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岁过来人坦言：体制外没有真正的稳定！失业早晚降临，和学历能力通通无关 混迹社会职场二十多年，今年47岁，我终于看透了体制外最残酷、最真实的真相： 只要不是体制内的工作，失业就是早晚的事。 这和你的学历高低无关，和你的个人能力无关，和公司规模大小、你干活多勤恳，通通都无关。 年轻时，我们总被鸡汤洗脑： 只要踏实肯干、能力过硬、好好奋斗，就能稳稳干到退休。 打拼半生我才明白，体制外最大的谎言，就是“好好干就稳定”。 我自己有学历、有技术、有多年行业经验，能力在同龄人里不算差。 在外企、大厂、规模企业摸爬滚打二十余年，见过无数职场起落、人员更迭。 最终悟出一个扎心道理： 体制外的稳定，从来都是暂时的假象，裁员和失业，才是永恒的常态。 很多人以为，进大公司、大厂、有园区有食堂有规模，就是铁饭碗。 曾经的我，也是这么天真。 我上一家公司，规模很大，园区规整、食堂齐全、制度完善，看着蒸蒸日上、基业长青。 我在这里深耕多年，踏踏实实做事，兢兢业业履职，满心以为，这份工作可以托付余生，稳稳干到退休。 可职场、企业的残酷，远超普通人的想象。 企业会衰老、会收缩、会转型、会变卖、会被时代淘汰。 公司不会因为你勤恳就长存，岗位不会因为你能干就保留。 前公司毫无征兆被转手变卖，新老板接手的第一天， 不问业务规划、不谈团队发展，只问一件事：哪个部门可以合并？哪里可以裁员降本？ 合并部门、精简人员、优化岗位，一气呵成。 昨天还在会议室正常开会、熬夜赶项目、认真对接工作的人， 第二天就被挨个约谈、签字离职。 那天办公室异常安静，没有人吵闹，没有人争辩。 所有人都默默签字、默默收拾东西、默默离场。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在私企，这一天迟早会来。 我四十五岁那年被迫失业，重新找工作。 面试时我坦诚说，自己身体硬朗、经验充足，完全可以胜任工作。 可面试官只是淡淡一笑。 那一笑，我瞬间读懂了所有现实： 在资本和职场规则面前，中年人的努力和不服输，一文不值。 很多年轻人想不通： 我能力强、业绩好、技术硬，为什么公司还要裁我？ 我告诉你最真实的底层逻辑： 体制外裁员，从来不裁弱者，只裁成本。 你能力越强、资历越老、薪资越高，公司的用工成本就越高。 在企业眼里：高薪的老员工，不如便宜听话的新员工。 哪怕新人技术稍弱、经验不足，凑合能用，就是“性价比更高”。 职场到最后，比拼的早已不是谁干得最好、谁能力最强， 而是谁更省心、谁更廉价、谁更可控、谁更适配成本。 你再不服、再委屈、再不甘也没用， 因为发工资的不是你，定规则的不是你。 二十多年职场沉浮，我常常跟儿子掏心窝交底： 孩子，人生路只有两条稳妥出路。 要么拼尽全力考进体制，求一生安稳； 要么苦练一门不可替代的硬本事，走到哪里都能换饭吃。 千万不要天真以为，公司会养你一辈子。 私企从来不会养员工，企业只是短期租赁你的劳动力。 你年轻、能吃苦、性价比高，就留你用几年； 你年纪大、成本高、精力衰退，就毫不犹豫把你替换。 不用铺垫、不用情面、不用理由，更不会提前打招呼。 你倾尽所有忠诚、押上全部青春守护的工牌， 在企业眼里，随时可以作废、随时可以替换。 你签的是劳动合同，从来不是终身卖身契。 很多时候，你的工作年限、你的岗位稳定性，甚至不如工位上那盏台灯耐用。 半生职场，我悟透了最通透的道理： 体制外，没有绝对安稳，只有随时变动； 没有终身岗位，只有阶段性用工； 没有不离不弃，只有利益匹配。 在此奉劝所有在外打拼的普通人： 别迷信公司、别依赖平台、别高估稳定。 不要把人生全部赌注，压在一张薄薄的工牌上。 押得越死，摔得越疼；依附越深，跌倒越惨。 趁自己还年轻、还能干、还有体力， 多存钱、多攒底气、多练本事、多留后路。 手里有余钱，身上有硬技能， 才是成年人对抗失业、对抗岁月、对抗风险，唯一的底气！ 这就是中年打工人最真实的感悟，句句实话，字字扎心！

無韻的離騷：一葉武夷茶的跨洋、宿命與主權啟示錄 楊純華 1.從大西洋底撈起的一抹閩南音節 歷史的伏筆，往往埋藏在人類最習以為常的日常消費品中。 當我們翻開西方近代民主憲政的宏大史詩，1773年12月16日的那個深夜，永遠是不可磨滅的經典場景。在波士頓港那凜冽的寒風中，一群憤怒的殖民地居民喬裝改扮，登上了東印度公司的三艘商船。在徹夜的喧囂中，他們將整整342箱茶葉，一箱接一箱地傾倒進冰冷的大西洋海水中。這場史稱「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的抗稅行動，以「無代表，不納稅」的決絕姿態，徹底激化了英美之間的宗主國與殖民地矛盾，進而拉開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 然而，在宏大的歷史教科書中，有一個極具社會學異化色彩的細節卻鮮少被提及：那342箱改變了人類政治文明走向的茶葉，並非產自新大陸，亦非產自大英帝國的歐洲本土，而是全部來自大洋彼岸那個正處於封閉、專制落後的盛清中國。 