜在年轻层严重落后，赖清德则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基础。 这说明台湾年轻人的变化首先是： 传统蓝绿政党认同变弱，台湾身份认同却变强。 一个30岁的台湾人完全可以同时认为： “台湾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一部分。” “我不想统一。” “但我也讨厌民进党。” 所以未来真正可能消失的不是“国民党”这个组织，而是传统国民党的某些政治叙事。 如果国民党想长期活下去，它最终很可能必须进一步台湾化，变成一个主张中华民国框架、反对法理台独、重视两岸交流、但同时明确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控制的台湾中间偏右政党。 民众党或者未来其他第三势力同样可能占据这个空间。 换句话说，台湾未来未必越来越“绿”，却很可能越来越形成一个跨党派的共识： 不主动宣布独立，也不愿接受统一。 这才是北京真正要面对的东西。 三、台湾今天经济很好，但最大的长期危险不是衰退，而是“不再不可替代” 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已经经济不行了，这与现实不符。 2025年台湾实际GDP增长超过8%，2026年在AI、半导体和服务器需求推动下，官方最新预测甚至达到11%左右。台湾2025年出口达到约6400亿美元，美国已经以31%的占比超过中国大陆及香港的26.6%，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所以台湾现在绝不是一个正在经济崩溃的地方。 真正的问题在于另一件事： 台湾目前最重要的战略价值，很大程度建立在它拥有一些大陆和世界短期难以替代的技术与产业。 最典型的当然是先进半导体。 台湾过去几十年很多优势其实已经经历过类似过程。 LCD面板、普通电子制造、部分PCB、LED、太阳能等领域，过去台湾都有很强的领先地位。大陆产业规模扩大以后，并不是台湾突然不会做了，而是大陆也会做，而且很多领域做得更多、更便宜。 台湾于是只能继续往产业链上游跑。 从PC代工跑向晶圆代工，再跑向先进封装、AI服务器、高性能计算。 问题是，这是一场永远不能停下来的比赛。 中国目前已经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约32%，超过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四国之和。 所以长期真正值得问的问题不是： “中芯国际今年是不是已经追平台积电？” 而是： 一个拥有全球最大制造体系、远大于台湾的研发投入、完整产业链和巨大工程师规模的经济体，如果连续二十年把先进半导体国产化当成战略目标，台湾能否永远保持两三代优势？ 我认为很难把答案理所当然地设定成“可以”。 如果到2035年前后，大陆在先进逻辑制程、存储、半导体设备、材料、AI芯片等主要领域都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核心需求，那么台湾对大陆最重要的一张经济牌就会明显贬值。 大陆未必需要制裁台湾。 只要自己会做了，台湾原来的稀缺价值自然就下降。 这反而比制裁更加不可逆。 四、台湾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大陆从下面追，美国从上面搬 台湾现在有一个长期容易被忽视的夹击。 大陆不断向高端制造爬升。 与此同时，美国又在主动降低先进半导体过度集中台湾的风险。 2026年美台达成的半导体与投资安排中，台湾半导体及科技企业承诺至少新增2500亿美元美国投资，以加强美国本土先进半导体、能源与AI产业能力。 这当然不会让台湾半导体产业明天消失。 台积电最重要的研发、人才和先进产能目前仍然高度集中台湾。 但长期方向很值得关注： 大陆希望降低“没有台湾芯片就无法正常发展”的风险； 美国也希望降低“台湾出事美国科技产业就瘫痪”的风险。 这意味着台湾过去最重要的“硅盾”，实际上同时受到两边侵蚀。 大陆追赶它。 美国复制它。 台湾仍然可能长期保持富裕、先进和高技术，但存在一种2035至2045年的可能： 台湾从一个全球高度不可替代的科技节点，逐渐变成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富裕，却没有过去那么不可替代的发达经济体。 如果出现这种变化，最大的影响甚至不是台湾人的收入，而是台湾在大国战略计算中的重量。 五、为什么我认为北京最容易做的，反而不是政治工作，而是继续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力 两岸和平统一最难解决的，其实一直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政治互信。 北京可以承诺： 统一以后台湾保持现有生活方式； 保护私人财产； 保持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 台湾可以享受大陆巨大市场。 2022年大陆统一白皮书确实仍然强调这些内容。 问题是台湾人真正担心的是： “今天答应了，三十年以后怎么办？” 这是一种典型的可信承诺问题。 