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湘，赵薇，黄有龙，一条跨境黑金链的瓦解！ 源自 最后的稻草 新锐消息        2025年11月12日晚，一架民航客机降落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舱门打开后，一名戴着手铐、神情萎靡的男子被法警押下舷梯——他就是长期盘踞在缅甸妙瓦底、操控“亚太新城”电诈园区的主犯佘智江。这一天，不仅标志着一个涉案金额超千亿元人民币的跨境犯罪帝国正式崩塌，也揭开了另一张隐秘网络的冰山一角：这张网，由血缘、资本、身份与信任编织而成，牵涉赵薇、黄有龙、李湘等公众人物，其运作之精密、链条之完整，令人震惊。 同根同源：邵东表兄弟的“草莽起点”      根据《中国经营报》2025年的实地探访，佘智江的母亲与黄有龙的母亲是亲姐妹，两人均出生于湖南邵东县佘田桥镇，老家相距仅500米。他们都曾在当地中学就读，却均在初二辍学，早早踏入社会。上世纪90年代末，二人曾一同混迹于邵东县城的灰色地带，甚至拜入当地“大哥”赵士合门下。1996年赵士合因命案被枪决后，两兄弟仓皇逃离，人生轨迹由此分岔：黄有龙南下深圳，后辗转澳门、新加坡；佘智江则随父母迁居广西，后赴东南亚谋生。      转折点出现在2005年。据多方信源交叉印证，黄有龙当时已初具资本实力，向表弟佘智江提供了赴菲律宾发展的启动资金。正是这笔钱，成为佘智江涉足网络赌博、继而构建电诈帝国的第一块砖。明星光环下的“洗钱通道”      2009年，黄有龙与赵薇结婚，这段“影后嫁富豪”的婚姻一度被视为娱乐圈佳话。然而回看资金流向，这场联姻更像是为黑金洗白量身定制的“信用背书”。       警方调查发现，自2010年起，黄有龙名下突然冒出23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地的离岸公司。这些公司无实际业务、无员工、无办公场所，唯一功能是承接来自东南亚的非法资金。赃款经由地下钱庄流入香港，再通过离岸架构层层转移，最终以“投资收益”“艺术品收藏”“红酒品牌运营”等形式，注入赵薇名下资产。       赵薇名下的3.5亿港币半山豪宅、400万欧元波尔多酒庄、毕加索画作等，表面光鲜，实则成为黑钱的“安全容器”。更关键的是，这些资产均登记在赵薇个人名下，与黄有龙形成法律上的风险隔离——一旦出事，可声称“不知情”或“个人收入”。而在这条链条中，李湘的角色远非“旁观者”，而是深度嵌入的关键节点。李湘：从“综艺女王”到“洗钱白手套”      李湘与赵薇的关系远不止于“娱乐圈好友”。据多位湖南广电旧人透露，两人自2000年代中期便因共同投资影视项目建立联系。2010年前后，赵薇与黄有龙开始布局文化产业时，李湘多次以“顾问”身份参与其早期资本运作会议。2013年赵薇高调收购万家文化期间，李湘曾通过其控制的“北京快乐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赵薇团队提供媒体资源对接服务。        更关键的是，李湘与黄有龙存在间接股权交集。2015年，李湘与王岳伦共同设立“芒果互娱基金”（未备案私募），该基金曾短暂持有某香港SPV公司10%股权，而该公司另一股东正是黄有龙控制的BVI公司“Dragon Sky Holdings Ltd.”。尽管该结构在2016年即被拆除，但显示出三方在资本层面早有协同。异常消费与资金缺口     自2014年起，李湘年均个人购汇额度稳定在35万美元（中国公民年度上限），但其实际海外支出远超此数：奢侈品采购：2018–2023年间，李湘及其女儿王诗龄在巴黎、伦敦、米兰等地年均消费超800万元；教育支出：王诗龄就读英国伯奈德女校期间，年均花费约70万英镑（约合600万人民币）；艺术品交易：2021年王诗龄一幅水彩作品以98万元售出，买家为开曼“Art Horizon Fund”；2024年《桃子》画作再以145万元成交——这些买家均与佘智江关联账户存在资金往来。    这些大额支出从未通过李湘本人银行账户直接支付，而是由多家离岸公司、第三方代持人或“朋友”垫付，形成典型的“对敲洗钱”路径。空壳公司矩阵：快设快撤的洗钱工具截至2025年底，李湘名下曾关联企业共21家，其中15家已注销，注销率高达71.4%。 典型如：“芒果创展”（深圳）：2025年8月注册，11月注销，注册资本500万元，无社保、无纳税记录；“湘雅品牌管理”（上海）：曾接收一笔来自新加坡“Golden Maple Ltd.”的200万美元转账，后者与黄有龙关联；“尽开颜影视”（湖南）：2025年8月成立，持股99%，却无任何影视备案或拍摄记录。      这些公司普遍呈现“快设快撤、无实缴、无员工、大额跨境流水”特征，符合地下钱庄常用的“壳公司洗钱工具”模型。直播带货：掩护性现金流？      2020–2023年，李湘高调进军直播电商，宣称“年带货15亿”。但多方核查显示，其直播间退货率长期高于60%，多个合作品牌被曝刷单造假。业内分析认为，直播对李湘而言，主要功能并非盈利，而是制造“合法经营流水”，用于解释其账户中频繁出现的大额进账。引渡风暴：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      2022年8月，佘智江在泰国曼谷被捕。此后三年，他通过律师团队极力阻挠引渡，但中泰执法合作持续推进。2025年10月，泰国上诉法院裁定同意引渡；11月10日，最高检察院正式批准；11月12日，佘智江被押解回国，由江苏镇江公安局执行逮捕。 引渡当日，风暴骤起：赵薇：名下“龙薇传媒”等3家公司股权被冻结，总额1590万元。这是自2019年被封杀以来首次大规模资产冻结，且直接指向其与黄有龙共同持股的实体。黄有龙：11月中旬，其在新加坡的两处豪宅紧急挂牌，售价低于市价20%；控制的多家离岸公司开始注销，涉及资金超5亿元。12月，其香港银行账户被冻结，金额约2亿；2026年1月12日，被限制出境，新加坡籍身份未获豁免。 李湘：11月16日，“芒果创展”突告注销（注册仅3个月）；12月初停止所有直播；12月20日起，微博出现“禁止关注”提示，抖音搜索消失；2026年1月10日，全平台账号被封禁；1月18日，英国冻结其伦敦公寓按揭账户，开曼基金被划走3000万美元。与此同时，赵薇的商业版图彻底停摆：12月10日，其“普林赛斯文化传播”被列为经营异常；12月30日，个人红酒直播被秒封；累计股权冻结超1850万元，担保方直指黄有龙实控企业。 清算逻辑：为何李湘成为重点对象？据接近办案机关人士透露，李湘之所以被列为重点对象，原因有三：资金链高度重合：其接收资金的离岸账户，与佘智江电诈集团用于洗钱的“湖南—香港—东南亚”通道完全一致；“白手套”角色典型：年消费三五千万，体量适中，不易触发反洗钱预警，却能有效消化黑金；社会影响力大：作为前主流媒体主持人，其行为具有示范效应，若不处理，将严重损害公众对金融秩序的信任。