英國國家檔案館至今仍完好地保存著當年的索賠清單，那是帝國官僚用羽毛筆記錄下的經濟損失。在這份決定了美利堅命運的清單上，赫然寫著五種茶名：Bohea、Singlo、Hyson、Congou、Souchong。這五個詞彙在英文詞典裡找不到任何字根，它們全是不折不扣的中文閩南方言音節。其中，Bohea 正是「武夷」二字在閩南語中的發音。在被傾倒的342箱茶葉中，光是武夷紅茶就佔了240箱，比例高達七成以上。 換言之，西方自由憲政體制誕生的第一聲啼哭，竟是由福建武夷山深谷裡的幾片黑色葉片所催化的。這是一場全球化早期最深刻的社會學奇觀：在專制與封建壓迫最深重的土地上，由最底層的中國農民用血汗勞作生產出來的商品，跨越重洋之後，竟變成了西方世界砸向專制王權、爭取「人民主權」與「自由憲政」的政治導火線。 我的故乡在绵延百里的武夷山脉西南麓。在这里我说的是在地球兩端、跨越兩百五十年的与我故乡的武夷茶有关的事与感慨。我从中看到了勞動者的身體與血汗如何被編織進全球資本主義的壓迫網絡，我更感叹命運的荒誕悖論——生產了「自由催化劑」的土地，至今仍未長出自由的果實。 2.全球商品鏈中的勞動、身體與權力壓迫 從社會學的視角審視，那一箱箱沉入波士頓港的 Bohea 武夷茶，並非天然的造物，而是近代早期全球商品鏈與國際勞動分工體制下，對個體身體進行極致壓榨的產物。 閩南的舌尖吐出 Bohea 的嘆息 那是武夷山的雲霧 與採茶人馱駝的脊梁 他們在封建的泥土裡躬身 在季風裡揉捻 將血汗与叶子的清香封入木箱 經由東印度公司的巨輪 編織進全球資本最初的網 那時的東方，麻木的帝國正陷入沉睡 並不知道這黑色的葉片 已成為跨洋流轉的商品權力 兩百多年前的武夷山，茶農與採茶工的生活是一部無聲的血汗史。社會學家卡爾·馬克思曾提出過「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概念，指的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被掩蓋成了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當倫敦的貴婦人在沙龍裡優雅地端起瓷杯，當波士頓的紳士在港口討論大英帝國的稅收政策時，隱匿在茶香背後的，是武夷山茶農在專制官僚與買辦商人雙重剝削下、近乎窒息的生存狀態。 茶農們必須在季風來臨前的短短數週內，赤腳在濕滑的岩壁與山谷間攀爬。他們的十指因長時間揉捻茶葉而磨出鮮血與厚繭，他們的脊梁因長年背負沈重的茶簍而變得駝背畸形。在清代中央集權的極權政治與行商制度（十三行）的壟斷結構下，這些底層勞動者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沒有自由言論的空間，更沒有對自身勞動成果的定價權。 這是一種極致的社會學諷刺：武夷山的茶工們是在完全被剝奪了自由、完全缺乏權利保障的體制下進行生產的。然而，他們所生產的茶葉，卻具備了一種超乎尋常的「商品權力」。當這些茶葉被裝進木箱、貼上海關的標籤，經由跨國壟斷的東印度公司的巨輪運往西方時，它們就從封建專制的泥土，躍升為全球資本流動與帝國稅收的核心支柱。大英帝國依靠這些茶葉的進口稅來維持其全球擴張的財政結構，而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則在這片葉子上看到了母國對他們經濟自主權的瘋狂蠶食。 那時的盛清帝國，正在文字獄與高度中央集權的麻木中逐漸走向腐朽。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陷入了一種歷史的盲目與沉睡中。他們一邊享受著茶葉貿易帶來的白銀流入，一邊對外部世界正風起雲湧的啟蒙運動、社會契約論與權力分立學說一無所知。中國人以極致的隱忍與身體的勞奉，供養了西方的消費社會，也無意中為西方的制度變革準備了火種。 3.歷史的斷裂與悖論——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歷史在1773年的波士頓港口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斷裂。 當這批來自中國福建的 Bohea 紅茶在寒風中被一箱箱倒入海中，大西洋的海水被染成了苦澀的深褐色。這一歷史事件在政治社會學上具有標誌性意義——它是一場反抗「無代表納稅」的階級與政治結構抗爭。波士頓的傾茶者們，並不是在簡單地毀壞財物，他們是在摧毀大英帝國強加於他們的、未經同意的權力枷鎖。 