哪怕大陆明天把香港政治制度重新放宽，也未必能让台湾多数人马上接受统一。 因为台湾对统一的拒绝已经不只是制度恐惧，还包含非常深的政治共同体认同。 一个人完全可能认为大陆民主、富裕、自由，却仍然说： “很好，那我们就做关系很好的两个华人社会，为什么一定要合并？” 所以政治互信可能是北京最难解决的问题。 相反，有两件事的结果非常容易验证： 经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军事实力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芯片造出来就是造出来。 军舰下水就是下水。 导弹、无人系统、核力量、造船工业和航空工业有没有形成规模，也都是客观能力。 这就产生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逻辑： 如果北京认为未来十年自己的综合实力仍然会上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天承担战争、制裁、资本外逃和战后重建的巨大成本？ 继续投入经济、科技、军工和抗制裁能力，本身就具有更高的期权价值。 最理想的军力从来不是打出去的军力，而是让别人重新计算选择的军力。 六、2035为什么比2027更值得注意 2035不是公开的台湾统一期限。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但是2035本身确实是中国官方军事现代化的重要节点。中国公开规划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美国国防部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也仍然把2027、2035和2049作为解放军三个主要现代化节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是2035前后，而不是把2027当成所谓“攻台截止日期”。 到2035年可能同时出现几件事。 第一，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常规军事能力与今天相比更加成熟。 第二，中国战略核力量更加完整，美国干涉台海需要考虑的已经不是损失几十架飞机，而是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失控升级的可能。 第三，大陆先进产业对台湾关键技术的依赖进一步下降。 第四，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认同进一步固化，北京对“台湾民意以后自然转向统一”的期待更低。 第五，美国、日本、台湾也在加速军事建设，因此北京同样不能假设时间永远只对自己有利。 所以2035的特殊意义不是： “到这一年必须打。” 而是： 到这一阶段，北京可能第一次同时具备更成熟的实力，又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继续等待的政治收益在下降。 这两个条件同时出现，才是真正的风险窗口。 七、美国到底会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开战？ 这是台湾问题里最容易被情绪化讨论的问题。 支持台湾的一方经常默认美国一定会来。 另一边又经常默认美国绝不会来。 两种判断都缺乏依据。 美国对台湾没有类似美日安保条约那样的自动共同防御义务。美国长期政策本身就是战略模糊。 这意味着美国希望同时达到两个目标： 让北京相信美国可能介入，因此不敢轻易动武； 又不提前把自己锁死，真正发生战争时仍然保留选择。 台湾对美国当然重要。 它位于第一岛链中央，关系日本、菲律宾、西太平洋力量平衡和美国亚洲联盟信誉。 因此把台湾简单说成“美国只关心芯片”同样不准确。 但台湾对中美双方的重要性是不对称的。 对北京而言，台湾同时涉及： 国家统一、民族历史叙事、中共政治使命、沿海安全、西太平洋军事地理和中美战略竞争。 对华盛顿而言，它主要涉及： 地区力量平衡、亚洲联盟信誉、第一岛链、供应链、经济利益和民主价值。 中国可以认为： “这是我的国家统一问题。” 美国不会认为： “没有台湾美国就不是完整的国家。” 这个差异非常重要。 如果未来中国第一岛链常规军力越来越强，核二次打击能力越来越可靠，而美国又逐渐把先进芯片产能分散出去，华盛顿最终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尖锐： 台湾很重要，但重要到值得美国本土冒核战争风险吗？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美国和整个北约可以提供巨额武器、资金、情报和制裁支持，却始终避免美俄军队直接全面交战。 台湾与乌克兰当然不能机械类比，中国与俄罗斯也不是同一个国家。 但乌克兰战争至少证明了一点： 面对另一个核大国，“支持一个伙伴”与“本国军队亲自参战”是完全不同的决策。 未来中国实力越接近甚至局部超过美国，这个区别只会更加重要。 八、日本也是同样的问题，而且风险比美国更加直接 日本近年来明显把台湾海峡稳定与自身安全联系起来。 