佘智江电诈集团非法获利超千亿元，需要大量“白手套”分散资金。李湘年消费三四千万、赵薇资本运作十来个亿，在地下钱庄眼中，恰是“安全小额”，完美适配对敲模式。 清算时刻：没有“法外之地”        佘智江的落网，不仅是对一个电诈头目的惩处，更是对整条“黑金—白手套”链条的系统性清算。这条链的核心逻辑在于：利用公众人物的社会信用，将非法所得包装为“合法财富”，并通过离岸架构、空壳公司、艺术品交易等手段规避监管。     然而，随着中国跨境执法能力提升、国际司法协作深化（如中泰引渡条约落实），以及金融监管对“异常消费”“高频注销”“离岸穿透”等行为的敏感度提高，这种“丝滑”的洗钱模式已难以为继。      正如一位办案人员所言：“他们以为换了国籍、藏了资产、切割了关系，就能全身而退。但他们忘了，钱的源头是血，而血债，终要偿还。”      从邵东小镇的辍学少年，到妙瓦底的“土皇帝”；从资本市场“女版巴菲特”，到全网封禁的“污点艺人”；从综艺女王到海外账户被冻——这场始于亲情、成于贪婪、终于法律的崩塌，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法治日益严密的时代，任何试图以“身份”“名气”“国籍”为盾牌的罪恶，终将无处遁形。李湘至今未发一言。但沉默无法掩盖资金流向的铁证，也无法阻挡司法程序的推进。苍天或许沉默，但从不缺席

村田明年量產AI晶片用iPaS電源基板 村田計劃明年量產整合封裝解決方案iPaS，將電容、電感功能做進超小型多層基板，可陣列客製電容值、特性與線路。表面可佈線、內部過孔垂直傳電，減少被動元件佔位，讓電源模組直接放在AI加速器下方，實現垂直供電（VPD），縮短路徑、降低損耗。 AI加速器功耗與電流持續上升，短距大電流供電更關鍵。iPaS分電容型（減少表面MLCC）與電感型（支援大電流），並規劃單基板整合兩者。主要客戶為超大規模雲端與大型科技業者，鎖定高階AI加速器而非通用晶片。 村田2023年公開樣品、2024年展示模組，表面電容可減逾60%。目標量產後18個月內年銷500億日圓，約當其電容事業約5%。

村田製作所(Murata Manufacturing)："大膽評估"擴增MLCC產能 全球 MLCC 龍頭村田製作所因 AI 伺服器需求暢旺，將擴大產能。副社長南出雅範接受日經專訪指出，每台 AI 伺服器搭載的 MLCC 數量持續增加，產品朝小型、大容量、高耐熱與高附加價值發展。公司預估 AI 用 MLCC 需求至少旺到 2028 年；中長期則由資料中心擴散至邊緣 AI，其中最被看好的是實體 AI（機器人等應用）。 產能方面，村田計畫在截至 2027 年度的兩年內，對 MLCC 設備投資約 800 億日圓，目標將產能提高兩成以上。原先已為自動駕駛等需求提前準備到 2028 年的廠房；但客戶展望顯示 2028 年後需求仍可能擴大，因此正以未來 3 至 5 年為期，「比以往更大膽」評估包含新廠房在內的方案，地點可能在日本國內外既有據點。計畫尚未定案，但評估已相當深入。 價格策略維持與客戶長期互信，不輕易隨短期供需漲跌，以免吸引新進者、傷害中長期價值；不過若同業大幅調價，可能影響產品組合與生產布局，因此會緊盯市場。 近期業績已反映熱潮：2026 年 4–6 月整體訂單年增 56.3% 至 6,739 億日圓，創單季新高；其中電容訂單年增 85.5% 至 4,155 億日圓。當季 BB 值 1.34，連續第 7 季高於 1，為至少 24 季來新高。

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许田波（Victoria Hui）：为什么暴力鼓吹者不看好非暴力抗争❓为什么社会普遍有一种错觉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下载： ------ 我借鉴已故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及其他学者和实践者的著作，在世界各地教授了近二十年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每一次运动都始于和平行动。那些转向暴力的人总是得出“非暴力已经让我们失望”的结论。让我简要阐述一下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情绪的看法。 人们经常以为，非暴力只对“不那么残酷”的政权有效，比如对抗英国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抵制吉姆·克劳法（Jim Crowlaw）的美国民权运动。然而，经历过1919年阿姆利则（Amritsar）大屠杀和1930年达拉萨纳（Dharasana）盐场的残酷殴打的印度人，以及在美国南方目睹种族私刑的黑人们，不会理解这种言论。值得注意的是，莫迪今天尊崇的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而不是甘地（Ghandi）。鲍斯坚信“英国人永远不会和平地离开印度，必须通过武力驱逐他们”。他寻求德国和日本的帮助，招募原英属军队里的印度人战俘，组成了印度国民军。麦尔坎·艾克斯（Malcom X）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之间的路线之争更是广为人知。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最能说明以非暴力和暴力对抗非常残酷的政权的逻辑。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漫漫自由路》中声明：“只要非暴力抗议有效，我就呼吁使用它。”1960年的夏普维尔（Sharpeville）大屠杀，突显了非暴力手段是“一种无效的战略”，因此，暴力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摧毁种族隔离的武器”，从而催生了军事组织“民族之矛（MK）”。曼德拉宣称：“如果现有的破坏未能产生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游击战和恐怖主义。”曼德拉因此迅速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MK在流亡中幸存下来，但面对着“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在南非国内，它最终被彻底根除了。而且，MK几乎没有机会从外部进行入侵。与此同时，在1980年代，一批新一代的领导人在黑人为主的郊区或城市中成长起来，他们组织了持续的消费者抵制运动。这一运动赢得了白人企业主对黑人诉求的支持，这些企业主后来为更具自由思想的德克勒克（de Klerk）的当选做出了贡献。 