波士頓的冬夜，寒風如刀 “無代表，不納稅”的怒吼撕裂了海港 三百四十二箱中國茶 在反抗殖民的巨浪中 化作大西洋泛起的一夜苦澀 七成是武夷的紅—— 它用在專制土地上長出的血肉， 點燃了西方自由憲政的導火索 一葉落而帝國傾 美利堅在茶香的餘燼中誕生 這場由武夷茶引爆的烈火，最終焚毀了舊帝國的殖民枷鎖。僅僅三年後，《獨立宣言》發表；幾年後，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成文憲法在美利堅誕生。美國人建立了基於人民主權、權力制衡、言論自由與私人財產不可侵犯的憲政屏障。 然而，當我們將社會學的目光從繁華、自由的西半球，重新投向那片長出茶樹的東方土地時，我們會被一場巨大的荒誕感與悲劇性所震懾。這是一道跨越兩百五十年的歷史傷口，至今仍在流血。 歷史在此處 卻割開了一道荒誕的社會學傷口 兩百五十年的煙塵散盡 那片催生了西方自由 催化了現代民主的茶葉 它的母體 卻至今仍在專制的陰影裡掙扎 為他國作了自由的嫁衣 而採茶人的子孫 卻依舊沒有“代表” 依舊在替不曾同意的權力納稅 這何其可悲！那片用自己的血肉與勞動，為西方現代憲政與民主制度點燃了導火索的中國茶葉，它的母體與子孫，卻在往後的兩百五十年間，不斷在專制、極權、動盪與思想禁錮的泥潭中輪迴。 直至今日，中國人是否真正獲得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憲政保障？兩百多年前美國人高喊的「無代表不納稅」，在今日的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句無法公開談論的政治禁忌。十四億人民在高度精密的現代國家機器下，承擔著沉重的直接稅與間接稅，但他們在決定國家前途、監督權力運行的公共場域中，卻依然缺乏實質性的、合法的「政治代表」。採茶人的子孫換上了現代的服裝，走進了科技化的工廠與高樓，但在政治身份上，他們與兩百年前在武夷山躬身勞作的祖先，並沒有本質上的結構性跨越——他們依然是權力體制下的「客體」，而非國家主權的「主體」。 中國用集體主義的自我犧牲與勞動紅利，為世界的現代化與西方的自由繁榮作了無聲的嫁衣。而中國人自己，卻被永遠隔絕在現代憲政民主的制度紅利之外。這是一首獨屬於中國人的、綿延數百年的當代《離騷》。 4.茶館裡的當代反思——精緻的麻醉與消逝的自由空間 歷史的指針來到了當代。今天，武夷茶不再需要通過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的木箱遠涉重洋，它換上了極盡奢華的包裝，變成了中國本土政治與經濟精英生態中不可或缺的社交貨幣。 時至今日，武夷的茶香依然氤氳 它是高官案頭的雅趣 也是平民市井的慰藉 然而，在當下中國那些精緻的茶館裡， 在朋友之間隔牆有耳的淺酌低吟裡 究竟還容得下幾多思想的自由 那裊裊升起的青煙 究竟是點燃思辨的火星 還是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茶館」在中國歷史上曾具有特殊的公共領域屬性。它是市民階層交換資訊、評議時政、甚至調解地方矛盾的半制度化空間。然而，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中，茶館的公共性已經被高度的政治恐懼與精緻的消費主義徹底解構。 在那些裝潢典雅、古風古色的當代茶館包廂裡，武夷岩茶大紅袍、肉桂的香氣四溢。端坐在茶桌旁的，有手握重權的官員，有依附體制的商人，也有滿腹經綸的知識分子。茶香氤氳中，人們談論著佛學、周易、文玩、甚至全球金融的波動，但每當話題觸及這片土地的體制弊端、權力腐敗、或是公民權利的缺失時，空氣便會瞬間凝固。 「隔牆有耳」、「莫談國事」的集體無意識，像一隻看不見的政治幽靈，籠罩在每一張精緻的茶桌上方。朋友們之間的交流變成了相互試探與淺酌低吟，真正的思想在審查與自我審查中被閹割。茶館不再是孕育公共理性的搖籃，反而變成了逃避現實政治、麻醉清醒靈魂的「溫柔鄉」。知識分子在茶香中找到了犬儒式的安寧，官員在茶湯中體會著權力的運籌帷幄，而普通人在茶餘飯後的八卦中消解了對自身權利受損的痛苦。 這正是現代極權統治最可怕的社會學景觀：它用物質的極大豐富與精緻的文化消費，消解了人們對自由的渴望。那裊裊升起的茶煙，原本應當是點燃批判性思辨的火星，如今卻成了遮蔽雙眼、掩蓋社會矛盾的迷霧。 5.主權覺醒與中國人的天命破曉 「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這是無數流亡者與民主鬥士在經歷了制度性壓迫後，從靈魂深處發出的吶喊。但對於留在那片土地上的十幾億人民而言，更深重的歷史使命在於：如何讓自由在自己的祖國生根發芽，如何讓那片長出了武夷茶的土地，真正建立起庇護每一個個體尊嚴的憲政屏障。 這需要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進行一場深刻的、斷奶式的歷史自省。 