日本2025年防卫白皮书继续把中国军事活动称为日本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同时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从地图看，日本有充分理由担心台湾被大陆控制以后西南诸岛安全环境恶化。 但另一面同样存在。 如果日本真正参加台海战争，就意味着日本与中国发生热战。 这不是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能够概括的事情。 战争意味着冲绳、九州军事基地可能进入攻击范围，中日经济关系断裂，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武大国和世界级工业国。 所以日本同样面临一个悖论： 为了避免未来安全环境恶化，要不要今天承担一场可能直接破坏自身安全的战争？ 我认为日本会长期坚持“台海和平关系日本安全”。 但未来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把这句话自动兑换成军事参战，则会越来越取决于当时的中美军事力量和日本社会自己的风险判断。 九、经济压力真正可怕的，不只是金融，而是现代工业的“不可替代时间” 过去谈长臂管辖，人们通常想到美国。 美元、银行、保险、金融结算使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域外制裁能力。 但中国拥有另一种性质不同的力量： 实体制造和供应链。 中国目前占全球制造业约32%，在大量工业中间品、电子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加工环节拥有巨大的规模优势。 对于台湾这种高度发达、供应链极其复杂的岛屿经济体，危险之处不是“少买一些中国手机”。 手机可以晚一年换。 真正困难的是工业系统中某一个价值很低，却必须每天供应的零件、材料或中间品突然消失。 现代工业的特点是： 一个几美元的零件可能卡住几万美元的设备。 找到第二家供应商，也不代表第二天就能使用。 可能还需要验证、认证、重新设计生产流程。 所以中国制造业形成的经济影响力不能简单按进口金额计算。 当然，这种工具一旦频繁使用，也会产生强烈反作用，刺激台湾、美日欧不计成本建设替代供应链。 这也是为什么从北京自己的长期利益看，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不断制裁，而是： 中国的市场和产业越来越重要，以至于别人主动认为脱离中国的成本太高。 威慑的最高状态仍然是不用。 十、台湾相对大陆越来越小，也会改变统一后的政治经济计算 九十年代，两岸经济体量差距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今天台湾已经是一个不到大陆5%经济规模的经济体，而且随着大陆继续增长，这个比例未来还可能下降。 这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结果。 一方面，北京越来越没有必要为了台湾的财富破坏台湾经济。 未来大陆如果比台湾大几十倍，那么即使给予台湾非常优厚的财政、税收、市场和社会制度安排，对全国来说也只是很小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人担心“统一以后大陆会把台湾的钱拿走”，反而越来越缺乏经济逻辑。 但另一方面，台湾经济占全国越小，也意味着一旦台湾某些政治制度与北京认定的国家安全和中央权威发生冲突，北京为了保护台湾经济而克制自己的动力也会降低。 所以未来统一承诺中： 财产权、企业制度、福利和商业规则可能相对容易保障； 真正最困难的仍然是政治权利。 问题最终还是那几个： 台湾还能不能选出一个北京不喜欢的领导人？ 媒体能否主张台湾重新独立？ 台湾地方政治与中央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谁拥有最终裁决权？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互信可能永远比经济利益难解决。 十一、所以我为什么把真正的窗口放在2035前后 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交叉。 台湾社会长期来看，统一意愿没有明显上升的理由。 大陆的经济、工业、军力和科技能力却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美国和日本当然也会加强准备，但中国具有本土地理、全球最大制造业体系和军力集中于西太平洋的优势。 于是北京未来真正需要判断的是： 我的实力增长速度，是不是仍然快于台湾及其外部支持体系的增强速度？ 如果答案一直是“是”，那么北京越没有理由提前行动。 因为2026能做的事情，2030可能成本更低。 2030能做的事情，2035可能根本不用做就能形成威慑。 但到了某一个阶段，情况可能反转。 台湾身份继续固化。 美日军事体系继续强化。 台湾供应链继续向美国和东南亚转移。 大陆人口和经济增长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于是北京可能开始问： 再等十年，到底会更容易，还是更难？ 我认为这个问题真正进入决策层核心议程的时间，很可能就在2030年代。 