我来自香港，我认为将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与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进行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2019年7月1日，抗议者闯入立法会后，他们有个口号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是你们（特首/当局）教育了我们认识到和平游行无济于事。”香港人对非暴力的理论和实践了解不足，这是不幸的。香港人将非暴力等同于几十年来一直实践的半日游行。库尔特·肖克（Kurt Schock）在《非暴力行动及其误解》中指出，非暴力并非“被动抵抗”，而是积极主动的行动；它也不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而是战略性的选择，其成功的几率更高；非暴力行动也不是自发的人民力量，而是需要计划和战略化的。 埃里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玛丽亚·斯特潘（Maria Stepan）、基恩·夏普（Gene Sharp）等倡导者指出，大规模示威往往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它往往是最具自毁性的方法，容易导致像1989年北京一样的大屠杀。相比之下，分散的方法，特别是抵制和罢工，既不容易立即被逮捕和殴打，又更有可能给政权带来损失。事实上，当局似乎更担心抵制和罢工。2019年8月，在第一批汽油弹被投向警察阵线之前，北京的港澳办谴责8月5日的总罢工是“对公共秩序和法律的激进违规行为，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和国家尊严。”另一位发言人抨击了抵制活动，称其意图是“瘫痪香港政府，夺取城市治理权，并使‘一国两制’成为空洞的概念。”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后来嘲讽称，2020年1月医护人员的罢工是一种“政治性的冠状病毒”。 中国当局懂得暴力和非暴力的战略逻辑，并早就制定好了一套证明有效的应对战略，这就越发不利了。如果非暴力行动具有很高的成功机会，政权就会煽动暴力来削弱反对运动的影响力。仅仅通过拒绝让步，就很容易让抗议者普遍得出“非暴力已经失败了”的结论。于是，激起反抗者的暴力也相对容易。抗议者最终能于2019年7月1日闯入立法会大楼，部分原因是警方神秘地消失了。此外，如果政权的暴力行为始终意在激怒并导致反对派激进化，那么香港警方在当地和国际媒体直播的情况下对抗议者的残酷殴打，则收到了挑起抗议者的暴力反应、削弱了抗议者抵抗能力的效果。 令人真正感到悲伤的事实是，抵抗政权的各种尝试变得越来越无效。这个世界上的活动人士们相信是政权的镇压行为正当化了反对派的暴力。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们则认为，政权的镇压并不改变非暴力抵抗是有效的这一事实。最削弱反对派的，是政权的能力。即使在天安门事件的残酷镇压之后，党国体制也无法完全控制每个人的行动，因此许多在通缉名单上的人都能够逃脱。随后，中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复杂的监控国家。任何形式的抵抗都需要有组织的计划和执行，但在当前中国的情况下，抵抗者的活动几乎无法实现这种组织化。然而，如果抗议再次爆发，抗议者最好坚持非暴力的纪律，拒绝被诱使转向暴力。正如曼德拉最终认同的那样，“国家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任何暴力行为都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使得非暴力“成为了一种实际上的必要”。中国官员对罢工和抵制的谴责以及煽动暴力表明，他们最担心的是非暴力抵抗。 ------ 针对中国民间的暴力幻想，《中国民主季刊》专门策划了一期笔谈：《中国民间暴力思想的兴起》，下载全文：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欢迎订阅我刊的Substack专栏：

【貨幣政策】日本央行決議投出反對票 凸顯加息必要性 日本央行理事會委員淺田統一郎（Toichiro Asada，圖）投票反對上週將基準利率上調至1995年以來最高水準的決定。作為首相高市早苗任命的首位委員，淺田統一郎幾乎毫不掩飾其支持貨幣寬鬆政策的立場。

▶ AI服务器挤压高端MLCC供应，台湾企业转向中国替代品 - AI服务器和高电压电动车需求扩张正在收紧全球高端MLCC供应；为应对交期延长，一些台湾供应链参与者正转向认证中国替代来源，如潮州三环。 - 供应链消息人士将当前市场描述为结构性紧缺阶段，而非彻底短缺，AI服务器、高性能计算以及800V电动车平台所需的高容量、高电压、高可靠性MLCC需求增长快于预期。 - 部分MLCC型号的交期已从先前预约延长至超过20周，某些产品面临更长的交付时间表。 - 客户更关注供应稳定性而非价格，采购团队优先考虑库存缓冲和来源可靠性，以降低生产停工风险。 - 村田以及多家台湾主要供应商正以限制方式管理高端MLCC订单接收和出货，而AI数据中心扩张和电动车电气化正促使下游客户日益确保第二和第三来源供应商。 - 三环在过去几年扩展至高端MLCC领域，将从中受益，中国厂商如三环和风华高科正保持高利用率。 - 业内普遍提及的“订单锁定”并非停止新订单，而是优先分配给长期客户和合同需求；特别是在AI服务器供应链中，云服务提供商和AI平台客户正通过长期协议预先锁定高端MLCC产能。 - GPU功耗上升正增加对AI服务器内部电压调节和滤波MLCC的依赖；AI服务器平台所需MLCC数量是标准服务器的数倍，推动高端产品需求增加。 - 鉴于2018年被动元件短缺后因渠道过度订购和库存积累导致价格急转直下，本周期制造商正通过控制出货速度、验证真实需求并限制现货交易来管理过热风险。 - 在MLCC市场，消费电子商品化产品在库存调整后正恢复向平衡，而AI服务器、数据中心、汽车和工业应用的高端MLCC仍处于供需紧张状态。 - 高端MLCC需要先进材料配方、超薄介质加工以及精密多层堆叠技术，难以通过短期产能增加快速缩小供需缺口；供应紧张预计将持续未来一至两年。 - 在台湾供应链中，华新和 Walsin Technology 预计将受益，尽管部分需求也开始转向中国MLCC供应链。

【貝森特11日起訪日，討論匯率、稀土等問題】訪日期間計劃分別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財務相片山皋月、日本銀行總裁植田和男等人進行會談。應對投機性日元拋售將成為議題。還將討論稀土和能源採購等經濟安全保障問題…… 關 注