這裊裊茶香 正苦苦等待一場真正的醍醐灌頂 當代的知識分子啊 是否聽見了歷史在茶盞底部的沉吟？ 我們不能永遠只在杯中品嚐順從的甘甜 是時候用針砭時弊的鋒芒，去喚醒自己 去喚醒那群被霧氣遮蔽雙眼的人民 让主权意识像沸水中的茶叶一样舒展开 唯有當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那遲到的憲政破曉 才會真正落進中國人的茶杯裡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曾指出，知識分子的天職在於「清明」與「責任」。面對歷史的悖論與當下的思想困局，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能再沉溺於茶館裡的淺酌低吟，不能再用犬儒主義的姿態去配合權力的敘事。 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最清晰的啟示：250年前，中國茶葉以商品的形式，在西方世界完成了一場關於自由與主權的啟動。250年後，中國人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完成這場未竟的民運與天命。 這場覺醒，必須是「主權意識」的徹底復甦。我們要像沸水沖淋茶葉那般，用啟蒙的思想、理性的批判與無畏的行動，去沖刷那層積澱在人民心中長達數千年的臣民心態與奴化思想。要讓每一個普通的採茶人、工薪族、農民工和知識分子都明白——我們不是體制的耗材，不是高官案頭的順民，我們才是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我們有權利要求屬於自己的「政治代表」，有權利對未經同意的權力說不，有權利要求憲法將「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以不可剝奪的形式確立為國家運行的根本基石。 唯有到了那一天，當主權的意識在十四億人的心中如茶葉般在沸水中舒展，那片長出了 Bohea 的武夷山，才不再只是全球商品鏈上流血的邊緣地帶；那座精緻的當代茶館，才不會是思想的停屍間。 這是一篇無韻的離騷，它發軔於苦澀的歷史，流轉於跨洋的波濤，但它的終點，必然是中國人自主握住自身命運的憲政破曉。當自由的陽光終於照進那隻古老的茶杯，這首延續了數百年的歷史悲歌，才算真正迎來了它的落幕與新生。 2026.7.6 作者/楊純華，中國議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如何看待韩国议员说，女性也必须强制性参军，除非27岁前生孩子才可以免去参军劳役。 本来就应该这样，在当代很多普选制国家，女性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却拥有同等的选举权，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 现代普选制国家的根源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把通过社会契约论，将公民权利与全民兵役绑定。 女性不参军，不具备完整的公民义务，因此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英国直至1918年才允许妇女参选，法国一直到二战之后才赋予女性同等选举权利。各国赋予妇女等同于男子的选举权，同废除全民兵役几乎是同一时间，女性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却拥有同等的选举权的根本原因是母亲权益。 以前默认女性还都会当母亲，所以不用服兵役，只要生育就行。 毕竟，生育对于社会来说和兵役一样重要，现在韩国生育率已经全球倒数第一，很多女性根本不生育。 对于社会来说，她们跟男人没有任何区别，既然不能生育的男人要服兵役，那么不能生育的女人照样也应该服兵役。

叙利亚被美国宣布不再是恐怖主义国家，我好奇了一下，检索其国徽，发现他们国家也是『人民至上』。 转 叙利亚现行国徽（2025年7月3日正式启用）是一只金黄色（或棕褐色）雄鹰，头部上方呈弧形排列着三颗五角星。这三颗星直接取自现行叙利亚国旗（绿-白-黑三色横条、白色部分有三颗红色五角星的“独立旗”）。三星的官方含义根据叙利亚官方（包括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阿的讲话和新闻机构SANA的说明）：主要象征人民的解放与赋权。三星在形式上代表国旗，在实质上代表人民；雄鹰则代表国家。 