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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设备】美国军用PCB自主并不影响商用,重视回调布局机会【东吴机械】 👉美国PCBAA提出军工供应链全面剔除中国PCB产品的核心诉求 近期,美国印刷电路板协会(PCBAA)正式向美国政府及国防部施压,明确提出军工供应链全面剔除中国PCB产品的核心诉求,美国设定2027年1月1日为军工供应链全面剔除相关国家PCB产品的最后截止日期。#此诉求并非突发事件,早在9月就已提出,##并且仅聚焦于国防军工PCB供应链。# 👉此诉求并不涉及商用AI PCB,不存在被限制风险 本次美国PCBAA诉求仅针对军工PCB领域,#不涉及商用PCB。美国前期涉及商用PCB管控的提案,##还要追溯到2021年。2021年众议院与参议院曾提出《加强保护免受中国印制电路板侵害法案》限制商用PCB进口,##但最终未在国会表决通过,##也没有落地成为法律。# 👉中国拥有全球PCB绝对优势地位,AI基建发展无法与中国PCB脱钩 全球PCB主力产能与供应基本为中国主导,AI PCB的爆发式需求无法与中国脱钩,仅靠美产能无法配套。另外PCB产业为重资产产业,且对环境影响大,对熟练技术工依赖程度高,产业难以快速实战脱钩与转移。另外中国大陆PCB企业大多在东南亚均有建厂,被限制风险小。#持续看好中国PCB与对应设备耗材产业链,重视回调布局机遇。# ☎【东吴机械】周尔双/陶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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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TY法案》:从2013到2026:等了13年的监管分水岭,这次真的要来了吗? 5月14日,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以15票赞成、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正式通过并推进了《数字资产市场 #CLARITY# 法案》(以下简称《#CLARITY法案》)。# 在获得民主党参议员Ruben Gallego和Angela Alsobrooks的支持后,这一两党合作的投票结果被广泛视为美国加密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时刻。 从金融监管史的宏观视角来看,这一法案的推进其历史意义堪比1933年确立了美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与资本形成基础的《证券法》。 在过去十余年中,美国由于缺乏系统、清晰的加密监管框架,导致市场扭曲、创新外流,消费者也暴露在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之中。 而《#CLARITY法案》的核心使命,正是要在联邦层面为加密行业建立完整的监管框架,厘清商品与证券的界限,从而在合规、市场结构与行业发展之间取得至关重要的平衡。# 然而,正如任何重大制度的诞生一样,该法案在通往最终法律的道路上仍面临诸多复杂的政治博弈与立法程序。 我将从将从市场结构变革、稳定币博弈、公链与公司法理冲突、以及当前立法进程中的不确定性等维度,对这一法案进行深度的结构化分析。 《CLARITY法案》的立法演进与动因 过去十年,美国在加密监管领域的失职,其本质是监管机构试图将21世纪的分布式技术强行套入20世纪中叶的法律框架中。这种“以执法代立法”(Regulation by Enforcement)的模式不仅造成了司法解释的混乱,也导致了严重的行政越权。 一、 制度滞后与创新外流的囚徒困境 由于美国长期缺乏统一的联邦监管框架,SEC(证券交易委员会)与CFT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司法管辖权上长期拉锯。 这种监管不确定性带来了双重恶果:劣币驱逐良币: 负责任的开发者因合规路径不明而举步维艰,而投机性强的“不良玩家”则利用监管真空设计出规避套利的产品,剥削消费者,最终引发了多起严重的市场灾难。 地缘创新版图的重塑: 监管的模糊性迫使大量的加密初创公司、技术人才和风投资金流向海外。 欧盟的《加密资产市场法规》(MiCA)和英国的加密监管框架,已经为加密资产提供了更具预测性的环境。 虽然目前全球尚未有任何一个司法管辖区能够完全设计出“完美”的监管方案,但如果美国持续缺位,长期的累积效应将导致核心数字资产的主导权彻底易手。 这类似于如果互联网时代的代表性企业(#如亚马逊、##谷歌、##微软、##英伟达# 等)最初均诞生于美国之外,其对美国国家竞争力的打击将是颠覆性的。 二、 立法范式的迭代演变 《CLARITY法案》并非凭空出现,它是前几轮两党立法博弈与迭代的集大成者。其法理逻辑主要继承自众议院的两份核心提案: 2024年的《21世纪金融创新与技术法案》(FIT21,H.R. 4763): 该法案旨在厘清SEC与CFTC的管辖分工,建立去中心化网络的认定路径,并在两党压倒性支持下(279票对136票)通过众议院。 2025年的众议院版《#CLARITY法案》(H#.R. 3633): 在2025年7月以更高的支持率(294票对134票,其中包括78名民主党人)通过,进一步巩固了市场结构立法的法理共识。 而在参议院层面,自2022年Lummis和Gillibrand首次提出两党加密框架法案以来,历经数个版本的讨论与修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终于在合并了各方意见后,于2026年5月推进了其管辖范围内的核心文本。 这标志着美国立法层面对加密资产的态度,已从最初的防范风险,演变为国家金融战略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制度工具。 一个典型的实证案例是2025年7月通过的《#GENIUS法案》(《引导和确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 该法案通过建立清晰的稳定币监管框架,不仅没有扼杀市场,反而释放了庞大的创新浪潮,巩固了美元在数字时代的长期主导地位。 当前的《CLARITY法案》正是沿着这一逻辑,试图将范围扩大到整个数字资产市场结构。 网络不是公司——《#CLARITY法案》的法理底层革命# 《CLARITY法案》最深刻的制度贡献,在于其从法律定义上承认了:网络(#Networks)在组织架构和经济模型上,与传统的公司(##Companies)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 工业时代公司法与信息时代网络架构的冲突 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公司法围绕着“排他性控制”与“资本形成”进行精细设计。其法理基础建立在科斯(Coase)的《企业的性质》之上——通过建立集中的管理层和所有权结构,来降低内部的交易和协调成本。 