二战终战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遭中国官方批判，说她交了“香火钱”。如果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肯定二战侵略，那么高市首相访美时，去阿灵顿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埋葬有二战时轰炸东京的美军官兵尸骨，她难道去肯定美军向日本扔原子弹？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背后，主要是中共当局刻意煽动反日仇恨。我的最新文章—— 曹长青：参拜靖国神社的中日较量 在标志二战结束（日本称之为终战日）的8月15日，很多日本人，包括政界人士，去东京的靖国神社祭拜。但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去，只是自费献了“玉串料”（祭祀费），而且是以自民党总裁身分，而不是首相。以高市早苗的既往立场，她会去祭拜；这次明显是为了不刺激中国，而特意选择没去。但是，她对中国释出的一番善意，还是被中国官方扭曲，渲染她交了“香火金”。然后就是一顿批判。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年来都被中国政府刻意渲染成政治问题，近年更演变成诋毁日本、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2008年我曾去参观靖国神社。随后撰文比较了靖国神社和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我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半，曾两次参观珍珠港纪念馆）。在近二十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对靖国神社内当时尚存的退役老兵在那儿摆姿态喊口号的现象及讲解影片颇批评，更欣赏美国人对二战事件的理性、平和审视的人生哲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靖国神社已经大为改观，尤其是我对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日本人的信仰等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越发感到，中国政府是刻意利用中日两国人民对宗教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通过垄断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洗脑毒化中国人，目标清晰地煽动仇恨。 对靖国神社，可从这几个层次来看： 第一是死亡和神灵观。日本人多信奉神道，神社在日本最为常见，可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社。日本人的神道观念是，人死后成为神灵，被祭祀后成为“守护神”的一部分。在这种观念下，靖国神社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246 万战殁者的名册（神社内既无骨灰也无牌位），他们祭祀的是“灵”，而非个人的道德审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包含甲级战犯，也被视为“战殁者的灵”。在宗教层面，祭祀不等于为其历史行为背书。 此外，日本社会还有“死者净化”的传统，主张避免对死者过度批评，重视“成佛”与“安息”，认为对亡者过度指责会招致不祥。这种观念部分源自佛教的往生思想与神道的祖灵观。因此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生前可受严厉批判，死后随即转为“追悼对象”。日本没有“鞭尸”，或像中国那样制作跪像供人唾骂（如秦桧像）的习俗。 日本这种宗教哲学跟西方也有很大差异。基督文化中，“罪”具有永恒性审判意义，“悔罪”是核心概念。而日本传统文化更重视“和解”与“安魂”，较少强调“永远的罪”。这导致对历史责任的语感差异。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战争记忆仍属历史创伤，祭拜被理解为荣耀战争。但对日本人而言，祭祀亡灵并非道德肯定。两种文化的碰撞，老百姓不懂，政客就拿来操作成保住自己权力的工具。政客可耻，百姓可悲。 据日本宪法第20条：政教分离。国家不可给宗教以特权，但同时也不可干预和剥夺宗教自由。这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强调政教分离、但保护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样。 因此：日本政府不可以命令靖国神社“撤下”某些祭拜对象，不能强制分祀甲级战犯，也不能改变其祭祀方式；这些权利属于神社自身。 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如东条英机）后，曾有日本首相私下希望“分祀”，但神社方面明确表示：合祀后不可撤回，这是宗教仪式，不是政治名册。所以法律上政府无权强制。 虽然无权干预神社内部事务，但政府可以决定：首相是否参拜。这是政治选择，而非宗教仪式问题。例如：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安倍晋三曾在任内参拜一次。如果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可能被质疑违反政教分离。但日本法院历来倾向：不明确判定违宪，视为政治人物自己的判断范围。所以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日本首相的拜谒，本质上是出于对战死官兵的传统追思，而非肯定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如前所述，在日本宗教文化中，人死后转化为灵，便与生前的罪错脱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与超越。 回顾历史，中方曾经热情款待二战时日本军政人物，毛泽东曾在北京招待二战时侵华战争主要指挥官之一的远藤三郎中将；周恩来也曾多次接见二战时日本陆军中将藤田茂（Fujita Shigeru），他去世时把周恩来赠送的中山装作为寿衣。