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热读# 如果安迪·伯纳姆成功当选英国下一任首相，他将面临与斯塔默相同的问题：经济停滞不前、借贷和支出几无回旋余地，以及大量愤怒选民。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默：“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 1、转型正义的概念与理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到先发生了一件事情，或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而后我们经过沉思，再给予概念化，提出我们的理论。转型正义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转型正义是一个牵涉广泛的议题。二战以后、七零年代，许多国家民主转型以后，新的政府接替了被推翻的专制政体，不能不面对被推翻的政府侵犯人权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学术界也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转型正义”一词与最早的一个转型正义理论，却是到了2000年才被提出来。本文中“转型正义”只涉及一个新兴的民主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被推翻的专制政府侵犯人权的罪行、怎么样去处理这问题，不涉及较广泛的范围。 2、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二战后，中国国共内战再起，蒋介石政权退到台湾，以专制手段统治，并实施长达30多年的戒严，直到蒋经国过世前一年才解除。但在这段长时期间，台湾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成长，使专制政府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不得不向新兴力量及民主改革的诉求妥协与让步，转型正义的议题也慢慢地浮现。 到了七零年代，党外运动逐渐成为一个力量。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坜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八零年代民主进步党成立，直到2000年陈水扁代表民进党参选，才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那么，台湾转型正义的经验是什么呢？蒋中正与蒋经国政府所犯下的严重人权侵害，最初在学术界与民间的讨论中，十分倾向于“南非模式”，这一点我有把握这样说，当时我也参加了相关的讨论。我与一些同仁最同情、认同的是“南非模式”──追求真相与和解，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处理，而非报复性地追究责任。这一做法，无疑比早期政府的态度进步一些。 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总统不愿意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达不希望再回顾过去，而应该往前看，实质上采取的是所谓“遗忘”的立场，类似阿根廷的模式。但是，这种立场当然受到民间团体的反对。因此，他不得不推动一些象征性的措施，例如建立了二二八纪念馆、公园，公开道歉，并透过设立基金会，给予受害人或其家属申请，经过审查后进行补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政府强调的是“补偿”而非“赔偿”，这两者之间的用语差异，在政坛上引起非常大的纠纷。 陈水扁政府初期作了不少承诺，一方面试图引进国际人权法典，另一方面也思考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在我看来，我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陈水扁执政时应该是推动转型正义最为恰当的时机，当时军方已失去政治干预的能力，而国际社会、国内民间团体也都期待改革。然而，事与愿违，在他第二任时期，朝小野大，既受到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牵制，同时，他与家人、亲信也逐步陷入反贪污的浪潮中，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政党轮替时的雄心壯志，也都付诸东流。2007年一些学界同仁对政府的表现非常不以为然，于是组成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努力，推动真相调查，进而促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 马英九政府基本上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试图在课纲方面“拨乱反正”，推翻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台独”倾向，但他却引进了国际人权法典，并建立了邀请国际学者专家来台湾审查政府人权报告的先例，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 蔡英文总统八年任期内的政策，可说是一步一步转向“惩罚”，一个程度上学习“东德模式”，其中荦荦大者，一是透过党产会将国民党所设的企业、基金会宣告为“附属机构”，而其拥有的资产称为“不当党产”，收归国库。