所以我的基准判断不是： “2035年中国会攻打台湾。” 而是： 2035前后很可能成为北京重新评估“时间到底还站不站在统一一边”的关键节点。 如果北京仍然认为时间有利，完全可能继续等。 如果北京认为军事实力已经足够，而台湾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正在永久消失，继续等待反而降低统一概率，那么整个台海战略逻辑就会发生改变。 十二、最理想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不打 中国真正追求的最优结果显然不是： 花费巨大军费建设几十年，然后把这些军力全部投入一场破坏两岸经济、摧毁台湾基础设施、触发全球制裁甚至中美战争的大战。 如果实力增长最终能够让三个地方同时改变计算： 华盛顿认为直接与中国战争的成本超过台湾的战略价值； 东京认为台海虽然重要，但没有重要到值得日本本土进入中日战争； 台湾社会认为永久拒绝政治谈判已经不是一个没有成本的选择； 那么北京就可能获得远高于今天的谈判地位。 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正含义。 它并不是台湾人突然热爱统一。 甚至可能大多数台湾人在感情上仍然最喜欢维持现状。 只是到了那时，他们面对的现实选择已经从： “统一还是永远维持现状？” 变成： “在现有力量格局下，怎样安排两岸关系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台湾现有生活方式？” 一旦问题发生这种变化，台湾政治就已经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结语：台湾问题真正的倒计时，不在日历上 我不认为北京已经存在一个公开或可以证明的“2035统一时间表”。 我也不认为战争是必然。 台湾经济目前仍然非常强，台湾也正在强化防御、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并重新组织供应链；美国、日本同样不会坐着等待中国实力增长。2027年台湾国防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万亿新台币，本身就说明力量变化一定会产生反作用。 所以任何简单的线性外推都可能失败。 但如果一定要回答“台湾问题什么时候最值得担心”，我不会选择2027，也不会机械地选择2049。 我会看2035前后。 不是因为2035有什么神秘期限。 而是因为到那个阶段，有可能同时出现： 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入新的成熟阶段； 先进产业对台湾依赖明显下降； 战略核威慑进一步增强； 台湾年轻世代的身份认同更加固化； 美国和日本是否愿意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变得更加现实； 北京也第一次需要认真判断，继续等待究竟是在积累实力，还是在永久失去和平统一的政治基础。 台湾问题最后真正的临界点，很可能不是台湾哪一天宣布独立。 而是北京哪一天得出一个判断： “继续等下去，已经不会更好了。” 在那以前，时间是战略资源。 在那以后，时间本身就可能变成压力。 所以，与其天天猜“哪一年开战”，不如关注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 未来十年，中国的实力增长，台湾的身份变化，以及美国、日本承担战争风险的意愿，究竟哪一条曲线变化得更快？ 这三条曲线最终交叉的位置，才可能是真正决定台湾何去何从的地方。

权力莫大於生命，善行何罪之有？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对广西洪灾及体制性救灾危机的严正声明 ​当前，广西多地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强烈洪涝灾害。从一线辗转传出的灾情显示：无数同胞正处於水深火热之中，有学校学生在缺乏后续支援下紧急撤离，更有成百上千的基层村民受困於高山、断粮超过30个小时，生命危在旦夕。 ​然而，更令人痛心与愤慨的是，在同胞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当局却将政治维稳与权力垄断凌驾於人道救援之上。灾区实行严酷的交通管制，将满载救命物资的民间志愿组织拒之门外，强令其接受繁琐的「官僚审纰」；在网络空间，当局更是疯狂删帖封号，令民眾不敢转发灾情视频，试图将这场比郑州水灾更為惨烈的灾难掩盖於黑箱之中。甚至有志士悲愤直言：「在中国，救灾和救人已经成了谋反罪证。」 ​对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发表深切关注与严正声明：天灾面前，生命至上！任何以「维稳」為名阻碍民间救援、封锁灾情真相的行径，都是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是对全体国民的犯罪！ ​一、 救灾「霸权化」：集权体制对民间社会的制度性扼杀 ​在一个拥有现代宪政与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必然依赖政府与民间的双轨协同。