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靖国神社将 14 名甲级战犯入祠合祀时，中国官方并未立即抗议。次年日本首相参拜，北京方面也无显著反应。直到七年之后的1985 年，北京才开始把此议题政治化，以此煽动反日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国内统治。 第二个层次，中国官媒和御用学者热衷渲染的是，日本对二战责任“不认错、不谢罪”。但这完全不是真实情况： 二战后，日本政府对“侵略与殖民统治”向中国及亚洲多国正式或准正式道歉过很多次。如果只算“首相或内阁级正式表述”，一般学界与媒体整理大约 10多次；如果把外相、官房长官与国会决议也算上，超过20次。大致如下——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首相田中角荣）表述：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中国时表示，“日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不幸，我们对此深感遗憾。”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时说：日本过去有一段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我对此深感痛惜。那是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3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方与慰安妇制度有关，表示：衷心道歉与反省。 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日本在过去某一时期的国策下，走上战争道路，对亚洲诸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我在此表明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这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道歉。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过去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刻反省。 2005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战后60年讲话：对殖民统治与侵略给许多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由衷道歉。 2010年日本首相菅直人日本战后65年谈话：对殖民统治造成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与由衷道歉。 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过去的战争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并表示：历代内阁的道歉立场将继续坚持。 而且，1995年日本国会战后50周年正式通过决议：对殖民统治与侵略表示深刻反省。 总结来看，首相或内阁正式谈话约10次以上；外交文件（联合声明等）约5次；国会决议1次；天皇表述多次。合计约15-20次或以上。 所以，很多国际学者的评价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中道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德国虽然道歉非常深刻，但次数反而没有日本这么多，因为德国更强调国家制度与法律层面的责任。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这些道歉刻意回避，官媒不予报导。所以日本社会，尤其保守派认为，日本这种不被接受的道歉不要再继续了，应该摆脱二战阴影。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至今仍是专制国家，仍在做残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二战期间，因为日本侵略，确实造成中国军民死伤惨重，中国政府最高估计是3500万人。但是，在没有任何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可能多达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于政治迫害、枪杀、人为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导致的自杀等等。造成如此大众死亡的中共政权没有道德资格谴责日本。它应该先向本国人民谢罪，退出历史舞台。 第三点，中共官方多年给民众灌输：日本没有赔偿二战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这更是故意扭曲事实。 真实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掌权的七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签署声明，中方正式放弃了对日本的二战索赔。这不是毛泽东们的慷慨大度，而是背后的政治算盘，或者说是“交易”。北京政权用正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政府同意一个中国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放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 而在中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后，日本却做出了变相的赔偿行动。在中国经济开放起步时，日本向中国投入各种援助，包括低息贷款，无息贷款，还有无偿援助等，高达3.66万亿日圆。到2022年3月全部援助项目结束，前后跨度长达42年！ 日本援助资金重点投入中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民生。