传统的证券法(如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默认存在一个清晰、长期的控制方,并要求该控制方进行持续的信息披露,以管理公众对创始人的信任。# 然而,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网络,其经济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控制权的分散: 区块链网络依赖于透明、不可篡改的代码规则来协调成千上万个彼此互不信任的节点、资本和资源,而不是依赖一个集中的所有权中心。 价值向边缘分配: 传统的公司型网络(如 #Uber、##Spotify# 等平台)往往具有强烈的垄断提取属性。网约车平台提取了司机创造的相当比例的价值,而创作者在数字音乐流媒体上只能获得微薄的分成。 因为传统公司法的目标是保护中介机构和它们的投资人,而非边缘的参与者。 网络效应的共有化: 区块链让“建造真正像网络一样运行、而不是像公司一样运行的网络”成为可能。网络的价值随着公众的使用而增加,且这种价值可以直接通过协议代币分配给网络边缘的实际参与者和建设者,从而消除了中介寻租的空间。 二、 摆脱“拟物化”监管的法理救赎 如果强行将为“公司”打造的Howey测试等证券监管框架,套用在“去中心化网络”上,其结果必然是将网络扭曲成公司的形态——迫使控制权重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重新引入中介机构,从而扼杀了区块链网络的核心优势。 《#CLARITY法案》的设计核心,正是为那些已经达到“足够去中心化”标准的区块链网络和数字资产提供一条明确的退出证券法管辖的合规路径。# 通过明确划分 #SEC(针对证券型、控制权集中的资产)与CFTC(针对去中心化、商品属性的资产)的职责边界,该法案使得建设者无需再为了迎合旧法规而被迫做出结构性的妥协,从而可以在安全、合规的环境下在美融资并进行长期建设。# 稳定币利益博弈与 $Circle 的结构性利好 随着全球美元稳定币的总供应量突破3000亿美元(其中 $USDT与 $USDC合计占据了约97%的市场份额),稳定币已从最初的交易所法币通道,演变为全球跨境支付和链上结算的重要基础设施。 在《CLARITY法案》中,针对稳定币收益率的最新妥协方案,成为了市场关注的核心焦点。 一、 收益率妥协方案的经济学逻辑 根据华尔街投资研究机构伯恩斯坦(#Bernstein)的研报,《CLARITY法案》目前的版本在稳定币利息支付上达成了一项微妙且影响深远的妥协:# 禁止被动持有收益: 法案禁止稳定币发行方向被动的代币持有者支付与银行存款“经济效果等同”的利息。 这一条款的法理基础是防止稳定币实质上变成“未经注册的货币市场基金”或“存款替代品”,从而引发传统银行业存款大规模流失(De-banking)的金融风险。 允许活性激励机制: 与此同时,法案允许与真实交易、支付及实际使用行为相关的奖励机制继续存在。 这一妥协方案,在经济学层面上,实际上对Circle和USDC生态系统构成了结构性的利好。 二、 #Circle# 的商业模式强化与防守 监管对现有模式的合法化: $Circle目前高度依赖与 #Coinbase# 等战略合作伙伴提供 $USDC 的持有及使用奖励计划。 法案对“活性激励”的豁免,意味着Circle现有的合规分销和用户留存路径获得了联邦监管的明确认可。 阻断高收益恶意竞争: 这一条款实质上限制了行业内其他缺乏合规牌照或离岸的稳定币发行方通过提供高收益(如利息化、收益型稳定币)来恶意争夺市场份额的空间。 它极大地抬高了新进入者的准入门槛,锁定了现有龙头的先发优势。 保护储备资产利差收益: 通过强化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而非“存款替代品”的法律定位,该法案有助于Circle维持其庞大储备资产(国债及现金)的利差收益模式,这也是其最重要的现金流来源。 因此,伯恩斯坦继续给予 #Circle“跑赢大盘”评级,并设定了190美元的目标价。# 三、 #USDC# 在链上生态与新兴技术的渗透 链上数据显示, $USDC 在链上支付和钱包转账中的占比正在持续攀升。特别是在快速演进的AI时代, $USDC 在AI Agent(智能体)支付协议 x402 中的支付占比已经超过了99%。 AI智能体需要极低摩擦、即时结算且合规的支付媒介,而无需银行账户参与。 $USDC 的合规化定位与技术可组合性,使其成为了AI数字经济的事实标准。 此外,#Circle# 推出的 #ARC# 链测试网已累计完成2.44亿笔交易,其此前通过 $ARC代币预售融资的2.22亿美元,吸引了包括 #a16z# crypto、Apollo Funds、ARK Invest以及传统资产管理巨头 #贝莱德(BlackRock)在内的顶级机构参与。# 这进一步证明了,一旦监管明确,传统金融巨头与Web3原生资本的合流速度将远超市场预期。 立法程序中的时间窗口与博弈 尽管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通过并推进《CLARITY法案》被业界视为历史性胜利,但多位资深分析师和立法专家警告称,该法案距离最终成为法律,仍需要跨越极其艰难的程序性障碍。 一、 立法程序中的核心瓶颈 两院文本的协调与合并: 接下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通过的法案需与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立法草案进行合并,形成一份完整的参议院版本市场结构法案。 参议院全体60票门槛: 合并后的完整法案需要提交给参议院全体进行辩论。为了克服潜在的冗长辩论(Filibuster)阻碍,法案在参议院全体表决中必须获得至少60票支持。这意味着除了共和党议员外,还需要获得比目前多得多的民主党议员的支持。 两院版本协调与总统签署: 在参议院通过后,还需与众议院通过的版本进行最终的协调,达成一致文本,最后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 二、 紧绷的国会日历与时间窗口博弈 根据加密记者 #Eleanor# Terrett 在社交平台披露的最新动态,当前的政治和国会时间线并不容乐观: 五月休会的延误: 由于共和党内部在边境安全协调法案等核心议题上存在持续分歧,参议院在阵亡将士纪念日休会前未能推进相关议程。 这意味着《CLARITY法案》的文本协调和表决时间争夺,不得不推迟至6月初国会复会后。 六月繁忙议程的挤压: 国会复会后,参议院日程已极度紧张。议员们必须优先处理包括住房法案、农业法案在内的多项国计民生法案,以及面临6月12日截止期限的《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续期。 概率评估与延期预期: 在此背景下,市场普遍预测《#CLARITY法案》在参议院的全体审议很可能会被推迟至2026年7月。# 如果无法在8月国会暑期休会前完成两院文本协调与总统签署,该法案的通过概率将受到实质性影响。 目前,投行TD Cowen虽然将该法案最终通过的概率从三分之一上调至40%,但也指出实质性分歧(如消费者保护细则、利益冲突条款及道德限制等)仍未完全解决。 #Polymarket# 预测其在2026年年内通过的概率约为62%,显示出市场在乐观预期中依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理性与审慎。 结语:制度博弈和未来的共识 尽管前路依然布满荆棘,但《CLARITY法案》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通过,已经发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信号:加密行业在美国,正在从边缘走向主流制度的核心。 正如白宫加密政策顾问Patrick Witt所言,如果该法案最终顺利通过,它将为整个行业提供约90%所需的监管框架和政策确定性。 它将结束过去十年监管解释反复横跳的混乱局面,给开发者、消费者以及正在将数万亿美元资产向链上迁移的传统金融机构,提供一个清晰的“操作手册”。 金融历史的发展表明,制度的建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不断的碰撞、试错、博弈与妥协中,逐渐寻找到平衡的过程。 从2025年《GENIUS法案》对稳定币创新的释放,到如今《CLARITY法案》对整体加密市场结构的法理重构,美国立法者正试图在这片数字土地上,建立起一套既能促进创新、又能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消费者的现代化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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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万散户遭杠杆爆雷血洗!韩国面临政治风暴,抛出五大“救市牌” 摘要:韩国股市暴跌令约70万散户深陷杠杆ETF血亏,政府救市压力陡增。稳市基金、卖空禁令、限制杠杆ETF、调整保证金要求、放宽回购规则“五大救市牌”齐上桌,但如何稳市场又避免道德风险,仍是最大考验。 韩国股市7月遭遇历史性暴跌,约70万散户投资者在杠杆ETF爆仓中损失惨重,政府正面临空前政治压力,当局已着手评估多项市场干预工具。 Kospi指数在本轮暴跌中接连跌破50日、100日和200日均线,杠杆ETF资产规模从6月峰值逾500亿美元骤降至约160亿美元,跌幅近70%。  据彭博等媒体周四报道,韩国市场当局正权衡更为激进的稳市方案,包括启用国家稳市基金、卖空禁令、限制杠杆ETF。周三,韩国企划财政部已召开"紧急市场状况研判会议",宣布维持最高级别市场警戒,并启动跨部门24小时监测机制。 此次危机的政治敏感性尤为突出。 韩国政府此前曾主动鼓励散户参与三星电子和SK 海力士主导的AI芯片股热潮,如今散户在48小时内遭受巨额亏损,令当局陷入两难。 Ethos Investment Management首席投资官James Fletcher表示,"当你引导家庭入市,而他们随后在48小时内蒙受如此规模的损失,采取行动的政治压力便会变得极为强烈。" 杠杆ETF成重灾区,散户损失触目惊心 本轮暴跌的核心导火索,是5月推出的挂钩三星电子和SK 海力士的杠杆ETF产品。这类产品设计用于放大标的股票的涨跌幅,在市场上行期吸引大批散户涌入,却在暴跌中将亏损成倍放大。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韩国投资证券(Korea Investment & Securities)披露,其88万名持有三星股票的客户中,近半数目前处于亏损状态;40.8万名持有SK 海力士的投资者中,亏损比例更高达近70%。 摩根大通数据显示,杠杆ETF资产规模从2026年初不足100亿美元,急速膨胀至6月的逾500亿美元,随后在7月底骤降至约160亿美元,峰值至今跌幅接近70%。 Pictet Asset Management驻伦敦高级投资经理Young Jae Lee指出,散户大量买入杠杆ETF推高波动率,同时迫使外资基金大举抛售,"对散户而言,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游戏。" 五大救市工具浮出水面 据彭博梳理,韩国当局目前正评估五项潜在干预手段。 国家稳市基金方面,政府已预留约10万亿韩元(约合69亿美元)用于市场动荡时期的股市稳定,该工具上一次实际动用可追溯至2008年金融危机。 不过,Indosuez Wealth Management亚洲首席策略师Francis Tan警告,贸然动用存在道德风险,"虽然韩国政府可以通过股市稳定基金提供定向流动性、帮助恢复信心,但这有可能扭曲市场信号。 "国民年金公团(NPS)作为全球最大养老基金之一,通常与政府协同行动,但Yuanta Securities Korea股票研究主管Choi HyunJae认为,NPS主动介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其国内股票配置比例已超出战略目标上限。 卖空禁令方面,据韩联社7月30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韩国交易所(KRX)已在内部评估暂停卖空的技术可行性及系统准备时间,同时检视将现行30%涨跌停板幅度收窄的可操作性。 知情人士强调,上述工作属于针对极端行情的预防性评估,并不意味着相关措施即将落地。韩国交易所随后公开否认,称未收到政府任何关于暂停卖空的要求,也未开展相关研究,并强调此类政策并非交易所能够自行决定。 Fibonacci Asset Management首席执行官Jung In Yun表示,卖空禁令应被视为"最后手段",因为"它可能在不解决根本问题的情况下损害外资信心"。 限制杠杆ETF方面,部分投资者和议员呼吁将相关产品强制退市,甚至有投资者团体在国会大门前摆放花圈以示抗议。 韩国顶级市场监管机构已对相关产品的推出表示"遗憾",但强制退市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当局已采取临时措施,包括暂停新产品上市、限制投资者持仓上限并提高交易成本。 保证金要求方面,散户大量借贷买股、价格下跌后遭强制平仓,加剧了市场波动。 Tan表示,政府可能考虑收紧保证金要求。Choi则建议,券商可适当放宽抵押品要求或给予短暂宽限期,以缓解机械性抛售压力,但他同时指出,此举将使券商承担更大风险并压缩保证金相关收入。 股票回购规则方面,政府还可能调整回购规定,鼓励已宣布回购计划且认为股价被低估的企业加快购股节奏。现行规则对企业单次回购规模设有上限,且须按预先披露的时间表分散执行。 政治压力倒逼救市,道德风险争议犹存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鉴于政府此前主动鼓励散户参与AI和存储芯片热潮,当局最终出手干预的概率正在上升。 James Fletcher表示,"对于一个积极鼓励散户入市的政府而言,这是一股强劲的逆风。" 目前,Kospi隔夜一度下跌5.5%,尽管三星电子公布强劲盈利,最终仍收跌约1%,显示市场信心尚未企稳。