二是设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主要工作包括保存与整理政治档案，并开放受害人申请调阅；保存不义遗址，如当年枪决政治犯的刑场；拆除蒋介石铜像。蒋介石铜像遍布公共场所，公园、博物馆、学校纪念馆、军营，但这些年来国防部仍然据以力争，坚持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何处理台北中正纪念堂也仍然争议不断、悬而不决。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了，如果以“东德模式”来讲，台湾转型正义既没有针对过往威权统治下人权侵害行为设定明确的罪刑法律，也没有积极的去追溯加害人。虽然，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些加害人已经过世或移居海外到加拿大、美国，但政府缺乏积极的追诉行动，也成为民间团体长期诟病的议题。再者，台湾也没有制定类似德国“除垢法”的机制，禁止在蒋介石、蒋经国政府时期担任公职的加害人继续留在政府工作，这也是引发“东厂事件”的原因。 促转会成立之初，一名副主任委员在内部会议中主张，应以政治手段干预、阻止某位国民党县市长候选人当选。这个消息传出后引起轩然大波。 促转会结束了任务后，转型正义的工作已经移交行政院，由不同的行政部门分别承办，整体来看，台湾转型正义的工作应该已经接近尾声。 3、想象中的中国转型正义：我们试探来想象中国民主转型与转型正义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本刊《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访谈文中指出，中国的民主转型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我的初步判断： 1）是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度艰难时，中国的菁英、掌权者、民间社会与海外意见领袖，才可能认真思考民主转型的问题； 2）是战争失败的情境下，比如说台湾问题引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若中国以战败结束，就有民主转型的可能。 而转型正义，一个程度是伴随民主转型来的，这点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十分了解了。我建议在讨论、谈判“联邦宪法”时也将转型正义的几个大原则做出决定。参考了南非、东德与阿根廷的经验，我先提出以下两个原则： 1）时间界定必需明确。中国的转型正义应该有清楚的追溯时期范围，不能无限制地回溯所有的历史事件。我建议以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的三十多年为期限。虽然毛泽东时代存在大规模的人权侵害，但许多当事人已逝，资料也较难取得。更关键的是，邓小平执政后已启动了一波平反的工程，在胡耀邦主持下，针对毛泽东时期遭受迫害的人民，进行名誉恢复与职务复原，虽然这工程并不完善，但也算是做过了。因此，我们应该将重心放在198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 2）聚焦重大事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处理所有的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阿根廷的经验提醒我们，应优先专注于关键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发生的经验，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我们应该从哪几个重大的事件做起？ 1）八九民运的受害者； 2）江泽民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3）八零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过程中广泛发生的土地侵占与迫迁事件。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到现在还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4）近年来透过新科技的全面监控，包括人脸辨识、生成式人工智慧等科技，对人民隐私与自由的侵害； 5）西藏同化政策； 6）新疆的再教育营(集中营)问题； 7）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8）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监控网络，例如建立海外警察局以监控海外中国公民与移民。 我想假如能在这些方面开始展开工作，已经是跨出一小步了。 ------- 在转型由掌权者启动、主导的情况，放弃起诉和审判反人权犯罪是否有合理性、是否有悖正义的原则？从迄今的情况看，中国未来最可能的民主转型模式是什么？基于不同的模式，应选择什么转型正义政策？为什么责任的追究需要限于少数犯有严重反人权罪行的人，而不宜扩大到在专制政权中工作的所有人员？ 详见笔谈《转型模式与转型正义：中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之前没放一页版出来，是有朋友反映字太多。 由于两个版本 ai 工作原理不同，默人版是先筛选话题再总结，一页版是 ai 读所有内容总结，2个放在一起信息和视角更全面。 群聊早报和热门代币雷达，已经满足我的信息需求了： 不追求实时性，只需要知道“大家在聊啥”“今天发生了啥”，形成交易背景。