主要有：上海港改扩建工程，秦皇岛港煤炭码头扩建，天津港改造工程，京秦铁路（北京—秦皇岛），广深铁路部分改善工程，大亚湾核电站（技术与融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 仅以中国上海为例，如果没有日本援助，上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提升可能晚5–8年。如果按“结构性影响”排序，中国最得益于日本援助的城市是：上海，天津，秦皇岛（能源枢纽），广州／深圳（间接），北京（公共与环境）。据专家推算，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的工业基础建设会延迟约5-10年，出口起飞可能晚一个五年规划期。 但这些中国官方媒体都不愿报导，甚至有意回避。所以至今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日本做了这些，还在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反日”，跟着抗日神剧“仇日”。 中国的经济开放，当然得力于邓小平的改革决断。但若只谈“改革勇气”，却刻意忽略改革最初的资金来源，那就是选择性地讲历史。经济转型不是口号工程，而是资金工程。 中国在1978年之后，能够避免社会崩溃式转型，靠的不是单纯制度设计，而是两笔关键性外部资源。第一笔，是来自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资本。这些资金既有文化连结，也有风险承担能力，成为改革初期的第一波托底力量。 第二笔，更关键——是日本长期、大规模的低息贷款、无息贷款与无偿援助。这不是象征性姿态，而是实打实的基础设施投资：港口、电力、交通、环保工程。没有这些工程，中国沿海出口体系不可能那么快成型。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站着日本的融资支撑，这是结结实实的事实。 对比俄国，更凸显中国的超级“幸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震荡疗法”，价格放开、国企私有化，结果经济急剧萎缩，社会秩序崩坏。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外部启动资金托底。俄国没有自己的“香港、台湾”，也没有一个日本式的邻国，愿意长期低息融资。 当年推动俄罗斯改革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电视受访时说，他当时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向亲西方的叶利钦总统领导的俄国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帮助当时俄国一下子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度过资金缺口的难关，但遭到老布什政府，以及随后的克林顿政府的完全拒绝。 与白宫高层有相当关系、深知内情的萨克斯教授后来说，这是因为美国要保持全球唯一超强，阻止俄罗斯再次强大的心理因素作祟。 作为当时叶利钦政府的头号美国经济顾问，萨克斯在波兰等好几个前东欧国家推动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都相当成功，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给了这些国家援助，尤其是对波兰帮助最大。萨克斯当时以为美国一定会同样援助俄国、力挺俄国成功进行市场经济转型、进一步鼓励支持俄国当时非常亲西方的立场。但完全出乎萨克斯的意料，美国一口拒绝了。这是俄国那场震荡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俄国因缺乏外部资金托底，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香港、台湾、美国的华人投资，更没有中国那样的邻居日本，在关键的经济起步阶段，大量给予低息、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援助。而日本就没有防范中国经济强大的那种美国防范俄国的心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这种对比，太多中国人，甚至学者们完全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知道领情、感恩。 结果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叶利钦总统的经济私有化震荡疗法失败，俄罗斯的经济近乎崩溃，民众生活水准剧降。后来普京当选总统，力挽狂澜，才开始经济复苏，这也是很多俄国人感激和支持普京、对叶利钦多有批评的原因之一。 同样是共产大国转型，结果巨大差别，有无启动资金是最重要一环。就如同大家都在创业初期，谁拿到银行贷款或资助，决定了谁能成功。所有创业者都知道第一桶金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无米之炊谁做得出来？ 更讽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给苏联造成约2700万人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惨烈的数字。但1990年冷战结束后，已经相当繁荣富有的德国，并未对俄罗斯提供长期、有规模的经济援助。德国选择的是什么？是姿态政治。当时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下跪道歉的那一幕，确实震撼。但那是一个动作，一个象征，一个历史镜头。象征感人，却不能当钱花。 德国的历史反思，在道德语言上高度鲜明；但在实际经济补偿层面，并没能给俄罗斯托底。而日本呢？没做戏剧化的忏悔场面，却在长达42年期间持续向中国提供低成本融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和完成援助项目。这种方式，不够上镜、不够让媒体鼓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下跪，是瞬间。融资，是几十年。 如果要比较“实质性谢罪”，那么长期资金投入与基建支持，远比一次政治动作更具有实际意义。 问题是——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这段历史被刻意淡化。援助不被提及，合作被简化为“正常往来”，却在需要动员情绪时，重新高喊“对方从未谢罪”。这种叙事选择，不是历史评价，而是政治需要。