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抛售持续和监管趋严,杠杆ETF的新增资金流入已明显放缓甚至出现逆转,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杠杆进一步放大跌幅的风险,但分析人士提醒,市场波动性仍不容忽视。 如何在稳定市场与避免道德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将是韩国当局在政治压力与市场逻辑之间必须作出的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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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在乌克兰和中东把库存的爱国者导弹打得见底,军工巨头的股价却集体跌了一整年。 诺斯罗普·格鲁曼刚公布的三季度财报,订单储备冲到了创纪录的 1100 亿美元。 雷神和通用电气航空也跟着上调了全年的利润预期。 一边是军方急着掏钱补库存,一边是各家手握几十年一遇的垄断大单。 按理说,军火商的股价早就该被推上天了。 现实却恰恰相反。 整个美国军工板块今年不仅没跑赢大盘,反而跌了大约 3%。 通用电气航空甚至是今年第八次上调全年业绩指引,股价当天开盘照样往下跌。 这笔看似稳赚不赔的军火生意,到底卡在哪了? 走,我们去看看军工巨头的账本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订单都排到十年后了,坐等收钱不就行了吗? 军工生产不是做软件,不是把代码复制一份就能交货。 一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或者战斧巡航导弹,从下单采购零部件到最后整机验收,周期通常长达两到三年。 军方催着扩产,军工巨头就必须先自己掏真金白银去垫资。 建新的无尘组装车间,买昂贵的精密机床,提前采购钛合金、稀土磁铁和芯片,还要给高技能技工发工资。 这些前期的资本开支和存货,全都要实打实地吞掉账面上的现金。 这就是为什么通用电气航空虽然利润超了预期,但三季度的自由现金流只有 20.4 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 22.2 亿美元。 对于华尔街的老操盘手来说,自由现金流才是命根子。 没有落袋为安的现金,就没办法拿来分红和回购股票。 扩产越急,前期压在车间和供应链里的现金就越多。 如果只是垫资,等武器造出来交货,钱迟早还能收回来。 更要命的是合同条款。 在五角大楼的采购合同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固定价格合同。 这种合同往往是在两三年甚至五年前就签好的,单价早就锁死了。 普通消费品公司遇到通胀,反手就能给商品涨价。 军火商签了固定价格合同,面对飙升的原材料和人工成本,根本没办法随便给军方加价。 一架现代战斗机往往需要成百上千磅的高性能稀土磁铁,还有昂贵的特种铝材和专用芯片。 稀土库存一旦吃紧,上游采购成本翻倍,多出来的每一分钱,都得由军工巨头自己从利润里生生往下扣。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账面上的营收规模越来越大,手里的未交付订单越积越厚,单件武器的实际利润率却被成本通胀挤压得越来越薄。 就算军工巨头愿意加班加点多交货,工厂的流水线也根本跑不快。 卡住脖子的不是总装厂。 是上游的二级、三级供应商。 最典型的瓶颈就是固体火箭发动机。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军工产业经历了三十年的合并潮。 当年几十家独立的军工配套厂,最后合并整合得只剩下极少数玩家。 在全美能造战术导弹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独立商用供应商,长期以来基本上就剩下诺斯罗普·格鲁曼和被 L3Harris 收购的洛克达因两家。 不管是爱国者防空导弹、战斧巡航导弹还是萨德拦截弹,发动机全部要靠这几条狭窄的生产线供货。 造固体火箭发动机需要特种高能推进剂,需要耐高温的外壳缠绕,还需要漫长复杂的静态点火测试。 想要新开一条生产线或者认证一家新的替代供应商,走完军方的防务认证流程,少说也要两到三年。 上游的发动机交不出来,下游的总装厂就只能把造了一半的导弹壳体堆在仓库里。 资产变成了无法变现的在制品,资金周转速度被越拖越慢。 市场上确实在传五角大楼可能争取到 1.5 万亿美元的庞大预算。 但资本市场最清醒的一点在于:五角大楼的愿望清单,不等于国会划拨出来的真金白银。 从国会辩论、临时拨款法案,到最终每一份采购合同落实签字,中间还要经过漫长的政治博弈与审核。 在投资者眼里,一万多亿美元的预算数字只是远期画饼。 只要导弹还没真正通过验收、军方的货款还没打进账户,任何纸面上的订单扩张,都伴随着漫长的交付风险。 军工从来不是一个靠打仗就能立刻在股市印钞的轻资产行业。 军火库消耗得越快,暴露出的产能短板就越刺眼。 从一张催命的军购订单,到一枚真正出厂的精密导弹,中间隔着被锁死的固定合同价格、极度脆弱的二级零部件供应链,以及被不断垫资抽干的自由现金流。 当交货能力跟不上消耗速度,再庞大的未交付订单,在账本上也只能先是一笔沉重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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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用再猜了,万斯大概率就是下一届美国总统!真要是他入主白宫,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为何这么说?因为这个人从根上就把中国当对手,不是上台了才针对,是他这辈子的政治底色就是冲着中国来的! 美国政坛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现任总统还在忙着处理眼前的麻烦,下一任的座位就已经引来各方打量。 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尚未正式拉开帷幕,副总统万斯却早已成为共和党接班讨论中的重要人物。他究竟会不会走进白宫,现在还不能下定论。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他对华竞争的思路,已经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产业政策中逐渐显现。假如这套思路继续延伸,中美关系又会面临哪些考验? 万斯的政治道路,与美国制造业的兴衰有着密切联系。他来自俄亥俄州,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后来进入法律和投资领域,又凭借个人回忆录受到关注。 2022年,他当选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2024年成为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副手,2025年正式出任美国副总统。 