政府进行宏观调动，而灵活、高效的民间NGO与志愿者网络则深入毛细血管，填补官方救助的死角。 ​然而，在中共一党抟政的畸形逻辑下，国家权力试图垄断社会的一切资源与道德话语权。当局将民间自发的组织能力与人道互助视為对其极权统治的潜在威胁。在他们眼中，未经党委纰准的善举即是「僭越」，超越官方掌控的救援就是「颠覆」。 ​这种将救灾「霸权化」、「政治化」的作法，将原本高尚的民间互助污名化為「寻衅滋事」甚至「煽动颠覆」。这不仅仅是对民间善意的粗暴打击，更是集权政体在面临社会自组织能力时，所表现出的深度政治恐惧。 ​二、 官僚审纰与生命倒计时：程序正义的彻底扭曲 ​生命流逝是以分秒计算的，横州云表镇断粮的村民与前线撤离的学生，其生存希望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流逝。在此危急关头，多阻挡一辆民间救援车、多耽搁一小时的「行政审纰」，就是在对灾民进行变相的谋杀。 ​本委员会强烈谴责这种将「程序合规」和「免责第一」置於「救人第一」之上的冷血官僚主义。当前灾区的所谓交通管制与审纰制度，绝非為了科学调配，而是為了实施政治管控。中共体制内的基层官员往往「对上负责」而非「对选民负责」，他们寧可看着灾民在山上挨饿，也不愿承担「民间力量失控」的政治风险。这种体制性的僵化与无能，是导致天灾迅速演变為人祸的直接根源。 ​三、 资讯封锁与黑箱维稳：被强制消音的集体苦难 ​我们注意到，海内外民眾对广西洪灾的关注正遭到当局网信部门的严厉压制。社交媒体上风声鹤唳，真实的惨烈画面被成纰删除。 ​资讯自由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更是灾难发生时的重要救命通道。中共政权之所以恐惧真相的传播，是因為真实的灾情会刺破其「治理神话」，暴露其基层官员救灾不力的无能本质。他们為了营造「形势大好」与「抗洪胜利」的政治景观，不惜阉割整个社会的共情能力，将受灾同胞的痛苦呼救强制静音。这种以维稳布幕遮掩苦难的行径，是对人类文明与基本良知的公然挑衅。 ​我们的呼吁与宪政愿景 ​「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能不能先把救命的物资送进去？」这声来自民间的吶喊，是全中国人民最卑微也最正义的控诉。 ​為此，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郑重呼吁： ​立即解禁民间救援： 中共当局必须立即取消针对民间合法救援组织的所有政治性审纰与无理限制，开放绿色通道，允许民间物资与志愿者自由、安全地进入广西灾区。 ​停止封锁灾情资讯： 停止对广西洪灾相关言论和视频的审查与删除，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呼救权，让真实的灾情获得全社会的关注与驰援。 ​落实官员责任追究： 对於在此次洪灾中瞒报灾情、救灾不力、阻挠民间救援导致严重后果的各级官员，必须进行公开、公正的法律与行政追责。 ​同胞们，公民们！ 广西洪灾的悲剧再次向我们证明：没有民主宪政，就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没有真正的民意代表机构（议会）来监督行政权力，政府就会沦為凌驾於人民生命之上的冷酷机器。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将始终与受灾同胞站在一起，為恢復民间社会的自主性、争取言论与资讯自由、建立一个真正「生命至上、主权在民」的宪政中国而奋斗不懈！ ​愿广西同胞平安！愿天佑中国人民！ 中国议会筹备委员会 同仁 2026年7月15日 执笔：杨纯华

當中共犯罪集團偽裝成國家，我們不應再沉默 ----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致全體華人的一封信 親愛的華人同胞們： 美國參議院於2026年6月16日以口頭表決方式通過第444號決議，決議中將中國共產黨稱為「犯罪組織」。這一歷史性的決議，不僅撕下了中共長期以來對外偽裝的「合法政府」面具，更是國際社會對這個肆虐華夏大地百年的黑幫集團一次正義的公審。 長期以來，中共對內實行殘酷的極權統治，剝奪人民的人權與自由，掠奪國民財富，將國家機器變為少數特權階層的私產；對外輸出滲透、破壞和平，早已具備了國際法上犯罪組織的一切特徵。今天，全球自由陣營的全面覺醒，正宣告著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徹底破產。 中國人民的歷史機遇：從「被統治」到「真正作主」 當中共被定性為犯罪組織，這意味著它在國際上將失去所有的合法外交與經濟庇護。然而，一個舊秩序的垮台，正是新制度誕生的契機。 身處高牆內外的中國同胞們：國家不等於政黨，中國不等於中共！ 一個沒有中共的未來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正在加速到來。為了承接歷史的變革，保障十四億同胞在後中共時代的權益與社會穩定，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應運而生。我們拒絕暴力的無限循環，我們主張用文明、民主、法治的力量，開創中國憲政的新篇章。 