星被置于鹰头之上（而不是像旧国徽那样嵌在盾牌里），意在体现人民高于国家、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新社会契约关系——国家守护人民，人民则支撑国家。 整体设计强调“统一、不可分割的叙利亚”，以及文化、民族多样性作为国家力量的来源。 历史渊源这三颗星的设计可追溯到1930年代叙利亚独立运动时期的国旗：最初（约1932–1936年）代表组成叙利亚共和国的三个主要地区：阿勒颇、大马士革和代尔祖尔。 1936年拉塔基亚和杰贝勒德鲁兹（德鲁兹山区）并入后，含义调整为：一颗代表阿勒颇-大马士革-代尔祖尔联合区，一颗代表杰贝勒德鲁兹，一颗代表拉塔基亚桑贾克，体现国家的多元构成。 新国徽保留了这三颗星，既延续独立时期的历史象征，又赋予其“人民解放”的当代政治意义，以区别于阿萨德时代使用的旧国徽（古莱什之鹰+盾牌上的两星国旗图案）。此外，新国徽的其他元素也有明确象征：双翼共14根羽毛 → 叙利亚14个省 尾部5根羽毛 → 北、东、西、南、中五大地理区域，强调领土统一

今天早餐时，思绪飘摇，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想到价值观纷争这个问题上。 或许是长期以来，solana和hype与eth之间中心化与去中心化演化方向引发的突然一念。 想法突然冒出来了： 价值观是人类需求最密集、最显化的形式，它甚至不是抽象的“普世真理”，而是特定群体在不同阶段、生存境遇下的最高表达。 也就是说， 价值观本质上还是人类需求密度最高的显化。这意味着，它一定是多元的。 比如，“自由”这个概念先是由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为代表提出的，他的《社会契约论》开篇即“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本身是他所处阶层的意志表达，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和启蒙知识分子的核心需求是，摆脱旧制度枷锁、追求个体自主与人民主权。 不过，对于“贩夫走卒”（底层民众）来说，这是他们当下的真实或最大需求吗？ 在温饱与安全尚未满足的阶段，安全、稳定和基本生存是不是更迫切的价值优先级？ 坦白说，上述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吧。 在今天充满极端化的时代，任何一点不同都会引发极端的“对战”。 目前的信息环境（算法推送、回音室）会让任何细微差异都迅速极端化。双方都把自己的“最高需求表达”视为“绝对真理”，而对方变为威胁，跟单纯的“立场问题”不同，感觉上更像是需求未被普遍满足的集体投射。 真正包容性时代至少在AI完成对人类需求的极大提升之前，都是极其稀缺的存在。不过，如果AI没能顺滑地普惠到多数群体，或许又会是人类历史上的动荡时代。

中国也曾经有贵族精神，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明显。所谓贵族精神，并不是有钱、有身份，而是利益之上还有荣誉约束：有些事情即使对自己有利，也不能做，因为一个人的身份、信用、誓言和名誉，比眼前利益更重要。所以那个时代会有“士为知己者死”，会有人为了诺言、知遇和名节付出生命。 但秦汉以后，中国走向高度中央集权，国家开始不断收走地方的武力、土地权力和政治自主性，原本相对独立的贵族，逐渐被改造成依附皇权的官僚。一个人的权力越来越不是来自自己的土地、家族和社会契约，而是来自皇帝授予的官位；官位可以给你，也可以随时拿走。于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逻辑，也慢慢从“我是谁、我必须守住什么”，变成“我依附于谁、我怎样进入权力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之后，贵族精神开始失去制度土壤，真正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荣誉传统不断衰退。“士”的理想也逐渐从勇武、信义、个人尊严，转向读书、做官、忠君和治国。 欧洲则不同，贵族、教会、王权长期并存，任何一方都很难彻底吞掉其他力量，所以骑士阶层的荣誉传统得以延续，并最终沉淀为骑士精神和绅士文化。今天欧洲文化里特别强调的尊严、契约、信用、荣誉，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背后有一条延续上千年的贵族传统。中国也曾拥有类似的精神，只是在大一统官僚帝国形成之后，它逐渐从政治中心退出，最后更多地留在了“侠义”和江湖之中。而在长期的制度与文化塑造之下，连这种游离于权力之外、强调信义、担当和个人尊严的江湖侠义，也越来越少。