从参议员到副总统,万斯的政治主张逐渐形成了鲜明特点。他强调美国工人的利益,主张恢复本土制造业,并对美国长期依赖海外供应链的模式提出批评。在他的论述中,中国经常与美国制造业竞争、贸易失衡和产业安全联系在一起。 这并非简单的口头强硬。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万斯支持通过关税等手段推动产业回流,也主张美国调整对外战略,把有限资源更多用于他所认定的长期竞争领域。 这套思路的核心,是让美国减少对外部生产体系的依赖,同时争取在先进制造业和关键技术领域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对中国而言,值得关注的不是某句竞选口号,而是这些主张能否进一步转化为实际政策。 2026年2月,万斯推动美国与多个国家讨论关键矿产合作,提出通过协调价格和贸易安排,降低美国对中国相关供应链的依赖。关键矿产涉及半导体、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以及国防工业,其重要性早已超出普通商品贸易的范畴。 这一动向说明,美国政府试图把贸易政策、产业保护和供应链安全结合起来。未来即使白宫主人发生变化,这些议题也很可能继续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万斯的外交理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美国必须重新分配战略资源。他长期质疑美国承担过多海外安全责任,主张盟友增加自身防务投入。这种思路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所有海外承诺,而是更强调投入是否符合美国自身利益。 如果这种政策取向进一步强化,美国对华竞争可能呈现出更加集中的特点。贸易壁垒、关键技术限制、供应链调整以及亚太安全部署,都可能成为政策工具。 不过,政策目标是一回事,实际效果又是另一回事。 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完整的产业配套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供应链不是一根电线,拔掉插头就能换个地方重新接上。企业搬迁需要资金、设备、熟练工人和成熟的上下游配套,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增加生产成本。 关税同样存在两面性。美国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可能影响本国企业和消费者;推动制造业回流,也需要面对投资周期、劳动力和市场需求等现实问题。政治口号可以在竞选集会上赢得掌声,却不能自动解决工厂建设和产业升级的难题。 更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并不能随意决定所有事情。国会、企业、盟友和国内选民都会对政策产生影响。欧洲国家有自己的安全与经济考虑,亚太国家也需要平衡自身利益。美国希望建立供应链合作网络,不代表其他国家就会无条件承担全部成本。 截至2026年10月17日,万斯仍未正式宣布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6月,他表示将在当年中期选举结束后,与妻子讨论下一步政治安排。10月初,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现阶段的重点是帮助共和党候选人争取选举胜利,而不是推进自己的总统竞选。特朗普虽然多次谈及万斯与鲁比奥的政治前景,但共和党最终由谁代表参选,仍有待后续发展。 因此,判断万斯的政治前景,不能只看他与特朗普的关系,也不能把当前的接班讨论直接等同于最终选举结果。美国总统选举还受到经济表现、社会议题、党内竞争和选民态度等多重因素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真正需要重视的,是美国对华竞争已经涉及产业、技术、资源和安全等多个领域。即使未来不是万斯入主白宫,这些结构性矛盾也不会自动消失。 面对外部压力,中国需要继续推动科技创新,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并通过平等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要坚定维护;具有合作空间的领域,也应努力避免矛盾不断升级。 大国关系不是一场只看谁嗓门更大的比赛。美国可以调整政策,中国也有自己的发展节奏。谁能把产业基础夯实,谁能持续提高科技实力,谁能在国际合作中创造更多共同利益,谁就更能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万斯是否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无论美国政坛如何变化,中国都没有必要围着某个候选人的政治日程转圈。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既不低估外部挑战,也不夸大一时困难,才是面对长期竞争更稳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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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方据称已接近发动一轮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特朗普突然踩下“刹车”取消打击计划,表示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之前,这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军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能够发动一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见”的军事行动。 根据特朗普的说法,协议内容包括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通行,以及消除来自伊朗的核威胁。他还表示,以色列也将遵守相关安排,在现阶段暂不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 特朗普随后似乎向参与斡旋的各方发出呼吁,他表示:“大家都行动起来,把这件事办成!”不过,他并未透露这一所谓外交突破的具体内容。伊朗方面以及参与相关谈判的地区国家截至目前也尚未作出回应。 不过,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宣称取得“突破性进展”。过去类似表态曾多次遭到相关方否认,或最终因现实因素而未能兑现。 