我們的呼請：加入中國議會，用選票終結暴政 這是一場屬於全體中國人的自我救贖。我們在此向所有渴望自由、尊嚴與公義的同胞發出最誠摯的邀請： 加入中國議會：無論您身在海外還是國內，您的關注、參與和加入，都是對抗極權最堅實的基石。在這裡，每一個聲音都將被聆聽，每一份力量都將被匯聚。 用選票推翻邪惡：我們將致力於籌備真正代表民意的民主選舉。投票，是公民最神聖的權利，也是最致命的武器。我們要用一張張雪白的選票，匯聚成民主的洪流，將這個邪惡的犯罪組織徹底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重建憲政中國： 讓我們攜手建立一個司法獨立、保障人權、新聞自由、權力制衡的真正共和國，讓子孫後代不再生活在恐懼與謊言之中。 同胞們，歷史的大潮已經翻湧，正義的審判就在眼前。不要再做暴政的沉默受害者，成為新歷史的開創者！加入我們，讓我們一起用民主的選票，還給中國一個清朗的明天！ 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 敬啟 執筆：楊純華 編輯：羅誌飛 2026年7月5日

为了防止一些新翻墙的网友忘记了，这里重新发一下任志强的长文《剥光衣服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疫情已经结束了，现在再看，任志强说的基本上是全对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秦朔的核心判断是：一般性促消费政策即使短期有效，消费也会很快回到“原形”。他据此主张，必须转向更深层、更系统的改革：长期改善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和高质量就业，让商品和服务供给更好地匹配需求。这些都不是一次刺激能够改变的。 文章列出的三组2025年数据，测量的并不是同一件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0.1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零售额44.3万亿元、餐饮收入近5.8万亿元，但不包括餐饮之外的服务收入，还包含单位福利、办公用品等单位和其他组织的集体购买。根据约16万户住户的抽样调查推算，居民消费总支出为41.4万亿元。按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0.0%的国民核算口径计算，居民消费规模则为56.76万亿元。秦朔个人倾向于认为，56.76万亿元更接近实际规模。 文章认为，三组数据之间的差距首先来自测量范围和统计方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依据企业报表，部分数据来自抽样调查和推算，记录的主要是以货币完成的商品交易和餐饮收入；住户调查则依靠样本家庭填报。国民核算中的居民消费还包括自有住房服务、实物报酬、金融中介和保险服务等未必直接发生货币交易的消费。因此，三组数字不能直接互相替代。 住户调查也可能留下较大缺口。文章称，202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后约为55.28万亿元，而资金流量表——即按住户等部门汇总收入、消费和储蓄等流量的宏观核算表——显示，住户可支配总收入为78.69万亿元，两者相差23.41万亿元。秦朔将调查数据偏低部分归因于中高收入者填报时往往低报；他同时提醒，两种统计口径覆盖的项目并不相同：资金流量表包括单位缴纳的公积金、公费医疗等，入户调查的可支配收入不包括这些项目。 文章指出，服务消费是另一个明显的数据缺口。文章所列的今年1—7月数据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0%，商品零售额增长1.1%，但服务零售额的具体规模仍未公布。文章解释，这项指标目前只在部分地区试算；对营业额未达到纳入统计所需门槛的大量小微服务商户进行抽样推算并不容易，新开业生活服务商户的销售也难以及时纳入统计。 金额偏低，不等于实际消费体验按同样比例偏低。文章援引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的观点称，价格优势和汇率偏离使主流方法系统性低估了中国消费水平；按实物消费量衡量，实际水平可能比金额统计显示的高出一倍左右。秦朔赞成这一观察，但文章又援引中金公司和罗志恒的研究指出，即使考虑购买力、以实物形式提供的社会福利、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和医疗支出等因素，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结论仍未改变。 文章援引罗志恒的研究称，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6%，美国为67.9%，相差约28个百分点；从分子和分母中同时剔除医疗、自有住房租金等项目后，差距仍约为24个百分点。文章援引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显示，同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9.1%，低于全球56.6%的均值和中等收入经济体52%的水平，在该数据库所列149个经济体中排名靠后。 