历史上，大多数通用技术革命在第一阶段都会增加焦虑，这是正常的。 蒸汽机、电力、互联网、全球化，都曾导致行业消失、职业转换、地区衰落和收入重新分配。改善大众生活的，往往不是技术发明完成的那几年。 很多人提醒的问题是，未来我们必须思考的，人类能否建立与 AI 相匹配的新社会制度？ 其实我对此持有一种相对不同的意见。 AI时代切实需要的东西，不止于一项制度，还有一整套新的社会契约。 18世纪工业革命诞生了现代工厂制度，19世纪催生了公共教育，20世纪建立了养老金、失业保险、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 那么，AGI时代应该有什么？ 我自己比较倾向于下面几个方向。 第一，生存权的保障。 过去几百年，社会默认只有劳动，才能获得收入。但如果AI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劳动，这个逻辑迟早会受到挑战。 未来更合理的原则，应该是人的基本生存，不应该完全依赖市场是否需要他的劳动。 我们必须保证一个人即使暂时被AI替代，也不至于因为没有工作而迅速失去住房、医疗和教育。否则，人类会为了生存而与机器进行一场注定越来越困难的竞争。 第二，生产率提升，应该换来更多自由，而不是更多工作。 这是我最在意的一点。 假设Agent真的让程序员效率提高三倍，今天很多公司的逻辑是原来需要300人，现在100人就够了。或者原来一天工作8小时，现在要求你一天完成过去24小时的产出。 但文明应该追求的是原来每周工作40小时，现在每周工作25小时，收入基本保持稳定。其实，工业革命曾经经历过类似过程。生产率提高之后，并没有一直让人无限工作，而是逐步形成了双休日、带薪休假、更短工时等制度。 如果AI时代反而让工作时间越来越长，那说明技术成果没有转化为社会成果。 第三，AI创造的财富不能只流向资本。 AI最大的特点是，数据具有规模效应，算力具有规模效应，模型具有规模效应。 这意味着财富可能越来越集中。 这两天我一直在读200年前经济学家对于世纪的构想与著作，我忽然觉得我们现在最核心最迫切的问题需要被精确定义了。 AI创造的新增财富，应如何更广泛地惠及社会？ 这个问题可能不同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答案，例如更完善的税收制度，对教育和再培训的持续投入，公共服务扩容，或者其他新的财富分享机制，等等。 未来，我们不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文明指标来衡量AI时代是否成功。 GDP，算力增长，Token多少，模型参数。它在数字的概念上很有意义，但对于99%的人，BULLSHIT。 我一直相信，一个文明的先进程度，由普通人在这个文明中的生存质量决定。 我简单列了几个指标，读者可以自行核对，不问技术本身进步多少，ChatGPT有多么伟大的发展，问问自己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下面这些指标，你改善了多少： 每周工作多少小时？ 收入是否提高了？ 孩子的教育成本是否降低了？ 你的创造力是否更多了？ 是否有更多自主权？ 是否敢生病？ 是否敢失业？ 是否敢生孩子？ 是否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是否还有精力学习、阅读、创造和享受生活？ 是否觉得自己的存在依然有价值？ 这几个指标你要记好，未来真的所谓的AGI节点被宣布之后，你再回头看。 如果AGI让这些指标持续改善，那么它就是文明的进步，毋庸置疑。 如果AGI只是让模型越来越聪明，却让人们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疲惫、越来越担心自己被替代，那么问题就不在于AGI是否成功，它完全无法被定义为是进步。 人类，还没有建立与超强生产力相匹配的新社会制度与新社会契约的迹象。

马斯克的观点，我大部分赞同。但马斯克最近说，“我们将拥有普遍的高收入，基本上就是直接向人们发放钱”。他强调AI/机器人“会产生远超货币供应的商品和服务，不会引发通胀”，“会制造如此多东西、提供如此多服务，以至于会用尽为人类做事的内容”。他多次说“金钱将在未来不再相关”。马斯克愈来愈向马克思靠拢了？这叫技术共产主义。 马斯克认为“商品和服务远超货币供应，所以不引发通胀”。这个物理学逻辑在大宗标准品上是成立的。但是，经济学上的通胀和购买力，永远是相对的。譬如，顶级核心城市的土地、海景房、美女帅哥、一线艺术家的原作、甚至去火星飞船上的头等舱座位。这些东西的物理总量是有限的，机器人造得再多，也无法凭空变出更多的一线土地。 马斯克说“金钱将不再相关”，但他又说“向人们发放钱”来维持生活。