霍尔木兹海峡是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重要通道,而其中绝大部分能源供应原本流向亚洲,德黑兰正利用这一事实上形成的封锁局面作为向特朗普施压的筹码,因为航运受阻持续推高国际油气价格。 对特朗普和共和党而言,能源价格上涨正成为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还有三个多月,选民即将对执政党的表现作出评判。油价上涨通常会迅速推高汽油价格,而高昂的出行成本可能进一步削弱选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给共和党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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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走马杜罗十个月后,美国为委内瑞拉民主做了什么? 10月25日,在海外流亡十个多月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科里娜·马查多回到国内。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她能安全回国,直接得益于美国支持的和解谈判;特朗普被问及此事时却说自己毫不知情。 这一幕折射出今年1月3日美军抓获马杜罗以来,美国对委政策的两面性:一边推动政治和解,一边迟迟没有给出选举时间表。 美国已经推动的改变 鲁比奥1月提出“稳定、复苏、过渡”三阶段计划,把释放或特赦反对派人士列为“复苏”阶段的内容,政治过渡则放在第三阶段。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2月19日签署大赦法,等于承认当局曾因政治原因关押数百人,而此前当局几十年来一直否认存在政治犯。据当地人权组织“刑事论坛”(Foro Penal)统计,1月19日全国有777名政治犯,到10月5日降至322人。 3月30日,美国重开关闭七年的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国务院称此举有助于与临时政府、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直接接触。特朗普政府承认2015年选出的国会是委内瑞拉最后一个民选机构,据报道,美方因此选定该届国会的反对派议员迪诺拉·菲盖拉(Dinorah Figuera)牵头谈判。 8月12日,迪诺拉·菲盖拉与政府代表、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Jorge Rodríguez)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启动司法改革,包括修改最高法院组织法。9月,国民议会通过修法,把法官提名委员会扩大到23人,其中12席归大学、律师协会等民间机构。10月21日结束的第三轮谈判又同意审查针对政治人物的参选禁令。 仍然缺失的部分 选举仍遥遥无期。特朗普9月2日在白宫表示委内瑞拉“还没准备好”举行选举,也没有给出任何时间表,同时称赞罗德里格斯干得很好。菲盖拉称,确定选举日期是全国选举委员会(CNE)的职权;外界则猜测总统选举可能推迟到2027年甚至2028年初。 目前民意支持度最高的马查多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资金方面,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的报告显示,特朗普政府在2026和2027财年预算中均未申请委内瑞拉民主项目资金,并试图削减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经费;国会最终仍为委内瑞拉民主项目拨款5000万美元。刑事论坛还批评大赦法像一个“漏斗”,拖慢甚至卡住了许多人的释放。 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的一篇分析认为,委内瑞拉已开始开放,但真正实现民主转型所需的制度和法律改革仍悬而未决。批评者则认为,美方9月达成的石油协议说明华盛顿关心的是石油而非民主化;特朗普政府坚称仍在寻求选举,只是经济必须先恢复。下一轮谈判定于11月11日至15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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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共如此关注列治文市选?从地下洗钱网络、袁荣祥到华人社团与加拿大政治的关系 一个只有20多万人口的加拿大城市,为什么会出现在洗钱调查、外国干预情报与跨国政治关系网络的交汇处? 把过去十多年的调查资料放在一起,会发现列治文(Richmond)具有几个特殊条件:庞大的华人社区、活跃的跨境资本、复杂的社团关系,以及能够进入加拿大政治体系的地方性接触渠道。 这些条件不代表华人社区存在问题,却能解释为什么外国政府可能特别重视这里的政治影响力。 一、为什么是列治文?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1年人口普查,列治文约54.3%的居民属于华人人口,是加拿大华人人口比例最高的主要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列治文拥有国际机场、重要的物流与贸易设施、大量房地产投资,以及与中国和亚洲密切往来的商业社区。 必须强调,机场及主要港口设施并不由市政府直接管辖。但市议会掌握土地规划、开发审批、地方基础设施、部分公共采购及社区政策等权力。 对于试图在加拿大建立长期影响力的外国政府而言,地方政治的价值不只是控制某个市政决定,更可能是建立商业联系、培养政治关系和接触未来更高层级政治人物。 这不是没有现实依据的推测。 2023年3月,《环球邮报》披露一份日期为2022年1月10日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报告。 据报道,时任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佟晓玲曾讨论利用社区组织及相关人士,支持符合北京利益的温哥华地方政治人物,并培养未来可能进入更高级别政治职位的人选。 这份情报针对的是温哥华2022年市选,并不能直接证明2026年列治文发生了同样的行动。但它揭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长期政治影响模式: 地方政治接触,可以成为未来更大政治影响力的起点。 二、列治文曾是加拿大重大洗钱调查的中心之一 2022年,BC省Cullen洗钱调查委员会确认,数以亿计加元的犯罪收益曾通过BC省赌场清洗。 列治文的River Rock Casino,以及涉及地下汇兑的Silver International调查,都是其中的重要案例。 