中国改革成功，固然有自身努力；但若否认外部资金与合作的作用，那就是违背现实，否定真实，没有感恩之心。 真正的反思，不在媒体的闪光灯上，而在几十年流动的资金上。日本选择的是实质性补偿；德国选择的是象征性忏悔。谁更“高尚”？可以各有看法；但谁对经济命运产生直接影响，答案并不复杂。 真实且完整的历史，不能只播放下跪的画面，更应该同时列出融资数字。否则，那不叫记忆，而叫选择性记忆。所有选择性记忆，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服务。 中国当局利用对官方媒体的控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在靖国神社、日本援助、二战是否道歉谢罪等问题上，都不仅是“选择性记忆”，而且是“选择性攻击”，以扭曲事实来攻击日本，煽动中国人的仇日情绪。而被仇恨烧焦的灵魂，绝无法建出一个健康的社会。 尽管被视为强硬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展示了成熟政治家审时度势的一面。在拜谒靖国神社问题上，她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在去年10 月的靖国神社秋季大祭，高市早苗并未现身，当时她还没有当选党总裁和首相。虽让部分保守派失望，但她是为了避免日本与中、韩关系恶化，并防止国内左翼媒体的攻击。这种“忍耐”反映出她在追求目标时，仍会优先考量国家的大局利益。 这次她在“终战日”仍然选择没有去靖国神社拜祭，也是在顾全中日关系的大局。但仍是遭到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说她给靖国神社交了“香火钱”。 看看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就懂得，西方文化的核心不是仇恨，而是不忘记历史，但向往与追求的是和平（以及平和之心）。日本的靖国神社，连任何灵位都没有，只是一本花名册，里面是自明治维新以来、过去150多年日本246 万战殁者的名字而已。 靖国神社今年6月还推出新规，禁止穿军服（现役军人除外）、带军械、以及奇装异服等进入靖国神社，就是阻止极右翼破坏靖国神社的设立初衷。 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首次访问白宫时，特意去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拜祭献花，那里可是有二战时轰炸东京、向广岛扔原子弹的美军官兵尸骨，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高市首相是拜祭死者，没有道德和政治评价，对于日本人来说，人死了，就变成了神灵，无数的神灵汇集一起，就成为活着的人们的保护神。 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他们什么也不信，也不懂，只懂得要权力、煽动仇恨，而有了众多义和团，就最容易保住慈禧太后们。 一个煽动和制造仇恨的国家，形成世界的奇观：韭菜们在欢呼镰刀！ ——原载台湾《锐传媒》2026年8月17日

日本考察随记：AI革命中日本（之一） 走访日本，研究被动元件产业集群、深度分析村田、太阳诱电、TDK等头部企业后，最大的感受是：市场对本轮AI产业浪潮的认知，长期聚焦于GPU、HBM、光模块等高增长显性赛道，却严重低估了底层物理硬件的话语权博弈。很多人疑惑， AI革命由美国定义算法、 中国落地市场、 韩国主攻存储， 日本似乎缺席了前沿竞争， 但深入产业内核会发现，日本正牢牢卡住AI算力基础设施的“隐形咽喉”——高端MLCC。这也是我判断， 日本在本轮AI革命中依旧具备不可替代核心地位的关键原因。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市场对MLCC的认知极其简单固化，将其归为手机、PC、消费电子的周期附属品，是跟随终端出货量波动的普通被动元件。终端景气则行业回暖，终端低迷则行业承压，这种消费电子周期逻辑，主导了市场对MLCC行业数十年的定价与认知。但AI服务器时代的到来，彻底颠覆了这一传统逻辑，而掌握高端MLCC核心技术与产能的日本企业，顺势站上了AI产业链的核心价值位。 AI产业的核心竞争，早已不局限于大模型、算力芯片、高速存储与光互联，真正制约高端算力稳定高效运行的，是一套极易被忽略的底层体系——服务器供电网络（PDN）。当下AI算力集群的核心痛点，早已不是单纯的算力密度不足，而是超高功耗场景下的供电稳定性问题。单颗AI芯片功耗突破1000W，核心工作电压不足1V，这意味着芯片周边需要承载数百至上千安培的瞬时突变电流，且算力负载会随计算任务启停极速跳变。 这种极端工况下，一旦供电网络响应速度不足，就会出现电压下陷（voltage droop），直接导致芯片降频、运算出错，甚至服务器宕机，彻底摧毁算力集群的稳定性。而高端MLCC的核心价值，就是作为芯片近端的局部电荷缓冲池，压低PDN阻抗，抑制高频噪声与电压波动，为GPU、ASIC等核心算力芯片筑牢供电安全底线。简单来说，没有高端MLCC的稳定加持，再顶级的GPU、HBM、光模块都无法发挥完整算力。 当前全球数据中心供电架构正迎来颠覆性迭代，进一步放大了高端MLCC的刚需属性。传统服务器通用的12V供电架构，早已无法适配AI机架的暴涨功耗，行业正全面向48V/54V架构升级，同时Google、Meta、微软主导OCP Diablo 400标准，英伟达主推800VDC AI工厂供电架构，高压直流供电成为行业确定性趋势。 这里存在一个关键的产业认知误区：高压供电仅解决远距离传输效率问题，无论远端电压提升至48V、400VDC还是800VDC，电流最终输送至AI芯片核心时，都必须降压至1V以内。远端高压、近端低压的架构特性，叠加超大瞬态电流、高频负载跳变的工况，让芯片近端的去耦、稳压、降噪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一刚需，精准对应日系企业垄断的高端MLCC赛道。 本轮产业变革的核心特征，是MLCC需求的结构性分化，而非全行业周期复苏，这也是日本产业话语权持续强化的核心逻辑。当前全球MLCC市场呈现极致的冰火两重天：手机、PC等传统消费电子需求疲软，普通标准规格MLCC产能充足、竞争激烈、价格承压，不存在短缺行情；但适配AI服务器的高端专用MLCC，陷入持续性、刚性结构性短缺，供需缺口持续扩大。 之所以形成这种结构性差异，核心在于AI场景所需的MLCC，早已脱离普通消费级规格范畴，具备极高的技术、工艺、认证壁垒。AI服务器核心工况，要求MLCC必须同时满足小尺寸、高容量、低ESL（等效串联电感）、低高度、高耐压、耐高温、高可靠的严苛标准，且可适配die-side、land-side贴近芯片部署，参与嵌入式PDN设计。 