「它不需要明確禁止什麼，卻得以使創作者在表達之前、策展人在寫方案之時，就進行自我調整。」 在中國，「報備」已成為藝術機構日常工作中默認的一環。這種前置性的管理邏輯，使展覽尚未公開，就已進入被評估與調整的狀態，權力也滲透至整個展覽的製作週期。 報備、延期、調整建議、沒有明確回覆……標準模糊、程序充滿延宕與不透明，邊界無從判斷。而這種不確定性，本身就是機制的一部分。 久而久之，「報備」不再只是一道行政手續，而是悄悄成為行業內部自我審查的基礎設施。紅線隨時移動，沒人知道它這次在哪；對紅線的持續揣測，也逐漸內化為一種退讓的本能，展覽內容因此變得越來越保守。 👉 請點擊連結，閱讀全文。當審查發生在作品完成之前，甚至早在創作開始之前，藝術還能如何創作：

我们时不时会看到有网友想象在中国推行联邦制会是什么样子。除有人鼓吹联邦主义之外，政治学家也先后注意到中国存在“财政联邦主义”或“事实上的联邦主义”等现象。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家黄默，是鼓吹联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为此，《中国民主季刊》主编王天成对黄默做了一期专访。 王天成提出，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其前提必须是中国实现了民主自由，否则一个专制的中央政权势必侵蚀地方自治权。 与此同时，王天成也注意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阿尔弗雷德• 斯泰潘教授（Alfred Stepan）提出的“局部联邦制”（federacy）概念，比如西班牙就用联邦制来解决加泰隆尼亚与巴斯克地区的自治问题。 中国是否可以采用“局部联邦制”在大一统和分裂主义两个极端之间，确立一个相对折衷的道路呢？ 黄默表示，如果将来中国可能接受联邦制的话，一定会是汉人政权发生危机的时候，比方说战争或经济危机。因为只有在发生危机的时候，联邦制倡议才能得到社会共鸣，得到一部分政党、政治人物的同意。 众所周知，美国是从邦联制转向联邦制的，美国立宪基础是因为有明确的邦联制，但中国却缺乏这样的基础。不过危机的“好处”，就是有些本来的原则不尽然会发挥作用。像美国起初反对联邦制的人也很多，但是因为出现了许多重大危机，迫使政治精英们坐下来开会谈判，最终联邦制成了一个折衷选项。 ------ 有关这次访谈的全部内容，敬请阅读原文《中华联邦：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选项》： ------ 我们的季刊免费向公众开放，您的下载、传播和阅读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感谢读者！ 《中国民主季刊》2026年第2期（最新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往期下载： 《中国民主季刊》Substack专栏：

Christopher Nolan 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为何能接二连三的拍出如此多佳作？ 有人说，很多导演是在拍电影，诺兰是在用电影建造时间、梦境与宇宙。 诺兰为什么如此天才，又为什么能成为这个时代少数既叫好、又叫座，还能让好莱坞把数亿美元交到他手里的导演？ 答案可能不只是“天赋”，而是几种极其罕见的能力，长期叠加在了同一个人身上。 诺兰1970年出生于伦敦，7岁时看完《星球大战》，便开始用父亲的Super 8摄影机拍电影。 他没有读电影学院，而是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英国文学。这个看似“走错的路”，后来却成了他最重要的底层训练：他研究的不是镜头技巧，而是故事如何操纵时间、记忆、视角与人性。 大学期间，他担任电影社主席，和后来成为妻子的Emma Thomas一起放映35毫米电影，再用赚到的钱拍自己的短片。两人后来共同创办Syncopy，Emma也制作了诺兰执导的每一部长片。 1998年，诺兰用大约6000美元拍出第一部长片《追随》。 因为没钱，演员和工作人员平时都要上班，只能利用周末拍摄；没有昂贵布景，就使用朋友的公寓和街头实景；为了节省胶片，他要求演员提前反复排练，尽量一两遍完成。 很多导演是在有资源之后才建立风格。诺兰却是在没有资源的时候，被迫建立了自己的方法：极度准备、精确控制、让结构本身产生力量。 两年后的《记忆碎片》，用倒叙结构让观众亲身体验一个失去短期记忆的人如何理解世界，也让诺兰一举成名。 此后，他完成了一条在好莱坞几乎不可复制的升级路线： 从6000美元的《追随》，到《记忆碎片》；从重启蝙蝠侠，到拿着《黑暗骑士》赢来的行业信用拍摄原创电影《盗梦空间》；再从《星际穿越》《敦刻尔克》，走到《奥本海默》和《奥德赛》。 