警方调查披露,一些地下汇兑网络能够在加拿大提供大量现金,再通过海外资金安排完成价值转移。 这种机制使毒品犯罪等活动产生的现金有机会进入跨境资金循环。 调查还涉及高额赌场现金贷款和私人放贷活动。 但Silver International相关刑事检控最终中止,不能把所有被调查人员认定为已被法院判定有罪。 这些历史案件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当跨国资金网络与房地产、赌场、私人贷款和商业活动交织时,犯罪资金的来源与真正受益人可能变得难以辨认。 而当拥有大量资金和社会资源的人士同时活跃于政治捐款、社区组织及政界活动时,公众自然需要更清晰的资金透明度。 但金融风险与政治关系同时存在,并不自动证明犯罪资金流入政治活动。 三、袁荣祥:赌场调查与政治关系之间的真实交集 2026年10月13日,Global News再次报道袁荣祥(Rong Xiang “Tiger” Yuan)。 他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2008年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后来在加拿大经营商业活动。 根据Global News引述的BC省博彩监管记录: 2015年,袁荣祥在列治文River Rock Casino的现金买入超过400万加元。 由于现金来源问题,他被列为需要加强审查的高风险赌场客户。 相关法院资料还记载,他表示曾向他人借入大笔加元现金赌博,并在中国偿还债务。 这种跨境结算方式与历史调查发现的某些地下汇兑模式存在结构相似性,但不能因此认定袁荣祥进行了洗钱。 他从未因这些赌场交易受到洗钱刑事起诉,其律师也明确否认任何违法金融活动。 然而,袁荣祥的另一组公开记录同样值得关注。 他是Canada-China 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Friendly Relations(CCAPFR,中加友好关系促进组织)的创始董事之一。 他曾与加拿大联邦、省、市三级政府政治人物及中国领事官员共同出席社区活动。 Elections Canada记录显示,2016年他向特鲁多所在的Papineau自由党选区协会捐赠1,500加元,另向自由党捐款约2,800加元。 同一时期,与他相关公司的其他董事也有政治捐款记录。 2018年,他与曾进入赌场现金调查视野的Paul King Jin(金京),以及时任自由党国会议员Joe Peschisolido,出现在相关社区活动的公开照片中。 这些事实证明了什么? 一个曾受到博彩监管关注的人士,也能够通过合法捐款、社团活动和社区关系接触加拿大政治人物。 它们尚不能证明其捐款违法,也没有证据证明袁荣祥接受中共指令、利用洗钱资金资助选举。 袁荣祥的律师表示,他没有与加拿大政治人物建立私人关系,也未进行超出合法捐款范围的政治游说。 2026年,CBSA又对袁荣祥提出涉及历史战争行为和移民申请陈述的严重指控,案件已被转交移民与难民委员会。他否认指控,尚未经听证裁定。 这个案例真正揭示的是:赌场监管、移民审查、跨境财富及政治接触,可以集中在同一人物的公共记录中,而这些系统过去未必能够充分共享信息。 四、中共可能通过地方社团获得什么? 公开的加拿大安全情报报告与外国干预调查,已经指出一种重要风险:外国国家行为者可能借助社区组织、商业关系、媒体渠道及代理人士建立政治影响。 这与正常的华人社团活动必须明确区分。 华人社团组织节庆、接待官员、举办商业活动、鼓励加拿大公民参与政治,本身都是正常而合法的公共活动。 问题在于:如果这些活动背后存在未披露的外国政府指令、秘密资金、胁迫或有组织的欺骗,性质就可能从正常交流转变为外国干预。 从国家利益角度分析,外国政府可能希望通过这些渠道实现几种长期目标: 首先,建立政治关系。 地方政治人物经常参与社区活动,可能在未来进入省级或联邦政治。 其次,扩大政策影响。 包括经贸合作、公共采购、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态度,以及涉及台湾、香港、人权或外国干预问题时的公开立场。 再次,影响公共讨论。 地方华文媒体和社交网络能够塑造居民接触到的信息;但不能把所有亲中言论都认定为外国政府操控。 最后,建立持续的人脉网络。 相比一次性支持某场选举,能够跨越多届政府、多个党派和不同层级政治机构的关系更具有长期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地方选举不能简单视为与国家安全毫无关系。 五、2026年的列治文,出现了什么新的警讯? 2026年8月,调查记者Sam Cooper在The Bureau报道,据直接知情消息来源,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曾向列治文市长和市议员进行关于中国外国干预风险的闭门简报。 列治文市政府确实公布过7月6日特别闭门会议的议程,但公开议程没有确认完整简报内容。 因此,CSIS简报的具体情况仍应归于记者消息来源,而不是宣称市政府已经公布全部证据。 这至少说明,有调查记者获得消息认为,列治文地方政治面临值得情报机构关注的外国干预风险。 但截至2026年10月15日,公开资料仍没有证明某位列治文市长候选人接受了中国政府的秘密竞选资金或直接指令。 六、那张“从渥太华到维多利亚”的关系图说明什么? 附图来自Canadian Friends of Hong Kong与Found in Translation联合发布的关系图。 它将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商业团体、智库、华人社团和加拿大政治人物之间的多种联系放在一起。 其中涉及前BC省长Christy Clark、前厅长Teresa Wat、加拿大参议员Yuen Pau Woo,以及多名商界和社团人士。 这张图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跨机构关系研究的思路,但它是民间组织绘制的分析图,并非CSIS或法院认定的犯罪关系图。 公开接触、正常商业合作、政治捐款、政府任命、被调查的犯罪活动以及未经证实的政治指控,不能仅凭箭头连接就视为同一种关系。 它提出了值得核查的问题,却不能代替司法证据。 七、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资金和政治影响之间的透明度 将列治文的历史洗钱调查、袁荣祥的公开记录、华人社团政治活动,以及CSIS披露的外国干预情报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三个已经存在的现实: 第一,列治文曾经存在严重的跨境非法资金流转问题。 第二,部分在赌场调查中受到关注的人物,同时拥有政治捐款和社团活动记录。 第三,加拿大情报机构已经识别出中国政府试图影响地方政治、培养未来政治关系的风险。 这三项事实能够支持对金融网络、政治接触和外国影响活动之间潜在交集的严肃调查。 但它们还没有形成一条经证实的“洗钱资金→袁荣祥→中共组织→2026年列治文候选人”的完整证据链。 为什么北京可能重视列治文? 