这本身就存在一个逻辑悖论。如果发的是传统信用货币(如美元)，在生产资料(AI和机器人)高度垄断在少数巨头手中的情况下，政府通过什么来为这些凭空印出来的钱背书？如果发钱只是为了让人们去消费机器生产的过剩产品，那么这种“钱”实质上已不是货币，而成了政府分发的“商品兑换券”。 马斯克作为一个顶级工程师，习惯了“提出问题/用机器解决问题”的线性思维，所以他认为当机器把所有能做的事都做了，人类就没事可做了。但这违背了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常识：人类的欲望是不断升级、永无止境的。当生存需求(温饱、基础医疗)被AI完全满足后，人类的精神需求、社交需求、身份认同需求会呈指数级爆发。 马斯克描绘的不是未来的真实路线图，而是一个被严重简化的物理学模型。马斯克之所以敢说得这么疯狂，是因为他是一个“生产端”的绝对霸主，他相信技术能解决一切。但正因如此，他的理论里缺乏了对生产关系、金融博弈以及人类复杂心理的敬畏。这也是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变革，往往不能完全听信科技巨头的预言，而需要更细腻的社会契约设计。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财富和机器属于全人类。而马斯克的技术共产主义，其生产资料牢牢掌握在他个人以及少数硅谷科技巨头(私有资本)手里。如果只靠“发钱”来养活失去劳动能力的全人类，这带来的可能不是马克思构想的“自由人联合体”，而是人类历史上最稳固、最不可动摇的“数码封建主义”。 人类贫富富差距在拉大，这是AI/机器人无法解决的。目前的贫富差距核心，在于资本的边际收益远大于劳动。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提出了一个核心公式：r > g。其中r代表资本收益率，g代表经济增长率。当资本赚钱的速度，长期快于经济增长(劳动收入增长)时，财富必然会向马斯克等少数人集中。马克思和马斯克的困惑，即如何找到解决贫富差距的钥匙，我倒是有个乌托邦的设想。

你最需要担心的不是 AI 会抢走工作，而是经济系统可能根本不在乎你有没有工作。 看这篇文章很有感触，它提出了一个很扎心的概念：Ad Economicum。 简单说，我们都会想，AI 不可能替代所有人，因为人没工作就没收入，没收入就没消费，经济会崩掉，所以资本家最后一定还需要人类。 这听起来很安慰，但当我看完这文章时候就不这么想了，作者提醒我们：我们可能把「经济」想得太有人情味了。 现实中，空房子可以多过流浪汉，食物可以多到浪费，药品可以存在仓库里，但依然有人住不起、吃不上、治不了病。经济系统能继续运转，并不代表它一定会照顾每个人。 所以问题不在于 AI 能不能让经济继续跑下去。 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未来的经济越来越围绕算力、能源、机器维护、AI 公司之间的交易运转，人类还有没有被写进这个系统的核心位置？ 所以别把「经济会需要人类」当成理所当然。 如果我们希望未来仍然以人为中心，就不能指望市场自己长出良心，而要提前设计分配、保障、规则和新的社会契约。

「我是创始选民」选民故事 006 ——在更大的天空下理解“自由” 作者：@Fingding8964，推特账号同名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由”是一种很简单的东西，无非是周末不用写作业，暑假可以睡到中午，是父母不再追问成绩与排名。那种对“自由”的渴求甚至影响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尽管家乡城市有许多优秀的大学，为了彻底摆脱父母的管教与日复一日的约束，我毅然选择了一所千里之外的学校。那时候觉得，只要离开了充满规训的家，自由就是“没人管”。可慢慢长大后我才发现，我们以为的自由，往往只是习惯了某一种环境，甚至从未认真想过：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表达、选择。 真正让我重新理解“自由”的，是来到加拿大之后。出国定居前，我对国外的印象多停留在几次短暂的旅游经历里。作为游客，眼里的世界总是被筛选过的，只看到光鲜的景点、舒适的酒店与礼貌的微笑。那种感受很浅，像隔着玻璃看风景，并不曾真正深入社会生活的肌理。我那时并不觉得国外有多么特殊，只觉得那里的人似乎总是很松弛，敢于公开表达不同意见、议论公共事务。这些在以往环境里不常被讨论的话题，在当时的我也只是转瞬即逝的异域风情，而生活依然是“不要惹麻烦”“别太突出”“大家都这样”。 然而，当真正扎根于这片土地，去经历柴米油盐、观察社会运转时，过去的模糊印象才与现实碰撞出了清晰的回响。