文章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测算，2023年中国住户储蓄率为34.9%。秦朔强调，这里的储蓄是可支配总收入扣除最终消费支出后的宏观核算概念，不等于银行存款增加额。他认为，高储蓄率与低消费率相互对应，也反映出居民消费受到收入和保障条件的制约。 秦朔因此主张把更多公共资源用于改善居民生活。文章援引卢锋的测算称，2023年公共部门资源总量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8%，其中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5.5%的资源投向生产供给端，用于居民和政府消费的比例为22.5%；卢锋建议至少腾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个百分点的资源用于民生。文章援引罗志恒建议，把国有资本收益、财政和社会保障改革联动起来。罗志恒还认为，如果今后每年仍有2500亿元类似资金，与其继续投入逐渐趋于饱和的耐用消费品，不如用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 文章同时提醒，扩大保障不能简单等同于让企业按现有名义标准缴足全部社会保险费用，因为企业负担已经不小。文中援引的多位学者建议适当降低缴费标准，再逐步实现全面覆盖。秦朔最终强调，“以旧换新”等措施可以带来短期效果，却不能代替收入增长、社会保障、高质量就业和供给创新；这些改革见效虽慢，却是提振消费绕不开的深层问题。

6月15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的首届亚洲银发经济讲坛上，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郑秉文建议，引入非缴费型社会养老金，覆盖60岁以上所有城乡老年人。 这个所谓非缴费型社会养老金，即资金来自国家财政，个人无需缴费，为全体老年人提供统一的定额式的基础保障。 它是在1994年世界银行提出养老三支柱之后，2005年加入的第零支柱。其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兜底养老金。 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建立非缴费型养老金，在有统计数据的41个经济体中，非缴费型养老津贴支出规模占GDP比重平均值为0.66%，中位数为0.33%。除欧美外，仅以东亚为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社会养老金，无条件或有条件地覆盖退休人口。 事儿好理解，但问题是钱从哪来？郑秉文提出三类财政筹资渠道。目前中国养老保障体系中，有三个制度都有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一是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财政补贴；二是居民养老保险中的财政补贴；三是民政部负责的各种老年人补贴。这里还不包括各地建立的覆盖范围超过5000万人的各种高龄津贴。 郑秉文建议，可把上述三个制度中财政资源的中央财政补助独立出来，再增加一倍，变暗补为明补，单独建立一个覆盖60岁以上所有老年人、城乡统一的普惠型社会养老金，可称之为“国民养老津贴”。地方财政补贴部分则维持不动，这样可大幅提升农民养老金的水平，构建一个四支柱架构的养老金体系，补足长期以来缺位的社会养老金。 按照他提供的数据来看，如果建立起这个所谓的第零支柱，那么粗略算下来老年津贴每个月大概会增加700-800元。 不过，说的简单，做的难。想要实现这个结果，说到底是还是要看财政情况。现阶段地方财政是揭不开锅，中央这边负债看着不高，一用就高，而且还下不去。 让高层割让除如此一笔利益的难度，说真的，社会不到一定程度还真难。

香港新闻社7月10日发表了王建民的《坚持和统，反对武统，就是不统》的评论。 该文作者王建民是香港“一国两制”研究院院长，退休前是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台研所虽挂靠在社科院，但它其实为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因此，那里面的研究人员是了解和参与对台政策的。 我在学习时报做编辑时，王经常给我投稿，算是熟人吧，但从来没有见过面，如果在北京，作者和编辑熟了，一般都会见个面，聊个天，吃过饭，但同王没有见面。是否打过电话忘了。 很多人喜好探究某某文章是否代表当局的意思。如果要从这个角度看，此文就只得台湾方面注意。它的题目就直接点出，坚持和统，反对武统，就是台独，“不统”就是台独，只是没有说得这么直白而已。 文章提出了几个判断： 1、承认目前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台湾内部不具备和平统一的社会条件。 