因为这里同时拥有与中国联系密切的经济活动、成熟的社区组织、重要的地方行政权力,以及通往加拿大更广泛政治体系的潜在关系渠道。 对于长期政治影响活动而言,这种组合具有现实吸引力。 但能否证明某项具体选举确实受到操纵,最终仍取决于资金记录、组织指令、通信证据和执法调查,而不是政治人物的族裔、合影或一般性对华立场。 列治文最值得追问的问题,不是哪些候选人与中国人交往,而是谁向竞选活动提供了资金、资源或指令,这些关系有没有依法披露,以及加拿大选民能否充分了解其中的外国政府利益。 地方民主的边界应该由依法享有政治权利的当地居民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外国政府秘密决定。 主要调查来源: Cullen Commission(2022) Global News,袁荣祥调查(2026年10月13日) The Globe and Mail,CSIS温哥华市选情报(2023年3月16日) The Bureau,列治文CSIS闭门简报报道(2026年8月1日) Elections BC,地方选举政治捐款规定 #RichmondBC# #列治文市选# #ForeignInterference# #MoneyLaundering# #Canada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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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现阶段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黄仁勋问题的严重性。 我提三个点。 第一,黄仁勋被证实与女下属发生婚外关系。 注意这里指的不是黄乐,而是另外两个来自公司内部的。 CEO在公司内有巨大的权力,这种来自权力的不正当关系有很大的问题。 这种关系是否影响了员工的晋升、薪酬和资源分配?下属是否能够真正自由地拒绝CEO?是否存在对其他员工的不公平待遇?如果关系破裂,下属是否有能力抵抗来自管理层的压力? 尤其Kimberly Powell是英伟达医疗保健业务副总裁,本身就是高管,身处公司高层管理体系之中,可能涉及利益冲突、管理独立性和内部监督。 你在外面找小三可以,无非是桃色新闻。在公司里乱搞哪有这么简单就蒙混过关? 目前看来,黄辞职的意思很可能是在公司层面放弃权力,以此换取董事会放弃调查。黄要是不肯辞职或者试图回到岗位,那就接着调查呗,看看能调查些啥出来。 黄有利用职务接近或胁迫下属吗?下属有因为不正当关系而受到便利或优待吗? 历史上因为CEO与员工发生婚恋或性关系,最终辞职、被解雇的案例多如牛毛,随便说几个:英特尔CEO Brian Krzanich,麦当劳CEO Steve Easterbrook,雀巢CEO Laurent Freixe,CNN总裁Jeff Zucker。 你以为这都是开玩笑的吗? 第二,涉嫌误导董事会。 路透社披露,2025年秋季,媒体开始关注他与Alice Huang的关系时,他向公司内部高管将两人的接触描述为正常商业往来。 2026年10月,在相关问题再次出现时,他又向总法律顾问Tim Teter、首席营销官Alison Wagonfeld等人强调,双方只是正常的客户业务往来。 11月8日,他向董事会承认自己有婚外关系,并公开向家人和同事道歉。 董事会的职能之一就是监管公司管理层。董事会是要为股东利益负责的。黄隐瞒关系,把公司置于风险之中,这是不是问题? 而且即便不考虑黄乐关于女间谍的种种涉及国家安全的风险,就算她只是一个普通客户,这也是不OK的。 这家供应商是否获得了不公平的商业待遇? CEO是否因为私人关系影响采购决策? 是否有商业机密泄露的风险? 是否需要调整管理权限,或者重新审查相关合同? 你们的交易合规吗? 这是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真调查起来绝对够他喝一壶的。唉你搞小三不要紧,你跟这小三的关联公司有几十亿美金的交易啊。就算不提芯片禁运这茬,你这交易本身没猫腻吗?在你们英伟达,只要跟高管睡觉就能拿订单的吗? 这样的事董事会要是能装聋作哑,那干脆解散了算了。英伟达的股票也可以再跌一跌。 第三,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向Megaspeed出口芯片涉嫌违反美国出口管制。 很多人只知道女间谍的事,觉得连美国情报部门都没坐实黄乐是中国间谍,这就没事了。 不,这很严重。这件事对标的是孟晚舟。 黄仁勋在这件事上跟孟晚舟有两个不同。 第一是,孟晚舟的罪名是银行欺诈。美国司法部指控华为及孟晚舟通过隐瞒华为与Skycom在伊朗业务上的真实关系,向银行作出虚假陈述,使银行继续处理可能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规定的美元交易。 而黄仁勋目前可能被指控的罪名是故意违反出口管制。 第二是孟晚舟的罪名是证实的,黄仁勋还未被指控和证实。所以他需要面对国会质询以及可能的司法调查。 对,他不一定真的有事,因为他的出轨对象涉嫌走私,不代表他也参与了走私。在司法上认定他具有主观嫌疑这件事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事绝对没完。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是严重的罪名,最高可判20年监禁,别指望这事不会被调查就能糊弄过去。 这要是能算了,那孟晚舟为什么不能算了? 此外向中国出口芯片与向伊朗出口服务器和电信设备这两件事的敏感程度完全不同。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美国人不调查才是个笑话。 ———— 最后来总结一下。第一第二点,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公司治理危机。多名女性、内部员工、商业合作伙伴、对董事会和公司高层隐瞒关系,这些因素叠加起来,黄丢掉CEO的位置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第三点出口管制的问题,潜在的严重程度更高,可能面临刑事指控。就算最后的调查结果是他不知情,这也不是现在就能下的判断。如今美国两党对芯片管制这件事上有共识,都有充分的动机推动调查,黄仁勋不被扒一层皮这事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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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郑习会”后访美,外界原本预计她有机会进入白宫艾森豪大楼,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官员会面。但最终未见现身,被指遭美方“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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