《奥本海默》让他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影片也获得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而《奥德赛》，正是《奥本海默》意外取得巨大商业成功之后，好莱坞再次交给他的“金色门票”。 诺兰真正罕见的地方有几点： 第一，他同时拥有文学家的结构能力、工程师的精确和电影人的直觉。 他拍的从来不只是科幻或战争，而是把非常古老的人类问题藏进宏大的概念里： 《记忆碎片》问：没有记忆，我们还是原来的自己吗？ 《盗梦空间》问：如果一个念头可以被植入，我们如何确认什么是自己的意志？ 《星际穿越》讲的不是宇宙，而是时间如何改变爱。 《奥本海默》讲的也不只是原子弹，而是知识、权力与道德责任。 《奥德赛》表面是英雄历险，内核却是一个经历战争的中年男人，如何穿越诱惑、创伤与死亡，重新回到妻子、儿子和自己的身边。 第二，他相信观众的智力。 好莱坞通常会把复杂故事改得更简单，诺兰却反其道而行：他给观众谜题，却也给观众情感入口。 你可能没有完全理解《盗梦空间》的每一层梦境，却能理解一个父亲想回家见孩子；你可能不了解量子物理，却能理解《星际穿越》中父女被时间分开的痛苦。 他的电影复杂，却很少冷漠。 第三，他把限制变成创造力。 没有钱时，他用非线性结构弥补规模；有了钱之后，他也没有让技术替代真实，而是尽可能使用实景、真实机械装置和IMAX胶片摄影。 《奥德赛》更成为第一部全片使用IMAX摄影机拍摄的长片。为了让原本极其嘈杂的IMAX摄影机也能拍摄亲密对白，他和团队甚至推动了新的摄影技术与工作方式。 与此相对应的，片中大量的场景都是实景，而不是特效。 他使用技术和真实场景，目的就是为了让观众体验到更真实的世界。 第四，他懂得保护自己的注意力。 诺兰至今不用智能手机，也没有自己的电子邮箱。他并不是反对科技，而是不愿让自己的思考被无数碎片化信息占据。 在一个所有人都在争夺注意力的时代，他把注意力留给了阅读、思考和创造。 第五，也是常被忽略的一点：诺兰并不是一个人的天才。 Emma Thomas既是他的妻子，也是他从大学时代一路走来的制片搭档。诺兰负责想象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世界，Emma负责把它们变成可以在预算、时间和现实条件下完成的电影。 截至2026年，两人合作的电影全球票房已经超过60亿美元。《奥德赛》跨越六个国家，拍摄91天，甚至比计划提前9天完成。 真正伟大的创造力，往往不是孤独天才的一次灵光乍现，而是想象力、纪律、长期合作与行业信用共同累积的结果。 所以，诺兰的成功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他每拍成一部“不可能的电影”，就为下一部更不可能的电影换来一点自由。 这是诺兰非常值得创作者学习的地方：不要等待别人一次性给你最大的舞台。先在有限条件下，完成一件足以让别人相信你的作品；再用这份信任，去交换下一次更大的冒险。 诺兰不是因为拥有无限资源，才成为诺兰。 而是因为在只有6000美元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像诺兰那样思考了。 你们最喜欢的导演是谁呢？他们又是如何成功的？

柏林CSD撞车袭击导致1死17伤，中国简中官媒报道却只字不提“骄傲游行”🇩🇪🏳️‍🌈🇨🇳 2026年7月25日晚10时许，德国柏林蒂尔加滕公园（Tiergarten）附近发生车辆冲撞人群事件，肇事地点正是Christopher Street Day, CSD 柏林骄傲游行庆典活动的外围区域。据德国警方及路透社、美联社等媒体报道，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超过16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危重。警方已锁定一名21岁嫌疑人，据称与柏林本地伊斯兰极端主义圈子有关联，尚未落网，正在全城搜捕。德国总理默茨将此事件称为“对我们社会的攻击”，柏林市长魏格纳则表示这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 央视新闻、新浪新闻、中国新闻网等中国媒体转引的通稿式报道对此均有覆盖，但措辞高度一致地表述为“柏林市中心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只交代地点、伤亡数字与警方搜捕进展，通篇不出现CSD、骄傲游行、LGBT等任何指向事件性质的关键词。仅从这些中文报道判断，读者完全无法得知遇袭人群正是参加同志大游行庆典的人群。 讽刺的是，央视旗下面向国际受众的英文频道CGTN在报道同一事件时使用了"The incident occurred during the Christopher Street Day parade, Berlin's largest Pride celebration."的表述，明确交代了节日以及事发场合。同一官方媒体体系内，英文报道保留了这一关键信息，中文报道却将其抹去，这种按语言版本区别处理信息完整度的做法，很难用巧合解释。 类似的省略并非第一次出现。2024年底柏林持刀袭击、2025年3月曼海姆撞人事件，央视相关报道同样习惯用"持刀袭击""汽车冲撞人群"等去语境化表述覆盖报道，回避事件的社会背景。当袭击对象是LGBT群体的公开集会时，这种处理尤其值得记录：它意味着中国公众几乎不可能从官方渠道得知，同性恋群体在其他国家的和平集会仍会遭受针对性的暴力威胁。同志群体身份无论是庆祝或者受到伤害，都无法出现在中国官媒的报道里。 参考来源： 🔗 🔗 🔗 🔗 CGTN的报道： 🔗