回望在国内生活的岁月，那种社会压抑往往不是通过暴烈的方式呈现，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从求学时的标准答案、作文的“正确立意”，到职场与社会交往中的察言观色，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常常伴随着下意识的自我审查。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有些情绪可以表现，有些情绪只能藏起来。久而久之，人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不是先思考真实的想法，而是先判断“这样说会不会有问题”。这种环境像空气一样自然，以至于人们会慢慢习惯，甚至觉得这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相比之下，真正让我对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与个人命运产生深刻省思的，是在加拿大街头的一次偶然目击。那是我刚来不久，路过市中心时，看到一群人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在政府大楼前表达对某项政策的不满。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甚至下意识地感到一阵莫名的紧张。我站在人群边缘，看着警察在旁边平静地维持秩序，甚至还有警察在和示威者交谈，路边的行人匆匆经过或停下来看热闹。那场景并没有想象中剑拔弩张的压迫感。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原来面对冲突与分歧，社会可以有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公民表达不同意见，是可以被视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而不需要感到恐惧。这种视觉与心理上的冲击，引发了我对个人命运与宏观环境关系的反复思索。 后来，我越来越频繁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在网络上，社会议题能够被自由讨论；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普通人也能坦然地说“我不同意”。这种环境未必完美，也会有争吵与偏见，但它让我明白：自由并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认同你，而是即使别人不认同，甚至观点与主流相左，你依然有表达自己的权利。 以前的我，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沉默，而是害怕说错话、害怕被误解、害怕成为异类。可来到加拿大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成熟的社会，并不是要求所有人思想一致，而是允许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存在。这种不同的社会契约，直接决定了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命运底色，是在整齐划一的规训中消磨棱角，还是在包容多元的空间里舒展生命。 当然，加拿大并不是“完美世界”。这里也有孤独、文化差异与生活压力。冬天漫长，房租昂贵，移民要经历语言、工作与身份上的焦虑。有时候我也会怀念国内深夜街头的烟火气与熟悉的语言。 但即便身在异国，故土的脉搏始终牵动着我的目光。展望未来，我对中国社会的愿景不再停留于表层的繁荣，而是指向一种根本性的文明觉醒。我由衷地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够拥有真正自由表达的空间，让每一个人不再因说真话而惶恐；希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能够享有切实的投票权，让公民的意志真正成为决定公共事务的力量。我更期待看到一个充满温度的社会，在那里，每一个卑微的生命都能够被郑重以待，无论遭遇怎样的风浪与冷眼，其尊严与权利都不容践踏，即使它的名字叫“旺旺”。 更多选民故事，请前往中国议会官方网站《选民故事》栏目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