文章特别提到，即使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也不可能谈统一。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不会跟大陆谈统一。 2、民进党执政主导修改的法律关闭了两岸和谈统一窗口。 文章提到，蔡英文主导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增订第5条第3款，对两岸政治协商进行了最为严格的规范与限制，实质就是将和平统一排除在协商之外。也事实修改这个条例非常困难。 3、“唯和统论者”曲解了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精髓，犯了和平至上主义幼稚病。 文章指出，没有武力作后盾，和平就失去保障，就没有真正和平。没有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的底线，和平统一就没有保障，两岸只会和平分裂。 文章最后警告，“唯和统论者”论调是危险的，必须坚决反对。

【“以軍興經”？日本的春秋大夢該醒了｜新漫評】 近期日本發布的2026年版《防衛白皮書》長達598頁，篇幅創下歷史紀錄。相較於臃腫的文本體量，更值得全球警惕的，是其傳遞的危險導向。這份文件首次公然將軍工產業包裝為經濟增長核心引擎，宣稱防務投入既能拉動經濟發展、惠及民生，更能通過軍事技術創新“反哺”社會進步。 　　日本《朝日新聞》此前對高市政權的這種政策傾向發出警告，指出防衛建設與經濟政策深度捆綁、深度糾纏的發展態勢，長此以往，或將讓日本徹底滑向軍事凱恩斯主義的深淵。 　　所謂軍事凱恩斯主義，本質是將軍事開支當作撬動整體經濟增長的工具與手段。而日本大肆鼓吹的“以軍興經”，就是政客為軍工產業擴張炮製的功利說辭與虛偽藉口。其核心邏輯是，以經濟增長為名義，持續向軍工體系傾斜海量社會資源，從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民生關鍵領域硬生生“吸血”，以犧牲國民財政、透支民生福祉為代價，為沉眠已久的軍國主義亡魂，打造出一個畸形的“備戰存錢罐”，不斷吞噬公共財富。 　　為維繫源源不斷的軍工訂單，日本政客刻意放大區域安全分歧、持續渲染周邊安全威脅，為防衛經費翻倍上漲、武器出口全面解禁編織正當理由。 　　日本將國家發展前路押注於軍工擴張，無異於飲鴆止渴、緣木求魚。這種由利益驅動、焦慮裹挾形成的惡性循環，正悄然撕開歷史的舊傷，釋放出極具破壞力的危險信號。這種畸形的發展模式，非但無法拯救低迷的日本經濟，更在試圖一步步喚醒軍國主義幽靈，也給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埋下了巨大隱患。日本的春秋大夢，早該醒了！

欧洲真的缺乏竞争力？欧洲企业家韦尔斯巴赫(@Welsbach_)给出了另外的答案：实际上，欧盟已经建立了一个结构更健康、人口统计学上更合理经济体。美国正在赢得短跑，欧洲正在赢得马拉松。证据呢？这张图片通过对比美国和欧盟的三项核心数据，旨在批判美国医疗系统的高投入、低产出，并探讨老龄化社会真正需要的经济模式。 1. 效率的极端反差：钱花哪儿了？医疗开支：美国人均花费$15,474，而欧盟仅为$5,000。解读：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几乎是欧盟的3倍。这反映出美国医疗体系存在巨大的成本溢价，包括昂贵的药品价格、高昂的管理费用以及过度医疗，而非这些投入直接转化为了更好的健康结果。 2.结果的“倒挂”：花钱多反而寿命短？人均寿命：美国为79.0岁，欧盟为82岁。解读：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尽管美国投入了天文数字般的资金，但国民平均寿命反而比支出更少的欧洲人短了3岁。这通常被归结为社会福利保障、预防性医疗的缺失以及由于贫富差距导致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3.社会问题的根源：健康习惯与肥胖。成年人肥胖率：美国为40%，欧盟仅为16%。解读：肥胖是多种慢性病(心脏病、糖尿病等)的诱因。高肥胖率不仅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医疗支出如此巨大(治疗慢性病非常昂贵)，也解释了寿命较短的原因。这反映了两地在饮食文化、城市步行友好度、食品监管以及公共卫生干预上的显著差异。 韦尔斯巴赫(Christoph Welsbach)是一位活跃于欧洲科技圈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工作和生活主要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欧盟的数据暗示，更好的健康产出并不依赖于昂贵的末期治疗，而在于较低的肥胖率和更高效的公共医疗体系。在老龄化社会中，如果人均医疗成本像美国这样失控，财政将难以为继。真正的经济成功不应只看GDP增长，而应看系统能否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长的寿命和更健康的国民体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