荣耀神的生命：纪念冯秉诚牧师 /赵晓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提后4:7 昨日得知冯秉诚牧师安息主怀，我心中十分沉重。2008年，我曾在旧金山与冯牧师相聚，他温和谦逊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眼前。 消息传开后，许多曾听过他讲道、读过《游子吟》的人纷纷表达怀念。有人因他的论证重新思考信仰，有人因他的见证归向基督。如今，讲道者的声音止息了，但他所传扬的福音仍在，因为传道人会过去，主的话却永远长存。 一、从认识受造界，到敬拜创造主 冯秉诚牧师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并于1987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他不是先学神学再谈科学，而是在完整的现代科学训练中，最终归向基督。 科学能够帮助人认识受造界，却不能取代创造主。宇宙的秩序、生命的奥秘、人的理性与道德意识，都不断促使人追问世界与生命的意义。但人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知识有限，更是心灵远离上帝。 冯牧师的一生提醒我们：科学能够研究世界，却不能救赎灵魂；理性能够分析证据，却不能赦免人的罪。人最终需要的，不只是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而是救主耶稣基督。 二、《游子吟》：写给漂泊者的福音呼唤 冯牧师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游子吟——永恒在召唤》。 “游子”不仅是远离故乡的人，更是所有离开上帝、在人生中寻找归宿的人。人可以在学业、事业和财富上不断进步，却仍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为何而活、将往哪里去。 《游子吟》之所以影响深远，不只是因为它回应了科学与信仰的疑问，更因为它触及人内心深处的漂泊。冯牧师指出，基督信仰建立在上帝真实的启示、基督道成肉身、十字架代赎和复活的历史事实上。 福音不是帮助人稍微改善自己，而是呼召罪人与上帝和好，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2002年，我在北美思考人生时，《游子吟》正是促使我“回家”的重要著作。一本书本身不能使人重生，但神常借着忠心的文字拆毁偏见，引人来到福音面前。冯牧师的文字，正是这样被主使用的器皿。 三、《圣经的权威》：从相信上帝，到顺服圣经 在我看来，比《游子吟》更能代表冯牧师成熟神学思想的，是《圣经的权威》。 《游子吟》回答“为什么可以相信上帝”；《圣经的权威》则回答“为什么可以相信圣经”。书中论述圣经的启示、默示、无误与权威，并回应现代自然主义、高等批判和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挑战。 冯牧师强调，基督徒信仰最终不是建立在人的理性、教会传统、个人经验或某位传道人的见证上，而是建立在上帝永不改变的话语上。 《游子吟》帮助我认识上帝，《圣经的权威》则帮助我更加确信神的话。这两部著作共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护教道路：前者引人进入信仰，后者帮助人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前者使人走近福音，后者使人扎根圣经。 四、他不仅留下文字，更留下生命 纪念冯牧师，不能只记得他的著作，也要记得他的生命。 首先，他放下了世人羡慕的科研道路，回应神的呼召。他曾坦率承认，自己一度希望先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更大成就，再出来全职事奉，因为害怕别人误解他是在科研道路受挫后才去传道。 后来他认识到，这样的想法表面上是荣耀神，实际上却掺杂着荣耀自己的动机。于是，他放下自己的规划，顺服神的带领。1997年，他正式开始全职传道，后来接受神学装备并被按立为牧师。 这段经历令人动容，因为他不仅讲谦卑，也亲自经历谦卑；不仅劝人顺服神，也首先让自己顺服神。 其次，他让科学成为福音的桥梁，而不是福音的替代品。他常常从科学谈起，却从不停留在科学。他知道，自然可以显明上帝的大能，却不能拯救人的灵魂；科学可以研究世界如何运行，却不能回答人为何存在。 因此，《游子吟》的中心不是科学，而是十字架；不是证明人多么聪明，而是引导人认识基督。 第三，他以温柔谦卑的生命见证真理。许多人对他的共同印象是温和、理性、谦逊、平易近人。他不是靠激烈争辩赢得人，而是以温柔坚定的见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 最重要的是，他一生真正高举的不是自己，而是耶稣基督。他最大的成就，不是成为著名作者或护教学者，而是借着文字和生命，把许多人带到圣经、十字架和基督面前。 五、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 纪念一位传道人，最大的危险，是把人的成就放在福音之前。 冯秉诚牧师最值得纪念的，不只是他的聪明，也不只是《游子吟》的影响，而是上帝使用这位蒙恩的罪人，把许多漂泊者带到基督面前。 荣耀神，不等于一生没有软弱，也不等于每项事工都轰轰烈烈。荣耀神，是承认恩赐、机会和果效都从神而来；是在真理上忠心，在服事中谦卑，在有限的年日里完成主所托付的工作。 真正忠心的传道人，不是建立自己的名声，而是把人指向耶稣基督。