其中低ESL性能是核心壁垒，也是日韩与国产厂商的核心差距。高频算力场景下，ESL参数直接决定电容的去耦能力，ESL过高会让电容在高频环境下失效，彻底丧失稳压降噪作用。村田、太阳诱电、TDK等日系龙头，凭借长期积累的材料、叠层、共烧工艺优势，实现了单层0.5μm介质薄膜、超1600层叠层的量产能力，对位精度可达±0.3μm，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可完美适配AI芯片的高频、大电流工况，这是普通MLCC产线无法复刻的核心优势。 更深层次来看，本轮高端MLCC短缺并非短期库存周期波动，而是技术、产能、认证三重壁垒构筑的长期供需错配，而这三重壁垒，基本由日本企业主导把控。 第一，需求端的增量逻辑彻底重构。本轮MLCC需求增长，并非来自服务器出货量的线性提升，而是单台AI服务器、单颗GPU、单个电源模块的MLCC用量与规格全面升级。算力功耗越高、架构越先进，近端高端MLCC的搭载数量与精度要求就越高，需求呈指数级增长。 第二，供给端产能无法快速释放。高端AI服务器MLCC无法通过普通产线简单改造量产，其小型化、高容量、低ESL、高耐压、高温可靠性的特性，涉及特种陶瓷粉体、电极浆料、精密叠层、低温共烧、高频测试等全套核心技术，量产良率把控难度极大。同时高端MLCC扩产周期长达18-24个月，核心生产设备交期1-2年，短期产能无法快速爬坡。且日系龙头经历多轮行业周期波动后，早已摒弃低端产能扩张策略，村田、太阳诱电、TDK持续收缩消费级标准品产能，将有限产能优先倾斜AI服务器、车载等高利润高端赛道，三星电机更是计划减产30%-35%标准品MLCC，进一步压缩低端供给、聚焦高端市场。目前村田在全球AI高端MLCC市场份额高达70%，形成近乎垄断的格局。 第三，客户认证壁垒构筑长期护城河。进入AI服务器核心供电网络的MLCC，并非简单的元器件采购替换，需要与主板设计、芯片封装、电源模块、散热系统、PDN仿真模型深度绑定验证，认证周期漫长、准入门槛极高。一旦通过头部算力厂商认证，即可形成长期稳定的独家或优先供货资格，新进入者难以快速替代。 行业普遍关注的硅电容替代逻辑，进一步印证了日系高端MLCC的不可替代性，二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场景分工、协同赋能。硅电容优势集中在die-side极近区域，可适配超高频瞬态电流处理，但板级电路、电源模块、48V高低压接口、land-side中高频去耦等核心场景，仍然需要大量高端MLCC支撑。硅电容的技术迭代，本质是行业对芯片电源完整性的极致追求，进一步放大了高端电容的价值，而非颠覆MLCC的产业地位。 纵观整条AI产业链，利润与价值正在从前端算力、光互联，持续向底层物理硬件渗透。GPU、HBM解决算力输出与数据存储问题，而高端MLCC解决算力稳定运行的底层保障问题。随着AI机架功耗持续攀升，48V/54V仅为过渡架构，400VDC/800VDC高压架构将成为未来主流，但无论远端供电架构如何迭代，芯片核心低压、大电流、高瞬态、高热密度的核心工况不会改变，高端MLCC的刚需地位将长期稳固。 本次日本产业考察的核心感悟：AI革命的竞争，从来不是单一技术的竞争，而是全产业链底层能力的比拼。 美国掌控AI算法与算力芯片话语权，韩国主导高端存储，而日本凭借数十年的材料与工艺积累，垄断了AI算力稳定运行的核心底层元件——高端MLCC。 当下的MLCC，早已跳出消费电子的周期桎梏，正式成为AI基础设施供电网络的核心核心。低端MLCC周期疲软、高端MLCC持续紧缺的结构性行情，不会是短期现象。在AI算力持续升级、供电架构持续迭代的背景下，日本企业凭借高端MLCC构筑的产业壁垒，将成为其在全球AI革命中最核心、最隐形的竞争力，这也是解读本轮AI产业格局，必须看懂的日本价值。

路透社引述日本企业近期披露的信息分析指出，关键矿产的短缺正开始影响日本整体经济，这使得高市早苗政府在寻找替代中国已切断出口的资源方面，面临着日益紧迫的压力。 自高市早苗于去年11月发表与台湾相关言论激怒北京以来，北京方面已切断了向日本出口某些关键矿产的渠道。 近期日经股指屡创新高，且日本央行发布的季度经济信心调查“短观调查”显示企业信心高涨，这些迹象表明经济正处于上升期。然而，日本企业关于关键矿产的风险提示出现前所未有的激增，这为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前景敲响了警钟。 瑞穗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东深泽武史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稀土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遍及整个供应链。”他还提到，电动汽车也加入了这场竞争。“企业不能抱有乐观态度。” 中国海关最新数据显示，去年11月至今年5月期间，中国未向日本出口铽或镝，而自12月以来，钇的出口量也微乎其微，导致日本对制造强力磁铁的关键原材料供应中断。 过去十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常规文件中，每月提及稀土的公告通常不足40条，且大多集中在材料和工业领域。但自5月以来，此类公告数量翻了一番，消费品和电子公司也越来越多地将其视为风险因素。 尽管日本各行业受到的冲击并不均衡，但冲击正在蔓延。乐天证券大宗商品分析师吉田哲表示，这种差异归因于各企业在北京收紧供应管制之前积累的库存量。 截至2025年，中国控制着全球约70%的稀土产量和60%的稀土储量。 东京一直在加紧寻找替代方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在利用投资和补贴与盟友和企业合作，以确保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 去年，高市早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就关键矿产和稀土问题进行协调，包括联合储备和快速响应供应安排。两国政府已就深海矿藏的联合开发进行过讨论，然而，实现商业规模的生产仍需数年时间。 高市也寄希望于七国集团6月份达成的加强稀土库存协调的计划，日本也已启动了一些稀土回收项目。 位于日本东京的投资研究与咨询机构 Yuri Group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亨伯（Yuriy Humber）指出，长达一年的出口限制将造成严重问题。他说：“显然，日本政府希望将此事保密，以免引起恐慌，且避免让中国获得初步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